教書
從參加工作到退休，我的職業一直都是教師，當然，我從事的主要工作就是教書啦。這書一教就是40年。與那些終身不離講臺的老先生比，我的教齡不算長，但作爲一名普通教師，40年也算得上是漫長歲月了。40年間，我也幹過士農工商、黨政工團，但那些工作，或爲間歇，或爲兼職，無法沖淡教書這個主業。除教齡外，我的教書生涯還有三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跨度大，從小學一年級一直教到了大學四年級，跨了十六個年級。不能說我把各級學校的所有年級都教過來了：我沒有教過學前班，沒有當過碩導、博導，因爲我所在的這所學校的這個專業沒有碩士點和博士點。但儘管如此，教學能跨十六個年級者，在所有的教師中也算得上是少數了。第二個特點是科目多，中學的語文、政治、數、理、化、史、地、生，我都教過；大學中文專業和外文專業的大部分課程我也教過。中文專業如古代漢語、現代漢語、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當代文學、外國文學、寫作通論，乃至秘書學和應用寫作；外文專業如精讀、泛讀、語法、聽說、口語、國情、文選、文學史、翻譯學等，均被我囊括其中。第三個特點是在40年的教學生涯中，我從來沒有寫過教案，但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無論我教哪個年級，哪個學科，都被學生認爲是好老師。
我教學之路的第一步是被流放至窮鄉僻壤，盡享瘋狂中的恬靜時邁出的。當時已經到了十年動亂的中後期，大概是1972年，鄧小平出來主持工作的時候，也是我與那位天津師大畢業的同伴心無旁騖地當著農民的時候。上級來了通知，讓我們分別到兩個村子去教小學。我去的那個村叫杏樹溝。它的景色同它的村名一樣美，十幾里長的一條大山溝，長滿了野山杏樹，杏樹叢中，稀稀拉拉地散落著十幾戶人家。春暖花開之際，漫山遍野都開著杏花。杏花不像桃花那麼紅，也不像梨花那麼白。站在山溝一頭的一個陡坡放眼望去，十里長溝，一片粉白，在粉花綠葉的空隙間，偶爾能看到一兩間農舍，或草頂，或瓦頂，有時還依稀可見青煙繚繞，隱約可聞雞鳴犬吠，給這荒涼的大山溝增添了幾分生氣。上海十里洋場的繁華，家鄉十里鋼城的火熱，似乎都不如這十里花溝的燦爛。金秋季節，樹上的杏子成熟了，但這種果實的口味並不好，酸中帶苦，個頭也很小，大一點的也只有乒乓球那麼大。村民們沒有人去吃它，任憑野鳥啄食，聽其隨風撒落。等到果肉腐爛消失以後，村民們就沿著山溝到處撿拾杏核。別看杏子果肉不美，杏仁卻十分甜潤可口。農民們把這些杏核裝進麻袋，用驢子馱著送到十幾里路之外的公社供銷社去，能換回幾個零錢來供急需時開銷。我想，現在那裡的山民們一定很富裕了，光憑這些杏核，每家每戶就都能賺回大筆的錢，可在當時……
回過頭來再說教書吧。這條大山溝裡的十幾戶人家中，識字者寥寥無幾。農民們也盼著子女能識幾個字，起碼在劃工分、分糧食的時候不至於受騙。動亂開始之前，山溝裡的一間破廟也曾經是一所小學，本村的一位初中畢業生曾在這裡當過民辦教師，有些孩子在這所小學裡讀過書。動亂開始了，學校停課了，那位民辦教師又當回了農民，掙他的工分去了，學生們也都回家幫著父母去砍柴、燒火、照顧弟弟妹妹。此時，聽說學校要重新開課，而且來做教師的是一位從城市來的大學生，農民們有的欣喜，有的好奇，更多的是期待。他們把那間早已凋敝不堪的破廟又重新整理了一番，擺上一些灰磚和土坯作爲學生的桌椅，不知從誰家弄來一條高一點的長幾放在前面就當我的講桌，牆上原來就有一塊用石灰抹的黑板，現在他們又用墨汁把它塗了塗。這樣，一所學校就落成了。我上任的那一天，整個山溝裡的幾十口人都聚在廟門口，算是給我舉行的歡迎儀式。農民們樸實，不會講空話，只是七嘴八舌地閒聊了幾句，大家就散去了。我的教學生涯就這樣開始了。
全班一共有十一二名學生，最小的七八歲，最大的已經將近二十歲了。按照學生文化水平的不同，把他們分成了五個年級（當時農村小學是五年制）。記得當時一年級的學生最多，大約有五六個人，其他各年級的都只有一兩個人。五個年級的學生同時在一個教室裡上課，這種教學方式叫“複式教學”。老師給一個年級的學生講課的時候，就佈置其他年級的學生做練習。有過“複式教學”經驗的教師告訴我，寫教案的時候要在教案本上劃出幾個豎格來。同一時間，這個年級幹什麼，那個年級幹什麼，都要標示出來。我說過，我這個人是教學的無政府主義者，從來不寫教案，一切由自己靈活掌握。課程只開兩門：語文和算術；上下課沒有信號，好在我還有一塊手錶，時間不會差得太多。至於在課堂上給哪個年級講多長時間，講什麼；讓哪個年級練多長時間，練什麼，也都隨我心之所欲。我這個人天生是教書的料，搞“複式教學”雖然算不上什麼特別複雜的事，但我從來沒幹過，應該說還是有一定難度的。不過我一上手就能應付裕如。面對這十幾個學生，說我伶牙俐齒，滿腹經綸，毫不爲過。僅僅過了一個星期，這些大大小小的孩子們就被我迷住了，一個個隨著我團團轉。這其中還發生過一些很有趣的故事。
首先是我教學的無政府主義，說得好聽一點，叫“教學民主，師生平等”。剛一到任，山裡的大小孩子都把我看成遙不可及的人物。學生們不敢說對我敬而遠之，在課堂上起碼是拘謹有餘，自如不足。但他們與我接觸不夠一個星期，這種拘謹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學生們年齡不同，年級不同，我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固然有所不同。但無論如何他們畢竟是孩子，七八歲的也好，二十歲左右的也好，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好奇心強。他們中間絕大多數連縣城都沒有去過，有超過一半的人沒有出過這條山溝。不能說他們孤陋寡聞，因爲山溝裡的事情他們比我知道得多，但我腦中的知識，心裡的故事，對他們來講畢竟是新鮮的。正是鑑於此，我所搞的“複式教學”與那些搞“複式教學”的前輩專家們有著很大的區別。這種區別的關鍵點就是有分有合。我說過，我從教四十餘年，從小學一年級到大學四年級，無論教的是什麼學科，從來沒有寫過教案，所以我在課堂上隨意性比較強。這種隨意性雖被人譏爲“教學的無政府主義”，但，正如毛主席所說的，我“至今不悔”。正是這種“教學的無政府主義”
給了學生更多的知識，受到了學生更大的歡迎。在大山溝裡我教學生涯的起步階段，這個特點就已經體現出來了。我在完成教學任務的同時，總是不失時機地往孩子們的頭腦裡灌輸一些新鮮的東西，這個時候就是“合”了。山裡的孩子智商一點都不低，有時候連我都認爲他們接受起來比較困難的東西，實踐證明，他們輕而易舉地就把這些東西攫進了自己的頭腦。後來，我對他們的自信心越來越強，給他們灌輸的東西也就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深入。我舉兩個至今記憶猶新的例子。一個是給他們講簡·愛的故事。也許是我講得太娓娓動聽了，也許是孩子們太投入了，當我講到羅切斯特雙目失明以後，簡·愛又回到了他的身邊時，十幾個孩子，無論大小，個個眼含淚花。被他們所感動，我這個講述者也忍不住熱淚盈眶了。用現在的話講，這叫“互動”，師生互動到情感交融的程度，學生們能不喜歡你這個老師嗎？另一個例子是，我跟他們共同體會李清照的《如夢令》，當說到“綠肥紅瘦”時，他們每個人都能說出是“葉多花少”。後來我在城裡教中學語文時，有不少初中學生的反映都沒有這麼快，看來主要是他們有切身體會。實踐出真知嘛！山溝雖然閉塞，但山民們畢竟有出去的時候。這樣，他們就成了我的義務宣傳員。沒過多久，我在周圍的十里八鄉居然聲名遠揚。甚至有好學者，每天從溝外步行幾十里路來聽我的課。說實在話，當時確實有幾分沾沾自喜，不過後來想起來，難免有些後怕。那畢竟是在閉塞的山溝裡，山裡的孩子們天真、樸實、渴求知識，他們並沒有覺得我所講的觸犯了什麼禁忌。假如是在城裡，我講那些東西，肯定會被扣上“宣揚封、資、修”的帽子，真讓人戴上尖帽子被拉到街上去批鬥也未可知。這就是我多次表白過的“流放的幸運”。
所謂“教學的無政府主義”，恕我狂言，其實是真正的教學民主，因材施教。這種理念，從那個山溝開始奠定，以後越來越堅實，它伴隨了我整個的教學生涯。在山溝那間破廟裡，我和孩子們真正做到了平等相待。我把他們當做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其實有的比我小不了幾歲），他們也把我看成是自己的大哥哥。我經常走下講臺，與他們一起坐在用灰磚和土坯搭成的矮凳上，和他們共同探尋知識，甚至討論人生。這不同於大學裡的“семинар”，也不同於故意製作的“情境教學”，而是一種情感的自然流露。這種“潤物細無聲”的教學方式，能把點點甘露滴進學生的心田，滋潤學生的靈魂。有時學生在課堂上要求回家去拿點吃的，甚至有人把兩三歲的弟弟、妹妹帶進課堂裡來，我都是允許的。正是這種教學民主，這種因材施教，讓這些山溝裡的孩子後來很多都成了各方面的有用之材。前不久我接過一個電話，就是當年這條山溝裡那些孩子中的一個打來的。不知道他通過什麼渠道得知了我的電話號碼。他現在已經定居北京，而且已經成了一個小有名氣的網絡作家。話裡話外他都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對我的感激之情，說如果沒有我當年的領路，他也不會取得現在的成就。他還告訴我，說當年班上“最笨的”、學習成績最差的幾個同學也都各有歸宿，有的成了遠近聞名的致富能手，有的則在村裡、鄉里甚至縣裡擔任了領導職務。我這個當老師的，最大的特點就是平等對待所有的學生，尤其對那些所謂“腦子不好”、學習成績差的學生，從來沒有歧視過。我認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如果說學習成績差算是一個學生的缺點的話，那麼他肯定在其他方面有優點，比如組織能力強，交往能力強，能吃苦，甚至可能有在生產勞動方面發明創造的頭腦。這種理念一直跟隨著我，從青年到老年，從小學都大學。教大學的時候，有一個學生學習語言的能力相當差，直到大學畢業也不會發俄語中的舌顫音。我認爲，這完全是先天因素造成的，是不可逆轉的。在看到這種現象的同時，我在他身上也發現了另外一些因素——他具有相當強的組織能力和社會交往能力，且爲人謙遜，肯於吃苦耐勞。我抓住了這一點，利用我當系主任的那一點點權力，鼓勵他去競選班長，競選學生會主席。他都做到了，而且做得相當優秀。畢業時，通過我的力薦，他踏上了仕途。不夠十年，他就遷升到了副廳級的崗位。至於那些語言素質好、學習成績優異的，我則根據他們的不同特點，分別在口譯、筆譯、教學科研等方面，對他們進行著力培養。現在，他們有的在高校當了教授；有的成了軍械部門的專家，專門研究從俄羅斯進口的武器；有的憑著一口流利的俄語，成了外企老闆的得力助手；有的則翻譯出版了相當數量的文章和書籍。我不敢貪天之功，但這些學生們滿意的歸宿以及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不能說與我對他們的引導毫無關聯。
我當老師，另一個堪稱優點的特點是一直秉承教學相長的原則。我歷來反對師道尊嚴，主張把學生當做自己的朋友。我相信禮尚往來這個道理，你把他當成朋友，他自然也把你當成朋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你可以把自己之所長傳授給他們，但同時你必須承認，在某些方面則是彼長己短，你必須向他們學習。越是這樣，學生對你越尊重。在杏樹溝教小學的時候，班上有一個年齡最大的學生，二十來歲，個子不比我矮，面龐看上去好像比我還老。他樸實敦厚，平時少言寡語，學習成績一般，但力大無比，在生產勞動中又善於找竅門，是個幹農活的好手。他最大的優點是心地善良，樂於助人。而且別看他平時傻乎乎的，一旦跟他混熟了，他的話一點都不少，且極富幽默感。當時我和我那位天津的同伴，既要教書，又要種地，所以，只要放學不是很晚，我們都要從教學點回到自己那塊田園裡去。我那個教學點距我們的田園將近二十里路，每次回去，都是這位年齡最大的學生趕著毛驢送我。我騎在驢背上，他則穿一雙厚底布鞋在山路上走，有時在前面牽，有時在後面趕，但無論他做什麼，主要心思都在於盡心盡力地護著我。毛驢是山區最好的交通工具，它靈活方便。峰迴路轉，坡陡路險，它都能應付裕如。在路上，這個平時沉默寡言的大孩子，則完全對我敞開了心扉，經常打開話匣子，說個沒完?，F在記憶最深的是他給我講過的兩個笑話。這些笑話實際上都是城裡人或平原地區的人詆譭山民的。我知道，他講這些笑話的時候，內心也充滿了矛盾和無奈，其中也難免夾雜著想從大山裡衝出去，投入另一個世界的懷抱，從而不再受人譏笑的慾望。
現在，我就簡要敘述一下這兩則笑話的內容。請不要誤解，在這裡，我絕對沒有譏笑山民的意思，有的只是對我那位學生的懷念。更何況，現在的山民富裕了，也見多識廣了，山外人再也沒有譏笑他們的資本了。
南北走向的長山溝，東西兩面都是高聳的大山，溝又窄，所以山溝裡的居民比大山外邊的人見到太陽的時間要短得多，我對此深有體會。如果是冬季，上午九點多才能見到太陽，到下午三點，太陽就落山了。他的第一個笑話講的就是這種現象。說有一對父子第一次從山溝裡出去，來到平原地帶?？吹竭@樣的開闊地，那個七八歲的兒子感到興奮不已。同時，他也產生了一個疑惑，於是問父親：
“爸爸，他們這裡陰一次天大概需要一年吧？”
父親趕緊捂住兒子的嘴，往四周看了看，說：
“別瞎說，讓別人聽見笑話咱沒見過世面。我想，陰一次天有一個月也就夠了。”
他的第二個笑話講的是山裡人因爲孤陋寡聞而發生的誤會。說有一個將要出嫁的山裡姑娘，聽說城裡有一種叫“鏡子”的東西，女人能夠對著它梳頭，就向婆家提出一個條件：結婚的時候要一面鏡子。婆家人也不知道“鏡子”是什麼東西，就四處打聽。山裡有一個“見多識廣”的人，他說聽人說起過“鏡子”，那是一種表面很光滑的東西。於是，未來的新郎就跑到鎮上去買。他不敢向別人打聽，怕人家笑話，就自己偷偷地留意看。在一家農具店門前，他發現了一把木杴，用手摸了摸，覺得很光滑，自以爲這就是“鏡子”了，於是把它買回了家。結婚以後，新媳婦每天就對著這把木杴梳頭。後來有一個城裡人進山，看到這種情景，覺得奇怪。等他弄明白以後，就告訴他們，這不是鏡子，而且帶著那個新婚的小夥子進城買回來一面真的鏡子。新媳婦高興得拿過來一照，當時臉色就變了，哭著喊婆婆：
“媽呀，你兒子變心啦，他又買回來一個女人！”
老太太不信，趕緊把鏡子搶過來，自己一照，就劈頭蓋臉地對兒子連打帶罵：
“你個沒良心的，竟敢從外邊買女人！再說，你也太沒眼力了，買來的還是個老太太。”
黑色幽默，讓人哭笑不得。
在他送我的路上，要過一條沙河。河水不深，最深的地方不過沒膝蓋，但他還是十分小心，怕驢在水中走不穩，把我甩到河裡，所以每次過河，他都要揹著我。到對岸以後，才讓我重新坐到驢背上。你想想，我雖然瘦小枯乾，但畢竟也是一米七幾的個子，他背上揹著個大人，手裡還要牽著一頭活驢，自己挽起褲腳來在沒膝蓋的河水裡趟著走，其難度可想而知。我過意不去，經常想自己捲起褲管來跟他一起蹚水過河，可他從不允許我這樣做。誠哉心也！我曾向那位定居北京的網絡作家打聽過他，得知他憑著一身力氣和一顆誠心，再加上黨的好政策，現在也過上了富裕日子，並且兒孫滿堂了。這是個讓人欣慰的消息。我欣慰有加，感激之情卻從未減過。
那一段教書的時間並不長，但它體現了我整個教學生涯的教學理念：民主、平等、教學相長、因材施教。最重要的是摒棄教學的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讓學生實實在在地學到一點本領，尤其要學會如何做人。後來教中學，教大學，這種理念從來沒有改變過。我從來沒有計較過學生的分數，當然，更沒有計較過個人得失。在中學教語文時，我沒有按照中學語文教學的固定模式，搞什麼詞語解釋，總結段落大意，歸納中心思想，而是把重點放在提高學生的閱讀和寫作能力上。每一篇課文，我只抓一兩個在寫作方面的突出特點，著力鋪展，用心啓迪，廣開言路，最後獲得讓學生心中有悟，筆下有神的結果。我最重視的是作文課。每次作文課前都要精心指導；對學生交上來的作文一定認真批閱，有時甚至滿卷飄紅；發放作文的時候必須詳細講評，而且每次作文我自己都寫範文。我的學生最愛上作文課，還真有幾個我教過的學生經常在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說幾句不該說的話，有的語文老師，在學生的作文後面只寫一個“閱”字，甚至只打一個對鉤。我認爲，與其這樣對待作文課，不如干脆取消作文課。還有的老師，按照教學參考資料，讓學生抄詞語解釋，抄段落大意，抄中心思想。我不理解，這種做法對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究竟能起到什麼作用。我認爲，詞語解釋、詞義辨析之類的工作是專業語文工作者做的工作，至於語文老師，只要教會學生正確使用這些詞語，你的教學任務就完成了。在大學教外語也是這樣，我從來不做諸如詞義辨析以及語法分析之類的工作，我對學生的要求是：聽得懂、說得出、讀得進、寫得對、譯得好。我這個教書的，從來主張一跟到底：從初一跟到高三，從大一跟到大四。這樣，我一手調教出來的學生，會跟我一樣，秉承我的理念，做他們應該做的事，而不應該他們做的事，絕不去做。
有人可能說，從應試教育的角度看，我這樣做可能影響學生的考試分數。我不這樣認爲。按照考題樣式，讓學生去做模仿練習，看似捷徑，實爲治標，甚至可能讓學生產生厭學情緒。言傳身教，潛移默化，提高學生對這一學科的學習興趣，這纔是治本。這也正是我主張“一跟到底”的原因。實踐證明，我教的學生，不僅僅有實實在在的能力，考試分數也不比那些專門作表面文章的老師所教的學生差。我在中學當校長時經歷過這樣一件事：有一位語文老師病了，我給他教的那個班代了一個星期的課。後來我聽說，等到那位老師病癒上班以後，班裡還有很多學生經常盼著那位老師再得病，好再一次獲取我給他們代課的機會。如果你給我扣上一頂四個字的帽子：“自我吹噓”，那我就同樣回敬你四個字：“耐人尋味”。
上面講了那麼多，目的在於強調我的教學理念以及通過實踐這種理念所達到的效果。我教了四十多年書，一直熱愛這份工作。無論在小學，在中學，還是在大學，每次上課，我都至少提前十分鐘進教室。我喜歡學生，更喜歡課堂上的那種氣氛。一進教室，我就感覺猶如春風撲面，渾身氣力倍增。我平時不善言談，但在課堂上，我可以談笑風生，口若懸河。也許這就是命吧。人如果真的有來世，來世還可以選擇職業的話，我還會選擇當教師，繼續教我的書。陳省身先生要求把他的墓碑做成一塊黑板。我這樣一個熱愛教書的人，太瞭解陳先生的良苦用心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