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爭為19世紀末日本侵略中國和朝鮮的戰爭。

按中國干支紀年，戰爭爆發的1894年為甲午年，故稱甲午戰爭（日本稱日清戰爭，西方國家稱第一次中日戰爭。

甲午戰爭以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7月25日豐島海戰的爆發為開端，至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簽字結束。

這場戰爭以中國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告終。

中國清朝**迫于日本軍國主義的軍事壓力，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

甲午戰爭的結果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另一方面則使日本國力更為強大，得以躋身列強。

名稱：中日甲午戰爭（日本稱日清戰爭，朝鮮半島稱清日戰爭，其他國家稱第一次中日戰爭）

地點：朝鮮半島、遼東半島、山東威海、黃海北部

時間：1894年7月25日—1895年4月17日

參戰方：中國，日本

結果：日本獲勝，簽訂《馬關條約》

參戰方兵力：清軍630,000人，日軍240,616人

傷亡情況：清軍31,500人陣亡，日軍13,306人死傷（1,132人陣亡）

1868年，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脫亞入歐”，開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國力日漸強盛。

當時的日本，正交叉進行兩次工業革命，1888年，日本產業革命出現**，因此急需對外的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

但日本作為一個島國，國內本身就資源匱乏、市場狹小，加之國內封建殘余勢力的濃厚及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的尖銳，因此以天皇為首的日本統治集團急于從對外擴張中尋求出路。

為此，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制定了所謂“清國征討策略”，逐漸演化為以侵略中國為中心的“大陸政策”。

其第一步是攻占臺灣。

第二步是吞并朝鮮。

第三步是進軍滿蒙。

第四步是滅亡中國。

第五步是征服亞洲，稱霸世界，實現所謂的“八纮一宇”。

而甲午中日戰爭就是日本實現“大陸政策”前兩個步驟的重要環節，由于其自身實力資源都不具備相應條件，所以實行以戰養戰的策略來達到目標的實力。

當時的中國處于清朝晚期，正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沉淪。

從19世紀六七十年代起，清朝統治集團中的洋務派掀起了一場以“自強”、“求富”為口號的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在科學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方面向歐美看齊，因此清朝一度出現“同治中興”的景象。

清朝于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師，成為亞洲一個強大的海軍力量，即使歐美列強也放緩了侵略腳步。

但清朝并未像日本那樣變革國家制度，因此所謂的“中興”并未能使中國走上富國強兵的道路。

此時清朝政治十分腐敗，人民生活困苦，官場中各派系明爭暗斗、爾虞我詐，國防軍事外強中干，紀律松弛。

19世紀末的東亞地區，一個是回光返照的老大帝國，一個是噴薄欲出的近代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和日本必定不能避免一戰。

那時候，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逐步向帝國主義過渡，日本的侵略行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強的支持。

美國希望日本成為其侵略中國和朝鮮的助手；英國企圖利用日本牽制俄國在遠東的勢力；

德國和法國為了趁日本侵華之機奪取新的利益，也支持日本侵略中國。

俄國雖然對中國東北和朝鮮懷有極大的野心，但尚未準備就緒，因此對日本采取不干涉政策。

列強默許或縱容的態度，成為日本實施侵略計劃的有利條件。

沖突

日本侵略中國是蓄謀已久、準備充分的。

早在1867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在《天皇御筆信》中宣稱“開拓萬里波濤，宣布國威于四方”，蓄意向海外擴張。

1871年，近代中日兩國簽訂了第一個條約《中日修好條規》。

第一款就說：“嗣后大清國、大日本國倍敦和誼，與天壤無窮。

即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

這是一個平等的條約！

但日本并沒有遵守這一條約，而是開始積極向中國擴張。

1872年，日本開始侵略中國附屬國琉球，準備以琉球為跳板進攻臺灣。

1874年，發生了琉球漂民被臺灣高山族殺死的事件，日本利用清朝官員的糊涂。

甲午戰前中日沖突和日本大陸政策涂，以琉球是日本屬邦為借口大舉進攻臺灣島，這是近代史上日本第一次對中國的武裝侵略。

但當時日本和中國實力懸殊，加上水土不服，日軍失利。

在美英等國的“調停”下，日本向清朝勒索白銀50萬兩，并迫使清廷承認日軍侵臺是“保民義舉”（即間接承認琉球人是日本屬民），才從臺灣撤軍。

后來，由于清廷的軟弱無能，日本于1879年完全并吞了琉球王國，改設為沖繩縣。

隨后，日本又開始侵略中國的另一個屬國——朝鮮。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開朝鮮國門，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取得了領事裁判權等一系列特權。該條約第一條即宣稱“朝鮮為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公然把朝鮮的宗主國清朝排斥在外，充分暴露了日本獨占朝鮮的野心。

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中日兩國同時出兵朝鮮，清軍雖然在這次事件中壓制住日軍，但日本還是如愿在《濟物浦條約》中取得了在朝鮮的派兵權和駐軍權。

1884年，日本幫助朝鮮開化黨發動甲申政變，企圖驅逐中國在朝鮮的勢力。

袁世凱率清軍擊敗了日軍，鎮壓了這次政變。

但日本人還是利用了清廷的昏庸同清朝訂立了《天津會議專條》，規定中日兩國同時從朝鮮撤兵，兩國出兵朝鮮須互相通知。

《濟物浦條約》使日本取得了以保護公使館為由出兵朝鮮的權利，《天津會議專條》則使日本取得了與中國在朝鮮共同行動的權利，這兩個條約就為后來的甲午中日戰爭埋下伏筆。

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日沖突中，中方在硬實力上一直占有優勢，但朝鮮甲申政變之后的十年時間，情況就悄然發生了變化。

這段時間，日本一直關注著中國，日本軍界要人山縣有朋指出“鄰邦之兵備愈強，則本邦之兵備亦更不可懈”。

故自1890年后，日本以國家財政收入的60%來發展海軍、陸軍，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決定每年從自己的宮廷經費中撥出三十萬元，再從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補充造船費用。舉國上下士氣高昂，以趕超中國為奮斗目標，準備進行一場以“國運相賭”的戰爭。

在1890年時，北洋海軍二千噸位以上的戰艦有7艘，總噸位27000多噸；

而日本海軍二千噸位以上的戰艦僅有5艘，總噸位約17000多噸。

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擴軍計劃，到了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已經建立了一支擁有63000名常備兵和23萬預備兵的陸軍，包括6個野戰師和1個近衛師。

戰前日本海軍擁有軍艦32艘、**艇24艘，總排水量72000噸，超過了北洋海軍。

日本還出動樂善堂、玄洋社等間諜組織和人員潛入中國，加緊對中國各方面的情報搜集和滲透。

而在此期間的中國，經過數十年的洋務運動，初見成效，開始得意輕敵。

又在與西方各國打交道的過程中，認為西方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只是想在貿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軍備意識。

北洋海軍自1888年正式建軍后，就再沒有增添任何艦只，艦齡漸漸老化，與日本新添的戰艦相比之下，火力弱，射速慢，航速遲緩。

當時北洋水師有艦艇25艘，官兵4000人。

到甲午戰爭前，北洋艦隊的大沽口、威海衛和旅順三大基地建成。

但清朝軍事變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裝備的低級階段，陸海軍總兵力雖多達80余萬人，但編制落后，管理混亂，訓練廢弛，戰斗力低下。

1891年以后，北洋水師甚至連槍炮彈藥都停止購買了。

這是因為此時清朝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為了準備她在1894年的六十壽誕，將這些費用來修建頤和園，供自己“頤養天年”了。

中日兩國的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與明治天皇相比，對照何其鮮明。

這在某種程度上也預示了中國失敗的命運。

甲午開戰時，清朝陸軍總兵力達96萬人，而日軍總兵力為24萬人，清軍與日軍的兵力之比達到4:1;

然而，清軍一線戰場實際參戰部隊主要以淮軍為主，只有十余萬人(有說法是最多20萬人)，實際參戰兵力可能還不如日軍(17萬人)。

戰爭爆發

朝鮮問題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突破口，1890年，日本爆發經濟危機，對開戰的要求更加迫切，就在這一年，時任日本首相山縣有朋在第一次帝國議會的“施政演說”中拋出了所謂“主權線”和“利益線”的理論，將日本本土作為主權線，中國和朝鮮半島視為日本的“利益線”，聲稱日本“人口不足”，必須武力“保衛”利益線，加緊擴軍備戰。

戰爭的***終于來了，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軍節節敗退，被迫向清朝乞援。

日本認為發動戰爭的時機已至，向清廷表示“貴**何不速代韓戡？……我**必無他意”，誘使清朝出兵朝鮮。

清朝沒有識破這是日本的陰謀，于是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淮軍精銳2000人于6月6日后數日分兩批在朝鮮牙山登陸，在此安營扎寨，準備鎮壓起義，同時根據1885年《中日天津條約》通知日本。

6月10日，朝鮮**和起義軍達成了全州和議，清軍未經戰斗起義就平息下去。

6月25日，原定計劃的第三批清軍在牙山登陸，駐朝清軍總數達到2465人。

甲午戰爭時的日本大本營在朝鮮向清朝乞援的同時，日本通過其駐朝公使館探知清廷將要出兵朝鮮的消息后，欣喜若狂。

當時的伊藤博文內閣正面臨議會的不信任案彈劾，得到此消息后，便如同抓住救命稻草，全力著手挑起戰爭。

1894年6月2日，伊藤內閣決議出兵朝鮮。

6月5日，日本立即設立有參謀總長、參謀次長、陸軍大臣、海軍軍令部長等參加的“大本營”，作為指揮侵略戰爭的最高領導機關。6月9日，日本派先遣隊400多人，在駐朝公使大鳥圭介的率領下，以《濟物浦條約》規定之日本有權保護使館和僑民為借口進入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同時又根據《中日天津條約》知照中方，其后又在6月12日派兵800人進駐漢城。在日軍先遣隊出發前，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訓令駐朝公使大鳥圭介“得施行認為適當之臨機處分”，授權大鳥挑起釁端，找尋借口發動侵略戰爭。

交涉破裂

全州和議達成以后，朝鮮**要求中日兩國撤兵，于是大鳥圭介開始和清廷駐朝大臣袁世凱進行撤兵談判。

大鳥雖然口頭上答應袁世凱撤兵，甚至就要達成書面協議，但是日本發動戰爭的決心已定，不可能同意撤兵。

所以日本**一方面電令大鳥拒絕達成共同撤兵協議，另一方面則在6月15日拋出了“中日兩國共同協助朝鮮改革內政”的方案，從而使共同撤兵協議一筆勾銷。

此后，日本開始不斷增兵，6月16日大島義昌少將率領混成旅團第一批部隊在仁川登陸，到6月28日混成旅團第二批部隊登陸，侵朝日軍達到8000余人，比起駐朝清軍已占絕對優勢；而清廷決策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則一直希望中日共同撤兵，既未向朝鮮增援軍隊，又沒有按袁世凱、聶士成等人的建議由清軍先撤兵，舉棋不定，最終給日本人以可乘之機。

日本之所以提出“共同改革朝鮮案”，其目的是一面使自己的軍隊以“協助朝鮮改革內政”為名賴在朝鮮不走，一面又拖住了駐朝清軍，完全是為發動戰爭而采取的挑釁手段。

清**拒絕了“共同改革朝鮮案”，并強調日本必須撤兵，于是日本在6月22日向清**發出了“第一次絕交書”。

此后，李鴻章一味寄希望于美、英、俄等歐美列強調停，讓日本撤兵。

由于前述的各國利害關系，美、英、俄只是對日本表示“譴責”而已，并未采取強硬措施，加之日本靈活的外交策略，列強最后都采取了觀望態度，于是調停均告失敗。

7月14日，日本向清**發出了“第二次絕交書”，拒不撤兵，并反誣中國“有意滋事”，揚言“將來如果發生意外事件，日本**不負其責”。

至此中日談判破裂！

日本向清廷發出“第一次絕交書”以后，便著手開始單獨改革朝鮮內政的策略。

與朝鮮交涉期間，大鳥圭介一方面逼問朝鮮否認自己是中國屬國，另一方面提出五項二十七條改革方案，強迫朝鮮限期接受。

但是朝鮮**當時是親華的，據當時日本駐朝公使館一等書記官杉村濬所說：“當時的情況是，趁朝鮮變亂之機出兵的清國，暗中有所圖謀，本應予以反對，但朝鮮**不僅無絲毫憎惡之感，反而予以同情”。

因此朝鮮十分反感于日本的蠻橫，敷衍日本的要求，并一再督促日本撤軍。到7月17日，日朝談判也宣告破裂。

戰爭爆發

1894年7月期間，日本發動戰爭的陰謀愈發明顯，中國國內輿論和清軍駐朝將領紛紛請求清廷增兵備戰。

朝廷里也形成了以光緒帝載湉、戶部尚書翁同龢（光緒帝老師）為首的主戰派。

然而慈禧太后并不愿意其六十大壽為戰爭干擾，李鴻章為了保存自己嫡系的淮軍和北洋水師的實力，也企圖和解。

這些人形成了清廷中的主和派。

到7月中旬中日談判破裂以后，一直按兵不動的李鴻章才應光緒帝的要求，開始派兵增援朝鮮。

而隨著中日、日朝談判相繼破裂，列強調停均告失敗，日本終于可以放手大干，1894年7月17日，日本大本營作出開戰決定；7月20日，日本編成了以伊東祐亨為司令的聯合艦隊，隨時準備尋釁；

同日，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向朝鮮**發出最后通牒，要其”廢華約、逐華兵”，要求48小時內答復，朝鮮繼續敷衍日本，于是日本決定出兵控制朝鮮**，以找到與駐朝清軍開戰的“委托”。

1894年7月23日凌晨，侵朝日軍突襲漢城王宮，擊潰朝鮮守軍，挾持朝鮮國王李熙（朝鮮高宗），解散朝鮮親華**，扶植國王生父興宣大院君李昰應上臺攝政。

日本艦隊擊沉了高升號運兵船！

日本嗾使朝鮮親日**斷絕與清朝的關系，并“委托”日軍驅逐駐朝清軍。

控制了朝鮮**后，1894年7月25日（農歷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戰，在朝鮮豐島海面襲擊了增援朝鮮的清軍運兵船“濟遠”、“廣乙”，豐島海戰爆發，海戰中日本聯合艦隊第一游擊隊的“浪速”艦悍然擊沉了清軍借來運兵的英國商輪“高升”號，制造了高升號事件。

至此，日本終于引爆了甲午中日戰爭。

1894年8月1日（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雙方正式宣戰。

清朝在其宣戰詔書中指出朝鮮歷來是清朝的附屬國，清朝是應朝鮮**的要求出兵的，相反日本“不遵條約，不守公法，任意鴟張，專行詭計，釁開自彼，公理昭然”，令清朝忍無可忍，因此“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陸續進發，以拯韓民于涂炭。”

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在宣戰詔書中則針鋒相對，聲稱“朝鮮乃帝國首先啟發使就與列國為伍之獨立國”，聲稱其開戰原因是“帝國于是勸朝鮮以厘革其秕政……朝鮮雖已允諾，清國始終暗中百計妨礙……更派大兵于韓土，要擊我艦于韓海，狂妄已極。”

表示其目的是“使朝鮮永免禍亂”、“維持東洋全局之平和”、“宣揚帝國之榮光于中外”，日本的這些無理借口和詭辯之辭都充分體現了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質。

過程

這時在清廷內部，以光緒帝為首的主戰派占上風。時年慈禧太后六十歲，她盼望從速結束戰爭，以免耽誤她大辦慶典，因此傾向和議，但迫于清議，一時尚不敢公然主和。

中日甲午戰爭主要分為以下三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

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

在此階段中，戰爭是在中國境外的朝鮮半島及黃海北部進行，陸戰主要是平壤戰役，海戰主要是黃海海戰。

1894年7月下旬，中日兩軍在朝鮮境內開戰。

清軍在豐島海面被日軍偷襲之后，很快也被在陸上的成歡驛的日軍偷襲（詳見成歡之戰），由于朝鮮**已被日本控制，葉志超、聶士成等部駐牙山的清軍被迫繞道漢城，北撤到朝鮮北部重鎮、平安道首府——平壤。毅軍以分統馬玉昆率五營一隊（約2100人），與淮軍盛字軍以及奉天的奉字練軍、盛字練軍一起，構成了四大軍29營，于8月先期入朝，在平壤與從牙山退回的葉志超、聶士成部匯合，朝廷命葉志超為駐平壤各軍總統。

平壤之戰是雙方陸軍首次大規模作戰。

當時駐守平壤的清軍共三十五營，一萬五千人；

進攻平壤的日軍有一萬六千多人，雙方兵力旗鼓相當。

平壤城的地勢也非常險要，易守難攻。

而且清軍還得到朝鮮人民的支持。

當時雖然朝鮮**被強行拉到日本陣營，但朝鮮的平安道觀察使閔丙奭積極協助清軍作戰，甚至連日本推上臺的傀儡大院君李昰應都暗中給清軍傳遞情報。

可惜清軍并未充分利用這些優勢，由于其主帥葉志超指揮失誤和臨陣脫逃，導致清軍失敗，以至于影響了整個戰局。

日軍分四路圍攻平壤，兵力分散，由于李鴻章“先定守局，再圖進取”的作戰方針以及清將葉志超的膽小昏聵，左寶貴等人攻打日軍的行動不斷遭到葉志超的阻撓，日軍遂順利完成了對平壤的包圍。

1894年9月15日，戰斗在三個戰場同時展開：其一為大同江南岸（船橋里）戰場。

其二為玄武門外戰場。

其三為城西南戰場。

在大同江南岸戰場，晨三時，日軍第九混成旅團在大島義昌少將的指揮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軍發起進攻。

清軍分兵抗拒，重創日軍第9旅團。

日軍中、右兩隊司令官武田秀山中佐和西島助義中佐拼命督戰，攻陷了左右兩翼的堡壘。

但隨即遭到清軍的步炮協同夾擊，再遭重創，這一仗日軍遭受了重大傷亡，據《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戰史》公布的數字，

“將校以下死者約一百四十名，傷者約二百九十名”。

中隊長級大尉軍官被擊斃四名，少尉軍官被擊斃二名。

第9混成旅團長大島義昌少將、第21聯隊長西島助義中佐、炮兵第5聯隊第3大隊長永田龜少佐均被擊傷。

玄武門為日軍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優勢兵力，由立見尚文少將的第十旅團（又稱朔寧支隊）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聯隊（又稱元山支隊）擔任主攻。

高州鎮總兵左寶貴登玄武門指揮，激戰中，左寶貴中炮犧牲，其部下三位營官也先后陣亡，午后二時玄武門遂被日軍攻陷。

日軍向城內推進，遭到清軍的奮力抵抗，只得退守玄武門。

在城西南戰場，野津道貫親率日本第五師團本隊，于晨七時從平壤西南用炮火掩護步兵沖鋒，清軍馬隊進行反擊。

至中午，野津道貫見難以得手，下令暫停攻擊，退回駐地。

此時，軍總統（總指揮）葉志超貪生怕死，在戰局膠著的情況下，竟于午后四時樹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軍撤退，日本便在清兵的退路上設下埋伏。

當天雨夜，撤退的清軍中伏，陣腳大亂，死亡2000人，被俘500余人。

平壤之戰以清軍大敗告終。

以后6天中，清軍狂奔五百里，一路逃至鴨綠江邊，于21日渡鴨綠江回國。

日軍一路高歌猛進，占領朝鮮全境。

黃海海戰

黃海海戰發生于1894年9月17日，即平壤陷落的第三天。

日本聯合艦隊終于在鴨綠江口大東溝附近的黃海海面挑起—場激烈的海戰，這是甲午戰爭中繼豐島海戰后第二次海戰。

也是中日雙方海軍一次主力決戰。

這場戰役發生于鴨綠江口大東溝（今遼寧省東港市）附近海面。

9月15日上午，北洋水師護送4000余名入朝援軍到朝鮮。

返航后在大東溝遭遇日軍阻截，戰斗由此爆發。

日本海軍在大同江外海面投入戰斗軍艦則有12艘，包括其全都精華，幾乎可以說是傾巢出動。

中午開戰后，北洋艦隊重創日本比叡、赤城、西京丸號諸艦，但北洋艦隊中揚威、超勇二艦亦受重創。

黃海海戰過程：

北洋水師旗艦——定遠號

1894年9月15日上午，北洋艦隊的主力，計軍艦10艘，附屬艦8艘，在丁汝昌率領下到達大連灣。

凌晨1時，銘軍的十個營共四千人分乘五艘運兵船，向鴨綠江口的大東溝進發。

中午，艦隊抵達大東溝（今遼寧省東港市），到次日早晨，軍隊全都登陸。

9月17日上午8時，運兵船卸載完畢。

9時，北洋水師定遠號旗艦上掛出龍旗開始返航。

10時23分，日本聯合艦隊第一游擊隊率先發現了北洋水師。便掛出“東北方向發現三艘以上敵艦”的信號旗。

10時30分，北洋水師鎮遠艦桅樓上的哨兵看到西南方向海面上有幾簇黑煙，發現日本艦隊。丁汝昌隨即命令各艦升火、實彈，準備戰斗。

12時05分，日本聯合艦隊第一游擊隊在先，本隊在后，呈單縱陣，接近北洋水師。

12時20分，北洋水師在行進中由雙縱陣改為橫陣，旗艦定遠位于中央，其余各艦在其左、右依次展開，艦隊呈楔形梯隊。

同時丁汝昌還發出命令：“各小隊須協同行動，始終以艦首向敵；諸艦務于可能之范圍內，隨同旗艦運動之。”

12時50分，雙方艦隊相距5300米，北洋水師旗艦定遠艦首先開炮。

聯合艦隊第一游擊隊在距北洋水師5000米處即向左轉彎，航向北洋水師右翼。

聯合艦隊航向北洋水師右翼，冒險將艦隊暴露于北洋水師陣前。

十秒鐘后，鎮遠艦也發出炮彈，緊接著，北洋艦隊各艦一齊發炮轟擊。

三分鐘后，日本旗艦松島艦也開始發炮還擊。

12時53分，聯合艦隊旗艦松島開始發炮還擊。

定遠主桅中彈，信號索具被炮火所毀（一說因戰船老朽發炮時震塌飛橋），在飛橋上督戰的丁汝昌身負重傷。

剎時間，雙方各艦百炮一齊怒放，硝煙彌漫，海水沸騰。

開戰之初，雙方的力量對比如下：

北洋水師：

火炮/門：195

**發射管/架：556

總排水量/噸：32100

總兵力/人：2126

平均航速/節：10.2

日本聯合艦隊：

火炮／門：268

**發射管／架：568

總排水量／噸：40840

總兵力：3916

平均航速／節：14.5

其中，日本第一游擊隊平均航速達19.4節。

另據英國海軍年鑒統計，當時速射炮的發射速度是原后裝炮的六倍，由此計算，日本艦隊的火力實際上相當于北洋艦隊的三倍。

依航行次序，日艦配備情況如下：

第一游擊隊：

艦名：“吉野”

艦長：河源要一

滿載排水量／噸：4216

航速／節：22.5

主炮／門：150mm速射炮 x 4

艦名：“高千穗”

艦長：野村貞

滿載排水量／噸：3709

航速／節：18

主炮／門：260mm x2

艦名：“秋津洲”

艦長：上村彥之丞

滿載排水量／噸：3150

航速／節：19

主炮／門：150mm速射炮 x4

本隊第一群陣：

艦名：“松島”旗艦

艦長：尾本知道

滿載排水量／噸：4278

航速／節：16

主炮／門：320mm x1

艦名：“千代田”

艦長：內田正敏

滿載排水量／噸：2439

航速／節：19

主炮／門：120mm速射炮 x1

艦名：“嚴島”

艦長：橫尾道昱

滿載排水量／噸：4278

航速／節：16

主炮／門：320mmx1

本隊第二群陣：

艦名：“橋立”

艦長：日高壯之丞

滿載排水量／噸：4278

航速／節：16

主炮／門：320mm x1

艦名：“比睿”

艦長：櫻井規矩之左右

滿載排水量／噸：2284

航速／節：13.2

主炮／門：170mm x2

艦名：“扶桑”

艦長：新井有貢

滿載排水量／噸：3777

航速／節：13

主炮／門：280mm x2

本隊左側：

艦名：“西京丸”

艦長：鹿野勇之進

滿載排水量／噸：4100

航速／節：15

主炮／門：120mm×1

艦名：“赤城”

艦長：坂元八太郎

滿載排水量／噸：622

航速／節：10.25

主炮／門：120mm×1

北洋艦隊的12艘軍艦配備情況如下：

艦名：“定遠”旗艦

管帶：劉步蟾

滿載排水量／噸：7335

航速／節：14.5

主炮／門：305mm x4

艦名：“鎮遠”

管帶：林泰曾

滿載排水量／噸：7335

航速／節：14.5

主炮／門：305mm x4

艦名：“經遠”

管帶：林永升

滿載排水量／噸：2900

航速／節：15.5

主炮／門：210mm x2

另外六艘艦艇為炮艦鎮南、鎮中和**艇福龍號、左一、右二、右三。

戰斗開始不久，北洋艦隊旗艦“定遠”艦由于下水12年，7年未修，主炮炮塔起火，丁汝昌燒傷。

信旗被毀（一說為被日軍艦炮擊中）。丁汝昌拒絕隨從把自己抬入內艙，堅持坐在甲板上督戰。

可是他也只能鼓一艦士氣。

日第一游擊隊4艦利用航速優勢繞攻北洋艦隊右翼“超勇”、“揚威”，二艦相繼被擊中起火，退出戰斗。

日艦“吉野”也被北洋艦隊擊中起火，但很快被撲滅。

13時30分左右，“超勇”沉沒，管帶黃建勛落水，“左一”**艇駛近相救，拋長繩援之，黃建勛不就，從容死難，艦上官兵也大部壯烈犧牲。

當日本第一游擊隊繞攻北洋艦隊右翼時，本隊也與北洋艦隊主力交相攻擊。

日本軍艦“比睿”、“赤城”、“扶桑”、“西京丸”遭到北洋艦隊截擊。

“定遠”、“來遠”、“經遠”重創日艦“比睿”、“赤城”。“赤城”艦長坂元八太郎陣亡。

“西京丸”也受重創。

14時15分左右，日本艦隊繞至北洋艦隊背后，與第一游擊隊形成夾擊之勢。

北洋艦隊腹背受敵，隊形更加混亂。

在混戰中，北洋艦隊一直沖殺在前的“致遠”艦受到“吉野”、“高千穗”等的集中轟擊，多處受傷，船身傾斜。

伊東祐亨令第一游擊隊救援“赤城”、“比睿”。

“吉野號”沖在最前面，正遇上全身著火的“致遠”艦。

鄧世昌見吉野恃其船捷炮利，橫行無忌，憤而說道：“倭艦專恃吉野，茍沉是船，則我軍可以集事。”

決意與之沖撞，同歸于盡。

鄧世昌毅然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艦“吉野”號右舷，日本官兵見狀大驚失色，集中炮火向致遠射擊，致遠艦右側**發射管被擊中，引起大爆炸，3時30分，以右舷傾斜，在東經123度34分，北緯39度32分的黃海海面上沉沒。

全艦官兵除七名遇救外，其余自鄧世昌以下全部壯烈殉國。

（此說法目前最接近事實，致遠艦沖向吉野號，有可能就是為了使用**攻擊。也有另外的說法是致遠艦是被日艦火炮擊沉，戰前北洋水師已經把**拋入海中。）

書寫到這里，梵雨有感而發，特意做了幾首詩來緬懷鄧世昌管帶！

《無題一》

梵雨

甲午海戰風云生，

大清頹廢日得勝。

鄧氏祠堂今猶在，

肯于君王在出征。

《無題二》

梵雨

甲午海戰英雄出，四十九年中華定。

六十余年勤勉業，遙望東方遼寧出。

日寇不忘當面恥，欲將戰火重燃起。

兵出東海整裝齊，誓將東京夷南京。

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又稱維新變法，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主要領導人物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政治改良運動。但戊戌變法因損害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利益所以遭到強烈抵制與反對，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發動戊戌政變，光緒帝被囚至中南海瀛臺，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共6人被殺，歷時103天的變法失敗。百日維新是戊戌變法的一部分。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促進了思想解放，對社會進步和思想文化的發展，促進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中文名：戊戌變法

外文名：Hundred Days Reform

起始時間：1898年6月11日

結束時間：1898年9月21日

目的：學習西方，改革制度，發展工商業

主要人物：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

別名：維新變法

創辦報紙：《時務報》、《國聞報》

結果：失敗

性質：一次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

影響：有利于資本主義思想的傳播和發展

序幕：公車上書

正式開始：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

背景：《馬關條約》的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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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法背景

國際局勢

經濟

19世紀下半葉是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階段。這個時期，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引起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促使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并開始向壟斷階段過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對落后的俄國、日本，在發展了資本主義之后，也迅速強大起來。在這種局勢下，變革舊的制度和舊的生產力，發展資本主義已經成為當時的一種世界潮流。

政治

19世紀后期，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議會改革等，使更多的民眾獲得了選舉權和參政權，政治民主化進一步擴大。英、美等國實現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頓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從而保證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常運行。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在長期的發展中日趨完善。這些國家都為中國人建立資本主義制度提供了示范。

國內局勢

社會背景

民族危機的加深。19世紀末，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英、法，美，德、意、日、俄和葡萄牙相繼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因此加緊對落后國家和地區進行侵略，西方列強趁機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偌大的中國被分割成了一塊塊列強的“勢力范圍”，整個國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勢。中國邊疆地區出現了新危機；《馬關條約》的簽訂，中國再次遭受割地、賠款，以及大量主權進—步喪失的厄運。甲午戰爭的慘敗更加速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亡國滅種的危急形勢迫使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尋找新的救國救民道路。

經濟基礎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 這一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得以初步發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國主義的入侵所帶來的刺激。《馬關條約》中允許列強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列強紛紛加緊資本輸出，中國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進一步破壞。這在客觀上促使中國城鄉的商品經濟有所發展，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創造了一些條件；二是在洋務運動中，洋務派打著“自強”、“求富”的口號，興辦了一批近代工業企業，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引導和刺激作用；三是因為一些覺醒的國人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抵制洋商洋廠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們發出了“實業救國”的呼聲，利用有利時機大力發展民族工業。19世紀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初步發展，為資產階級開展維新變法運動提供了經濟基礎。

階級基礎

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他們開始謀求與其經濟地位相符的政治權利。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政治舞臺，為戊戌變法奠定了階級基礎。

思想基礎

近代以來新思想的發展

鴉片戰爭后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封建統治的危機也一步步加深，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思考要通過何種道路來挽救中國的問題。林則徐、魏源等主張“向西方學習”，發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聲，成為學習西方的先聲。但是他們的思想由于受到種種限制，并沒有付諸實踐。洋務派將“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付諸行動。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務運動，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指導下，主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希望以此達到“自強”、“求富”的目的。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但是甲午戰爭的慘敗卻表明靠洋務運動并不能救中國。

早期的資產階級維新思想萌芽

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中的很多人親身參加了洋務運動的實踐。經歷了甲午戰爭的失敗后，他們認為洋務運動僅將“制器”作為學習的重點是不夠的，中國真正要學習的是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早期維新派主要針對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了改革方案，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他們只進行一 些理論上的宣傳，很少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有很大的局限性。盡管如此，他們掀起的維新思潮仍然產生了廣泛影響，并對康、梁維新思想的產生起到了思想先導的作用。

維新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康有為打著“托古改制”的旗號，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相結合來宣傳變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義來宣傳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為的思想在當時極具震撼力， 為維新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體現了他對封建頑固勢力的妥協。

梁啟超將維新思想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梁啟超的維新思想在當時的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僚中產生了較大反響，大大增強了維新變法的聲勢。

嚴復認為要挽救中國，必須維新，要維新，必須大侶“西學”。他通過發表文章和翻譯西方著作，無情抨擊了封建頑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維新主張。嚴復雖然沒有參加維新運動的實踐，但是他對西學的介紹和宣傳卻對近代早期知識分子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也為醞釀中的戊戌變法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武器。

維新派與頑固派的論戰

三個“要不要”的論戰，即要不要實行維新變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為君主立憲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一種新思想的產生，必然會遭到保守思想的反對，維新派和頑固派的論戰不可避免。這是一場維新與守舊、變法與反變法的爭論，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思想同封建主義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鋒。維新派利用這次機會使自己的思想廣泛傳播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進一步開闊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維新陣營。

主要人物

康有為

康有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贊修是道光年間的舉人，父親康達初做過江西補用知縣。康有為自幼學習儒家思想，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南歸時途經上海，購買了大量西方書籍，吸取了西方傳來的進化論和政治觀點，初步形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體系。

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借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

1891年后，他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弟子有梁啟超、陳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參加會試，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又未上達。當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書，得到了光緒帝的贊許。7月，他和梁啟超創辦《中外紀聞》，不久又在北京組織強學會。

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次年1月，光緒皇帝下令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他呈上《應詔統籌全局折》，又進呈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4月，他和梁啟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6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準其專折奏事，籌備變法事宜。

梁啟超

梁啟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師為生。梁啟超自幼在家接受啟蒙教育。11歲至廣州應學院試，中秀才。后在“學海堂”就讀，于經史子集無不涉獵，17歲中舉人。18歲購得《瀛環志略》，從此開始接觸西學。不久，以弟子禮拜見康有為，并于1891年受業于萬木草堂，其“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戰敗，遂隨其師康有為并各省1300名舉人聯名上書，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車上書”。從此開始了他鼓吹變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動。

過

1895年4月，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的組織發動下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上書因頑固派的阻撓沒有送到光緒帝的手中，史稱“公車上書”。

經濟基礎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 這一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得以初步發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國主義的入侵所帶來的刺激。《馬關條約》中允許列強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列強紛紛加緊資本輸出，中國 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進一步破壞。這在客觀上促使中國城鄉的商品經濟有所發展，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創造了一些條件；二是在洋務運動中，洋務派打著“自強”、“求富”的口號，興辦了一批近代工業企業，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引導和刺激作用；三是因為一些覺醒的國人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抵制洋商洋廠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們發出了“實業救國”的呼聲，利用有利時機大力發展民族工業。19世紀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初步發展，為資產階級開展維新變法運動提供了經濟基礎。

階級基礎

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他們開始謀求與其經濟地位相符的政治權利。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政治舞臺，為戊戌變法奠定了階級基礎。

思想基礎

近代以來新思想的發展

鴉片戰爭后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封建統治的危機也一步步加深，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思考要通過何種道路來挽救中國的問題。林則徐、魏源等主張“向西方學習”，發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聲，成為學習西方的先聲。但是他們的思想由于受到種種限制，并沒有付諸實踐。洋務派將“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付諸行動。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務運動，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指導下，主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希望以此達到“自強”、“求富”的目的。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但是甲午戰爭的慘敗卻表明靠洋務運動并不能救中國。

早期的資產階級維新思想萌芽

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中的很多人親身參加了洋務運動的實踐。經歷了甲午戰爭的失敗后，他們認為洋務運動僅將“制器”作為學習的重點是不夠的，中國真正要學習的是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早期維新派主要針對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了改革方案，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他們只進行一 些理論上的宣傳，很少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有很大的局限性。盡管如此，他們掀起的維新思潮仍然產生了廣泛影響，并對康、梁維新思想的產生起到了思想先導的作用。

維新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康有為打著“托古改制”的旗號，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相結合來宣傳變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義來宣傳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為的思想在當時極具震撼力， 為維新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體現了他對封建頑固勢力的妥協。

梁啟超將維新思想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梁啟超的維新思想在當時的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僚中產生了較大反響，大大增強了維新變法的聲勢。

嚴復認為要挽救中國，必須維新，要維新，必須大侶“西學”。他通過發表文章和翻譯西方著作，無情抨擊了封建頑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維新主張。嚴復雖然沒有參加維新運動的實踐，但是他對西學的介紹和宣傳卻對近代早期知識分子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也為醞釀中的戊戌變法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武器。

維新派與頑固派的論戰

三個“要不要”的論戰，即要不要實行維新變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為君主立憲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一種新思想的產生，必然會遭到保守思想的反對，維新派和頑固派的論戰不可避免。這是一場維新與守舊、變法與反變法的爭論，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思想同封建主義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鋒。維新派利用這次機會使自己的思想廣泛傳播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進一步開闊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維新陣營。

康有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贊修是道光年間的舉人，父親康達初做過江西補用知縣。康有為自幼學習儒家思想，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南歸時途經上海，購買了大量西方書籍，吸取了西方傳來的進化論和政治觀點，初步形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體系。

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借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

1891年后，他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弟子有梁啟超、陳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參加會試，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又未上達。當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書，得到了光緒帝的贊許。7月，他和梁啟超創辦《中外紀聞》，不久又在北京組織強學會。

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次年1月，光緒皇帝下令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他呈上《應詔統籌全局折》，又進呈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4月，他和梁啟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6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準其專折奏事，籌備變法事宜。

梁啟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師為生。梁啟超自幼在家接受啟蒙教育。11歲至廣州應學院試，中秀才。后在“學海堂”就讀，于經史子集無不涉獵，17歲中舉人。18歲購得《瀛環志略》，從此開始接觸西學。不久，以弟子禮拜見康有為，并于1891年受業于萬木草堂，其“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戰敗，遂隨其師康有為并各省1300名舉人聯名上書，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車上書”。從此開始了他鼓吹變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動。

1896年，任上海《時務報》主筆，發表《變法通議》、《西學書目表》等，為傳播變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貢獻，成為當時知名的風云人物。

1897年11月，赴長沙任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教學中積極宣傳變法思想，培養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協助康有為等促成“百日維新”。其間，梁啟超活躍非凡，為變法事業鞠躬盡瘁，顯示了卓越的宣傳和組織才能。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亡命日本等地，耳聞目睹西方之學，思想又有新變。在日本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繼續鼓吹變法維新。

從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間，撰寫了近百篇文章，廣泛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賓諾莎、盧梭、培根、笛卡兒、達爾文、盂德斯鳩、康德等、其領域遍及歷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個方面，對當時的中國思想界產生了很大的積極影響，被譽為“輿論界驕子”。

1905年以后，國內革命形勢繼續發展，但梁啟超對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漸落后于時代，成為保皇立憲的積極鼓吹者和參與者。

袁世凱在1896年4月受到監察御史胡景桂的彈劾，指他在小站練兵時犯下“嗜殺擅權”、“克扣軍餉”，“誅戮無辜”等多條罪狀，榮祿當時視察新軍，為新軍軍容所動，力保袁世凱，袁世凱才得以留任，1896年9月20日袁世凱抵達天津，1896年9月21日晚袁世凱聽到楊崇伊從北京帶來的政變消息，以為密謀已經泄露，為避免自己被牽扯上叛逆罪，于是將情況告知榮祿，結果戊戌變法失敗，光緒帝失去朝廷政權并遭軟禁。

1895年4月，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的組織發動下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上書因頑固派的阻撓沒有送到光緒帝的手中，史稱“公車上書”。

公車上書失敗后，維新派積極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著書立說，介紹外國變法經驗教訓，在各地創辦了許多報刊、學會、學堂，為變法制造輿論，培養人才。維新變法運動逐漸在全國興起。

1895年8月，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紀聞》，鼓吹變法；組織強學會。

1896年8月，為了宣傳變法而制造輿論中心，《時務報》在上海創刊。

1897年冬，嚴復在天津主編《國聞報》，成為與《時務報》齊名的在北方宣傳維新變法的重要陣地。

1898年2月，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學會，創辦了《湘報》。在康、梁等維新志士的宣傳、組織和影響下，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33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報刊19種。到1898年，學會、學堂和報館達300多個。

1897年冬，德國出兵強占膠州灣，引發了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在嚴重民族危機的激發下，維新變法運動迅速高漲。康有為上書光緒帝，指出形勢迫在眉睫，如果再不變法，不但國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后來，光緒帝接見康有為，表示不做“亡國之君”，讓康有為全面籌劃變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上《應詔統籌全局折》，4月，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

1898年4月，康有為同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書，變法正式開始。變法期間，光緒帝先后發布上百道變法詔令，除舊布新。

一九零九年，贏臺，傳來了一聲嘆息，“哎！大清國氣數將盡啊！”

一九一二年，深深的紫禁城中傳出了一聲嘆息“哎！也罷，命張謇擬詔書吧！”

紫禁城太和殿門口，一個太監正在宣讀圣旨，跪在圣旨下的是袁世凱！那太監邊讀邊流淚。

奉旨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前因民軍起事，各省相應，九夏沸騰，生靈涂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于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各將亦主張於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歸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圣天下為公之義

。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游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欽此。

同日，頒布《關***皇帝辭位之后優待條件》、《優待皇室條件》。《清宣統政紀》記載其主要內容是：

甲、關***皇帝宣布贊成共和國體，中華民國***皇帝辭位之后，優待條件如左：

一、大清皇帝辭位之后，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二、大清皇帝辭位之后，歲用四百萬兩，俟改鑄新幣后，改為四百萬元。此款由中華民國撥用。

三、大清皇帝辭位之后，暫居宮禁，日后移居頤和園。侍衛人等，照常留用。

四、大清皇帝辭位之后，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妥慎保護。

五、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