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本書最重要的一章。理解凱文·凱利的疑惑，以及背后的焦慮，是耐心讀下去的關鍵。
凱文·凱利的疑惑，說起來平淡無奇，在你我日常生活之中隨處可見。
比如說，我們的生活中充斥著“技術元素”，甚至我們指望更強大的抗生素、更神奇的納米科技、更開放的網絡系統和新型的能源，為我們帶來更便捷、舒適、安全的生活。
另一方面，我們對科技生活處處充滿恐懼：我們擔心科技會剝奪人的權力，甚至某一天會主導人的世界；我們焦慮科技背后，是否總是暗藏著一只邪惡的眼睛；我們哀嘆無法與強大的科技抗衡，同時已經無法想象，沒有科技的生活……
如果凱文·凱利的疑惑僅僅是這些，那說明他的焦慮并未超越海德格爾的技術批判理論，也沒有超越伴隨晚期資本主義和高科技興起的“生態主義”、“環保主義”和綠黨政治。
凱文·凱利試圖看得更遠。
在“非人力動力”成為工業革命的引擎，人工智慧業已侵入人類生活，真正的“自然界”正不可逆地演化為“人工自然”的時代，“科技的生命化”特征，已成為現實世界無法根除的特征。凱文·凱利的疑慮，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做：“科技是否具備人性？”
這并非用擬人化的浪漫語言來描繪我們周遭的科技事務。提出這一問題的根本沖動，是想重新思考“人與機器的關系”，這種關系并非事前確立一個前提：科技是人腦的產物——就這么簡單。這種思考導向一個富有人情味，但絕非僅僅是人情味的話題：科技想要什么？
在本章的末尾，凱文·凱利提前給出了這一問題的答案：“意識到它（指科技）的需求，大大減少了我在決定如何與科技交往時的困擾。”
我一生的大部分時光在赤貧中度過。從大學輟學后，近10年的時間里，我身著廉價運動鞋和破舊的牛仔褲游蕩于亞洲的偏遠地區，有大把的時間，卻沒有金錢。我最了解的城市被中世紀的財富包圍，走過的土地受著古老農耕習俗的束縛。伸手觸摸的每件物體，幾乎肯定是由木頭、纖維或石頭構成的。我用手抓東西吃，在山谷中艱難前行，席地而臥。行李很少，個人財物總計包括一只睡袋、一件換洗衣服、一把鉛筆刀和幾臺照相機。在與大地的親密接觸中，我感到迫切需要科技的保護。沒有那種保護，我經常感覺發冷或發熱，常常被雨淋濕，被昆蟲叮咬的次數增加，生理節奏與日夜和季節同步。時間似乎取之不盡。
在亞洲待了8年后，我回到美國。賣掉微薄的家產，購置了一輛價格不菲的自行車，然后從西向東橫穿北美大陸，曲折行車5000英里。這次旅程最令我難忘的是滑行通過阿米什人位于賓夕法尼亞州東部的大片農田。阿米什人是我在北美大陸發現的最接近我在亞洲所感受到的科技最小化狀態的群體。阿米什人對財物的選擇讓我心存敬意。他們不加裝飾的住所令人非常舒心。我體會到自己的生活——因高科技而順暢——與他們的生活并行不悖，也嘗試將生活中的技術???素減至最少。抵達東海岸時，除了自行車，我一無所有。
我成長于20世紀50～60年代的新澤西州郊區，生活中科技無處不在。但是直到10歲時，家里才有了電視機，而且當它真正出現在家中時，我完全不感興趣。我目睹了電視是如何影響朋友們的。電視技術有著不同尋常的力量，能夠在特定時刻召喚人們，幾個小時內吸引住他們。電視播放有創意的商業廣告，告訴人們獲取更多科技產品。人們接受了這種宣傳。我注意到其他有影響力的技術（例如汽車）似乎也可以使人們順從，推動他們購買和使用更多的科技產品和服務（高速公路、汽車電影院、快餐）。我決定將自己生活中的技術元素壓縮到最低限度。青少年時期，我很少與人聊天，對我而言，科技自言自語的嘈雜聲仿佛掩蓋了朋友們的真實聲音。越少涉入科技的邏輯循環，自己的人生軌道似乎就越順暢。
橫穿美國的自行車之旅結束的那年，我27歲。我在紐約州北部購置了一塊廉價土地，隱身于此，那里林木繁茂，不需要任何建筑規范。我和一位朋友一起，砍下橡樹，鋸成木料，用這些自制的木材建起了一所房子。我們釘緊每一塊杉木板，依次搭在屋頂上。我還清晰記得搬運數以百計的大石塊修建一堵護土墻的場景，這墻不止一次被溢出的溪水沖垮過。我靠自己的雙手搬運了很多次。另外，我們用了更多的石塊在客廳砌好一座巨大的壁爐。盡管工作很辛苦，但這些石塊和橡樹木材讓我充分體驗到阿米什般的滿足感。
不過，我不是阿米什人。我認為，如果要砍倒大樹，使用鏈鋸是個明智選擇，任何一位擁有鏈鋸的森林部落成員都會同意這一點。一旦我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科技上，并且更加確定自己的需求，那么，某些技術優于其他技術就是不言自明的了。如果說在不發達世界的旅行教會我一些道理，這道理就是：阿司匹林、棉衣、金屬罐和電話是偉大的發明。它們屬于好的技術。世界各地的人們盡其所能獲取這些物品，幾乎沒有例外。任何人，如果曾經擁有設計完美的便捷工具，就會明白它可以擴展自己的精神世界。飛機拓寬了我的視野，書本開啟了我的思想，抗生素挽救過我的生命，攝影術激發出我的靈感。甚至鏈鋸——可以輕松鋸開手斧難以對付的樹瘤，也漸漸讓我對樹木的美麗和力量心懷敬意，這種敬意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事物都無法產生的。
我開始癡迷于挑選幾種可以拓展精神世界的工具。1980年，我成為《全球概覽》（TheWholeEarthCatalog）的自由撰稿人，這家雜志讓讀者自己從浩如煙海的自編素材中選擇和推薦合適的材料。20世紀70～80年代，《全球概覽》本質上是一家先于網絡和計算機出現的由用戶建立的網站，使用的是廉價的新聞紙。讀者即作者。人們精挑細選的簡單工具能夠引發生活的變化，這令我激動不已。
28歲時，我開始銷售郵購的自助游指南，這些資料包括關于如何進入占世界大部分的科技欠發達地區的信息。當時，我僅有的兩項重要財產是自行車和睡袋，因此從朋友那里借了一臺計算機（早期的蘋果二代），使我的兼職實現自動化，又找到一只便宜的電話調制解調器，通過它把文檔發送給印刷廠。《全球概覽》的一位對計算機感興趣的編輯同事私下給我一個來賓賬號，使我得以遠程參與一個處于試驗階段的電話會議系統，該系統由新澤西理工學院的一位教授管理。不久我發現自己沉迷于一件規模更大、范圍更廣的事物：新生的網絡社區。對我來說，這是一塊比亞洲更陌生的新大陸。于是我開始對它進行報道，仿佛在報道異域的旅行目的地。令我深感驚訝的是，我發現這些高科技計算機網絡并沒有使我這樣的早期用戶迷失心智，而是豐富了我們的思想。這些由人和電線構筑的生態網絡具有某種意想不到的有機性。在完全的虛無之外，我們正在培育虛擬的共同體。數年后當互聯網終于出現時，對我來說早已不是新鮮事物。
隨著計算機進入我們生活的中心，我對科技有一些過去未曾注意到的新發現。科技除了能夠滿足（和創造）以及偶爾節省勞動力之外，還有其他功能：創造新機會。我親眼見證了在線網絡將人們與觀念、選擇以及在其他情況下不太可能遇到的人聯系起來。在線網絡釋放了激情、多重創造力和無私精神。就在這個具有重大文化意義的時刻，當專家們宣稱寫作已經消亡時，數百萬人開始在線寫作，數量比過去還要多。就在專家們斷言人們會離群索居時，數百萬人開始大批聚集。通過網絡，他們以無數種方式組成團體，合作共享，共同創造。這對我是一種新的體驗。冷冰冰的硅質芯片、長長的金屬線和復雜的高壓設備在孕育我們人類最優秀的技術成果。就在我發現計算機網絡激發靈感并使機會多樣化的過程后，馬上意識到其他技術，例如汽車、鏈鋸和生化技術，對了，甚至還有電視機，都具備同樣的功能，只是方式略有不同。這令我對科技的認知完全不同以往了。
我熱衷于早期的遠程會議系統，1984年，《全球概覽》以網上辦公的形式聘用我，幫助編輯第一本評論個人電腦軟件的消費者出版物。（我相信，自己也許是世界上第一個被在線聘用的人。）數年后，我參與建立新興的互聯網的首個大眾網絡接口：被稱為WELL的門戶網站。1992年，我幫助創辦《連線》雜志——數字文化的官方喉舌，在發行的前7年里擔任內容策劃。從那時起，我就堅持盡可能少地使用科技產品。現在，我的朋友們從事各種發明創造工作，包括超級計算機、基因藥物、搜索引擎、納米技術和光纖通信，所有這些都是新生事物。目及之處，我都能看見科技的改造力量。
但是，我沒有掌上電腦、智能手機或者藍牙設備之類的產品，也不寫微博。我的三個孩子在拒絕電視的環境中長大，現在家中仍然沒有廣播或有線電視。筆記本電腦和我無緣，旅行時也不會攜帶電腦。在我的圈子里，我常常最后一個添置最新的必備設備。現在我騎車的時間比開車要多。朋友們忙于應付不斷振動的掌上設備，而我繼續與各種各樣的科技產品保持距離，以免忘記自己的身份。同時，我還管理著一家很受歡迎的內容每日更新的網站，名為“絕妙工具箱”，很久以前我在《全球概覽》評估讀者精選出的提高個人自主性的工具，這個網站就是那份工作的延續。我的工作室源源不斷地收到自制工具，提供者希望得到宣傳。它們當中有很大一部分再也沒有被領走，我周圍堆滿了器物。雖然生活中小心翼翼，但我還是有意地選擇了讓自己盡可能多地接觸科技產品。
我承認，自己與科技的關系充滿矛盾。我想各位讀者也會面對這樣的矛盾。今天，我們的生活無法擺脫這樣一種復雜且持續的現實，即越來越多技術元素帶來的便利和個人減少對科技的依賴性之間的對立關系：我應該給孩子買這件設備嗎？我有時間熟悉這套節省勞動的設備嗎？進一步的話，還會考慮：總之，科技到底將從我的生活中奪去什么？這是怎樣的一股全球性的力量，令我們既愛又恨？我們該如何應對？可以拒絕嗎？或者，每種新科技都是必然出現的嗎？面對不斷涌現的新事物，我應該支持還是質疑——我的選擇重要嗎？
我需要找到這些答案，在我面對科技左右為難時予以指導。我的第一個疑惑是最基本的。我意識到，對于什么才是科技，過去我一無所知。它的本質是什么？如果不知曉科技的本質，那么當一項新的技術問世時，我將缺乏評判的框架來判斷應該以熱烈還是消極的心態去接受。
我對科技本質的疑慮以及與它的矛盾關系讓我花了7年時間思考，并最終促成本書的寫作。我的研究讓我返回時間的起點，又前往遙遠的未來。我深入探究科技史，在硅谷——我的住處——聆聽未來學家的演講，富有想象力地描述未來的情景。我與一些最激進的科技評論家和他們最熱情的粉絲面談；回到賓夕法尼亞鄉下，花更多的時間與阿米什人在一起；在老撾、不丹和中國西部的山村中旅行，傾聽物資匱乏的窮人的心聲；訪問實力雄厚的企業的實驗室，這些實驗室在努力研發大家公認未來幾年必不可少的用品。
越仔細觀察相互矛盾的科技發展趨勢，我的疑惑就越深。我們對科技的困惑通常起始于某個非常具體的考慮：我們應該允許克隆人類嗎？長期通過手機短信交流會讓孩子們變成啞巴嗎？我們希望汽車自動尋找車位停泊嗎？隨著疑惑的加深，我意識到要想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我們首先需要把科技看成一個整體。只有通過了解科技史，預測它的發展趨勢和偏好，追蹤當前方向，我們才有希望解決個人困惑。
盡管科技有著強大的影響力，但它看不見，難以發現，不可名狀。舉個例子：自1790年喬治·華盛頓第一次發表國情咨文以來，每一任美國總統都要就國家現狀、前景和全球最重要的力量向國會發表年度咨文。1939年之前“科技”這個術語從未以口語的形式出現。1952年之前，它從未在一篇國情咨文中出現兩次。毫無疑問，我的祖父母和父母已被科技包圍！但作為所有發明的總和???在其成熟期的大部分時間里，科技是個無名氏。
“technelogos”這個詞字面上來自希臘語。古希臘人使用“techne”這個詞時，指的是藝術、技能、手藝，甚至還有聰明的意思，最貼切的翻譯也許是“才智”。techne用于表示巧妙運用現有條件完成任務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荷馬這樣的詩人極為看重這一品質。奧德賽王是techne大師。而柏拉圖與當時的大部分學者一樣，認為techne——他用這個詞指代手工工藝——屬于底層知識，是不純潔、低俗的東西。因為對實踐知識的蔑視，柏拉圖在對所有知識進行復雜分類時省略了對手工藝的說明。事實上，古希臘文獻中甚至沒有一篇著作提及technelogos，只有一個例外。就目前所知道的，是在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Rhetoric）一文中，第一次將techne列入邏各斯（logos，意為詞匯、語言或者文化），表示“technelogos”單項。在這篇文章中，亞里士多德四次提到“technelogos”，但確切含義均不明晰。他指的是“語言的技巧”，還是“關于藝術的論述”？也可能是手工藝文化？在短暫而又隱秘地登場之后，“科技”這個詞匯基本上消失了。
當然，科技本身不會消失。希臘人發明了鐵焊接、風箱、車床和鑰匙。他們的學生羅馬人發明了拱頂、引水渠、吹制玻璃、水泥、下水道和水磨坊。但是，在他們的時代以及此后許多個世紀，總體而言，所有被制造出來的科技產品實際上不為人所知——從未作為獨立主題進行討論，甚至顯然從未被人們思考過。在古代世界，科技無處不在，人們卻視而不見。
在接下來的許多世紀，學者們繼續將制作器物稱為手藝（craft），將創造力稱為藝術（art）。隨著各種工具、機器和精巧裝置的傳播，操作它們的工作被稱為“有用的藝術”。每一項有用的藝術，例如采礦、編織、金屬加工和縫紉，都有自己的獨門秘技，通過師傅-學徒的關系代代相傳。不過這仍然是藝術，這個詞匯在此處表達的是其原意的奇特延伸，保留了古希臘語中的手藝和才智之意。
在接下來的幾千年中，人們認為藝術和技術顯然屬于個人范疇。每件藝術作品——無論是鐵制柵欄還是藥方——都被視為特定個人的特殊才智產生的獨一無二的表現形式。任何產品都是單個天才的杰作。按照歷史學家卡爾·米查姆（CarlMitcham）的解釋，“大規模生產是傳統思想無法想象的，這不僅是因為技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