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院每日里除了讀書就是思考一些問題，日子過得到也愜意。轉眼到了涼秋九月，樹葉蕭瑟，日漸枯黃。高順也從外地回來了，還帶來了兩壇葡萄酒。聽他講，葡萄種植的本就不多所以價格還是比較貴的。各處家丁手里也已經沒有多少閑錢，因此一共也就收了兩千余斤葡萄。而且第一次釀制對整個釀制過程的把握上都不夠好，特別是密封問題很難解決，最后一共才釀制出不到七百斤的葡萄酒。在出售時按照我事先的吩咐以“雪蓮玉液”為名賣于客商，一方面是為了對原料保密。另一方面還是因為在當時，酒與鹽鐵都屬于國家壟斷經營。酒你可以釀造，但在造好后必須以規定的價格賣于官府，由官府再統一出售。如果我也象各地的釀酒作坊一樣把葡萄酒賣給官府，那才能賺多少錢呢？
七百多斤也不過是三百余壇，數量雖不多，但還是賣了不低的價格。據高順說有一個家丁在買賣方面頗有見地，由他主持的賣酒買糧讓很多客商大叫虧本。聽到客商大叫虧本，我就想笑，商人自然是不會做虧本的買賣的，之所以大叫虧本就和前生商場里的那些商人不論來買東西的人搞價搞低了多少（小東西一元五元，大點的商品五十到幾百不等）都會說：“您真會砍價，我今天（或這個月或今年）還沒賣過這么低呢！”這其實都是商人在完成一筆交易后，將為達成交易所產生壓力下意識里釋放出來的一種表現。還聽高順回道，那些家丁按照我的吩咐除了在城鎮上留下聯絡和負責購買日常用品的人外，其他人都已分批攜帶著用賣酒所得購置的糧食進入山中隱匿了。
本著深挖洞，廣積糧的原則。我在分派這些家丁時都交代過，要找那些人跡罕見、最好還是易守難攻的深山密林設點屯居。而現在的最新任務就是在屯居點上種植葡萄，以便釀制雪蓮玉液換取糧食和少量的武器。另外就是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收養一些十歲左右的童子加以調教，恐武有力的練習高順所編制的劍法；聰明伶俐的學習我所編制的一些小冊子。
荀彧和荀諶也三五不時的來我這里下上幾局，特別是有一天喝了一口葡萄酒就死活賴著不走了，連問這是何物。我哄他們說這是從西域天山練丹士采天山雪蓮釀制的仙露，把他們忽悠的一愣一愣的。直到把兩個壇子用水都涮了兩遍還再三確定我沒有私藏，而且得到我明年會送他們一人一壇的承諾后才悻悻離去。
一年的時間過的很快，轉眼冬雪已下了幾場了。書院的學子們路途遠的有些已經離開了，我也打算這幾天也起程離開，先到最進的一個屯居點過個年，然后在觀察一下各路諸侯在黃巾起義時的表現。這一年中通過閱讀書院的藏書在結合我自己在前生所知曉的歷史，我發現了一個問題或者說是一個巨大的障礙。
中國歷史上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揪其根本就是來源于秦朝的體制。先民時代也就是沒有確切證據能證明其真實性的堯舜時代，，“君主”由眾人推舉，亦可由眾人罷黜，此職位由能者居之，而不能世襲，“原夫生民之初，必無所謂君臣，各各不能相治，于是共舉一人以為君。夫曰共舉之，亦可共廢之。” 到了后來，君主制度才發生重大變化，君主搖身一變成為奴隸主，眾人則淪為奴隸，君主之職位成為君主的私人財產，代代相傳。這種變化脫離了先民“共舉一民為君”之本意，“故君也者，為天下人辦事者，非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驕奢淫縱者也。供一身之不足，又欲為子孫萬世之計，而一切酷烈鉗制之法乃繁然興矣。” 君主由“虛君”轉變為“暴君”、由“公職”變成“私產”，其轉折點在秦朝，始作俑者為秦始皇嬴政。秦朝實際存在時間雖短暫，但其制度構架和文化遺毒籠罩后世甚深，秦朝雖二世而亡，秦始皇仍然得以在另一個層面上實現了其將帝制傳之萬世的理想——此后的君主，雖然并不一定欣賞嬴政之為人，卻紛紛效法秦始皇的統治方式。（因小說需要奴隸社會期間的問題就請各位讀者不要深究了） 秦政的核心、秦始皇統治術的秘訣，即君權之神圣化。這一“大盜”成“圣人”的轉化是如何完成的呢？上古時代的君王，與“天”的關系相對比較松散。有的部落有專司祭天的祭師，有的部落則由君王兼行祭師之責。到了秦始皇這里，他運用儀式將君王與“天”的關系固定下來，自取“黃帝”之名，易之為“皇帝”，傲然以“天子”之居。
嬴政自稱是“體道”者，是“大圣”，是“皇帝”，是“天子”，又是“龍”，這些稱號綜合在一起，表現在社會歷史作用上便是：功蓋古今，恩賜天下。于是，秦始皇宣布：“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先秦以來，“天下”是一個空間無限的概念。天子據有天下，也就意味著王權超越了空間。同時，嬴政還宣布：“朕為始皇帝。后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他妄想通過子孫后代將專制權力永遠延伸下去，從而實現對時間的超越。此種權力觀經過暴力的彰顯與文化的滲透，逐漸為民眾所接受。傳統中國的百姓認為，管理者之所以能擁有行政權力，是因為他（們）能最大限度地體現神的意志。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絕大多數統治者都是以盡善盡美的形象出現。《詩》反映的西周時代的王是這樣，瑯邪刻石歌頌的秦始皇是這樣，漢武帝、唐太宗等等也都是這樣。古代的中國人習慣于對活著的帝王說“萬歲，萬歲，萬萬歲”，而不習慣于批評帝王的任何缺點。這是幾千年的高壓政治和文化愚民工作所造成的。嬴政根據這些理念確定了三種不可質疑的價值：皇權來自于神授，皇權在空間和時間上是無限的，皇權也是完美無缺的。正是由于君主壟斷了祭天之權，使得其權力變得“神圣不可侵犯”，亦使得民眾墮入萬劫不復之深淵。此一儀式鞏固了權力一元化的格局：“中國自絕地天通，惟天子始得祭天。天子既挾一天以壓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儼然一天，雖胥天下而殘賊之，猶以為天下之所命，不敢不受。民至此乃愚入膏肓，至不平等矣。” 這樣，“公義”便掌握在此世的君王手中，而不掌握在彼世的“上帝”手中。
中國一直沒有出現一個類似于基督教教會的精神與權力體系，能夠對君權進行有效的制約與均衡。西方的君主雖然也曾號稱“朕即國家”，但其世俗權力卻需要獲得宗教領袖的承認。換言之，西方的君王不能直接從上帝那里獲得權力，而必須由教皇或大主教為之“中轉”。同時，教皇還通過“授衣權”控制教會，使之不受君王的染指。此為中西政治文明之根本差異。在中世紀，德皇亨利四世曾經挑戰教皇的“授衣權”，為三位主教行了授衣禮，之后召開主教會議，宣稱不再尊貴格利七世為教皇。教皇貴格利七世則宣布革除亨利四世之教籍，“褫奪皇帝亨利四世在整個德國及意大利的主權，禁止任何人尊他為王”。德皇受到巨大的壓力，勢力強大的貴族召開會議，全體都希望亨利降卑。會議決定：在一年之內，如果教皇沒有取消將亨利革除教籍的宣判，那么亨利將失去王位。此時，亨利處境危急。為了保住王位，他不得不冒著嚴寒，穿越阿爾卑斯山，親自前往教皇居住的城堡行補贖禮。亨利穿著悔罪者粗糙的毛織長袍，光頭赤足站在雪地上，整整三天方得進入教皇的房間，獲得其赦免。英王約翰也曾被教皇依諾森開除教籍。面對失去王位的危險，他不得不向教皇屈服，懇求“重新成為神與羅馬教會的臣屬”。獲得原諒之后，英王約翰隨即將自己的皇冠及權杖交給教皇的代表魯道夫，由其保管五天之后再交還，以示教皇至高無上之權威。此種情境絕對不可能在中國的歷史中出現。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君王在將君權神圣化之后，其權力則是一元的，君王可隨心所欲地拓展版圖、控制人心，也可毫無愧色地虐待臣民，而臣民究竟是“忠臣”還是“叛徒”，僅只在君王一念之間。雖然諸多開國之君本人其實來自于叛逆，但在暴動成功、建立王朝之后，他們立即與“帝天”建立神秘聯系，一躍變為上天在人間秩序的惟一代表者。
君權神圣化的模式在中國政治史上定格之后，造成極其嚴重之后果。后果之一，皇帝本人成為權力的源泉，朝廷在政權的運用上，最后的決定權乃操在皇帝一人手上。皇帝的權力沒有任何立法的根據及具體的制度可以加以限制。后果之二，在絕對王權的籠罩下，民眾和士大夫皆失去了自由遷徙的權利，失去了上古時代之“任俠”精神，失去了經濟上的自足性，皆成為徹頭徹尾的奴隸。后果之三，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均長期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
而圍繞著君權神授演化出來的“三綱”，歷代帝王，即便如劉邦、朱元璋般“不學無術”，也需要精美的文化和學術的包裝。秦制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能不斷的改頭換面為中國歷代帝王所用，除了它在實踐層面的有效性之外，也在于它具有深厚的學術淵源。秦政的學術淵源，亦即中國專制主義文化傳統之癥結，便在于“儒表法里”的“文化共謀”，其具體體現即為三綱。
君權神授！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就象兩座大山壓的我喘不過氣來。單就心理學上分析，這些東西牢牢的束縛了人思想，給了每個人各安天命的強大的心理暗示和催眠作用。
媽的！賊老天！難道你讓我帶著前生的學識來到這個時代就是讓我和這兩座大山抗衡嗎？
（本章寫的我頭都大了！只是為了以后情節的需要不得不這么羅嗦！而能從頭到尾仔細看完的各位讀者我也只能大喊：“佩服！”其中很多漏洞還請各位讀者末要計較了！^-^另外,本章中的言論出自譚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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