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洪武七年，西元1132年。

這年的元宵燈會更加熱鬧，假日只有七日，燈會卻持續了十日。

二月初三，在群臣的勸阻下，朱國祥正式決定退位，并選定在月底交接大權。

然后，內閣和禮部開始討論改元。

改元要明年元旦才改，但現在就該商量，早點確定下來也省事兒。

“永樂”肯定不行，太他媽膈應人了。

第一個用永樂年號的是前涼張重華，而且是“假涼王”時建的年號。

此人前期勵精圖治，后期卻沉迷享樂，死后兒子還遭篡權，一堆親戚殺來殺去，最后被苻堅給滅國了。

第二個用永樂年號的，是五代張遇賢。

這位是客家人，吏員出身，自稱羅漢轉世，在嶺南起義造反，一度殺到贛州。最終部將紛紛叛變投靠南唐，張遇賢被押至金陵砍頭。

第三個用永樂年號的，大家都很熟悉，那就是方臘。

永樂跟長樂的意思相近。

長樂王慕容盛，稱帝之后第二個年號是長樂。兇殘酷烈，濫殺無辜，最后遇刺身亡。

唐朝還有一位長樂王，是李世民的叔叔。他久在邊疆帶兵，屢次擊敗突厥人，被告發陰蓄門客，還結交境外勢力，妄圖以皇叔身份篡奪侄兒的皇位。被李世民賜死。

縱觀歷朝歷代年號，比永樂、長樂更爛的實在找不出幾個。

首相翟汝文說：“國號大明，自當景興。”

眾臣紛紛贊嘆，認為“景興”這個年號不錯。

景，日月之光。

興，勃發旺盛。

景興，就是大明從此走向興盛之意。

其余閣臣，陸陸續續說出幾個年號，寓意都非常不錯，但遠不如“景興”這般貼切。

似乎就要定下了。

朱銘對胡安國說：“你是新任禮部尚書，且代表禮部也出一個。”

胡安國先向朱銘作揖，又朝翟汝文拱手：

“太子殿下起兵以來，覆宋、敗夏、滅楚、逐金，武功赫赫，當世無兩。前宋之時，昏君奸臣當道，太子殿下剛健持道，上疏怒斥六賊，編管桂州不屈。而今大明初興，正是進取開拓之時，恢復漢唐盛世指日可待。臣請改元——乾道。”

蕭楚附和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好氣象！”

“乾道”年號是真好，再配合《易經》乾卦彖傳就更牛逼了。

意思是天地萬物即將走向成熟興盛，所有事物（包括人民和百業）都能獲得自己該有的價值和位置。天下必然變得和諧圓滿，萬事萬物都朝著好的方向發展。

而且，乾道還有萬物資始、剛健進取、開拓創新、自強不息、穩固持久的意思。

眾臣之前夸贊“景興”，現在又覺得“乾道”也好。

就在此時鴻臚寺卿謝克家說：“乾道雖好，西夏國主卻已用過了。”

大臣們一愣，少數人很快反應過來，這是西夏傀儡皇帝李秉常的年號啊。

蕭楚和胡安國也頗為意外，西夏的乾道年號只用了兩年，不翻閱史料他們還真不知道。

謝克家也是因為執掌鴻臚寺，需要熟悉各國的情況，又曾被扔去翰林院修史，這才記得乾道年號被西夏用過。

朱銘對“景興”不太滿意，認為過于文縐縐的沒氣勢：“年號之事，你們回去再慢慢想，十一月以前必須敲定，現在還有大半年時間。”

“是！”

眾臣領命。

朱銘又說：“年號不能更換頻繁，以免紀元之時難以分辨。從今往后，一個大明皇帝，終身只能有一個年號。”

眾臣雖然對此感到驚訝，但也沒有反對的理由。

皇帝不愿瞎折騰，他們能省不少事兒。

特別是崇尚德政、仁政的官員，更樂于見到這種局面。

大明開國以來，各種禮儀都寫進了《大明律》。

一是定下簡樸的喪葬祭祀風格。

皇帝的喪期和墓葬，都恢復到宋初，主打一個不擾民。

二是弱化避諱。

只要不跟皇帝的名字完全重合，一兩個字相同無所謂。 還有宋徽宗搞出亂七八糟的避諱，比如“龍”之類的，全部從避諱詞當中取消。

朱銘繼續說：“大位交接之后，閣部院寺官員職務皆不變動。”

“太子圣明！”

眾臣齊聲呼喊，都徹底放下心來。

朱銘再說：“我登基之時，并不大赦天下罪犯，但要給天下萬民減稅。內閣與戶部，商討一個減稅方略。記住，商賈的榻稅、鋪稅、過稅之類的不能減。”

這是仁政，必須贊嘆，官員們再拜。

朱銘還在說：“在減稅詔書里面，還要寫以下內容——”

“第一，各省全面穩步推行攤丁入畝。”

“第二，清丈田畝時，鼓勵地主到官府自報隱田。自報之人，如果核對無誤，前幾年的逋賦不再追究。若有隱田被官府查出，不但要補交欠稅，還要十倍罰交錢糧！”

“第三，朝廷會派遣大量御史前往各地巡視稅收。除了五代以來就有的定額鼠雀耗，其余折變、面耗、雜派一律取消。這是開國就定下的規矩，可直到去年還有官吏在征收。現在配合吏役改革，基層吏役有了薪俸，絕對不準再濫征雜稅！被抓住就是罷官流放，嚴重者直接砍頭！”

……

宋朝瘋狂加稅，從偉大的宋仁宗開始。

加稅的直接結果，從中央統計數據就能看出。

整個北宋的官方數據，全國戶口和田畝一直都在增漲。唯獨宋仁宗執政時期屬于例外，戶口和田畝數量雙雙下跌。

戶部很快就拿出減稅方案，并且遞交到內閣討論。

戶部尚書方孟卿對閣臣們說：“前宋殘民加稅，自仁宗朝始，商稅加得尤其多。就連開封城外的農民，挑著瓜果進城叫賣都要征稅。農民種地已經交過兩稅，若是瓜貨賣得多自當再征商稅。可小民挑著少許瓜果進城，只是沿街叫賣，賺些微薄小錢糊口，這時去收商稅于心何忍？”

宋仁宗瘋狂加征商稅，把全國農業稅的比率，降到總稅收的56%。這放在農業社會是難以想象的。

農民又得到什么好處了嗎？

當然沒有。

朝廷通過各種雜派，變相增加農業稅。此風一漲，官吏趁機跟進，瘋狂盤剝農民，而國庫卻沒增收多少。

方孟卿說道：“對商稅的減稅方略，是酌情降低或者取消，恢復到宋仁宗登基之初。當然不是全面恢復，大約要保留加稅的一半，因為宋初確實收得不算高。主要是取消針對小商小販的加稅，尤其是農民進城賣貨的稅收！”

“農稅方面。前宋的正稅加得不多，各種各樣的攤派層出不窮。大明朝廷已三令五申，但地方官吏還在收取，而且越收越隱蔽，就連御史都容易疏忽。尤其是‘布估錢’，官、商、吏三方勾結，從以前的豪奪，變成現在的巧取。不僅小民受布估騷擾，就連大地主都深受其害。當狠狠的從重處置！”

宋代的雜稅有多離譜？

我養了一頭牛，在牛活著的時候要交稅，若牛死了還要納一筆稅。

家里丁口多，就要承擔更多徭役。如果分家，那就罰錢。

不僅買賣房屋要征稅，就連修房子都要征稅！

對了，還有農具稅。

我家添幾把鋤頭也要交稅，這玩意兒只在宋真宗年間被廢除過一陣子。

收來收去，甚至誕生了“鞋錢”。

你要穿鞋吧，那你得交鞋錢。

這種亂七八糟的雜稅征收難度極大，中央朝廷其實收不進國庫。多數雜稅沿襲自五代，宋朝卻一直不廢除，算是默許地方官吏以此貪污。

吏員也懶得根據稅種逐個征收，直接讓鄉役（鄉手、里正、保長等等）去攤派。

現在，朱銘要全部打掉。

三令五申還不改，那就鼓勵“刁民告狀”。

“刁民”一般來自中小地主家庭，讀過些書，識得些字，卻無法逃脫官吏的盤剝。

讓御史們去巡視鄉鎮，在小鎮住一段時間，并在集鎮口貼告示，豎起一個匿名信箱。讀過書的“刁民”看到了，多半就會悄悄來匿名告狀。

每破獲一起胡亂攤派雜稅的案子，就給御史們記功，并且給予金錢獎勵。

這幾年，御史們升官最快。

大量御史因政績轉為地方官，已經變成一條升官捷徑。

這玩意兒雖然得罪人，但升得快，名聲又好。新科進士若被選為低級御史，比直接外放縣丞還高興，若是運氣好破獲大案，有可能一年半載就升為縣令，或者是在御史系統快速升遷。

翟汝文仔細看完戶部遞交的減稅方案，忍不住感嘆道：“此萬民之福也。”

閣臣們相視一笑，太子這手玩得漂亮啊。

剛剛登基就減稅，仁政之名就坐實了。其他手段再酷烈，那也屬于仁君，登基減稅寫進史書沒法改，頂多民間有許多人悄悄說壞話。

所以，年號該怎么定？

或許還可以往仁政那邊靠攏，用年號來體現新君的德治。

……

（工業革命不是靈丹妙藥，別動輒就要打造工業國家。第一，棉花都還在推廣，紡織業興盛的條件還不足。第二，工業革命會加速土地兼并，導致出現更多失地流民。第三，失地流民造成治安混亂，數量遠超工廠對工人的需求，從而導致對工人的盤剝更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