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上第四個頒布《活死人法案》的國家。（前三個國家分別是美國、印度和新西蘭）整套法律從總則到附則一共六章，內容和約束范圍包括：對現有活死人的管理、活死人中心的法律責任、活死人病毒的預防和控制、允許特殊人群成為活死人的條件等等各個方面。

法律的所有條款我無法一一列舉。其中最令人關注的，無非是“允許特殊人群成為活死人的條件”這一條：

《活死人法案》第四章第二十八條明文規定——禁止所有身體健康的公民主動成為活死人。允許主動成為活死人的，必須是患有不可愈的絕癥（如癌癥、狂犬病、艾滋病、運動神經元癥、敗血病等）的公民。在本人完全自愿的情況下提出申請，可以以合法手段成為活死人（不能私自進行，必須由當地活死人中心實施）。

另外，第五章第四十九條規定——禁止任何販賣、運輸、持有或私自獲取活死人病毒的行為。

這套法律對于我們家的人來說，足以令我們心安理得，因為我哥哥當初變成活死人是因為患了癌癥。不管是在《活死人法案》頒布之前還是之后，這都是合法的。

當然了，你可能想到了，這不是巧合。

雖然這未免使我感到難堪，但我還是必須提到《活死人法案》出臺的兩個多月前，我爸爸在一個重要電視節目上所作的發言。

當時，美麗的女主持人問道：“洛教授，關于活死人現象的出現和人們主動變成活死人這一社會現象，您怎么看？”

我爸爸是這樣會帶的：

“我認為，首先我們需要正視兩個問題。第一，活死人合法死亡了嗎？我的意思是，人們對死亡的定義是不是應該在活死人出現之后重新調整一下？舉個例子來說，幾十年前，人們習慣吧呼吸、心臟功能的永久性停止作為死亡標志。但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心臟復蘇術的普及，一些新問題產生了，它們沖擊著人們對死亡的認識。所以，醫學界將“腦死亡”改為死亡標志——這就產生了關于“死亡”概念更新的問題。那么，現在活死人的出現，是不是將一位著這個概念將再一次改變？”

“您的觀點很有意思。”女主持人感興趣地問道，“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您認為活死人仍然是人類‘活著’的一種形式。”

“活死人仍然是‘人類’中得一部分，這毋庸置疑。所以，我希望這個節目在后期制作字母的時候，能將我說的所有關于活死人的人稱代詞都寫成表示人類的‘他們’，而不是表示動物或其他非生物的‘它們’。”爸爸笑著說。

那女主持人也跟著笑了；“我想節目導演已經聽到了。那么洛教授，您說的第二個問題是什么呢？”

“第二個問題是，主動變成活死人到底是不是每個人的‘權利’？我們經常強調人權，那么在這件事上，人權應該怎樣體現？我認為，如果承認活死人是人類存在的一種新形勢，那么每個人確實是擁有選擇是否變成活死人的權利的。”

女主持人不自然地扭動了一下：“您的意思是，法律應該允許所有希望變成活死人的人達成自己的愿望？”

“不，當然不是這個意思。我剛才的話只說了一半，‘權利’是一方面，‘責任’又是另一方面。我覺得每個人，只要不是太自私，還要為自己的子孫后代考慮的話，都會想到這個問題”如果活死人無節制地增加下去，那么人類社會生老病死的平衡將被打破，未來幾十年或幾百年之后，地球將變得不堪重負。我們不能為子孫留下這樣的爛攤子——就像我們現在強調保護環境一樣，這是每個人的責任。“

女主持人點著頭：”那么您認為應該怎樣在‘權利’和‘責任’之間做出協調呢？”

“我希望，那些想變成活死人的健康人，能夠把這個‘名額’讓給真正需要的人。我指的是那些患有某種痛苦疾病的人，假如他們及家人愿意的話，能夠用這種方式來結束痛苦，同時又能一某一種生存形式繼續留在這個世界上，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當然，僅僅依靠個人的責任感或自覺性恐怕是不夠的，這就需要法律來監管和約束。”

“我懂了，您認為這是成立《活死人法案》最主要的意義。”

“是的。”

女主持人將頭側向一邊，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洛教授，據我所知，您以前是反對任何形式的編程活死人的行為的，現在怎么改變觀點了呢？”

“沒錯。”爸爸無奈地攤了下手，“我必須承認，作為一個學者，我犯了一些主觀上的錯誤。我以前對活死人的了解不夠，導致對他們形成了一些不夠公正和客觀的評價。還好我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到活死人中心去真正的接觸和認識不同的活死人，這才真正走進他們的世界……”

毫無疑問，我爸爸在電視上的表現是出色的。他代表了多數人的態度和立場，也說服了那些盲目企圖變成活死人的人。

盡管如此，我和媽媽坐在電視機前收看這個節目的時候，我們都沒說話——爸爸自始至終沒有提到，他自己的大兒子現在就是一個活死人。雖然這也算不上撒謊，但他的這種刻意隱瞞仍使我和媽媽感到羞愧和尷尬。我們無法得知，爸爸的這段講話，究竟有多大程度是出于個人因素。他口中的那些大道理，到底是為了所謂的‘全人類’，還是我哥哥一個人呢？

但不管怎么說，他這段講話對后來成立的《活死人法案》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節目播出過后，媒體和網上鋪天蓋地的評論都表示，爸爸贏得了絕大多數人的支持和擁護。雖然他不是法律的制定者，但他的講話卻使得制定法律的人必須從“民意”的方向進行考慮。

于是，兩個月后，《活死人法案》出爐了，其內容與我爸爸所表達的意思近乎相同。雖然并不是每個人都對這套法規感到滿意，但畢竟多數人還是能夠接受的。在活死人這個問題上，總算有法可依了。

《活死人法案》的頒布，對于我和我的家人來說，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改變，因為我們已經適應和活死人相處的生活方式了：媽媽現在的工作少了，她一周要往活死人中心跑三四次，我和爸爸每周也至少去一次。哥哥在活死人中心受到了特別的關照，他一個人住一間房，屋里堆滿了他喜歡的東西，甚至還有兩只寵物松鼠與他作伴。媽媽每次去那間屋一呆就是兩個小時。不管哥哥能否聽懂，她都一如既往地跟他“聊天”，如果不是法律規定活死人必須生活在活死人中心的話，她早就想把哥哥接回家住了。

這個故事講到這里，都還很平淡，似乎一切就會按照這樣的方式繼續下去了。

但不幸的是，人類始終不能預測和掌握自己的命運——人類甚至不夠了解自己，又怎么可能了解活死人呢？

這是后來那些可怕悲劇發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