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那場著名的戊戌變法只持續了一百天左右，據說是光緒皇帝受到了甲午慘敗、膠州灣、旅順港被占的刺激，“不肯做亡國之君”不顧一切的發動變法。根據前生的記憶和此時譚延為官的經驗看來，“不肯做亡國之君”未必是真，“不顧一切”奪回皇帝所擁有的權力才不是假的。
當然這都是譚延的猜測，在這場變法中唯一讓人值得稱道的是變法派內部到沒有出現像熙寧變法那樣的內部爭權奪利迅速腐化的現象，也許是時間太短的緣故，也許是他們真的很真誠的投入到這場變法當中。
這個時代的中國人很少有跳出幾千年的皇權治亂循環來看待中國和世界，國外的孫中山算一個，國內還有一個潛伏的天生叛變者——譚延本人。讀著四書五經滿腦子的倫理綱常的譚延正是因為不信這一套才會按奈住自己躁動的心來平靜的面對大清帝國的衰敗，他也在海軍和陸軍振興過國家力量的努力，但是這種努力更偏于有利于日后自己造反用。
譚延造反的第一理由并非像孫中山那樣救國救民，做為一個擁有后世記憶的人自然有改變歷史的覺悟，但是在皇權統治下也可以做到這點。不過他不會選擇皇權，他既不想做滿清貴族的走狗，更不想自己來當皇帝——還是應了曾國藩、李鴻章這樣眾多歷史權臣與皇權玩“恐怖平衡”的游戲，他不想一輩子，更不想自己的子孫繼續玩這樣的游戲。
自古的皇帝對待國家政事也許有優劣之分，但是對于權力都是一個德行。光緒皇帝再怎么想著國家富強，第一考慮的首先是他手中的權力。譚延也曾見過光緒皇帝幾面，不過都是很匆忙，而且在慈禧太后面前，小皇帝很少說話，不過這并不代表他沒有權力欲，尤其是慈禧太后把持大權。一干老臣幾乎一邊倒的拍太后馬屁，像軍機大臣剛毅就公然宣稱自己是“后黨”。
光緒皇帝不是什么都不懂的癡呆，隨著他的年齡一天天長大。對于權力地渴望是十分可怕的。光緒皇帝越是沉默，譚延的心也就越提心吊膽，如果帝后兩黨發生沖突，譚氏家族必須做出選擇，也許譚鐘麟會逃避這個問題，但譚延卻不得不為此做好準備——這種皇權游戲他看夠了，當今地中國已經不是幾千年的中國，科技進步已經弭平了地理上的防護圈，自己貧弱的國家已經暴露在各國列強的炮口下。
如果還這么斗下去。愛新覺羅家的子孫是為他們一族而努力，不管是光緒皇帝還是慈禧太后，弄到最后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們都會毫不猶豫的犧牲中國——不過問題是譚延卻不想在這個問題沉默下去，他需要足夠的武力來支持自己結束這個無聊地游戲。而中國的命運也只有他來掌握才是最穩妥的方式。
在譚延的授意下，駐守在山東的武衛右軍兩鎮又一混成協地兵營中已經開始大量散發《天演論》等思想進步書籍還有一本《論美國民主》——這是譚延第一次嘗試開始在軍中培養士兵思想，這么做雖然稍微晚了些，但是他還是對此小心翼翼的逐步推進。《天演論》是公開發行書籍，中間雖然沒有“禁語”，但在譚延看來這本書做為思想啟蒙教材最合適不過，他需要的是小火將水燒熱，而不是一下子將鍋燒開。
事實上在這個大變革時代。盡管譚延有意識的將各種思潮隔絕在軍營之外，但由于新建陸軍中的文化水平還算比較不錯，還是有很多進步書籍流進了軍營，士兵和軍官們都有著不同的想法。北洋武備學堂出身的低級軍官對此倒是挺熱烈的。而相對于留德士官生跟他們地老大譚延一樣對此表現的諱莫如深，一般是不會參與到這種討論中來的。留德士官生都是譚延一手提拔，他們都去過德國，有的甚至還受到特別地資助前往英國、法國和俄國考察，留德士官生眼中的譚延和北洋武備學堂出身軍官中的譚延是截然不同的。盡管他們不明白為什么譚延有兩張面孔。但在蕭軒等留德士官生骨干的聯手平抑下。都放下了心中地疑問埋頭軍隊建設。
在譚延下發《天演論》之后，留德士官生之間彼此走動明顯增多。而譚延也感覺到他地鐵桿嫡系的眼中似乎對他多了某種期待，不過他依舊裝著看不見，加強第三批新建陸軍訓練工作。
與前兩批不同，這一批新建陸軍在人數上一次訓練兩萬六千人——這正好是兩個鎮地編制，清政府雖然認為新軍是國家政權保證的柱石，但卻一時也拿不出這么多銀子在全國普練新軍，只能夠保證北洋陸軍的訓練成軍費用，是以各省陸軍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動，南洋張之洞的自強軍也不過是擴充到一個混成協的規模，其余還在等待練兵處最后的決定。
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已經更名為京漢鐵路的“蘆漢鐵路”全線竣工，在此之前這條鐵路的部分路段已經開始運營。整個京漢鐵路總耗資三千八百萬兩白銀，耗費三年多的時間完成，全線所有的橋梁、車站等全部為中國人自己設計、施工，整個工程沒有向國外貸過一兩銀子，這條鐵路的建成除了顯示中國有能力自己建造施工路段情況復雜的大鐵路之外，也揭開了中國鐵路史新的一頁。
京漢鐵路全線通車后，張之洞、王文韶、譚鐘麟、乘車視察了整條鐵路，宣告京漢鐵路正式開始投入運營。這條鐵路將北京和武昌府連接起來，無論在政治經濟上，還是在軍事上都有著非凡的意義，譚延可以看到自己的軍隊可以通過這條鐵路直插中國湖湘腹地，一旦有事便可以直接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湖北和湖南兩個戰略重要省份。
京漢鐵路的竣工也使得中國人自建鐵路的所有屏障全部被打開，以往對于中國人能否自己修建鐵路，就連中國統治高層內部無論是反對派還是洋務派都是持懷疑態度的，但是詹天佑的京漢鐵路徹底打消了這種疑慮。很快在譚延的推動下，京濟鐵路開始修建。同時開工修建的還有京張鐵路。雖然只有一個詹天佑，但是在京漢鐵路施工過程中，卻培養了一大批中國鐵路工程人才。在京漢鐵路中后期地時候，快速成長起來的鐵路專家們開始對修建北京到山東濟南的路線開始勘測，京漢鐵路一完工便開始了京濟鐵路地修建，同時也展開了對京張鐵路沿線的勘測任務。
隨著恭王奕欣的去世，全國上下暮氣沉沉的局面開始逐漸好轉，而舉國上下維新變法的氣氛也是一日濃似一日。康有為的《上清帝第六書》比以前更進了一步，開始提出一些具體變法辦法，而且洋洋灑灑的力言外釁危迫，希望光緒皇帝能夠效法日本明治維新。詔定國是。與此同時，康有為還上折子，督促皇帝能夠盡快的遴選天下通才，皇帝親臨來商討新政事宜。
根據老頭子傳回來的消息是，光緒皇帝非常活躍。而翁同似乎已經開始退縮——光緒皇帝得到康有為地奏折之后，便立刻發交給翁同，讓總理衙門討論后復議具奏，然而翁同將這本折子壓了兩天，才在皇帝的一再催問下召開總署會議。
譚延身為總理大臣，理應參加這次會議，可惜他現在和翁同一樣太擔心康有為的步子是不是邁的太大了，這么下去激怒慈禧太后不過是早晚的事情。他還沒有做好準備呢！無奈之下便以在山東練兵為由推去了這次會議，并且還上書朝廷，請求辭去總理大臣職位，但慈禧太后并沒有批準。
根據譚延地猜測。恭王奕欣在臨去世之前的談話肯定涉及到了自己，問題是涉及的到底有多深，恭王奕欣對自己的評價到底是正面還是反面？從現在慈禧太后在恭王奕欣去世之后所做的事情來看，恭王留給慈禧太后的遺言對自己來說應該是比較有利的，要不然北洋大臣節制下的兵力進行如此大規模地改動。光憑譚鐘麟是慈禧太后的親信還是不夠的。更不要說加強新軍訓練，組建武衛右軍統歸于自己手下指揮。連一個滿清貴族都沒有安插進來，這實在是比較反常。
就算康有為一步緊過一步的時候，翁同依然沒有放棄對譚延地攻擊，不過這一次令譚延沒有想到的是盛宣懷給了翁同一次機會——盛宣懷手持北洋最賺錢的電報局和輪船招商局，后來的華盛紡織總廠也在他的手中，如果說盛宣懷清廉，恐怕連上帝都會用地球儀來砸他。譚氏父子在接手北洋之后，主要抓得是軍事，對于經濟譚延沒有太過插手，表面上為了照顧李鴻章地面子，沒有對盛宣懷下手，但是卻長期搜羅盛宣懷地把柄。
一開始盛宣懷對譚氏父子的戒心是非常重地，不過幾個月過去了譚氏父子沒有拿他怎么樣，一兩年過去了依舊是平靜如初，最終盛宣懷還是按耐不住自己的爪子，行事也開始肆無忌憚起來，尤其是譚延的抵羊紡織廠擋了華盛的道，而在漢陽鋼鐵廠收購、京漢鐵路等問題上多次吃了譚延的虧后，盛宣懷開始四處給自己找“補償”。
因為盛宣懷和李鴻章之間的關系，譚延一直沒有動盛宣懷，只是在等待機會——他預備開辦一家資本在五百萬兩左右的商業銀行，有朝廷給予保護和資助；銀行享有發行鈔票、開爐鑄幣、代理國債等等特權。這家銀行是針對譚延的，盛宣懷的說帖到了翁同手中，這更是成為翁同的利器——工商銀行日進斗金已經不止是盛宣懷一個人眼饞了，就連翁同的戶部也是眼饞的緊，可惜各省督撫都有相當大的權力，總督開爐鑄幣僅需要向朝廷反映，遞上一份說帖在戶部備案即可，戶部可以收取鑄幣稅。
工商銀行是中國最為特殊的銀行，它是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有美方資本的背景，入股的也都是兩廣、江浙一帶的大富豪，因為譚延是它的創建人。所以又有中國的官方背景，它地背后就是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由于工商銀行的“成分”復雜，它可以享受到其他外國銀行所不能擁有的待遇——京漢鐵路四千萬兩地原始股本金就存在這里。重建北洋海軍款項也是存在這里……自從工商銀行成立后，原本在華最為特殊的匯豐銀行在中國金融界的地位一落千丈，若不是把持著過去大清帝國對外巨額結款，它幾乎和別的國外銀行沒有什么區別。
工商銀行所擁有的貨幣發行權更是為北洋府庫充實的主力，建立之初便超過了電報局和招商局的利潤總和，天津在中國金融界的地位直追上海，這中間和它有著很深的關系。工商銀行令人眼饞地利潤同樣也讓緊巴巴的戶部非常眼紅，而盛宣懷的這份建立銀行的說帖就是針對工商銀行來讓戶部有挖墻腳的機會。
沈靜在盛宣懷地身邊安插有眼線，盛宣懷的說帖剛到翁同的手中。譚延的手中也持有了一份內容相似的說帖。盛宣懷沒有想到正是這份說帖給了譚延收拾他的最佳借口，譚延將這份說帖用電報發往廣州，呈交給李鴻章，里面卻沒有一句額外的附言；另外一份說帖則發到了兩江總督衙門——當初發行貨幣的時候，譚延可是和湖廣總督張之洞與兩江總督劉坤一一起干地。現在有人想要朝這個蛋糕中插上一腳，張之洞不能不從中幫忙。
張之洞反對盛宣懷建銀行的理由比譚延更充足——中國有一家工商銀行擁有鑄幣權對他來說麻煩已經夠大了，若是再出現一家，尤其是像盛宣懷這樣會經營的人來辦銀行，那他的鑄幣局地日子可就更難過了。
張之洞和劉坤一當年和譚延一起辦鑄幣，但卻沒有想到譚延居然想出通過銀行來實現鑄幣的辦法。好在譚延無意進入湖廣和兩江地區，否則這里的銀元和銀元券都要改姓“譚”。雖然張之洞再次犯了以前的老錯誤，做事不經行內人仔細謀劃。完全是自己一拍腦門就兩眼一抹黑的闖進來，但是湖廣鑄幣局開之后，確實是極大地改善了張之洞地財務狀況。他之所以能夠財大氣粗的向旅順造船所購買戰艦來建設長江艦隊，甚至還購買昂貴地靖海級裝甲巡洋艦來做南洋艦隊的旗艦。除了和譚延在美西戰爭中發了順風財之外，鑄幣局的利潤功不可沒。
盛宣懷的說帖已經極大的觸犯了張之洞的利益，他不反對是不可能的。翁同支持盛宣懷辦銀行有著充足的理由，日本自仿照西法創建銀行之后，百萬兵餉立籌可得。無須向外國借貸。站在國家的角度而言，翁同支持盛宣懷是正確的。更何況這還可以順便打擊譚氏父子所支持的工商銀行。
翁同立刻邀請盛宣懷北上商議創建銀行事宜，盛宣懷也欣然而往，同時他在京師也四處為盛宣懷創建銀行而搖旗吶喊，很是吸引了眾多的眼球。此后更是替盛宣懷向光緒皇帝呈送了《自強大計折》，以此來抬高盛宣懷的政治地位——盛宣懷是沒有功名的，他不能獲得正式的出身來步入官場，而是透過李鴻章的關系走向政界，可正是因為如此，他的身上烙著很深的“李記”印痕。
翁同在京師為盛宣懷張目，那最終的解釋只有一個——盛宣懷背叛了李鴻章改投翁同的門下，這是自袁世凱在甲午年大戰后拿著三千兩銀票讓李鴻章辭去大學士好讓翁同成為真宰相的有一次性質惡劣的背叛。這也是譚延將盛宣懷的說帖寄送給李鴻章的目的所在，盛宣懷過于精明算計，卻沒有想到朝廷能夠讓一個漢人掌握幾萬新式軍隊在京畿附近，這就非常明確的表示譚延正是在圣眷正隆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