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姐搖搖頭說道：“小波，這個倒不用了，我早就問過阿郎了，當初收留他的一對夫妻已經意外去世了，而且就因為這夫妻的去世，當地政府在整理他們遺物的時候才發現了我當時留下的一封信，拆開看后這才知道阿郎并不是他們的孩子，后來村干部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阿郎。所以阿郎才會得知我的地址，偷偷的拿著家里剩余的錢跑來上海找我。”
“原來是這樣啊！”我暗暗想道，又問道：“那么說阿郎的在當地已經沒有監護人了？”
“監護人？”吳姐有些不明白這個詞的意思。
“監護人就是法律上孩子的撫養人。”我解釋道，也許我的解釋不是很正確，但意思應該差不多。
“這……人應該是沒了，阿郎的養父母去世后是由村政府撫養的，這算不算？”吳姐想了想問道。
“村政府撫養的？”我突然高興的說道：“吳姐，搞不好阿郎的戶口可以遷過來了。”
“遷戶口？進上海？可能嗎？”吳姐有些不信的問道。
“是啊！小波，這是上海啊！連在上海住了十多年的袋袋戶口（一種臨時戶口）都沒成為正式戶口呢，阿郎的戶口能這么容易就能遷進來？”張樂瑤也有些不信的問道。
不怪她們不信，上海的戶口之嚴格是全國有名的，就是十多年后也不是這么容易就能進來的，何況在八九呢？但她們畢竟不了解法律的規定，要知道現在的人的法制觀念遠遠比不上十多年后的人，我笑了笑，解釋道：“我是這么想的，阿郎已經失去了養父母，而且又沒了監護人，現在是當地政府在撫養他，就是說他的戶口在村政府而不是居民家里。只要事實真是這樣就好辦了，因為你是阿郎的親生母親，完全可以拿到他的撫養權，再加上我們國家的法律是孩子戶口隨母親的居住地定的，只要你和阿郎正式恢復母子關系，成為他的合法監護人的話，他的戶口就能合理的遷進上海來了。”
“這…真的？”吳姐不明白法律是否這么規定，她有些不信居然有這么好的事，遲疑不決的問道。
張樂瑤卻是另一種樣子，她早就領教過我不凡的一面，見我說得這么頭頭是道，她眼睛亮了起來，心里已經確信無疑我的話肯定是正確的。她對吳姐說道：“既然小波這么說，那一定有他的道理，反正我們死馬當成活馬醫，就算最后遷不進阿郎的戶口，也沒有什么損失啊！”
聽張樂瑤這么說，吳姐也笑了，點頭說道：“好，就聽小波的，不過具體怎么辦我不大清楚，畢竟沒辦過這類事。”
我正想告訴吳姐可以找律師事務所去辦理，沒想到張樂瑤搶著說道：“這你放心吧，既然小波出的主意，那他一定知道怎么辦，就交給他了，他一定會辦好的，是不是啊！小……波？”她得意的看了我一眼，并特地把我名字叫得特別親熱。我笑嘻嘻的連連點頭，心里卻為剛才的一句口誤帶來的“惡劣后果”直叫“胸悶”。
接下來的幾天，我忙著阿郎的戶口問題聯系律師事務所，八九年，上海的律師事務所還不多，主要都集中的徐匯區內，我特意踏進了在永嘉路上的一家很有名的XX律師事務所。
“你好，我姓張，請問，你需要我做些什么呢？”一個三十五歲左右穿著得體的中年人律師帶著職業的微笑坐在我的面前。
“是這樣的，我有個朋友，她的兒子是……。”我詳細的把阿郎的事告訴了律師，并特意提到他現在沒有了監護人，而且他的親生母親就在上海，所以他母親希望要回他的撫養權，并把戶口從云南遷回來。
張律師一開始聽的時候還邊寫著紀錄邊微笑著點點頭，但當我說道這孩子是當年知青的后代時候，他的手一個哆嗦，筆掉在地上，接著他不好意思的向我笑笑，撿起筆后繼續聽我訴說，但他不再寫寫記記了，而且看著我的神情也有些出神，似乎在思考些什么。
“張律師？”我全部說完后在等他的回答，見他半天沒反映，叫了他一聲。
“哦，沒什么，有些出神了。”張律師不好意思的說道。
“您看這孩子的戶口遷回來的可能性是多大？如果要辦的話還需要點什么材料或者整個辦理過程多少時間？”我直接問了三個最關鍵的問題。
張律師默默想了會，說道：“看來你懂點法律，思路還是很正確的，但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這么簡單，你所提出的三個問題我現在就可以回答你三個答案。第一：必須要確認你的朋友是否真是這孩子的母親，當然，我相信你所說的，她是孩子的親身母親，可是法律不是這么就能解釋得通，所以，最好要有當年生育的出生證和文件之類作證明。第二：孩子現在當地的戶籍情況是否像你所說的一樣還需要實地了解一下，并需要當地民政，公安戶籍等部門進行配合，調出孩子的檔案，并做遷出手續。第三：如果前二步都做完的話，我們還需要要在上海進行申請，先把撫養權拿下來，這需要法院來決定，等撫養權下來后，再要去公安局辦理戶籍遷入申請，這樣一來，就算按最快的程序走也起碼半年到一年時間。”
聽了張律師的話，我心里暗暗盤算著；“當地的情況應該不會和阿郎說得差太遠，只要核實一下就可以，調檔案問題也不是很大，至于上海申請別說一年，就是再長只要能把戶口遷進來也可以慢慢等。麻煩就麻煩在第一條，要知道當年的知青生孩子都是在一些鄉村衛生所里完成的，有些甚至還是私下接生，根本就沒有正規的出生證明什么。而現在又不像十幾年后，做個親子鑒定，DNA檢測什么的就能解決問題，現在那里來這套東西，別說中國了，就是在美國都沒有這個能力來做這種檢測，這個可是一件最麻煩的事了。”
我猶豫了一下，把我的擔心告訴了張律師，當然我不會傻得告訴他什么DNA，只不過說了一下大概的顧慮。張律師點點頭，同意了我的看法，但沒有回答我究竟應該怎么辦。
“張律師，你盡量幫我辦成這事，多少錢，我來出，你開個價。”我見張律師沉默不語，心中有些發急，想用錢來打動他。
張律師還是沒有回答我，他默默的想了五分鐘，最后他緩緩的點點頭，說道：“我接受你的委托，你帶來的這些資料我會在這三天看完，三天后親自去一次云南，關于出生證明的事我也會盡量解決的。”
“太好了！張律師！這個費用？你說吧，多少？”為了吳姐和阿郎的幸福，就是讓我出點血也是值得的，我高興的問道。
出乎意料的是，張律師卻微笑著擺擺手說道：“事務所費用還是按正常的結算，出差的費用我會用發票向你實報實銷，至于我個人的律師費嘛，我一分不收，權當免費。”
“這…….”我簡直是懷疑自己聽錯了，有這么好的事？還是他另有目的？我不敢相信的問道。
張律師淡淡的一句話就打消了我所有疑問：“我也曾經是個知青，我也曾經去過云南……。”看著他一雙透著真摯的目光我感激的向他伸出了雙手，一便又一便的向他道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