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索爾茲伯里謀求和俄國聯合對中國采取措施，還是張伯倫尋求與德國合作來抵制俄國，他們的外交政策都失敗了，而譚延闿非常明白這還是歐洲外交正處于混亂的狀態時期，德國人還沒有強大到讓英法俄三國達成同盟的關系，不過德國人正在努力向這個目標前進，繼續成為歐洲外交的攪局者。
當一系列外交努力都付諸東流之后，英國終于開始正視現實問題——在遙遠的遠東中國，除非英國肯再派遣一支更加強大的遠東艦隊，否則無法震懾住俄國的野心，同樣對中國的說服力也不夠。當然英國已經在前年的時候就削減過遠東艦隊戰艦數量，因為從英格納還是赫德等人都認為中國有能力抵抗外來的侵略，尤其是膠州灣事件發生后，這種能力持續增強。正是基于這種判斷，英國回收了其再遠東的海軍力量用以加強地中海海軍力量，可是誰也沒有想到譚延闿在一夜之間將那個從前對他們唯唯諾諾的滿清政權給連鍋端掉了，中國的這種自保能力反倒成了英國手中燙手的山芋。
派遣艦隊是不可能的，所以英國在譚延闿起義后的第三周的第一天通過倫敦英國外務大臣向已經投靠北洋新政府的中國駐英大使龔照援會面，提出了英國承認北洋新政府的合法性，并且通過電報通知了駐中國公使竇納樂——此時英國的決定是非常倉促的，因為俄國人在兩天前剛剛承認了北洋政府的合法性，而譚延闿在對付這兩個最難對付的列強國家的外交交易中，沒有付出哪怕一丁點的代價。
譚延闿在這場政治外交交易中所要做的便是讓俄國外交大臣莫洛維耶夫看到北洋正在加緊訓練陸軍，而且要他相信所有的陸軍不是調往南方去占地盤，而是調往東北。莫洛維耶夫和俄國軍界的首腦們對和中國的北洋新政府在遠東打一場陸地大戰沒有任何信心，因為德國陸軍在膠州灣可恥的失敗讓所有人都意識到北洋陸軍的訓練是非常優良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超過了它的老師德國。
持續了快三個禮拜的外交“戰爭”終于落下了帷幕，北洋政府沒有做出任何反應，也沒有做出任何外交方面的努力，他只是在國內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加強軍備，讓俄國人相信他有決心的為了東北可以和俄國人大戰一場。
“陸軍是注定要被海軍發射出去的一枚炮彈！”譚延闿和莫洛維耶夫倆人都能夠理解這句話的含義，可是俄國的遠東艦隊還沒有強大到可以威脅武裝的像刺猬的旅順和威海衛兩大軍港，北洋海軍就算打不過俄國遠東海軍，在軍港里躲著照樣會拖死遠離基地的俄國遠東艦隊——歸根結底俄國在遠東沒有部署足夠的陸軍，最關鍵的是沒有可以支撐大量陸軍駐扎和維持國內補給與戰時緊急調兵的鐵路。
作為對英國的補償，譚延闿許諾俄國遠東艦隊不會前往上海過冬，在正在緊張施工中的膠州灣，在那里俄國人可以獲得足夠的泊位來讓它的軍艦過冬。不過這樣的安排讓俄國人也是非常的難堪——膠州灣正在變成旅順和威海衛那樣的海軍要塞，在那里部署的大口徑大炮和可以在港口內靠鐵路自由移動的列車炮數量多得驚人，在潛在敵人的炮口下過冬，這使得俄國人的遠東艦隊也感到有些棘手，尤其這里還曾經埋葬過德國榮耀的海陸兩軍。
隨著外交局面的打開，國內的局勢愈發對譚延闿有利起來——南洋水師和廣東水師在第二周蕭軒海上船隊到達之前便易幟，福建在潘敏的第七鎮得到浙江之后，便向其投降，計劃之外的福建輕松落入譚延闿的手中；而廣東水師的反水讓王之春失去了最后抵抗北洋陸軍的本錢，他本來還要籌集軍隊來應付越來越囂張的革命黨起義軍，在蕭軒船隊抵達之后，他干脆明智的選擇了投降——張之洞發給王之春的一封勸降電報起了很大的作用。山西、陜西被第五鎮所取得，現在正忙著剿匪和安定民心。
到了起義后的第二十天，譚延闿所有的預定計劃全部達到目標，江西、廣西、云南、貴州這四個北洋沒有顧得上的省份在隨后的六天內陸續易幟歸降北洋政府，一個月后新疆、甘肅、青海、三省也通電全國易幟，只剩下蒙古和西藏沒有明確的表示歸順的態度，不過譚延闿對此并不著急，有這些省份已經足夠自己施展的舞臺，蒙古和西藏就算再牛也蹦不出他的手掌心。
在與俄國和英國打交道的階段，譚延闿意識到這個時代什么都是假的，只有手中的實力和心中的決心才是真的，實力要人看得到，自己的意志和決心同樣也要讓對手感受的到，用最直接的方式讓對方知道自己的意圖，只要手中的實力夠強，對方也唯有讓步——畢竟現在的歐洲很熱鬧，譚延闿相信往后的歐洲會更熱鬧。
如果說譚延闿對新政權不滿意的地方的話，并不是他手中的軍事力量不足，也不是政府運作問題，而是他手中沒有一個高效運作的外交部。盡管他在起義后親自坐鎮外交部來主持新中國的外交工作，但是一個優秀的大腦配在了一個全身癱瘓的病人身上，這個大腦就算再優秀，沒有軀體和四肢的配合，這個人能夠做的事情還是非常有限的——在英國的首相索爾茲伯里和大臣張伯倫分道揚鑣各自向各自認為正確的方向做出外交努力的時候，譚延闿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歐洲的外交風云一日三變，而不能有任何舉措。
索爾茲伯里和張伯倫在外交政策上雖然有很大的分歧，但是他們倆人無論走哪條道路，若是成功得手的話，那中國都將會成為其外交政策的犧牲品，甚至會讓暫時安定下來的外交局面又變得更加復雜——原本被譚延闿踢出局外的國家會重新返回這個餐桌。譚延闿的外交政策非常簡單，就是要破壞各國列強試圖在中國的聯合行動，至少他得到了美國和德國的支持，這也算是他的一項資本。
在與英俄之間的外交危機解決后，譚延闿得到了更充足的練兵時間和布置全國政局的時間，蕭軒在廣東登陸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占據了整個廣東省的精華——廣州城，以他手中的兵力而言，他進攻也許有些不足，但是要說防守周邊數省的軍隊就算齊集廣州城也未必能夠拿的下來。王之春將一個完整的廣州城交給了蕭軒，不過蕭軒按照譚延闿的電報將目前所能控制區域的政務都交給了由王之春領導的臨時政府——推翻滿清朝廷未必這個王朝所有的官員都不用，思想比較開明，作風比較廉潔的官員，這樣的官員還是非常受譚延闿的歡迎的。
至少直隸三省內部的官吏體系基本上沒有什么變動，這些北洋體系內的官員長時間接受各種考察，能力自然有高下，但是至少在廉政方面還是做的比較到位的。譚延闿不會去做光緒皇帝，啟用康有為那樣沒有任何行政經驗的人來管理地方，這些維新派的任用問題只是暫時擱置，就算要啟用他們，他們也必須在基層一步步的來，根據能力來決定他們的升遷速度。
危機雖然過去，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發展，譚延闿的布局基本實現，起義的時機雖然沒有選擇的非常好，只是譚延闿感到自己已經無法壓抑住心中的怨憤，同時也是對日作戰成果的最大化考慮。不過一切都還算正常，國內并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戰斗，北洋就像是一把鋒利無比的利刃，輕而易舉的破開了所有糾纏的死結，埋葬了一個舊的王朝，建立起一個現在并不是很理想的新中國。
除了在長辛店、威海衛、膠州灣和小站正在訓練的四鎮北洋正規軍之外，譚延闿將自己的親軍營徹底打散，在北京又訓練了一鎮新軍——京畿衛戍師。譚延闿做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并非是崇尚武力的人，但生活在這個武力至上的時代，無論從國家還是他個人的角度，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訓練更多的精銳部隊是絕對有必要的。
京畿衛戍師就是譚延闿心目中的“模范師”，他為此重操舊業親自來負責這個全國最精銳的作戰師從兵源選拔到訓練的全部過程——譚延闿是想讓他的“親衛營”擴大成“親衛師”，讓自己的身邊有一支全天候可以隨意調動的軍隊。可以想象在中國政治的心臟有這么一支完全忠于譚延闿的軍隊，這對過渡時期的政治體制而言將會意味著什么，至少譚延闿知道亂世用重典，只有他的存在才會讓北洋團結起來成為一個拳頭。
正如躁動之后的茫然一般，譚延闿發動的是一場沒有思想的革命，甚至不是革命，他只是輕輕的將清王朝推翻開啟了另外一個時代而已，在這個時代的中國沒有經歷歐洲那樣大革命前夕的啟蒙思想運動，也就沒有高漲的革命熱情。譚延闿的武力和造反策略彌補了他在推翻清王朝時的民眾基礎的缺乏，同樣也將革命的熱情壓制了起來，在老百姓看來這個江山不過是換了一個主子，即便是剛剛形成的新的知識分子階層對此也沒有對中國的變化有多少察覺，更多的是期待。
西藏和蒙古雖然沒有表態加入新中國，不過譚延闿并沒有放在心上，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自己的態度需要拳頭的支持，只要拳頭夠堅硬則可以完全無視對方的任何抗議。西藏和蒙古不表態沒有關系，譚延闿自信他可以憑借拳頭來讓那些農奴主和王爺們知道什么是服從。
新政權初創，盡管有沈靜、陳飛、寇青、郭正等人的全力輔佐，新政府的架子算是搭建了起來，不過一切都顯得非常簡陋。按照中國傳統的“有兵就有權”的理論，新政府的政令還無法下達到全國所有地區，尤其是云南、貴州、廣西、江西四省，北洋的政令根本不予理會。政治上的潛規則讓新政府也直接忽視掉了這四個省份，既然這四個省份不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那中央財政也不會撥給他們一文錢，憑借新充實起來的國庫，譚延闿正式于十一月一日成為中華共和國軍政府總統，并于當日在北京天安門進行了一次比較簡單的閱兵式——新政府就這樣不是很引人注目的便成立了。
行政機構雖然簡陋，但也許是正應了新政權的活力比清政府要強得多，譚延闿五年前在直隸三省建立的各種高等學校的畢業生從去年開始便陸續的畢業，現在正好派上了用場，被大量的充實到新的政府當中來。而譚延闿做為總統的第一號總統令白女士裁減全國所有的厘金哨卡，將全國的經濟流通先激活起來，同時削減農業稅百分之三十，地主地租必須削減百分之十。
譚延闿之所以這么快便開始發布行政命令，也是因為此時沒有任何人對他形成行政制約，他的權力是不受限制的。按照他的設想，今年還有一個月的時間，各地組建資政院的命令已經下發，各地的資政院會在明年陸續建立起來。直隸三省的資政院自然是延續北洋時代譚延闿的那套，對于資政院他最大的念頭便是筑起一道反腐的城墻，最大限度的杜絕腐敗，估計剩下來的就是給自己找麻煩了。
資政院是把雙刃劍，譚延闿需要它還要控制它的權力范圍，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天津資政院的實踐證明，這個機構在反腐方面還是卓有成效的，比譚延闿的私人密探機構運作更加有效更全面。除去反腐之外，譚延闿自認不是全知全能，中國那么大，各個地方都有不同的風俗習慣和特殊情況，有資政院的存在可以在制訂政令的時候起到很大的作用，當然這也給了很多人維護自己圈子利益的機會，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那軍隊的價值就體現在這里了——雖然沒有任何勢力向譚延闿施壓，不過按照譚延闿的設想和眾多幕僚商議的結果，他給出了五年的軍政時間。
目前國家的狀況是軍政，這種狀態肯定是不正常的，軍人干政無論對統治者的利益如何，但無可否認的是軍人統治國家肯定是一件不正確的狀態。現在開了這個頭，譚延闿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早就了留德士官系和他的北洋軍集團，但是要想確保這個國家在沒有他的情況下還能夠沿著正常的軌道運作下去，消除這種影響至少需要三十年——北洋集團陸軍軍官的年齡實在是太年輕了，最大的到現在還不滿三十歲，這么下去怎么得了？！
譚延闿現在撇開資政院強行執行他對國家經濟的干預政策，通過削減土地租金，迫使大地主將財富向工業轉移，抑制土地兼并，盤活國家的商業流通，同時也是讓農民獲得更多看得見的好處，以穩固自己的政權存在——譚延闿的北洋勢力崛起速度快，它擁有無與倫比的破壞力量，和社會的富裕階層瓜葛并不是很深，和普通百姓的距離更是比較遠，處于一種不高不低的狀態。
社會富裕階層害怕北洋的破壞力量，面對槍桿子他們的選擇唯有服從，只要譚延闿和他的軍隊團體一天不倒，這種恐懼就會實實在在的存在。社會富裕階層是不會和譚延闿一條路走到底的，他只相信他親手扶植起來的一些地方商人團體，但是光是討好他們是不能滿足政權的穩固需要，而譚延闿干脆便一邊倒的討好農民和社會的弱勢群體，將他們的心籠絡住，重新進行社會資源和財富的分配。
即便會得罪某些利益團體，在“民心所向”之下，譚延闿的武力才會得到最大限度的體現，收拾這些這些人跟碾死一只螞蟻沒有什么區別——北洋陸軍士兵絕大多數都是來自于農村，他們本身便是屬于社會的弱勢團體，一旦有事發生，譚延闿完全可以借助留德士官系來發動士兵，推此及彼，他將會成為屠夫和保護傘的雙層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