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國內在成立以后的20年中所走過的道路與日本恰恰相反。∈♀，在建國初期，新中國有著同時與東西兩個陣營締結國家關系的意圖，并非要閉關鎖國。實際上，到1950年初，應中國的要求，不僅蘇聯、東歐諸國以及緬甸、印度、巴基斯坦等亞洲國家，甚至西方的挪威、丹麥、瑞典、瑞士等國家也都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英國、荷蘭等國也流露出要同中國建交的意向。但是美國頑固地拒絕承認中國，并于1950年卷入朝鮮戰爭，致使其與中國的關系陷入一籌莫展的敵對狀態。由此可見，中國介入朝鮮戰爭并非是由于中國的喜好，實在是被迫的。結果，中國事實上不得不違背自己的愿望而斷絕了與西方國家的關系。

朝鮮戰爭是君臨全球的最強國美國與代表著貧困亞洲的中國之間持續了3年的一場戰爭。許多日本人把1941年12月8日的偷襲珍珠灣看作是導致1945年日本戰敗的直接原因。認為日本戰敗的根本原因在于日美兩國之間的物質、經濟實力過于懸殊。因此，戰后初期的許多日本人都有這樣一種意識：敵視和反抗美國是不可能的，也不應該那么做。無疑，正是這一點導致了日本戰后對美國的追隨。同時，對日本人來說，貧窮的中國挑戰富強的美國本身是令人驚詫的。而且，中國出乎意料地把美國逼入苦境，并于1953年迫使美國不得不簽訂與戰敗無異的板門店停戰協定，大大改變了日本人的對華認識。從這時起，對追隨美國持肯定態度的保守勢力階層，甚而開始把中國看成威脅。而對追隨美國持抵觸情緒的容共的革新階層，特別是其中的年輕階層。隨著民族主義感情的高漲，則增強了對中國的贊美。

對中國的贊美是導致后來一部分革新階層支持文化活動、贊美毛大大的初始原因。在他們看來，中國一定蘊藏著能夠戰勝美國的物質實力的某種強大力量。那如果不是物質力量的話，就必然只能是精神的力量。于是，一個鮮明的對照——日本民族在精神和倫理方面的墮落與中國人在精神和倫理上的高潔——就被想象了出來。

曾深刻影響了戰后日本文學界的竹內好，于朝鮮戰爭最激烈的1951年4月。在《中央公論》月刊上發表“毛大大評傳”一文，高度評價了充滿抵抗精神的中國民族主義，首開了贊美中國的先河。堪稱日本政治學界領袖的丸山真男，則高度評價了1956年5月由毛大大倡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認為那是新中國成立后由革命政權推動的民主主義國家的一項嘗試。在這種形勢下，鳴放運動后發生的反右派斗爭的消極影響幾乎理所當然地被忽視了。即使到了60年代前期，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失敗的消息經由香港片段地傳來以后，對中國的肯定評價仍占日本各界的主流。

60年代中期全面爆發的越南戰爭展現出了與朝鮮戰爭同樣的構圖，即作為貧窮亞洲的一個小國越南。為求得民族的獨立和統一，而敢于挑戰強大的美國。當1965起美軍受挫的消息不斷傳來時，對追隨美國持批判態度的那部分日本人便開始公開站出來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和越南北方，并力圖發現越南人那種不畏美國的物質實力的堅韌不拔的精神。而文化活動恰好是在越南戰爭持久化時期勃發的，這也是當時支援越共和北越的革新勢力對文化活動的極端精神主義特征缺乏批判的一個原因。

文化活動是社會主義中國在戰后國際形勢下走上與日本截然不同的道路途中發動的一場革命。因此，愈是對戰后日本的歷史持否定態度，認為那是人性之墮落的日本人，就愈是表現出肯定文化活動的傾向。比如。中國在50年代后期由農業集體化向人民公社過渡時，實現了沒有機械化的集體化、公社化。這一點具有依靠人力的濃厚精神主義色彩。而蘇聯農業集體化政策的具體表現如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等，則是以大型機械化為前提條件的。雖然同屬農業社會主義，但是后者與中國的集體化、人民公社化不可相提并論。公社化、大躍進時期所要求發揮的主觀能動性，正充分顯示了這一運動的精神主義特征。

在大躍進、人民公社伴隨著巨大的犧牲失敗以后，中國從1962年開始進入了調整期。開始推行“三自一包”政策及“貓論”所代表的唯生產力理論，在今天看來是擺脫疲憊重建經濟的不可或缺之舉。但是對支持越南、憎惡美國依仗實力稱霸世界的日本人來說，在1965、1966年間卻做夢也沒有想到，中國的精神主義會失敗，而且會付出那么慘痛的代價。因此，當文化活動中劉鄧的調整政策被當作“唯生產力論”受到批判。劉鄧二人被當作“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列入打倒對象時，得到了傾倒于精神主義的日本人的理解和毫不遲疑的支持。

日本人最初對“文化活動”的敏感反應，莫過于獲悉郭沫若先生在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會議上所作的“將我的政治、歷史、文學的著作全部燒掉”的自我批判的消息了。郭沫若先生曾在日本留學，在日本有很多知己好友，是日本文化代表團訪中時見到的最高地位的人物，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界、學術界的統帥人物。

研究中國文學的專家竹內實先生在《郭沫若的自我批判與文化活動》一文中表示“雖然難以揣測郭沫若此舉的真意，但是明顯可以看出文化革命的大潮變成了對知識分子的批判，同時對于與傳統思想進行嚴格切割的紅線到底延伸至何處以及由此造成的阻礙創造性的危害而頗感不安”。

同樣，另一位研究中國文學的專家村松瑛在《整風運動與中國文化》一文中指出“中國近代文學從起源到與馬克思主義相遇，始終離不開政治”，他認為中國文學從屬于政治，又認為從“紅樓夢問題”、“胡適思想批判”、“胡風批判”、“丁玲批判”等事件中可以看出領導層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接著，他又提出警告：“中蘇對立給文藝帶來了僵硬的教條主義，從批判《海瑞罷官》到郭沫若的自我批判，表現出了與以往的整風運動完全不同的氣氛來，會給傳統文化和文學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在中國發生的對自由、民主的打壓，始于文藝界內開展的限制、肅清作家自由創作權的運動。在文學敏感性極強的日本文學家、文學研究家當中，亦有人如同金絲雀對有毒氣體具有敏感性感知一樣，敏銳地意識到了“文化活動”的異常性與危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