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魏延越來越覺得義陽促狹，狹小。
他仔細思考過，決定還是把根據地中心設在洛陽，他讓李嚴為司州刺史，全權重修洛陽城，按照魏延親自繪制的設計圖紙將洛陽城打造成真正的世界中心。
魏延未來的宏圖是把洛陽八關當成洛陽的外圍城墻，依托附近的山脈，把洛陽城的范圍擴大十余倍，建設成一個超級大城市。
不過前期還是重修洛陽老城，并在老城的四面建立四個衛城，捍衛洛陽城的安全。
魏延到洛陽城，騎馬觀花，最為遺憾的是沒有看到牡丹花，便讓人從長安大規模移植牡丹到洛陽城，待洛陽城里開遍牡丹花時再舉行遷移大典。
魏延騎著烏騅馬游遍洛陽城，雖然這里被董卓燒成灰地，但這樣一來，破舊出新，更容易建成魏延心目中的帝都！
洛陽城，北據邙山，南望伊闕，洛水貫其中，東據虎牢關，西控函谷關，四周群山環繞、雄關林立，因而有“八關都邑”、“山河拱戴，形勢甲于天下”之稱；而且雄踞“天下之中”，“東壓江淮，西挾關隴，北通幽燕，南系荊襄”，人稱“八方輻輳”、“九州腹地”、“十省通衢”，有這樣的城池做都城，魏延是不會再考慮燕京、金陵之類的城池。
當時，董卓焚毀后那一片慘狀，“宮室燒盡，街市荒蕪，滿目皆是蒿草，宮院中只有頹墻壞壁。洛陽居民，僅有數百家，無可為食，盡出城去剝樹皮、掘草根食之。尚書郎以下，皆自出城樵采，多有死于頹墻壞壁之間者。漢末氣運之衰，無甚于此。”
但李嚴十萬軍民，在這里建設數月，氣象大變。
或許有人會說，魏延為什么非要在洛陽定基呢，洛陽沒什么了不起啊。
或許后世二十一世紀那個洛陽的地位遠遠沒法跟那個帝都魔都相提并論，但二世紀的洛陽，絕對是神州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
在歷史上只有洛陽被帝王正式地定名為神都，意思是神州大地之首都，這可是比帝都要高上一截的稱呼，至于什么魔都更是群魔亂舞的鬼地方，更加是拍馬難及。
在二世紀的神州，洛陽應該是最適宜成為神州都城的城市，比起凋敝了一百多年的長安城，比起偏狹一方尚未大規模開發的金陵，比起一馬平川無險可守的鄴城，比起荒涼貧瘠的燕京，洛陽好上太多。
首先說，東漢在洛陽定都兩百年，兩百年的大漢統治還是有它的影響力，洛陽為天下之中，周公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焉”，漢高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見洛陽”，班固曰“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以此地為都城，可以將政治軍事的威懾力覆蓋到整個國度，而不論是燕京還是金陵都失之于偏居一隅，無法統攬全局。
再者，洛陽地處中原，山川縱橫，西依秦嶺，出函谷是關中秦川，東臨嵩岳，北靠太行且有黃河之險，南望伏牛，有宛葉之饒，所以河山拱戴，形勢甲于天下，北魏孝文帝曰“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唐太宗曰“崤函稱地險，襟帶壯兩京”，唐玄宗曰“三秦九洛，咸曰帝京”，韋應物說“雄都定鼎地，勢據萬國尊”，宋太祖曰“吾欲遷洛，以據山河之險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
定都洛陽，只要在冬季結冰期守好黃河，便萬無一失，若不是內部生變，洛陽八關還從來沒有因為外敵入侵而被攻破過。卻說北宋亡于女真金國，很大原因是他們定都在一馬平川的開封，而不是三面環山的洛陽，趙光義因為要陰謀篡位，所以勸說趙匡胤不要遷都洛陽，實在是趙光義的一大失策，直接導致他這一系子孫在女真人帶過來損失殆盡，趙構無后，只得找了一個趙匡胤的后裔做繼承人，自此南宋君主都是趙匡胤的后代。
說起文化淵源，漢民族最早的歷史文獻“河圖洛書”出自洛陽，被奉為“人文之祖”的伏羲，根據河圖和洛書畫成了八卦和九疇。從此，湯、武定九鼎于河洛，周公制禮作樂，老子著述文章，孔子入周問禮，洛陽歷代科學泰斗、學術流派、鴻生巨儒、翰墨精英，更是照耀史冊，燦若繁星。老子著有《道德經》，蘇秦佩六國相印縱橫游說于六國之間，才子賈誼博懷濟世文章，班超出使西域，班固修《漢書》，許慎著《說文解字》，張衡發明渾天儀、地動儀，蔡倫發明造紙術，虞初的《周說》，陳壽的《三國志》，無一不是在洛陽這塊沃土上完成的。華夏文明首萌于此，道學肇始于此，儒學淵源于此，經學興盛于此，佛學首傳于此，玄學形成于此，理學尋源于此。
現在的洛陽城，有白馬寺，沒有少林寺，而且因為魏延對佛教的偏見，以后永遠不可能有少林寺，更不可能有龍門石窟，也因為魏延對關羽的成見甚深，洛陽也永遠不可能有關林。
但洛陽在二世紀末的神州大地的文化地位不會因為缺少這些東西而降低。
從經濟貿易的角度來看，洛陽的地位同樣很高，因為洛陽是絲綢之路的起點，數十年前漢明帝派遣使者班超出使西域，打通了荒廢已久的絲綢之路，且首次將絲綢之路延伸打通到了歐洲，到了當時的羅馬帝國。羅馬帝國也首次派遣使臣順著班超打通的絲綢之路來到東漢，在京師洛陽覲見了大漢皇帝，這是東西方兩個超級大國第一次交往。洛陽作為東方超級大國的首都，羅馬作為羅馬帝國的首都，絲綢之路便是從洛陽開端，到羅馬結束，絲綢之路首次將羅馬帝國和某個國度連結在了一起。歷史上，東漢之后，魏晉及隋唐時期，洛陽都是東西方絲綢之路貿易的起點，這個跨度之大，時間之久，意義之大，無與倫比！
絲綢之路雖然由班超打通，但因為東漢朝廷跟羌胡之間爆發的戰爭，使得絲綢之路再度斷絕，雖然后來又有班超的兒子班勇再度開通，朝廷任命班勇為西域長史，治柳中，執行都護任務，自此遂以長史行都護職，桓帝時有趙評、王敬，靈帝時有張晏為西域長史，但因為東漢朝廷跟羌人的戰爭愈演愈烈，絲綢之路在靈帝末年已經斷絕。
絲綢之路是一條黃金之路，魏延一心想要從羅馬帝國那里賺取大量金幣，又怎能眼睜睜地看著這條黃金之路斷絕呢，再者絲綢之路又是一個東西方文化交流之路，大漢想要了解世界，就要有一個通道，當海上絲綢之路尚未完全打通的情況下，陸上的絲綢之路愈顯重要。
若干年后，魏延效仿盛唐時期，任命班超的后裔班榮為西域長史，從涼州甄選精銳士卒，變成八千人馬的西征軍，前去打通絲綢之路。
班榮遵照魏延的指示，采用遠交近攻合縱連橫的政策，籠絡一批西域小國，對抗另外一批西域小國，而魏延又不斷地通過涼州向西域增兵，準備逐漸地控制西域各國。
與此同時，還新修了玉門關，開放了沿途各個關隘，同時打通了天山北路的絲綢之路分線，將西線打通到中亞。
魏延對班榮的要求是，改變西域小國林立的歷史，讓絲綢之路更加暢通。
絲綢之路暢通一環，商貿活動可謂奇貨可點、令人眼花繚亂，從外奴、藝人、歌舞伎到家畜、野獸，從皮毛植物、香料、顏料到金銀珠寶礦石金屬，從器具牙角到武器書籍樂器，幾乎應有盡有，而外來工藝、宗教、風俗等的隨商進入更是不勝枚舉。
絲綢之路重開，并不費勁，因為這是軍事行動主導的經濟活動，派兵過去，就能完成。
魏延站在洛陽城頭，環顧四方，考慮的是定都洛陽數百年甚至更長遠的規劃。
路上交通的馳道、直道要以洛陽為中心了，而不能再以其他地方為中心了。
過去為了抵御鮮卑入侵，重修了秦直道和秦馳道，魏延麾下的朔州建設兵團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套用在以洛陽為中心的漢直道和漢馳道上，事半功倍，魏延并不憂慮。
魏延唯一憂慮的是洛陽的漕運，火車沒有問世之前，船運從各個方面都比路上車運要好，魏延繼續以洛陽為都城，就必須要考慮到要大興漕運，甚至要像隋煬帝楊廣那樣興修運河。
其實隋煬帝楊廣修運河是沒錯的，運河是必須要修的，兩漢至南北朝時期，相繼修建了一些渠道，這些渠道雖然斷斷續續，卻使大運河的開鑿，在江南和中原地區初具規模了，隨著南北政治、經濟和文化日益發展，修鑿的局部運河，已經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尤其江南地區在全國經濟生活中越來越占重要地位，溝通南北水道已經成為社會經濟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楊廣修了大運河以后，溝通了東西南北，東西南北都用水連起來，組成水網，把幾大自然水系（長江、淮河、黃河、海河、錢塘江）變成一個大水系，是一盤大活棋。
楊廣挖掘運河，葬送了隋朝，給李唐做了嫁衣，大運河迎來了唐代的貞觀開元之治，奠定了唐文化在世界上崛起的基礎。
魏延開始著手布局以洛陽為中心的連同南北的運河，連同黃河、長江、淮河、錢塘江，不僅有利于南北經濟匯通，更有利于自己的軍事行動，有利于自己統一整個大漢。
魏延吸取楊廣的教訓，沒有限定要在三五年內非要修好，他給出的時間表是二十年。
這些日子，魏延漸漸習慣了上位者的思考方式，他不再是局限于原來那個武將的簡單思維，考慮問題不但是從全局，更會考慮到數年數十年的未來。
魏延現在奪取洛陽城，他考慮的就不僅是對抗洛陽東北的袁紹和洛陽東南的曹操來守住洛陽城，他要考慮到如何迅速擊敗袁紹和曹操，他還要考慮到該如何拿下江東。
這一系列的軍事計劃，都跟運輸問題密切相關，軍事人員的運輸以及糧草的運輸，運輸的快慢很多時候直接決定了軍事行動的成敗。
在這個二世紀，沒有飛機沒有火車，根本無法做到朝發夕至，軍事行動只能靠騎馬、坐馬車牛車和步行，要跋山涉水，行動十分艱難和緩慢，特別是去河網眾多的江東地區，靠車馬運輸更是緩慢。
所以魏延在布局以洛陽為中心大修直道、馳道之余，更準備大興漕運。
漕運，便是把人和物放在船上，或人劃，或揚帆，或做水閘提升下降，可以日行數十里甚至百里，船大，可運兵，可運馬，可運糧食，可運草料，可運煤炭，可運石材，大大拓寬了人類的活動空間，以致可以組織起有效的大規模的國家行為。
但是，神州大地上，除了偏遠的額爾齊斯河與瀾滄江之外，所有大河都是由西向東橫向流動，沒有一條南北縱向的大河，這是由神州西高東低的基本地勢所決定的。在這些河流之中，黃河是中華民族發展的搖籃，黃河流域是華夏文明的發源地，它的中下游在東漢時期是經濟、文化、科學最發達、最昌明的區域，也是人口最稠密，政治思想最為活躍的所在。可是，黃河自西向東的流向，便于東西橫向聯系，而不便于南北縱向的聯系，縱向經濟文化交流受到很大影響，黃河以北不乏富饒之地，黃河以南的東南沿海更是物產豐富之地，但長期得不到開發，這種地理上的缺陷，造成了神州經濟文化發展嚴重不平衡。
魏延暫時并不在乎經濟文化發展的問題，因為經濟文化發展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魏延最關心的是軍事行動和糧食運輸，為了便于控制南方地區并把南北方的物產相互交換運輸，運河必須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