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倆走進垂拱殿，朱銘指著北邊說：“我連東宮都沒去過，后宮更是沒踏入一步，有很多太監和宮女不肯走，你住進去之后自行處理吧。”

朱國祥沒接這話，而是問：“艮岳毀了？”

“毀了，但壘出的山峰還在，”朱銘說道，“外延福宮也被拆了許多，只剩殿宇樓閣保留著，圍城時給勤王大軍做營房。”

朱國祥頗為惋惜：“趙佶勞民傷財建好的，就這樣毀了有點浪費。”

朱銘笑道：“你也可以重建啊。”

“滾蛋！”朱國祥沒好氣道。

朱銘拖了把金交椅坐下，翹起二郎腿，指著垂拱殿的御座：“那位子是你的。”

朱國祥踏上臺階，端端正正坐好，屁股左右挪了挪，嘀咕道：“總感覺瘆得慌，好像被什么托起來，飄在半空使不上力。”

“孤家寡人的感覺？”朱銘好奇問。

“有點。”朱國祥點頭。

朱銘說道：“剛進城的時候，張根那些人提了一嘴，讓我勸伱在開封登基稱帝。”

朱國祥問：“現在稱帝好嗎？”

朱銘說道：“一旦稱帝，就名正言順了，很多舊宋官員都會改旗易幟，統一天下的速度會快很多。但說實話，各地官員投靠得太快，我心里總覺得沒底，不過是換一塊皮而已，沒有三五年根本別想消化。我先把各地軍隊收編，利用打仗做出調整，逐漸納入統一軍制。地方官則安排了一些縣令，剩下更高級的知府、知州需要你來操作。”

“這幾年，也發現了一些人才，”朱國祥說，“還有你帶來的那些太學生，有幾個已經足以勝任知府。”

朱銘說道：“開封城里，還有一大堆降官。臭名昭著的，我都已經抄家了。又騰換召回幾十個縣令，跟開封降官加起來，總數有三四百個。這些人我實在不知道怎么處理，任用吧又信不過，不用吧又寒天下士子之心。”

朱國祥笑道：“選幾十上百個通經史、文采好的，讓他們進翰林院編書，這不就處理四分之一了？”

“也對。”朱銘點頭。

朱國祥又說：“再把四川的佐貳官大量外調出來做一把手，安排一批舊宋官員去四川做佐貳官。如此既能讓四川官員升遷，又能加速消化新占地盤，還能安置東京的舊宋官員。舊宋官員去了四川做二三把手，上頭有一把手壓著，他們也掀不起什么風浪。”

朱銘贊嘆道：“還是朱院長有法子。”

朱國祥說：“稱帝的事不用著急，得先選定好都城再說。”

“現在無非三個選擇，長安、洛陽、開封。”朱銘說道。

朱國祥卻有些個人情懷：“北京不行嗎？”

“你是說幽州的燕京？”朱銘問道。

“就是那個北京。”朱國祥道。

朱銘搖頭說：“幽州又是戰亂，又是天災，還有饑荒瘟疫。有些州城，死得只剩下十多戶人家。我問過郭藥師，即便人口最稠密的燕京，城內百姓也僅剩不到十萬人。而且多為平民男子和老弱，金國在賣地盤給宋國時，把貴族、富戶、工匠、年輕女子都遷走了。”

首都不是說建就建的，還得有許多前提條件。

如果定都燕京，并非把一堆百姓，遷徙到燕京城去就行。城外鄉村也必須有充足人口。周邊州縣，同樣必須有充足人口。

如此，方能提供維持首都的各種物資供應。

朱棣能夠順利定都北京，除了金元兩朝的經營，還依托朱元璋連續二十年的移民政策。因為元帝北逃帶走大量人口，北方顯得極為空虛，遼東、河北全是朱元璋的重點移民區域。

沒有朱元璋的二十年移民，朱棣根本別想把朝廷搬到北京去。

維持一國首都運轉，每年幾百萬石的漕米，只能說是杯水車薪。它需要周邊地區發力，給予大量的民間物資供應，形成一種特殊的首都經濟圈。

“那就洛陽吧。”朱國祥說。

朱銘說道：“洛陽土地兼并極為嚴重，還有大量名門望族，跟舊宋官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若是想要定都洛陽，須得處理那些大族。”

“你打算怎么處理？”朱國祥問。朱銘說道：“強制遷徙。河南、河北和山東，因為戰亂、天災和重稅，都大規模出現無主之地。把洛陽的大族進行拆分，計算他們的土地，打散了強制遷徙出去，用無主之地置換他們在洛陽的田產。空出來的洛陽土地，一部分賞給功臣，一部分賞給將士，一部分配給佃農。”

“這些大族不會反抗吧？而且似乎影響不好。”朱國祥擔憂道。

朱銘笑道：“他們若是反抗，正好借機抄家。罪名都是現成的，思念舊朝，陰謀迎立舊宋皇室！”

強行將大族拆分遷徙，這事兒大宋自己就干過。

義門陳氏三百多年不分家，在朝做官的就有400多人，嚴重威脅到地方統治。

在文彥博、包拯的建議下，宋仁宗決心對義門陳氏下手，并且由包拯親自主持相關工作。陳氏族人被拆分成290多份，若按后世的行政區劃，就是分散遷往全國16個省市。

義門陳氏也沒干啥傷天害理的事情，還有好幾百人正在做官，面對朝廷還不是說拆就拆？

“國號呢？”朱國祥問。

朱銘笑道：“當然是大明啊。地名都用得差不多了，再換花樣也搞不出新意，其實‘元’就挺不錯的。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時乘六龍以御天。只不過國號大元，我總覺得有些膈應，還是大明聽起來更舒服。”

朱國祥莞爾：“這屬于制度性破壞，那幫官員聽了會跳腳的。”

“先做漢王吧，”朱銘說道，“把朝堂班子進一步完善，省部框架充實起來，再尋個合適的時機稱帝定都。為了安撫人心和穩定南北，我覺得可以繼續采用四京制。洛陽為首都和西京，開封為陪都和東京。燕京暫定為北京，金陵暫定為南京。”

朱國祥說：“遷都洛陽工程量很大，需要時局安定了再說。洛陽的城墻必須擴建，現在錢糧都不夠，至少還要等三五年才能開工。”

“這三五年間，正好用來處理洛陽大族。”朱銘也不著急。

朱國祥道：“今后實行閣部制，還是實行省部制？”

“集權是大趨勢。”朱銘說道。

唐代實行的是三省六部制，中書省擬旨，門下省審核，尚書省執行。看似制度嚴謹，實則效率低下，且中書省和門下省依托皇權，很快就將尚書省邊緣化。

到了宋代，整體趨勢是三省合一。

宋代雖然保留三省，但權力已經虛化，六部也權力減弱，大權掌握在宰相和中書門下省的中書五房手中。

熙寧末年，宋神宗沒有征詢王安石意見，就自己下令進行官職改革。把大宋的中書門下制，改回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行政效率變得更低，但裁撤了一些冗官和衙門，每年能夠節省兩萬貫開支。

這個改革，在元豐年間制度化，因此又叫“元豐改制”。

宰相權力就此被削弱，中央集權得到加強。

如果沒有元豐改制，宋徽宗還真不能肆意妄為。因為身為宰相的蔡京可以不用那么討好皇帝，就能依托中書門下制掌控大權，而宰相大權又被其他機構給制約。

以上這些只是大致情況，實際更加復雜。

比如六部就一度侵奪三省大權，是皇帝出手給按下去的。樞密院也曾經能壓制宰相，在不斷的權力交鋒中逐漸衰落。

究其根本，無非吏權、財權、事權的爭奪而已，更深層次則是皇權與相權的對抗。

宋代的冗官根源在于分權制衡，設參知政事分走宰相的行政權，設樞密院分走宰相的軍事權，設三司使分走宰相的財政權。

分來分去改來改去，結果在元豐改制之后，形成一個畸形的四不像怪物，集唐宋兩代的各種弊政于一體。

好的沒有，壞的全要！

朱銘說：“內閣制在明代是反復磨合出來的，屬于一種妥協式集權制度，太監掌控的司禮監具有關鍵作用。你也不想重用太監吧？”

“當然不想。”朱國祥說。

朱銘笑道：“但發展到一定階段，今后的皇帝肯定重用太監。宋代的皇帝，最初是提拔翰林學士，用文官來壓制宰相和六部。并且牢牢掌控御史臺，御史只能由皇帝親自任命。但最后發現，翰林學士和御史靠不住，他們會跟宰相、尚書眉來眼去。于是，太監不斷被啟用，到宋徽宗時出現這么多大太監。”

朱國祥無奈道：“沒有什么一勞永逸的完美制度，政治這種事情，一抓就死，一放就亂。別說偌大一個國家，就算以前我做副院長，學校里還不是烏煙瘴氣的。百年之后的事情，別想那么多，后人自會去調整。實在調不過來，那就等著亡國唄。我們現在設計的制度，盡量靠譜就行。在大方向上，要有利于促進科學和生產力發展。”

“是這么個說法。”朱銘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