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意格自幼家境貧寒，勤奮好學。他涉獵頗廣，尤其對造船、駕駛深感興趣，后成為法國海軍一名年青的上尉軍官。1862年1月日意格在上海與英、法兩國領事及清蘇松太道吳煦會商上海防務，對付太平軍。5月日意格參加了攻陷寧波之戰。當年7月，日意格會同法國海軍軍官勒伯勒東等募華勇1000人(后增至3000人)，組成中法混合軍，名為“常捷軍”(又稱“信義軍”、“花頭勇”)。由法國軍官任教練，日意格任幫統，協助清浙江巡撫左宗棠鎮壓太平軍，由此與左宗棠建立起良好的私人關系。1863年左宗棠開始醞釀設廠造船，就經常與日意格和另一法國軍官德克碑商討造船事宜。
左宗棠在國內沒有工業基礎和技術人才條件下開辦近代造船工業，只有依賴外國幫助。當時中國在對外交往中處于很不利的境地，左宗棠主張給洋人以優厚的報酬，聘用他們為中國服務。左宗棠在實行建廠計劃中，堅決反對英國人插手和抵制他們的控制企圖，而是想通過日意格和德克碑，爭取得到法國官方的支持。英國人對此十分惱火，散布流言，指責日意格想把法國卷入到中國一個有風險的計劃中去，致使法國決策人士產生了“船廠的冒險失敗會給法國帶來麻煩”的擔憂。他們不但不支持中國造船廠的計劃，甚至要撤銷日意格和德克碑的官方職務。日意格據理力爭，通過多種渠道闡明與中國進行合作有助于法國的利益。他首先爭取到了海軍界的理解和支持，進而直接上書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拿破侖三世對中法合作的船政發生了濃厚興趣，專門接見了日意格等人，“諭令監督用心辦理，并沐恩典，傳諭各部尚書大臣，咨行駐扎中國提督，隨時照應”，并頒發勛章以示獎勵。通過日意格的一系列活動，法國政府改變了不支持中國辦船廠的態度，同意日意格以官方身份參與福建船政工作，準予派遣技術人員及出口機器設備。
船政聘日意格擔任正監督，并不僅僅因為他與左宗棠和首任船政大臣沈葆禎有較好的私人關系，也不僅因為他“深知中國文字言語，且禮數、工牘亦所熟諳，不須言憑通事，字憑翻譯”，更主要的是看中了他是一個“當時愿意與中國保持合作，而不是采取敵視態度的法國人”。日意格盡管出身于法國海軍，與中國官員交往中并未顯露太多的殖民主義者色彩，且辦事熱心，很為左、沈賞識，故讓他出任正監督，而軍銜比他高的另一法國軍官德克碑，則任副監督。船政與日意格有明文約定，所有洋員須聽命于船政中方最高負責人。日意格也明確表示：“我們來為中國政府工作，我們沒有放棄我們作為法國臣民的權力，但我們不再尋找通常已到這些國家居住的法國人的那些條件(指領事裁判權)。”這種態度排除了船政早期雇傭的外國人員借助當時不平等條約而不服約束的可能性。
身為船政總監督，日意格較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工作勤勉，在船政初創時期，日意格為采購機器設備及各種原材料，屢赴法國及東南亞，不辭勞苦。他親自從法國招募第一批洋師匠來華工作。他統攬了頭緒萬端的大小事務，調度得法，全面落實“包造”、“包教”的合同條款。日意格經手大量采購、募工、發包工程等經費，做到賬目清楚，未發現挪用、巧取等事。當然，日意格始終同時具有的法國海軍軍官身份，也確實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船政檔案、情報大量為法國方面方掌握的情況。
日意格給沈葆楨引見了新到的洋員四人，其中一人是法國羅什福爾造船廠的工程師達士博，林義哲知道，這位法國人實際上是船政擁有的第一位真正的造船專家，也是船政第一位總工程師。
沈葆楨對新來的四位高級洋員表示了歡迎，又溫言勸勉了大家一番。
“沈大人剛才去過江邊了吧？”日意格注意到了沈葆楨腳上官靴沾上的泥土，說道，“正如您所看到的，這幾天正在預備修建船臺的木料，木料備齊，很快便可以開工了。”
“達士博先生帶來了我們的‘第一號輪船’的圖紙。”日意格將沈葆楨請到大廳，達士博則抱著一卷圖紙來到了一張大桌子前，將圖紙展開，日意格請沈葆楨上前觀看。
林義哲站在沈葆楨身邊，仔細的觀看著法國造船專家帶來的“第一號輪船”圖紙。這些圖紙應該是那位達士博先生在接受中國方面聘用后在羅什福爾船廠繪制完成的。
“根據總督閣下（指左宗棠）提出的設計要求，這艘輪船將擁有強大的武裝，將配備十門火炮，還擁有增大的貨艙，運貨量可達二百六十噸，配備有大馬力的立式蒸汽機……”
聽著達士博的解說和日意格的翻譯，沈葆楨連連點頭，而林義哲聽到這條輪船竟然配備了這么大的貨艙，不由得在心里暗自嘆息。
船政廠址的彎路可以不走，但船型的彎路，怕是避免不了的了。
林義哲知道，這些法國人其實很盡職的按照那位左大總督不切實際的設想照辦了。如果不是左宗棠提出的這個“兵商兩用”的指導思想，法國人也不會這么設計。
船政計劃規定自船政鐵廠開設之日起的五年內建造11艘150馬力輪船，5艘仿外國“根婆子”（gunboats小炮艦）式樣的80馬力輪船。在這份建造計劃當中，左宗棠既要求輪船采用“外洋兵船式樣”，又強調大輪船要裝載百萬斤，小輪船裝載三四十萬斤，亦兵亦商，同時對于所造輪船的技術先進程度沒有做任何規范，只要是蒸汽輪船即可，缺陷可以說十分明顯。
左宗棠當時作出的造船、用人決策其實是非常突兀的。因為左宗棠感受到了一個強烈的刺激。1864年，督撫兩江的曾國藩、李鴻章師徒接連上奏清朝政府，請求在上海設廠自造輪船，即江南機器制造總局。雖然受曾國藩提攜才得以一步步登上官場寶座，但是左宗棠因為曾國藩將攻陷太平天國都城的偉功預留給其弟曾國荃，而對曾氏兄弟心懷忿忿，反目成仇。對李鴻章，也因為其屬下的淮軍追擊太平軍時一度越境進入過浙江，而視其為大敵。此刻，曾、李二人在上海開廠造船，眼見就可能開創中國第一，對左宗棠的刺激可謂極大。左宗棠急于創立船政，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和曾李的意氣之爭。
對于左宗棠創辦船政，自造輪船的設想，無疑應當予以充分肯定，但同時也要看到其無法擺脫的時代局限性。出于想要節省經費的考慮，左宗棠將所要建造的蒸汽輪船的功能定位為“亦商亦兵”，他并不明白軍艦和商船存在本質的區別。而且左宗棠對于輪船造成后的維持經費的設想更為不切實際。他認為“船成之后，不妨裝載商貨，藉以捕盜而護商，益可習勞而集費，似歲修經費無俟別籌”，出就是說，根據當初左宗棠的設想，船政造出的艦船并沒有專項的維持經費，船舶的維護、艦上人員薪餉都要依靠去裝載商貨來賺錢維持。這一創想實際上是根本無從操作的。這些缺失為此后船政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左宗棠創想的“兵商兩用”思想只能說是一種良好的愿望，但也終究只是個愿望，真的落實到軍艦設計上，是必然要有所側重的，象法國人為“第一號輪船”配用的立式蒸汽機可謂兼有優弊，優點是，立式蒸汽機較為節省平面空間，對于需要在艦內留出大量空間布置貨艙的商用目的較有價值。缺點是立式蒸汽機當時主要是商船使用，安裝在艦體內對安裝位置的高度要求大，勢必造成軍艦干舷加高，隨之而來的就是舷側戰時被彈面積大，中彈概率也高，在炮艦這一用途上存在不小的弊端。而從法國人設計的艦體加大、采用立式蒸汽機、貨艙容量為260噸，機艙、貨艙幾乎占據了艦內三分之二的空間這些特征來看，商船在“第一號輪船”的設計中所占的比重顯得過大，但作為商船使用，運貨量又太小，缺乏競爭力。因而這樣一艘船，看似可以兵商兩用，實際上是兵商兩誤。
林義哲暫時放下了想要改變這“第一號輪船”命運的念頭，仔細地傾聽著達士博的講解，將相關的技術數據都記在了腦中。
待到達士博講解完畢，林義哲在心中已經有了主意。
沈葆楨顯然對達士博的講解非常滿意，他正要開口夸贊，卻冷不防身邊的林義哲先開了口。
“我想請教達士博先生，這艘兵輪屬于何等船式？巡海快船乎？炮船乎？”
林義哲沒有等日意格給他做翻譯，自己馬上用不太熟練的法語重復了一遍。之所以他先用官話發問，目的是讓沈葆楨能夠聽清楚他的問題。
聽了林義哲的問話，達士博和日意格及周圍的船政官員都臉露驚愕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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