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豪強和李唐的關系
陳寅恪先生有“山東豪杰”之說，而山東豪杰實可分為黎陽、瓦崗寨及豆子鹵亢、高雞泊兩大集團。豆子鹵亢、高雞泊集團的胡化性更強，在新的君主的選擇上，他們提出了“劉氏主吉”，這劉氏指的是勇猛善戰的改漢姓的胡人或胡化漢人，這是北朝以來民族遷徙的結果。這一系統的山東豪杰一直未納入關隴集團的系統中，但劉氏入圖讖，一直持續到安史之亂新的地區胡化開始之時。
隋末唐初，神州板蕩，逐鹿群雄各樹旗幟，稱王號帝。但假天命而號令天下者只有李、劉二氏。“李氏將興”與“劉氏主吉”，不僅代表了關隴與山東兩種勢力，而且也反映了兩種種族文化。“李氏將興”，最終導致了唐帝登九五，君臨天下；1“劉氏主吉”，在劉黑闥平定后，對唐代政治文化仍有影響，其余波持續到安史亂后。本文試從“劉氏主吉”這一角度，探討武德年間河北、山東之亂，分析山東豪杰與唐代政治的關系。
一“劉氏為主吉”
瓦崗寨(黎陽)系統的山東豪杰信奉“李氏將興”，接納關隴貴族為其領導。李世民改變了關隴與山東聯盟中山東豪杰為主的局面，建立了關隴為主，山東豪杰為用的新聯盟，以之統一中原，奪取帝位，并建立了貞觀武功。同是山東集團，高雞泊系統的豪杰寫下了與之截然不同的歷史。
豆子鹵亢、高雞泊系統的山東豪杰是一胡化更強的集團，這一集團最終形成了自己的圖讖——劉氏主吉。《舊唐書》卷55《劉黑闥傳》略云:
會高祖征建德故將范愿、董康買、曹湛、高雅賢等將赴長安，愿等相與謀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其下驍將楊公卿、單雄信之徒皆被夷滅，我輩若至長安，必無保全之理……唐家今得夏王，即加殺害，我輩殘命，若不起兵報讎，實亦恥見天下人物。”于是相率復謀反叛。卜以劉氏為主吉，共往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告之，且請。雅曰:“天下已平，樂在丘園為農夫耳。起兵之事，非所愿也。”眾怒，殺雅而去。范愿曰:“漢東公劉黑闥果敢多奇略，寬仁容眾，恩結于士卒。吾久常聞劉氏當有王者，今舉大事，欲收夏王之眾，非其人莫可。”遂往詣黑闥，以告其意。黑闥大悅，殺牛會眾，舉兵得百余人，襲破漳南縣。貝州刺史戴元詳、魏州刺史權威合兵擊之，并為黑闥所敗，元詳及威皆沒于陣。黑闥盡收其器械及余眾千余人，于是范愿、高雅賢等宿舊左右漸來歸附，眾至二千人。
“劉氏主吉”在武德四年(621)由竇建德部將[1]提出。據《通鑒》卷189，參與謀劃的還應包括王小胡。“劉氏”無疑是這群人所共同推崇的。我們先來分析一下竇建德部眾的構成，再探討劉氏被提出的原因。
據《舊唐書》卷54《竇建德傳》，建德“招誘逃兵及無產業者，得數百人”，令同縣(貝州漳南)安祖率之，入高雞泊。后建德入人高士達部伍中。后孫安祖為張金稱所殺，“其兵數千人又盡歸于建德。自此漸盛，兵至萬余人，猶往來高雞泊中”。張金稱被楊義臣所敗，“余散在草澤間者復相聚而投建德”。大業十三年(617)，薛世雄率兵3萬來討，建德“悉拔諸城偽遁，云亡入豆子鹵亢中”。武德元年(618)，又合并了魏刀兒的部下。據此可知，竇建德所統兵由孫安祖、高士達、張金稱、豆子鹵亢及魏刀兒部眾共同構成。
這些兵士在山東群雄中，最為驍勇善戰。《資治通鑒》卷183大業十二年條《考異》引《革命記》曰:
高士達、高德政與宗族鳩集離散，得五萬人，捺渦于四根柳樹，入高雞泊中。德政自號東海公，以德建為長史。俄而德政病死，即有高擋脫繼立為東海公……賊之異姓皆欲建德為主，高氏一族不欲更立別人。
有關竇建德與高氏家族之間的火并，《通鑒》未取。此段記錄了高士達家族其他成員之名。高士達部伍中由高氏家族統領，而高擋脫等，不類漢名。高氏一族是否為胡人后裔，值得懷疑。
張金稱及其部下也以兇猛著稱。《通鑒》卷183記載，“金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孓遺”。大業十二年12月，金稱敗而被擒，隋吏“立木于市，懸其頭，張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未死間，歌謳不輟”。可見金稱及其部將確實武勇絕倫。金稱被殺后，其部下入竇建德部伍，使建德軍更為勇猛善戰。
豆子鹵亢最早聚集的是“阿舅賊”。《通鑒》卷181記載，高齊以來，群盜多匿于“負海帶河，地形深阻”的豆子鹵亢。大業七年，“有劉霸道者，家于其旁，累世仕宦，貲產富厚。霸道喜游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群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眾十余萬號，‘阿舅賊’”。《隋書》卷4記大業九年正月乙未，“平原李德逸聚眾數萬，稱‘阿舅賊’，劫略山東”。李德逸當為劉霸道余部。劉部的劉姓為胡人改漢姓最多者，他累世仕宦，可能為部落大人，霸道喜游俠，仍有族風。李德逸其后無聞，代之而起的是格謙。《舊唐書》卷55《高開道傳》略云:
高開道，滄州陽信人也。少以煮鹽自給，有勇力，走及奔馬。隋大業末，河間人格謙擁兵于豆子鹵亢，開道往從之，署為將軍。后謙為隋師所滅，開道與其黨百余人亡匿海曲。復出掠滄州，招集得數百人……時開道親兵數百人，皆勇敢士也，號為“義兒”。
高開道因豆子鹵亢余部起家，其親兵義兒有一部分為與之共同逃亡的豆子鹵亢親信。據此，我們不但可以將高開道列入豆子鹵亢系統，而且據義兒制，可以推知，高開道即使是漢人，他和他的豆子鹵亢部下也都胡化嚴重。豆子鹵亢部眾有一部分追隨高開道，另一部分則歸并了竇建德。
魏刀兒部眾源于王須拔。同書卷54《竇建德傳》[2]略云:
有上谷賊帥王須拔自號漫天王，擁眾數萬，入掠幽州，中流矢而死。其亞將魏刀兒代領其眾，自號歷山飛，入據深澤，有徒十萬。
王須拔自號漫天王，即使不是胡人，也漢化程度不高。
綜上所述，高雞泊、豆子鹵亢系統的山東豪杰不但以驍勇著稱，而且胡化嚴重，這一點在竇建德軍隊中也有反映。竇建德及其部將都有不少養子。武德四年，建德虎牢大敗，“余黨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可見竇建德[3]行養子之制。唐初名將蘇定方，“驃悍多力，膽氣絕倫”。他在追隨竇建德時，“建德將高君雅甚愛之，養以為子”[4]。可見在這部分山東豪杰中，不但主帥，而且主要將領也有養子，用養子建立起一個個類似血緣關系的軍事組織，儼然部落兵系統。養子制盛行，正是竇建德將帥胡化的反映。
在兵制上，竇建德所率部伍采用了胡化的軍事組織；在將領的選擇上，任用最為驃勇善戰者的同時，也吸收了山東士子和隋朝官吏進入其集團內部。據《舊唐書》卷54，“初，群盜得隋官及山東士子皆殺之，唯建德每獲士人，必加恩遇”。破宇文化及后，竇建德“又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為尚書左仆射，兵部侍郎崔君肅為侍中，少府令何稠為工部尚書。自余隨才拜授，委以政事”。因此，竇建德所統領的集團實際上包括山東豪杰及山東士子、隋朝官吏兩部分。
除新歸附的宇文化及以下的隋朝官吏外，最初與竇氏共同舉事的士人與胡化性強的山東豪杰的結盟是較穩固的。竇建德集團是一以胡化性更強的山東豪杰為中心，集合士人參加的集團，因此，這一集團內部重大事件的決策，仍主要受山東豪杰影響。劉斌勸竇建德救王世充時說，“若唐軍破后而鄭可圖，則因而滅之，總二國之眾，乘唐軍之敗，長驅西入，京師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竇建德救鄭，進軍洛陽，仍未脫離山東豪杰視洛陽為中心的窠臼[5]。當軍隊在虎牢不能前進時，建德部下對戰略問題進行了探討，《舊唐書》卷54記載:
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眾鳴鼓建旗，太行，入上黨，先聲后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建德將從之，而世充使長孫安世陰赍金玉啖其諸將，以亂其謀。眾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眾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將大捷。已依眾議，不得從公言也。”
竇建德未必不知道依凌敬之言，鄭圍即解。但諸將意在洛陽，即使沒有長孫安世的重金行賄，對山東豪杰而言，直趨洛陽也比“太行，入上黨”更有吸引力。楊玄感、李密、竇建德之敗，主要原因都在于洛陽作為政治中心對山東豪杰的影響上。
唐平定東都后，竇建德與王世充同時作為俘虜，被送到長安。唐高祖釋王世充而殺竇建德，史家多以為不公。實際上，竇建德必遭誅滅，是因為他領導的是一支胡化性強的山東豪杰與士人結合的部伍，這個集團中無論山東豪杰還是士人，均難為大唐所用。據《舊唐書》卷54，竇建德失敗后，其妻兄及所俘隋朝官吏如裴矩等降唐，這部分隋官如魏征等分別為唐高祖、太子建成及秦王李世民所用，但竇氏集團的核心士人并未降唐。據《隋書》卷76《文學傳》記載，竇建德中書令孔紹德在建德敗后伏誅；中書舍人劉斌專事劉黑闥，后與黑闥奔突厥，不知所終。這些士人均未能效忠新主。武將也是如此，除最早歸降的普樂令程名振和胡大恩外，這一系統的山東豪杰極少致用于唐者，他們與久奉關隴貴族為主的黎陽、瓦崗寨系統的山東豪杰迥然不同。正因為竇建德統帥的是這樣一個穩固、自成體系而不能納入關隴勢力的集團，唐高祖才斬殺建德，以絕這一集團之望。
平竇建德后，河北諸州刺史皆更為唐官，盧士被派為瀛州刺史，李玄通出任定州總管。[6]唐官吏對建德部將多以嚴刑峻法繩之。《資治通鑒》卷189武德四年七月條略云:
竇建德之敗也，其諸將多盜匿庫物，及居閭里，暴橫為民患。唐官吏多以法繩之，或加捶撻，建德故將皆驚懼不安。
嚴治為當時對待竇建德控制地區實施的政策。唐高祖也派遣了安輯山東之人。《舊唐書》卷62《鄭善果傳》略云: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也……建德將王琮獲善果，誚之曰……建德又不為之禮，乃奔相州……山東平，持節為招撫大使，坐選舉不平除名。
高祖派一建德部署藐視的并與建德將領有宿怨的山東士人鄭善果招撫山東，顯然對這次招撫未抱多大希望。善果選舉不平，也在情理之中。派鄭善果招撫，令官吏嚴治建德部將，與劉黑闥再次叛亂后高祖欲坑山東人等殊途同歸，這表明高祖將竇氏集團視為異類，根本無法將之納入關隴體系中。而實際也是如此，竇氏的文臣武將均罕為高祖、太宗所用。《新唐書》卷86《劉黑闥傳》在高祖征建德故將后有“將用之”三字，《舊傳》、《通鑒》無，當是《新傳》以意加之。從當時的情形分析，范愿、高雅賢等被召，可能等待他們的就是楊公卿、單雄信的命運。
劉氏主吉正在這時由這支高雞泊系統山東豪杰提出。與黎陽、瓦崗寨的群雄相比，這是一胡漢雜揉、胡化更強的集團。竇建德所建的國號夏，也值得注意。除大禹所建夏外，唐以前中國歷史上還有十六國時期赫連氏所建大夏。赫連氏為匈奴劉淵之后，此夏國可稱為劉氏所建。劉黑闥起事后只將自己原來所稱的漢東公改為漢東王，改元為天造，國號仍為夏。卜者是否認為大夏為劉氏所建，故言劉氏主吉呢?待考。
高雞泊集團的驍勇善戰，超過當時所有的逐鹿群雄。武德五年(622)，唐太宗與劉黑闥在州決戰，太宗用決水的方式才暫時戰勝了劉黑闥。《資治通鑒》卷190胡三省在注文中評論說:
按秦王之討黑闥，前后接戰，黑闥之眾皆決死確斗，特秦王大展方略，黑闥智力俱困而敗走耳。秦王之平群盜，黑闥最為堅敵。
與劉黑闥的戰斗是唐太宗平定天下中最為艱難者。兩《唐書·劉黑闥傳》稱，黑闥“設法行政，皆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可見這一集團最為尚武。因此，善戰，必定成為這一集團的擇帥標準。
陳寅恪先生指出，山東豪杰為胡漢雜揉的集團，是北魏六鎮營戶的后裔。[7]劉氏為胡人改漢姓中最多的一姓。由于本身可能具有的胡人血統，山東豪杰中的劉姓者多善戰。《舊唐書》卷55《劉黑闥傳》略云:
黑闥既遍游諸賊，善觀時變，素驍勇，多奸詐。建德有所經略，必令專知斥候，常間入敵中覘視虛實，或出其不意，乘機奮擊，多所克獲，軍中號為神勇。
劉黑闥不但善戰，而且更善騎射。[8]被范愿等殺死的劉雅為竇建德故將。范愿在統帥問題上首先想到劉雅，可以推知劉雅必定善戰，與劉黑闥相類。
劉蘭成、劉世徹，也以善戰著稱。劉蘭成，兩《唐書》作劉蘭，“頗涉經史，善言成敗，然多兇狡”。《資治通鑒》卷186武德元年條記其克綦公順，攻北海城，擊臧君相，皆以少勝多，大獲全勝，其善于用兵，可見一斑。關于劉世徹，《資治通鑒》卷190武德五年條略云:
徐圓朗聞劉黑闥敗，大懼，不知所出。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曰:“有劉世徹者，其才不世出，名高東夏，且有非常之相，真帝王之器。將軍若自立，恐終無成，若迎世徹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圓朗然之，使復禮迎世徹于浚儀……世徹至，已有眾數千人，頓于城外，以待圓朗出迎。圓朗不出，使人召之。世徹知事變，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謁。圓朗悉奪其兵，以為司馬，使徇譙、杞二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圓朗遂殺之。
徐圓朗兗州人，曾隸屬竇建德。劉黑闥起兵后，兗州等地均群起而應之，可知徐圓朗也是附屬于高雞泊系統的山東豪杰。因而他也信奉“劉氏主吉”，在劉黑闥敗亡后，欲迎立另一劉姓為主。劉世徹“名高東夏”，徇譙、杞二州，“所向皆下”，可見山東人對其之心悅誠服。劉世徹不世出之才當也是戰略統領之才。宋代洪邁在讀史之時，慨嘆“天下未嘗無魁奇智略之士，當離亂之際，雖一旅之聚，數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間”，而被洪容齋首推為天下奇士的唐人就是劉蘭成與劉世徹。[9]劉武周也可視為這一系統的山東豪杰。《舊唐書》卷55記載，武周為“河間景城人，父匡，徙家馬邑”。
劉武周在關隴稱帝，驍勇善戰，震駭關中，也是唐統一戰爭中的一個勁敵。
據上列諸劉之例，可知在山東豪杰中，劉姓者善戰，可能是一顯見的普遍事實。因此，竇建德余部在擇帥時，鑒于隋末唐初山東豪杰中善戰者多為劉姓之人，在統帥的候選人上提出“劉氏主吉”的原則，希望以此號令建德余部，繼續與唐作戰。
范愿等推舉的劉黑闥確實不負眾望。這不僅表現在劉黑闥的驍勇善戰使州之戰成為唐太宗統一戰爭中最為艱苦卓絕的一次，而且在劉黑闥的統領下，這部分山東豪杰也利用了自己的圖讖，形成了新的核心，不為關隴集團所用。“劉氏主吉”真正做到了與“李氏將興”分庭抗禮。
劉黑闥舉兵后，竇建德舊將多殺唐官，舉兵響應。劉黑闥州失敗后，逃亡突厥，引突厥入寇，流亡在鮮虞的故將曹湛、董康買等復舉兵應之。轉眼之間，劉黑闥等又盡復故地，迫使一向能征慣戰的淮安王道玄敗沒，齊王元吉畏懼不敢進。最后李建成用魏征之計，采取釋酋撫遣的方法，才侵黑闥，但“其黨北遁”[10]，終未為唐所用。劉黑闥部將的善戰，各地豪杰罕能及之；而平后復叛，頑強抗唐的舉動更是絕無僅有的。
劉黑闥占領地區的民風也與其他地區不同。《舊唐書》卷73《顏師古傳》附其叔父“游秦傳”[11]云:
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強暴寡禮，風俗未安。游秦撫恤境內，敬讓大行，邑里歌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
廉州的位置，同書卷39《地理志》“鎮州稿城”條記載:
武德元年，改為廉州。其年，陷竇建德。四年賊平，復置廉州，領高木城、鼓城、毋極、(鹿城)四縣。
廉州在恒、定、深、趙州之間，為竇建德、劉黑闥勢力所及，民風“強暴寡禮”。《太平廣記》卷253“解嘲”條云:
隋末，劉黑闥據有數州，縱其威虐，合意者厚加賞賜，違意者即被屠割。
上引《舊唐書·劉黑闥傳》記載，范愿稱劉黑闥“果敢多奇略，寬仁容眾”。強暴與寬仁集于劉黑闥一身，雖相反，實相成。高雞泊系統的山東豪杰胡化性強，因而民風寡禮，只為竇氏、劉氏之用，正是其胡化傾向的反映。劉黑闥部眾的驍勇強悍與頑強抗唐也含有種族文化的因素。《新唐書》卷79《隱太子建成傳》略云:
會劉黑闥亂河北，(王)王圭等進說曰:“……今黑闥痍叛殘孽，眾不盈萬，利兵鏖之，唾手可決，請往討，因結山東英俊心，自封殖。”
王珪、魏征等曾勸隱太子利用平劉黑闥的機會結山東英俊，但劉黑闥部將為隱太子所用者可能為數至少。《新唐書》卷78《廬江王瑗傳》記載王利涉勸瑗曰:“山東豪杰嘗為竇建德所用，今失職與編戶夷，此其思亂若旱之望雨。王能發使，使悉復舊職，隨在所募兵，有不從，得輒誅之，則河北之地，可呼吸而有。”可見竇建德、劉黑闥余部與編戶等夷，未被擢用。又如《舊唐書》卷83《蘇定方傳》略云:
后仕竇建德，建德將高雅賢甚愛之，養以為子。雅賢俄又為劉黑闥攻陷城邑，定方每有戰功。及黑闥、雅賢死，定方歸鄉里。
蘇定方為劉黑闥手下一員虎將，從劉黑闥平定，蘇定方“歸鄉里”看，河北豪杰“失職與編戶夷”是當時事實，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等并未能結這部分豪杰為己所用。
太宗有瓦崗寨系統豪杰為其效命、盡力，而建成結河北豪杰的舉措又未獲成功。玄武門事變太宗勝而建成敗，山東豪杰的人心向背不能不說構成了一個主要原因。從建成未能結河北英俊看，竇建德、劉黑闥集團確實是一自成體系的獨立集團，他們驍勇善戰，胡化性強。由這一集團提出的當王天下的劉氏，不僅是一圖讖姓氏，而且其中亦蘊含著種族文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