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13年中韓關系回顧
與中日關系持續惡化相比，2013年中韓關系繼續發展，全方位合作繼續深化，這給東北亞局勢帶來了一股暖流。
（一）漸入佳境的中韓政治關系
1992年建交迄今，中韓關系每過五年就上一個臺階，取得了歷史性進展，雙邊實質性合作越來越頻繁，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逐步深化，逐漸擺脫從屬于對美關系、完全受制于朝鮮半島事務的狀態，開始向地區繁榮、穩定與和平的支柱方向發展。
2013年6月27日至30日，韓國總統樸槿惠對中國進行了被外界稱之為“心信之旅”國事訪問，即心靈的溝通與交流、相互信賴關系的積累和互助。樸槿惠此次訪華，打破了歷屆韓國總統按照美日中俄順序進行國事訪問的慣例，體現了中韓關系已經超越了韓日關系，對華外交已經上升到韓國外交戰略中僅次于對美外交的戰略地位。這一外交傳統的轉變反映出韓國對中國由地區性大國向世界性大國轉型的重新認知和在地區事務中所發揮的作用的再次評估。意即韓國意識到為實現其“朝鮮半島信任進程”和“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首爾進程），必須有來自中國的支持和戰略協助。
樸槿惠總統訪華期間，與習近平主席發表了《中韓面向未來聯合聲明》，并以附件的形式發布了《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系行動計劃》，標志著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在政治安保、經濟社會、人文交流領域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和全方位的加強。也可以說，此次訪問確立了中韓“加強面向未來的互惠合作”的路線圖，就充實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系行動計劃達成原則協議。
此次訪問不僅韓國重視，而且中方的安排也格外細致和周到，比如，在27日已經設晚宴款待樸槿惠總統的前提下，2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為樸槿惠設下午宴，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也與樸槿惠舉行會見。如此規格的接待令韓方倍感欣喜。用“漸入佳境”形容中韓政治關系可謂恰如其分，從本質上看，此次訪問徹底改變了中韓關系既有的“政冷經熱”模式，向“政經雙熱”的方向發展。客觀地講，中韓政治關系的深化確實具有重塑東北亞地緣政治版圖的潛質，而這種深化在當前也面臨著難得的機遇。
首先，中韓關系經過20余年的磨合與發展，韓國政府已經清楚地意識到既有的政經分離的對華政策難以為繼，提升對華政治關系勢在必行。加強美韓同盟以優化韓國安全環境，發展中韓經貿往來以分享中國經濟崛起紅利，是韓國歷屆政府的基本外交策略。該政策確實為韓國帶來巨大經濟收益：中國已成為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出口市場、貿易順差來源地和第二大投資對象國。但是，隨著東北亞格局出現新變化，以及中韓經貿往來固有的結構性矛盾，兩國政治互信滯后已經成為中韓經貿往來健康發展的根本性障礙，政經分離的對華政策已是窮途末路。
其次，中韓兩國的相互需求在急劇增加。對韓國而言，沒有中國的理解和支持，韓國要實現其經濟振興計劃，推動半島統一進程，從而創造有利于半島和國際社會的雙贏局面的半島信任進程目標將無法實現。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緊密的中韓經貿關系是韓國實現經濟振興計劃的首要外部因素。中韓都面臨著尋找新經濟增長點的共同難題，資源緊張、人口老齡化、產業升級等因素成為制約兩國經濟發展的瓶頸，需要兩國相互交流、合作與借鑒，重塑東北亞發展模式。同時，中國對半島南北雙方都有重要影響，其政策調整直接關乎半島和解與統一的進程，韓國尤其需要來自中國的理解和支持。對中國而言，在美國重返亞洲、中日關系趨冷的情勢下，中國面臨的地區安全壓力陡然增加，需要韓國作為對日同盟伙伴，以增強在中日博弈中的戰略優勢地位。中國需要韓國這樣一個嚴重依賴中國同時又是美國同盟的伙伴發揮“中介”作用，推動與美國主導的地區安全機制的某種對接，牽制美國在半島的戰略投入，緩解地區安全壓力。
再次，相似的發展夢想，為深化中韓兩國關系提供了共同話語。韓國新政府提出經濟振興、國民幸福、文化繁榮的施政目標，強調開啟“國民幸福時代”，這與“中國夢”有諸多契合之處。兩國夢想的共通與分享為兩國和兩個社會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鑒和相互信任奠定了目標基礎與精神源泉，成為兩國開展深層次交流的共同話語。
最后，東北亞的經濟發展與繁榮、地區安全與穩定需要中韓開展更為緊密的合作與交流。東北亞經濟發展遇到模式障礙，而日本與周邊國家交惡導致地區經濟合作止步不前。此時，需要中韓合作尋求新的經濟增長模式，而中韓經貿關系的發展及其外溢效應已超越了雙邊層面，帶動地區其他國家更加關注于地區內的經濟合作，為地區經濟融合注入新活力。朝核問題始終是困擾地區安全的關鍵問題，中韓深受其擾。兩國對維護半島和東北亞和平與穩定有著戰略共識：中國長久以來致力于朝鮮半島與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主張構建東北亞安全對話機制；韓國新政府提出要與國際社會開展緊密合作，有效解決半島安全危機，在解決半島問題的同時，實現增進東北亞和平合作的良性循環。沒有兩國的參與、支持與合作，朝核問題的解決無從談起，需要兩國合作管控危機，保持地區穩定。
當然，中韓政治關系的深化面臨著不少亟待克服的問題，有些甚至還蘊藏著結構性困境。
第一，外部因素干擾導致中韓政治互信較低。中韓關系復雜之所在源于它不時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朝核問題、半島統一與中國對朝政策等不時干擾著中韓關系發展進程，美韓同盟更是困擾兩國互信的痼疾。朝核問題與半島統一是韓國最為關切也是最為敏感的核心問題，盡管中國一再向韓方闡述在這兩個問題上的原則立場，但是基于歷史原因所形成的中朝關系的特殊性，卻使得韓國懷疑中國在實行一種偏袒朝鮮的政策。韓國認為如果中國繼續維持對朝鮮“變臉但不翻臉”的立場，中韓合作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國能否在韓朝之間保持一種戰略平衡，成為韓國眼中的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試金石。另一方面，中韓已就東北亞安全合作達成原則一致，但韓國如果延續其傾向美國的對外戰
略，充當美國東亞戰略布局的棋子，而不能在中美韓三方之間形成對稱的平衡關系，安全困境與信任缺失將持續存在，兩國戰略合作的棋局亦將很難盤活。
第二，軍事領域交流與安全合作滯后。形成這一交往格局不僅有歷史原因，更有現實政策的影響。美韓同盟為韓國提供了基本限度的安全保障，而韓國歷屆政府推行先美后中的對外戰略，并強化韓美軍事安全領域的合作，導致中韓之間安全合作與軍事交流匱乏。軍事同盟的排他性與潛在敵對性致使中韓之間疑慮重重，互有提防。軍事安全領域交流滯后導致兩國互信缺失，成為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淪于政治宣示的重要根源。
第三，社會不理解導致民族主義情緒濃厚。中韓民眾存在著較嚴重的民族主義情緒，尤其是韓國民族主義情緒受到中國威脅論的影響，對中國未來走向感到不安。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緒不僅影響到兩國關系的健康發展，更動搖了兩個社會交流與互信的基礎。近年來，兩國民眾的相互好感度在不斷下降。中國民眾認為韓國需要擺脫“小國心態”，重新審視崛起中的中國；韓國民眾則覺得中國要脫離“受困心態”并放棄“回歸傳統秩序”的抱負。兩國民眾如何學會反省自己和理性認識對方，尊重彼此的價值觀念，破除心理上的“安全困境”與“認知誤區”，成為中韓關系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
（二）加快升級的中韓經濟合作
中韓經濟合作發展很快，現在中國已成為韓國最大貿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場、最大進口來源國、最大投資目的地。韓國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國。韓國作為一個出口導向型國家，近年來，其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中國這個龐大市場需求拉動。韓國政府正在實施“再造漢江奇跡”的國內經濟發展計劃，離開了中國這個經濟發展的最大的外部環境，韓國的經濟振興計劃很難奏效。而中國正在進行新一輪的改革，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模式轉型同樣需要發展與韓國更為緊密的經濟合作。可以說，經濟領域的高度相互依賴已將兩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成為經濟發展的命運共同體。由此，我們界定經濟合作為中韓關系的“壓艙石”無疑是一個極為恰當的客觀描述。
雙邊貿易和投資的持續增長是中韓經濟依存的重要體現。2013年1—11月，中韓貿易額為2503.25億美元，同比增長7.4%，其中出口841.38億美元，增長4.5%，進口1661.87億美元，同比增長9%。全年貿易額可望突破2800億美元，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勢頭。就投資領域而言，中國對韓投資主要集中在貿易、航空、金融、旅游、工程和勞務輸出等領域。2013年上半年，韓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申報額為80億美元，其中，中國投資額為1.5億美元。2013年上半年，韓國對華投資為19.23億美元，部分韓國企業對華投資逐步轉向高技術產業。
中韓經濟合作不僅體現在貿易和投資領域，更為有意義的還在于以下兩個領域：貨幣金融合作和中韓FTA建設。中韓在貨幣金融領域的合作業已經展開。2008年12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和韓國銀行宣布簽署一個雙邊貨幣互換協議。該協議提供的流動性支持規模為1800億元人民幣/38萬億韓元（總額為260億美元）。該協議的簽訂不僅有利于幫助韓國解決面臨10年來的經濟低谷，也令人民幣首次以官方的姿態走出國門。可見中韓第一次貨幣互換協議對雙方而言都是有益的。2011年10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與韓國銀行（中央銀行）在首爾續簽中韓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互換規模進一步擴大至3600億元人民幣/64萬億韓元。從韓國方面來看，啟動中韓貨幣互換是政府致力于推動韓元在海外交易中最終實現自由可兌換的措施之一，政府還希望通過降低對美元的依賴來提高韓國對全球金融波動的抵御能力。從中國方面看，中韓雙邊貨幣互換有助于人民幣的國際化。
2013年在執行既有協定基礎上，兩國貨幣合作又有了新的發展趨勢。2013年1月27日，韓國央行表示，該行首次動用了與中國簽署的用于貿易結算的貨幣互換，向韓國外換銀行（Korea Exchange Bank）發放6200萬元人民幣貸款，而韓國外換銀行將把這筆資金貸給希望用人民幣向中國貿易伙伴付款的韓國企業。韓國銀行認為，通過動用雙邊貨幣互換進行貿易結算，韓中兩國企業將獲得穩定的融資，并減少外匯風險敞口和交易成本。可以預期的是，中韓貨幣互換永久化與相互間外幣使用日常化將成為未來中韓貨幣金融合作的一個方向。
關于中韓自由貿易區。2012年5月2日，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與韓國外交通商部通商交涉本部長樸泰鎬在中國北京宣布，中韓自貿協定談判正式啟動。截至2013年底，中韓自貿區已進行8輪談判，自貿協定主要框架已搭成，進入充實協定內容的出要價階段。中韓自貿區主要框架的達成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中日、韓日關系出現危機，中日韓自貿區進展緩慢的情勢下，中韓自貿區一旦達成，不僅大大有利于中韓經貿關系的進一步發展，也有利于中日韓自貿區建設的推進步伐。
盡管迅速發展的經貿關系已成為兩國關系的壓艙石，但是，在中韓貿易迅猛增長的同時，韓國對許多中國產品采取關稅壁壘、反傾銷或歧視性檢疫標準等做法以維持對華貿易的常年逆差，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對韓出口。抵制貿易保護主義，強調彼此利益關切，共同應對外部經濟風險，在更大的空間內實現共贏的發展與增長，成為中韓經貿關系健康發展的前提。
（三）安全合作的戰略深化—中韓良性互動安全格局的形成
中韓關系史證明，意識形態和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并不是影響雙邊關系發展的根本性因素。根本性因素一是相互利益的認同，二是發展目標的共識。中韓對于相互之間的利益訴求和發展目標是有共識的，比如中國認同和支持韓國與朝鮮和解、合作，最終實現民族統一的目標；韓國認可中國民族復興的民族夢想。中韓在安全領域存也在著重要的共同利益，其中最大者是徹底走出本地區冷戰殘余陰影，建立新的地區格局和秩序。因為只有這樣，東北亞才能長治久安，朝鮮半島
才能超越靠停戰協定維持的軍事對峙下的脆弱的和平。但是不可否認的一面是，第三方因素不時干擾著中韓安全合作的進程。具體說來就是美國和朝鮮，意即韓美同盟和中朝特殊關系。
對于韓國來說，美韓同盟是第一位的，是其整個外交政策的基石，其次才是發展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這是韓國確定不移的外交戰略方針。在安全領域同樣如此，以朝核問題為例，韓國認為朝鮮發展核武器成為半島安全的最大憂患，韓美同盟的存在制約了朝鮮的盲動行為，有利于半島局勢的穩定。這是一種分析邏輯。但是，另一方面，朝鮮認為韓美同盟的存在威脅到了朝鮮的生存，為生存計，朝鮮不得已尋求核武器以自保。如此一來，同樣的事件卻出現了兩種因果鏈條。孰對孰錯姑且不論，但問題在于韓國傾向于前者。對此，韓國學者李成賢總結道：韓國在過去60年間，是以美國為中心看世界的國家，“韓國以美國為中心的利益集團不想改變他們已經熟悉的世界，這些人現在是韓國社會的主流。”
從中國的角度看，顯然第二種邏輯更為客觀。另外，中國也認為韓美同盟的存在并不利于中韓關系的發展，美國在朝鮮半島實質上奉行的是一種“雙重規制”戰略，即不僅要規制朝鮮，也要防范和遏制中國與俄羅斯。前韓國李明博政府強化美韓同盟，追隨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東移亞太的戰略調整，以2010年3月26日“天安艦事件”為契機，與美日舉行了一系列大規模的聯合軍演，導致半島周邊局勢不斷升級，而后“延坪島炮擊事件”的發生更使半島戰爭一觸即發。半島局勢的變化給中韓政治關系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挑戰，對于與半島南北雙方都有密切外交關系的中國來說，無疑陷入一個十分尷尬的境地，也使得2008年建立起來的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面臨考驗。特別是美韓黃海大規模軍演，致使美國“華盛頓號”航空母艦直接開到中國視為核心利益的家門口—黃海，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對中國領土的威脅。從這個角度講，中國不認為韓美同盟有利于地區安全和中國自身利益的維護。
另一方面，韓國也未必能從中美分歧中獲取最優的收益。中美合作關系已變得越來越事關地區全局，中美各自在處理相互關系時，會更注意避免摩擦擴大到地區層面而付出傷及各自核心利益的代價。第三方因素，尤其是非全局性因素，很難輕易左右中美各自對雙邊關系的把握。韓國雖然是美國盟友，也很難例外。事實上，鑒于中美兩個大國的性質，雙方的合作只能是共贏性質而不可能是一方對另一方的追隨或配合，這也決定了韓國要從中美關系中獲益，只能是順應時代潮流促進共贏合作，而很難從零和游戲中獲得真正好處。基于這樣的判斷，韓國在韓美同盟與中韓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之間找準平衡點更符合三方利益，也為中韓安全合作夯實了互信的基礎。
中朝特殊關系同樣也是歷史產物。長久以來，中國從國家安全和地區整體利益的角度，妥善維護和處理與朝鮮的合作關系，同時致力于維護半島的政治穩定和無核化，致力于通過政治對話來緩和半島緊張局勢。但是，中國的對朝政策很容易被韓國解讀為包庇、袒護朝鮮，是在獎勵惡行；發展與朝鮮的經濟往來被認為是在為朝鮮發展核武提供必要的經濟來源，維持半島和平的基本政策卻使中國成為朝鮮的守護人。
如何超越第三方因素的干擾，促進雙方安全合作的順利進行，成為中韓安全合作的最大命題。在這個方向上，2013年的中韓安全合作可以說有了一個好的開端。在6月份的樸槿惠總統訪華之旅中，中韓建立了中國主管外交的國務委員和韓國青瓦臺國家安保室長間的對話機制，將兩國目前現有的副部長級的外交和國防部門的對話機制一舉提升為超越兩國部長級、直接實現副總理級別的外交、安保的戰略對話機制。兩國首腦還決定以“信件交換”“派遣特使”“電話通話”等方式進行實時溝通，并首次開設兩國外交部長間的熱線電話。這些機制的設立為兩國安全合作的提升奠定了制度基礎和機制保障，尤其是國防部門對話機制的設立，更為兩軍交流與合作開辟了嶄新的途徑。盡管韓國很難改變“美國第一”的外交基軸，但是中國在韓國外交整體布局中的地位已經大為提升，這對于中韓互信的達成無疑有著積極的意義。可以說，中韓安全合作的深化已成為2013年中韓關系的最大亮點。
（四）反思與推進—亟待擴大的中韓人文交流
2013年中韓人文交流取得了新的突破，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人文交流的目標得到了進一步的明確。我們知道人文交流在于為國家間關系的發展奠定民意和社會基礎，中韓人文交流的目的顯然不僅止于此。在樸槿惠總統訪華期間，中韓強化了兩國的人文紐帶，建構人文共同體成為中韓人文交流的一個目標。二是人文交流的機制建設有了長足的進步。在樸槿惠總統訪華期間，兩國決定設立“中韓人文交流共同委員會”,2013年11月19日，“共同委員會”在韓國首爾成立并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從而使中韓人文交流有了統一的協調機構，為人文交流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良好的機制基礎。另外，雙方將加強兩國在教育、旅游、文化、藝術和體育等領域的合作與交流。三是兩國決定啟動兩國國策研究所和智庫間的聯合戰略對話，擴大了人文交流的領域，將知識界納入人文交流的領域，可以更好地為兩國關系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政策咨詢。
盡管中韓人文交流進展順利，但是，兩國間的民意基礎并不牢固，很小的事件就可以在兩個社會間引起大范圍的爭吵，導致民族主義情緒激揚，最終損害兩國相互間的信任與好感。中韓對共有文化解讀有所不同，在某些歷史認識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中韓自古就有著一衣帶水的地緣關系，高句麗國和渤海國更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存在于歷史長河中，兩國文化具有極大的相通性。文化發源與歷史問題需要以客觀嚴謹的態度予以公正解讀，但是近年來韓方多有失之公允的詮釋，導致兩國民眾間口水仗迭起。對待歷史問題，兩國需要學會以開放包容的態度，鼓勵知識界進行客觀、科學的研究與敞開心扉的交流。對于文化問題，強調兩國文化中共“有”的概念，深化共“享”的理念，相互吸收與借鑒，實現文化上的戰略共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