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說中國所有的公開招標都有問題，但是至少在九十年代東北地區的大多數招標，大多數的招標，不過是走個過場罷了。

父親在招標之前按照三叔的指示，找到了爺爺當年的一些老同事，這些當年僅僅和爺爺同級的人，如今在位的，一般都已在鐵路內部做了官了，而他們，對于這樣的事情也是駕輕就熟，看在爺爺的面子和三叔如今在我市的財力，父親很順利的在公開招標之前就拿到了當時我市通往北京、東莞、杭州和西安四趟長途快車的餐車的經營權。

這可以說是當時最吃香的四趟長途了，第一：他們都是長途客運，中間來來往往的人一定不會少，客流量絕對不成問題；第二：這幾趟車不僅僅終點是大都市，就連中間路過的幾個大站點也都是大城市，過年過節返鄉的人一定能將車廂擠爆！

事實也證明，這個生意直到2009年我市徹查黑社會團伙之前，一直都是父親發財的風水列車。

招標那天的過程也十分的戲劇性，去的人雖然不少，但是幾乎沒人叫價，父親以低于市場價大概百分之三十的價格拿到了經營許可。

這個生意可以說是父親的老本行，父親依舊在餐車里上著班，當著他的鐵路客運段廚師的職務，但是他實際上的身份，也變成了老板，那段時間為了調劑到我父親餐車上班的人很多，他們來我們家送禮，以至于當時的母親，孩子剛剛不到一個月，幾乎我五歲之前的嬰兒用品就已經差不多齊全了。

沒辦法，中國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情社會，這是父親從未感受到過的虛榮，但母親是清醒的，她一直在提醒父親，不要因為這些事情而變得飄飄然。

父親的生意蒸蒸日上，不僅僅有著體制內的領導保駕護航，在同事里的名望也日益升高。

而母親，則在家中的客廳里開了業......

當時正上初中的小姨為母親帶來了第一批"客戶"，孩子們爭著搶著要母親在課余時間幫他們補課，一開始只是幾個跟小姨玩的比較好的小朋友拿著作業本來找母親問問題，到了后來，已經是有家長來主動跟母親溝通是不是能系統性的給孩子補課了。

當時還沒有“新東方”“新途徑”這樣的大型教育機構，但是母親知道，大城市里已經有了課后班這樣的生意，很多優秀的老師并未進入體制內工作，而是在外面租了教室，在孩子們的課余時間給學生們上課，答疑解惑。

母親發覺到自己也許并不需要是一位學校里的人民教師，也能履行一名教師的責任，而且不僅能夠發揮自己的專長，還能賺錢，母親果斷地選擇了抓住這個機會，但是她當時還并沒有想過要出去租什么房子，只是將自己家中客廳的家具收了起來，擺了幾張學習用的桌椅板凳，也就開張了。

紅姐那段時間經常來家里幫著照看尚在襁褓中的我，一開始只是跟著母親聊聊天，給我喂喂奶，到了后來，客廳里的學生越來越多，母親的課程越來越擠，幾乎把每天放學以后和周六周日的時間都占了，也就變成了紅姐一個人照看我，而母親則在客廳的小黑板上一節接著一節的上課。

那個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客廳里，從一開始的兩三個學生，到后來的十個，十五個，再到平均每天要有幾十個孩子進進出出，母親揮灑著汗水，數著錢，覺得自己的人生又一次有了意義，而紅姐，則從這些進進出出的孩子們身上，看到了無限的商機。

多年以后紅姐曾經對我說：“那時候，我看著你媽講課的樣子，我就知道她是個天生的老師，她只適合干這一行，也只能干這一行。”

紅姐說的沒錯，母親是那種，只要你看到她，你就知道她是個老師的人。

母親和紅姐的生意，雖然談過一兩次，但是母親一直以自己不想承擔太大的風險，而且也不是為了賺多少錢為理由，拒絕或者拖延著紅姐的提議，這樣的僵局，一直持續到了母親第一次拒絕了一個學生，而原因僅僅是因為我們家的小客廳里，地方實在是不夠了。

看著那個孩子泛著淚花且有些失望的眼睛，紅姐走了出來，對他的家長說到：“有地方！你先報個名，下周末帶著孩子來就行了！”

孩子的眼睛里瞬間重新煥發神采，而母親，也妥協了，紅姐的速度出乎意料的快，她立刻在離我家不遠的地方租到了一間很寬敞的大教室，而且將周圍的兩間民房也租了下來，一來做休息之用，二來也是為了放邊照看我。

當母親將自己的第一個牌子掛出去的時候，她內心的激動其實要遠超紅姐。

那天之后，紅姐開始了在全市大張旗鼓的招生，從發傳單、拉橫幅、到在高考、中考的考場門口辦活動，漸漸的，母親的補課班人多了起來，而且范圍也從簡單的初中生，擴展到了小學、初中、高中甚至考研、公務員等等領域，當然，這些是后話。

1998年的十二月中旬，父親、母親、紅姐、三叔、老叔五個人坐在一起吃著火鍋，外面是大雪紛飛，屋里是熱氣騰騰。

經過了半年的經營，一切都已經走入了正規，母親的學校里有了各個科目的老師，有了數目客觀的學生，父親的餐車也即將迎來第一個利潤高峰期，而三叔和老叔的產業也都在順風順水的運行著，席間，張家全和張斌兩個孩子趴在我的嬰兒車前，他們問道：“小弟弟叫什么名字啊？”

“還沒起呢，要不你們倆給想想？”母親打趣道。

“好啊！”張家全一聽便來了興致，拿出紙筆，就跟張斌在我的嬰兒車旁，為我取起了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