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蟄存：漫談古典散文（節選）

施蟄存（1905—2003），名德普，常用筆名施青萍、安華等，浙江杭州人，現代作家、文學翻譯家、學者，中國“新感覺派”的主要作家之一。著有《品唐詩》、《上元燈》、《將軍底頭》、《梅雨之夕》、《燈下集》、《北山談藝錄》等。

文章寫得好，未必就是文學；但如果是一個好的文學作品，文章大概也是好的。

在古人的觀念里，不論中國或外國，文學是個大名。政治、歷史、哲學等一切社會科學，都屬于文學，其意義等于現在的“文科”。我說“創造文學作品”，實在就是“創作”的全稱，也就是Creative Literature的譯名，這是現代人所謂文學。但是，盡管我們用“創造”這個狀詞來加以區別，在古代文學里，創造文學作品的散文，可以說是不存在的。每一部中國文學史，都從先秦文學講起，其中的韻文部分是《詩經》和《楚辭》，這是創造文學作品，散文部分講的是哲學和歷史，總的說來全不是創造文學作品。

“古文”這個名詞，起于韓、柳古文運動之后，到宋代就確定了意義。古文家所謂古文，是指六朝駢偶文以前的散文，它仍然是一個文體名詞，不能理解為古代文學作品，或者說得更正確一點，古代創造文學作品。姚鼐編選《古文辭類纂》不選六經，理由是“尊經”。又不選諸子（包括《論語》、《孟子》），理由是它們屬于子家。又不選歷史傳記，理由是這類文章太多了，“不可勝錄”。這三個理由其實都不能成立，他只是基于一個創造文學的觀點，認為經、史、子都不是文學散文，所以不選。后來曾國藩選《經史百家雜鈔》，從六經、諸子、《左傳》選起，以為這些文章都是古文的泉源。他還譏笑姚鼐，既不選史傳，為什么又選了《漢書》里的三十八篇奏議和三十四篇詔令。這里就反映了曾國藩對古文觀念的理解是古代的文章，而不是文學。姚鼐的觀念是把文章和文學作品嚴格區別開來，他選取《漢書》里的奏議和詔令，是認為它們都是好的議論文，是文學，而不是歷史，更不屬于經和子。姚鼐這個觀念甚至發展到同意劉大櫆的觀念，以為名人傳記都是歷史，只有韓愈的《圬者王承福傳》和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才是文人創作的傳記文，才是文學作品。

曾國藩把文章和文學混同起來，他以為文章寫得好，就是文學。這是一種傳統的觀念，直到章太炎也還說文學是論文字法式之學。姚鼐以為文學作品在經、史、子以外，這是一個新觀念，和我們現在的文學觀念一致。但是姚鼐把經、史、子和文學區別得太嚴，以致他否定了經、史、子中間也可以有文學作品。

我們現在選古代散文，尤其是為了用作教材，應當同時注意到文章和文學兩個標準。文章寫得好，未必就是文學；但如果是一個好的文學作品，文章大概也是好的。墨子和莊子都是子家（哲學家），墨子的《非攻》是一篇好文章，辯證性很強，但它不能算是一個好的文學作品；莊子的《逍遙游》就不同了，

它是哲學論文，也是文學作品。《非攻》給青年以邃密的理性認識，《逍遙游》給青年以生動的感性認識，它們的語文教育作用是同樣的。

所謂“先秦文學”，在散文這方面，實際上并沒有一個獨立的文學作品。因此我們不得不從經、史、子書中去選擇其有文學價值的篇章。近年來，語文教材中常常選錄一些神話和寓言，例如《山海經》的“夸父逐日”，《列子》的“杞人憂天”，《呂氏春秋》的“刻舟求劍”等等，這些片段文字，在全文中往往只是用來作為說明一個真理的比喻，其本身是修辭學的資料，不是一個文學作品。我以為如果要選，就應當選其全文，使青年知道說理散文如何運用比喻的手法。如果單單截取一個片段，無論從文學或文章的標準看，都不是適宜的教材，一個主要的理由是它們沒有可讀性。可讀性也是選擇語文教材的一個重要標準，我在這里順便提一提。

兩漢四百年，也還是沒有創造文學的散文作品。我們只能從《史記》中選取《項羽本紀》，或從《漢書》中選取賈誼的政論文之類，走的還是姚鼐的舊路。王充的《論衡》雖然被列入子家，它的文章風格已接近了隨筆，可以算是一部有文學意義的散文了。從東漢晚期開始，逐漸出現了創造文學的散文，它們的作者既非歷史學家，也非哲學家，而是文學家。范曄的《后漢書》在《儒林傳》之外加出了一卷《文苑傳》，就說明了這一種文學史的發展情況。

陸機的《吊魏武文序》，陶淵明的《桃花源詩序》、《五柳先生傳》，都是文學散文的名篇，尤其是《桃花源詩序》，后人把它裁篇單行，改題為《桃花源記》，可以說是游記文的嚆矢。恰在陶淵明的時候，詩歌領域中出現了鮑謝的山水詩，正如劉彥和所謂“老莊告退，山水方滋”。不久以后，北魏的酈道元開始作《水經注》。這是一部地理書，但是他大概受到山水詩的影響，在敘述地形水道的時候，情不自禁地加以描繪。我們喜歡選讀他的《江水》篇中敘述巴東三峽的那幾段，因為它們已超出地理書的體制，成為文學的散文了。

南北朝時代，文風浮靡，作家喜歡用駢詞儷句，有許多好文章，不能算是散文，例如《登大雷岸與妹書》。另一方面，那時新出了許多佛經的譯本，造成了一種新的文體。它不用駢儷排偶的句法，但幾乎全用四言句，非常整齊。“如是我聞”、“作如是說”、“一時佛在王舍城”，這種句子結構，又都不是先秦以來漢語所固有。這種文體，不能說是駢文，也并不散，但我們只能說是一種新興散文。從文體觀念講，我以為這種文章也應讓青年見識見識。如果從《雜阿含經》、《雜比喻經》中選取幾個“因緣”，那么也照顧到了文學觀念，因為它們原本是梵語文學。

唐代的詩歌創作，很早就革除了梁陳宮體詩。從陳子昂到王、孟、李、杜，奠定了—代詩風。但在散文這方面，卻沒有跟上。我們要待到中唐晚期，才能看到散文的繁榮氣象。韓愈的贈序文，柳宗元的游記文，白居易、元稹的論詩書信，都是寫得好的散文。此外，劉禹錫

、孫樵、沈亞之、陸龜蒙等人，也各有幾篇卓越的散文。可是，如果我們用文體觀念來選唐代散文，則最好的散文應該是那些傳奇文了。

隨筆、題跋、詩話，是興起于宋代的新型散文。作者偶有所感，隨手寫來，便是名言妙語；使讀者感到親切自然，天機活潑。蘇東坡的《志林》、洪邁的《容齋隨筆》、葛立方的《韻語陽秋》、劉克莊的《后村題跋》，我以為都是極好的文學讀物。蘇東坡的《記承天夜游》、黃山谷的《龍井題名》，久已成為膾炙人口的名篇。不過這一類散文，篇幅都很短，選讀一二篇，如食江瑤柱，嫌其味少。選宋人散文，一般都以文天祥的《指南錄后序》為殿，這是愛國主義和民族革命意識的文章，有思想教育作用。我想再推薦一篇謝皋羽的《西臺慟哭記》，文學氣息似乎更濃厚些。

明代晚期出現了以鐘伯敬、譚友夏、袁中郎兄弟為首的公安、竟陵文派，他們反對前后七子所倡導的“泥美人”式的唐詩，歸有光、唐順之所倡導的唐宋八家古文義法。他們主張寫詩作文不要受人束縛，不要墨守各種條條框框；要發抒自己的性靈，要作自然流露的由衷之言。這些意見，在當時是有其斗爭目標的，不能說不是一種新的、積極的文藝思潮。30年代，林語堂曾為公安竟陵派大事宣揚，還辦了一個刊物《人間世》來提倡性靈文學，閑適小品。當人民大眾正在作反封建、反帝、反法西斯的緊張斗爭的時候，他悠悠忽忽地提倡這一派文學，未免與時代的脈搏不相應合，因而很受到以魯迅為首的革命作家的批判。

我們現在對公安竟陵文派的態度是還他們以文學史的地位，肯定他們在當時的進步意義。他們的詩文，也有其特色，尤其是散文，在游記、題跋、評論、書簡這些方面，和當時那些古文家的酸文、迂文比起來，確曾使人耳目一新，知道真的文學，在此不在彼。至于他們的末流，文風趨于艱澀怪僻，招致了另一個反對派。這是每一個新的文學運動必然的歷程，在韓柳古文運動影響之下，不是也出現過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那樣的怪文嗎？

我們還該注意到，與公安竟陵文派桴鼓相應的，有一個“卓吾老子”（李贄）。此人在意識形態領域中，以一人之力，猛烈地批判了宋儒理學，甚至一直批到孔孟，獲得廣大知識分子和市民的擁護，動搖了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的陣腳，使得翼衛圣教的封建統治階級不得不把他瘐死。李卓吾的文學觀念是和公安竟陵派一致的。他的文章，也是直抒胸臆，深入淺出，我們也應當選他幾篇作為側重于思想教育意義的明代散文之一格。

從晚明到清初，有一百多年時間，公安竟陵派雖然受到非議和抨擊，卻仍然有潛在的影響。從張宗子的《陶庵夢憶》、《西湖夢尋》到李笠翁的《閑情偶寄》，這期間很有些文學趣味極高的散文。李流芳的題畫小文，給金冬心開了法門。施耐庵的《水滸傳序》，據說是出于金圣嘆之手，也是數一數二的好文章。

（《施蟄存全集》第3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