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東蓀：現代的中國怎樣要孔子（節選）
張東蓀（1886—1973），原名萬田，字東蓀，曾用筆名“圣心”，晚年自號“獨宜老人”，浙江杭縣（今杭州市）人，現代哲學家、政治活動家、政論家、報人。著有《新哲學論叢》、《出世思想與西洋哲學》、《科學與哲學》、《認識論》等。
今后的關鍵只在于四萬萬人中究竟能有幾個是真把孔子貫入血管中去的。倘這樣的人多起來了，我敢說中國的民族復興必定有望。否則全是空談。
一
此文原題為：“從孔子說到中西文化的異同與民族復興的方向”。似乎太長了。所以改為今題。
照原題便可看見我所要討論的有三點：即（一）孔子的思想；（二）中西文化的異同；（三）此后民族復興的徑途。但詳述孔子思想不是一個短文所容許。因此對于孔子只好說其要點。而我的注重點依然在于由中西文化的比較而得指出民族復興的路向。所以本篇乃我個人對于時代一個意見，并非一篇討論專門學術的文章。
以上是在開始所欲聲明的。
……
六
現在我們且談一談中西文化的異同。就社會組織與經濟狀態來講，誠然只有古今的縱式區別：即歐美是現代，而中國是古代。但就思想而言，則確有東西的不同。不能以古今來概括之。因為東西雙方的思想同發源于古代，而二者思想卻不相同。西方思想的根源，一個是希臘，一個是希伯來。其后發展起來，便成為一個是科學，一個是宗教。而我們中國卻只有一個人生哲學，把政治經濟法律等都渾然包括在內。換言之，那只有一個做人問題。一切都從做人來出發。這便是梁漱溟先生所謂重心在內。就是以自己這個人為中心。既不像西方的宗教，以上帝為主，自己是上帝的所屬。亦不像西方的科學，以物界為主，把自己認為自然界之一分子。所以西方無論宗教與科學，而總是重心在外——即在于自己以外的神或自然界。孔子不然，他既不拿自然法來套在人的頭上，又不以神來吸取人的將依。所以這樣東方思想確是在人類中放一異彩，開一新方面。在思想方面，我們決不能說只有古今而無中外。
七
倘若論中外思想的優劣比較，我以為中國近來一切禍患未嘗不是由于太把自己看得一錢不值了。這二三十年來，歐化東漸，人們往往只看見他人的長處，同時又只看見自己的短處。凡社會上所崇拜的人大抵是痛罵本國文化的人。一個民族對于自己固有文化這樣看不起，便自然而然失了自信心。
多少年的思想與教育可以說都是助長這個自卑的潮淹，其實我們固然必須知道自己的短處，但同時亦不妨承認自己亦有些長處。我在以前向來主張中國宜充分吸收西方文化，但近來細看實際情形，乃恍然知道一個民族所以能吸收外族的文化必定其自身具有很強的消化力。這便和吃東西一樣。倘使一個人胃力很弱，你只勸他多吃，仍是不中用的。以前我們主張竭力輸入西方文化便是忘了自己的消化能力。現在廣東方面還有人主張甚么全盤西化論。要把西方文化整個兒輸進來。我以為論者于此恐怕有些誤會。須知今天的問題不是中西文化好壞比較的何題，乃是中國如何以吸取西方文化的問題。亦就是一個人吃了東西如何消化的問題。你只勸他多吃是不相干的，因為吃了未必能消化，而反會生病。所以我以為一個民族若自己沒有對于外族
文化侵入的反應力，斷乎不能吸收外族的文化。其結果不外為外族所征服而已。須知所謂吸取西方文化乃是中國人以西方的文明而立國。倘使中國變為殖民地縱使人民都歐化了，這亦不得稱為吸取西方文化。
可見歐化不難，歐化而一如歐人之卓然立于世界則大難而特難了。我敢告全盤西化論者：這不是好壞的問題，乃是能不能的問題。以一個民族盡棄其固有文化而完全采取他族文化，在歷史上雖不是沒有，然而亦決不能像要怎樣就怎樣的那么容易。
八
因此我主張必須恢復主體的健全，然后方可吸取他人的文化。所謂主體即指重心在內而言。倘使重心在外便不知有我。于是不僅在個人為失了自主性，且在一個民族，亦是失了自主性。一個民族失了自主性，決不能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有為他族所征服而已。兩種不同的文化的接觸有各種式樣。有的是吸收了他族文化而自己更發揚起來。有的卻是從此征服了下去，不能自振。前者可名之曰吸收；后者只是征服罷了。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所以必須要恢復中國人對于西洋文化的反應力。倘失了自主性，便沒有反應力。其結果只是西方文化的注入而已。注入不已，便走入征服一途。乃求得前者而反得著后者了。這就好像吃東西必須先有健全的胃口。倘使胃無消化力，則吃下去的亦必無用處。
我年來默察中國的情形，實在有些令人悲觀，覺得對于西方文化不但不能消化，直并承受的能力亦漸漸衰退了。其原因不在西方文化之不適于中國，乃只在中國人已缺少了吸取他族文化的“主體”的資格。須知西方文化一方面固然是西方的特產；而他方面卻表示世界文化的通性。不但中國，恐怕任何民族都得要采取西方文化的主要部分。所以今天決不能討論中國要近代化或歐化與否的問題，因為只有一個如何歐化的問題。我對于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一方面輸入西方文化，同時他方面必須恢復固有的文化。我認為這二方面不但不相沖突，并且是相輔佐的。因為中國固有的文化可以儒家思想為代表，他只是講做人的道理。并且這種人生哲學即從西方眼光看來，仍不失為很有價值的。在西方思想中很難尋到與他相等的。所以這一方面非但不應該打倒，并且應該提倡一至于如何提倡詳見下文。現在有些人們因為看見中國的每況愈下，因而將咎于歐化，于是提倡復古。我的意思和他們正相反。我以為復古不能代替歐化。因為復古與歐化二者不是對立的與相反的，換言之，即二者不是不并立的。有許多方面，例如政治經濟等，是非用歐洲的方法不行。其實中國對于這些方面向來就沒有辦法。可見凡是采取歐化的方面都是中國本來缺少辦法的方面。至于做人，中國本來最多講求。不妨保留其精華。所以我以為保存國粹與從事歐化乃是根本上不相沖突的，而一切爭論都是因為有些人們把這個不相沖突的誤會為兩相沖突的。
九
于是可以談到民族復興的途徑了。要不外乎在一方面從做人下手，恢復中國人的自主性，如此才能有吸收外族文化的主體資格，而他方面依然須盡量采納西方文化。現在的問題在于如何造成民族性。張君勱先生從歷史上舉出中國和泰西各國不同的所在。中國有固有的文化，便是有其民族性。無奈中國人現在不相信其文化。所以中國的民族性是由有而到于無。泰西各國不然。他們以民族的國家為最高，把所有教育文化風俗都染上這個色彩
。所以他們的民族性是由無而到有。換言之，即民族國家主義的產物。中國以后要競立于世界各國之林當然除了走上民族國家主義這一條路是別無辦法的。但須知凡民族國家主義無不寶貴其國的自己文化。中國的固有文化既不能和西方文化媲美，則如何能喚起其人民對于舊文化的愛護心呢？所以問題就在于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民族性是未受過民族國家主義陶冶的；而西方各國的民族性卻是經過這種陶冶而出的。二者的區別在此。今后要解決這個問題亦得注眼于此。就是我們必須發見固有的文化有些地方不但不與新入的文明相沖突，并且可以并存而相輔。換言之，假使我們對于固有的舊文化不能使其再發生新芽；而只是把外來的新種移植進來，則中國的民族性便無法養成。所以我的見解和時流很少相同。我以為“整理國故”所負的使命實在很大。而可憐一班整理國故的人們完全見不及此。他們把國故當作歐洲學者研究埃及文字與巴比倫宗教一樣看待。簡直把中國文化當作已亡了數千年的骨董來看。所謂國學直是考古學。外國人研究中國學術取這樣的態度原不足怪。
最可笑的是中國人因為外國人如此，所以亦必來仿效一下。而美其名曰科學方法。我愿說一句過激的話：就是先打倒目下流行的整理國故的態度，然后方可有真正的整理。有了真正的整理方可言有所謂國故。不然全是骨董，我們今天救死不遑，那里有閑暇去玩弄骨董呢！
十
我以為這樣整理國故不能望之于只了解舊學的人。因為我們必須以民族國家主義為標準來估量一切。當然要屬望于新學有根基的了。但有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必須對于中國文化從有價值的方面去看。像現在一般流行的態度，認中國的東西件件都不如人，這是不行的。關于這一點，張君勵先生曾把中西思想的異同列舉了出來過。好像他以為中國總是偏于對自己；外國總是偏于對物。以我觀之，可以說中國總是偏于以自己為對象，以自己為起點，來研究如何修養，如何做人，如何處世。外國則側重研究外物是甚么，怎樣去利用他，克服他。這兩方面其實并沒有沖突的必要。張君勵先生主張給科學以相當范圍，同時承認人生問題不在科學以內。他的思想可以說始終是想從中國固有的文化中創出一個新理學，（我以為可以說是新儒家）同時又從西方文化中盡量吸取其科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就我個人論，我對于這樣態度在大體上是贊成的。不過所引為憂慮的就在于迄至今天為止還很少有人真向著這個方向去走。其所以如此如緣故乃在于中國思想既是對自己的，則從事于此的人自必須躬行實踐。現在人們把學問總當作紙片上的工夫。所以論孔子的文章愈多，而孔子的真義愈失。如此尊孔，我亦反對尊孔。我以為今后孔子要在現代的中國發生一些效用，必須把孔子貫入人們的血管里才行。倘只是騰在口頭，則孔子依然是個死東西。所以尊孔不能使孔子復活。惟有體會孔子的精神，口頭雖不提孔子而血管中充滿了孔子，方可算用孔子來復興民族。不然。孔子早已死了，不但不能復活，并且近于無聊。所以今后的關鍵只在于四萬萬人中究竟能有幾個是真把孔子貫入血管中去的。倘這樣的人多起來了，我敢說中國的民族復興必定有望。否則全是空談。這便是我和時流意見不同的所在了。
（張東蓀著，張耀南編《知識與文化：張東蓀文化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