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不一定是重要的事。
有些事對某些人來說,是了不起的“大事”,但對其他的人而言,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例如你為應考而緊張,覺得這是不得了的“大事”,但對主考官來說,這只不過是“平常事”一件。
就算國家“大事”,也是一樣。
的確,有的“大事”,也是“重要事”。歷史上很多重大的戰役、重大的改革,都如是觀。
但大部分的“大事”,卻不如何重要,在歷史的長河里,一些當時叱咤風云的人物、一些震驚天下的變局,乃至一些血肉橫飛的斗爭,只不過是一口井里的風波,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
雷純給吳其榮辦“大事”:
“大事”使驚濤書生覺得自己很重要。
可是這些大事其實并不重要:一如皇帝任命童貫、朱勔等去江南運辦“花石綱”,他們覺得都是何等風光的“大事”,但在歷史的評價里,那只不過是“丑事”而已。
——其實,縱辦不成這些“大事”,對“六分半堂”和雷純也依然無損。
辦成了,自然最好不過。
如果是舉足輕重、定判成敗的重大事,雷純當然在委派上自有分寸。
而且她會先征詢狄飛驚的意見。
狄飛驚只用了很短的時間,已弄清楚了雷純的策略,如執行計策的方式;他又用了很少的時間,已適應了雷純的方式與風格;他也只用了極有限的時間,已弄明白了吳其榮的個性和雷純任用他的辦法。
他理所當然也責無旁貸地去配合雷純——一如他去配合雷損一樣。
于是,吳其榮在“六分半堂”里繼續去辦他的“大事”;當然,有時也常辦“急事”。
人的一生,多辦的是“急事”,但“急事”不見得就是“大事”,更不一定是“重要的事”。
像要“如廁”、“吃飯”、“服藥”、“喂(孩子吃)奶”、“洗衣”、“耕種”、“工作”、“購(日用品)物”、“應酬”等等,就是“急事”,但完全不能算是什么“大事”。人的成就,八成以上要押在去辦“重要的事”里,而特別大成功的人還會辦成“大事”。可惜,一般人的時間,多浪費在瑣碎的“急事”里,“急事”、“瑣務”愈多,能花在完成“重要事”、專心在“大事”上的時間和心力愈少,自然成就也就愈低了。
這是很遺憾的事。
驚濤書生自從在水晶洞里習成“活色生香掌功”和“欲仙欲死掌法”,立志要作一番驚天動地、驚濤駭浪的志業,但入江湖不久,便知道光憑武功,還真不能遂志如愿,于是,他把“辦大事”的野心日漸收斂,連“重要的事”(例如像以前一樣勤加習武,以俾有日大展身手、盡展才能)也少辦了,日常里,得享樂時便享樂,聽歌看舞愛美女,已是辦“急事”的多,做“好事”日少了。
一個人的成就,主要是在他做了多少“重要的事”上,而不是在“急需的事情”上。
——久而久之,吳其榮已愈來愈不長進了,而且也愈來愈甘于不長進了。
花枯發則不然。
他既無意要做大事,也不管政事,但卻跟溫夢成一樣,都是民間百姓各行各業所推舉出來的領袖,他們也都喜歡“管不平事”。
他們只要稍有“抱不平”之心,就難免跟蔡京一黨的人對立;事實上,只要稍有正義感的人,就一定不值蔡京、朱勔、童貫、王黼、李彥、梁師成等人所作所為。
由于蔡京當政當權也當令已十數年矣,雖二遭罷相,但仍大權在握。他投機鉆營,盤剝人民,已到了無恥已極的地步。由于得到皇帝趙佶的極度寵信,他又好虛飾顏面,所以一旦妄作胡為,便先號稱:“這是先帝之法”,“此乃三代之法”,甚至還諉說那是神宗熙寧、元豐時期的“遺意”,而且竟可以不必知會皇帝,私發手詔,謂之“御筆手招”,妄布圣旨,用以殺盡忠臣良將,廣植黨朋,因而,事無巨細,國家大事,萬民生計,全落在蔡京一人一黨手里。
凡是大臣有疑,他就下詔格殺滅族。凡有頒布,怕人疑他為私謀,就說“此上意也”,而且一個命令頒布下去,善則稱己,過則稱君,更使民意沸騰,天下之怨憤均加之趙佶身上。
可是說也奇怪,趙佶還是信之不疑,甚至蔡京幾次假意辭官,趙佶還哭著哀求挽留他,并贊他:“公縱不愛功名富貴,也得為社稷著想啊!”
蔡京既有皇帝的信任,更胡作妄為:譬如他的“方田均稅”法,把天下地主土地強加“濃縮”,本來多的,忽然變少,本來大的,突然變小。本來三百多畝地,現已縮為三十畝;但農民的稅卻大為“暴漲”,本來三十文錢稅賦,而今卻要交近二千文。這使得天下農民俱叫苦連天。
他又實行“免役法”,使得凡是中上等人家不必繳納免役的稅銀,全讓下等人家代繳,稅務重苛,竟比神宗變法時還多加了八十余倍。官僚地主,絡繹不斷地進奉蔡京,負擔倒減輕了,但貧民百姓可苦極了。
蔡京這還不夠,還實行了“鹽鈔法”。他壟斷了鹽的專營,要鹽商交錢給他,利益全歸于他控制的部門。鹽鈔經常更換,舊鈔沒用完,又發新鈔,常以三至五倍的價錢,才換得同一份貨。沒有錢換新鹽鈔的,舊鈔全廢,不少人傾家蕩產。這次,連富商巨賈也有抱幾十萬緡錢的,因流為乞丐,只好跳水自殺。當時,百姓食不起鹽,吃不起米,臉有菜色,餓殍遍野。客死異鄉,孤兒寡婦,號泣更嗆天呼地,奄息求生者不知其數。聞者為之傷心,見者為之流涕。蔡京趁機提高鹽價,原一萬貫可買三百斤鹽,他一點頭就抬到四萬貫,且在米中摻沙,鹽里摻泥。
這一切狂征暴斂,任意敲詐,肆意搜刮,也不過為了蔡京的享用奢靡,以及附同蔡黨官僚冗濫花費,還有就是供皇帝趙佶一人的無度揮霍而已。
這還僅在盤剝勒索天下百姓黎民之一二例而已。至于蔡京其他榨取人民血汗勞力的作用,像著名害人殘民的“花石綱”等所作之孽,還不包括在內。至于他懷奸植黨,盡斥群賢,由于不是直接沖擊“發夢二黨”,也不是直接對付花枯發和溫夢成,但其中好些忠臣烈士,溫、花二人或素仰其人或曾是舊識,對此也十分厭憤。
何況,溫夢成和花枯發曾在壽宴上受到任勞任怨的暗算,著了“五馬恙”,以致受制于人,連累門人、友人受辱傷亡,心知“二任雙刑”當然是蔡京遣來殺害京里正派武林人物的,本已十分憤恨,后來白愁飛一番造作,且任怨手中居然還持有“平亂玦”(這“平亂玦”原是御賜給“四大名捕”,用以敉亂殺賊,警惡除奸時,可以先斬后奏,有生殺大權,不必先請準而后行刑之信物),九成也是向來“假造圣旨”、“欺冒御詔”的蔡京而為,對蔡黨一伙人更是痛恨切齒。
再說,花枯發更曾有親眼目睹親子給蔡京派來的劊子手活生生剝皮而死的血海深仇。
所以,他更是仇恨蔡黨的人。
他們在低下階層的黎民百姓間,甚孚眾望,故此,常聽貧民哭訴,頻聞江湖中人談起,而今奸相當道,民不聊生,生靈涂炭,尸橫遍野的情形,“發夢二黨”的人都甚為悲憤,恨不得要食蔡京髓、啖蔡黨肉、且將蔡氏當權一族挫骨揚灰,方才甘心。
因而,他們聽聞“金風細雨樓”的好漢(同時也是“七大寇”里主要成員的)唐寶牛和方恨少,居然在“尋夢園”里把他們心目中的“天下第一豬玀”:皇帝趙佶,以及“天下第一奸惡”丞相蔡京揍了一頓,且打得臉青鼻腫的,當下人人拍手稱快,喝彩不已,只恨唐、方二人,沒真的橫狠下來一氣把沒骨頭的皇帝、沒良心的丞相活活打死。
之后,又聽聞蔡京要當市處斬方、唐二人示眾,“發夢二黨”的人已下定決心劫法場。
于是,花枯發和溫夢成各自帶黨里人馬、派中子弟,里應外合,營救這兩名他們心目中的漢子。
事情變成了這樣:
吳其榮為了要幫雷純“做大事”而跟為了要跟蔡京作對的溫夢成、花枯發二人成為敵對,決一死戰。
或許,這在佛家而言,兩個本來完全不相干的人會因為一些十分偶然的因素而聚在一起,不管為敵為友,都是緣分。
只不過,他們非友,是敵。
所以,這是惡緣。
同時,也是惡戰。
驚濤書生吳其榮一面抹汗,一面殺入“回春堂”。
由于“回春堂”是指揮這次“劫囚行動”的重樞。主持這行動的花枯發,他當然不讓吳驚濤奪得這重地。
于是他一個箭步就跳了過去,作勢一攔,叱道:“退回去!”
吳驚濤笑了。
嘴很小。
牙齒很白。
說話也很輕柔。
“你是花黨魁?”
花枯發哼道:“我知道你,我識得你。驚濤公子,我們本沒仇沒怨,你干么為奸相殺我黨人?”
吳驚濤又在揩汗,卻問非所答:“我不想殺你,也無意結怨。你走開,我進去,各走各的,我就不殺你,大家都好。”
花枯發怒極了:
“蔡京胡作非為,關你屁事!要你為虎作倀!滾回去,否則我要你血濺五步!”
吳驚濤搖搖頭,只管向前走了一步,說:“蔡京的事,關我屁事?不過——”
說著又踏了一步,睨向花枯發,“我既然來了,而且答允過要制住你們的中樞,我就一定要做到——”
又行了一步,“反正,我手上已染了你們黨徒的血,已洗不清了,你要活不耐煩,那我就成全你吧——”
邊說時又走了一步,忽然停下來,凝視花枯發,道:
“我已走了四步了——你真的要我走第五步才肯倒在自己的血泊中嗎?”
花枯發怒吼一聲。
出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