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順口、金州衛是前線，還需要渡海，朝廷只要派來了不利于黃漢的官員，他們無一例外會由于海上天氣惡劣死于海難。

不用擔心會被誰鉆了空子，旗衛的發展勢頭太生猛，京師的大事小情都打探的明明白白，發現不利于“紅旗軍”的消息，都會有專人負責深挖。

黃漢很自信，“紅旗軍”已經發展壯大，而且每年都在大發展，在絕對是實力面前，一切陰謀詭計都是個渣。

金州防線建奴這輩子都不可能逾越，他們動手越晚，在這里丟掉的人馬越多。

先養寇自重三五年，等到“紅旗軍”具備了壓倒性優勢兵力的那一天會兵分幾路完成對建奴的圍殲，這樣就能夠做到避免打個半吊子，導致太多建奴主力騎兵跑得滿草原都是的窘境。

黃漢的理想是：要么不動手采取守勢韜光養晦，一旦動手就必須確保建奴亡國滅種！添油戰術絕對要不得！

沖灘的二號福船總體來說要好于觸礁的船舶，卸載一空后乘著漲潮用三艘帶輪槳的戰船全驅動拖拽，再有幾十水手站在沒過腰的海水里推一把，擱淺的船十有八九就能夠自己航行。

這次算計叛軍完全是得了先知的大便宜，得到的好處是這幾年之最！

洗劫了萬戶千家的叛軍真的搶了有幾百萬兩白銀計的貴金屬，一大半被送上了船。

減去逃掉的兩三千叛軍隨身攜帶了幾十萬兩銀子的財寶，在船上和投降的叛軍身上收繳了接近三百萬兩銀子的財貨。

還有戰船、商船的價值和幾百門火炮的價值，連那些兵丁身上的鐵甲都值三五十兩銀子一副。

叛軍基本上不具備海戰經驗，在發現遭受二十幾艘從來沒見過的大戰船攻擊之時，大部分叛軍都紛紛脫下鐵甲，因為他們擔心船被擊沉需要跳海逃生。

人人都明白無論擁有多好的水性，身穿幾十斤的鐵甲肯定會直接沉入海底。

后來叛軍發現“紅旗軍”散彈太厲害，貌似專門打人對船只的損傷及其有限，船一時半會兒沉不了，他們又七手八腳穿上鐵甲增加防御力。

叛軍無法還手，唯有自己躲在船艙里折騰，“紅旗軍”幾輪炮火過后他們的膽氣就被打掉了。

接下來的喊話效果杠杠的，“紅旗軍”明確告知叛軍之所以沒有發射實心彈就是為了繳獲戰船、俘獲水兵，膽敢負隅頑抗，接下來就會用實彈射擊。

屆時躲入底艙也是無用，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在強大的炮火威脅下，陸戰隊交替掩護登船之時，絕大多數叛軍選擇了舉手投降，包括許多火繩槍手和炮手。

叛軍在山東攻破了十幾座城池，打垮了幾萬明軍，繳獲的武器、鎧甲、良駒多不勝數，直接使得能夠得到上船逃跑資格的叛軍擁有鐵甲，擁有高檔山文甲、魚鱗凱的都有好幾百人。

叛軍缺糧，成千上萬匹戰馬、挽馬以及其他大牲口被吃掉了超過九成，繳獲的中、小型馬船上一共只有不到四百匹戰馬。

這些戰馬無一例外屬于叛軍將領和地位高的少數家丁所有，其中肯定有孔有德、耿仲明、陳光福等等的坐騎。

這些都是叛軍破了十幾座城池搶劫而來的阿拉伯戰馬一匹匹都很健碩，判將寧可忍饑挨餓也沒舍得殺了吃肉就可見一斑。

“紅旗軍”人人愛馬、連水兵都不例外，發現有受傷的戰馬立刻給予治療包扎，這些戰馬會配發給騎兵士官和軍官。

這一次海上截殺不僅僅大發橫財，還得到了大功勞，只不過“紅旗軍”的軍功太多，再多出襲擊叛軍的功勛未必就是好事！

因為擔心陳光福、王子登、李應元、蘇有功等等被活捉的二十一員叛將亂說話，黃漢吩咐下去直接開刀問斬，采取不送俘虜送人頭的最佳手段。

黃漢這個決定其實是給了叛將一個痛快，歷史上這些人被送交朝廷都是被凌遲處死的，而且是用足三千六百刀的極刑。

甄別俘虜的工作由幾千忠心耿耿有文化的少年兵完成，已經進行了幾天，被俘的八千人中有兩千水手、八百炮手被判充軍五年。

在這期間他們不會獲得軍餉，也被限制自由，只得到一日三餐和必要的軍服。

剩下的叛軍甄別了兩千多判處勞動改造十年，他們會被打散到煤礦挖煤，每天都會有定量，完不成會被餓肚子。

還有足三千人一個個都是血債累累之徒，判處死刑立刻執行。

不是黃漢好殺，而是這些渣渣把搶劫、殺人、縱火、強奸等等大罪都犯遍了，一個個都有超過三條人命在手。

這個數字根本不包括在戰場上殺人數，都是屠戮手無寸鐵的無辜百姓，親自包括不少婦孺，此等兇徒罪不容赦，一個也不能留，殺光！

黃漢給漢人機會那是有底線的，以后只要有屠戮婦孺的任何人落到黃漢手上，都是如此對待，哪怕是朝廷官軍也毫不容情！

加上海戰之時擊斃的叛軍，最后統計一共斬殺叛將二十幾員，叛軍五千，如何向朝廷報功變成了一個大難題。

很明顯不能實話實說，寧遠、金州防線固若金湯，還在染指燕山該需要多少人馬？

在這些人馬未見調動的情況下又在海上殺了叛軍五千，這豈不是告訴天下人“紅旗軍”現有的實力。

別人又不知道黃漢是個先知，布置截殺之時討巧了，他們無一例外會判斷能夠截殺叛軍五千精銳，出擊將領的人馬一定不會低于兩三萬。

況且“燕北大捷”的封賞朝廷還在扯皮，此時又來一個“遼海大捷”，恐怕帶給皇帝的不會是驚喜，而是被“紅旗軍”的戰斗力驚著了。

沒轍，為了避免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的困境，“紅旗軍”這一次不能報功，只能選擇悶聲大發財。

于是乎，高家子弟和鄭孝章以及“日月海運”的臨時負責人黃可造、楊堅、邵俊才開始聯絡九家商賈，意圖面對登萊平叛的明軍將領銷售人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