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抵制最終發展到了集體抗議的地步。..湖南的京官們當時就開了一次集體會議，決議：有進同文館跟洋人學習的，以后不準進入會院，大家集體抵制。湖南開了這個頭，山西的京官馬上就跟進了。

結果這樣一來，算術館不但招不到學員，連聘請的教習，當時著名的學者李善蘭、鄒伯奇等人，也都以疾病為由，遲遲不愿去同文館開課。

1867年的這場算術課風波，背后所涉及的是帝國古老的意識形態惰性，不能簡單地歸罪于“某些保守派勢力”，因為這是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群像：一個“頑固”的時代，從來都不會只是幾個當權的“頑固派”們的頑固，而必然是眾人的選擇！

“那一次的事兒鬧得著實是大，好歹這算學館是開起來了。”文祥嘆道，“可這以后的事兒，也便越發的難辦了。”

“那些堵心的事兒咱先不說了，文中堂方才說，這林鯤宇幫咱們起了一個破死結的好題目，到底是什么？”恭親王似乎顯得有些著急。

“呵呵，我方才已經說了，”文祥笑道，“這林鯤宇和皇太后皇上說的，西洋諸國亦講求孝道，通圣賢之論，這便是一個破死結的極好題目啊！這當中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這文章要如何做？”恭親王問道。

“士林每每視洋人非‘人’，認定其不通禮儀，不講仁義，不可教化，凡與洋字有關者，皆視為‘以夷變夏’。死力拒之。”文祥說著，著重強調了一個“人”字，“而今使臣歸來，言西洋諸邦亦講求孝道，又是從天朝圣賢學來，且言之鑿鑿有據，如此便證明洋人是‘人’，而非‘鬼’，且中西之學有相通之處。那天朝與西國交往，便可名正嚴順，這夷夏之防，也可以省省了。”

“是啊！‘鬼’豈有會講求孝道的？”恭親王明白了文祥的意思，放下茶碗。撫掌大笑起來。

“倭仁若是在世，聽到這些，只怕也是難于反駁的。”文祥想起了曾經給他找了n多麻煩的倭仁，“我聽說，林鯤宇當時給皇上說了好多西國哲言俗諺，皆有出處，皇后和慧妃就是聽了他說的這些話。激發心緒，痛悔前非的。皇太后已命他以此為題撰文，想是也想借此文章，堵那些老朽豎儒之口。”

“原來如此！”恭親王聽得興奮。竟然拍了一下大腿。

“林鯤宇此人，端的是難得的人才，以我觀之，將來之成就。或能在其祖林文忠公之上，亦未可知。”文祥又道。

“何以見得？”恭親王又端起了茶碗。用碗蓋輕輕的撥著水面漂浮的茶葉，喝了一口，然后放下茶碗，問道。

“洪鈞的《使西日記》，王爺想是看過了吧？”文祥又抿了一口手中的茶，放下了茶碗，恭親王親手取過精致的紫砂茶壺，給文祥的茶碗斟滿。

“看過了，寫的很好，而且立意新穎，對西國所見評價公允，頗有見地。”恭親王道。

“洪鈞此人，本是李高陽的高足（現在已經不是了），屬清流一派，此次以副使出洋，本是李高陽安插在林鯤宇身邊以為羈縻之意，可他竟然轉了性，這一路上不但絲毫沒有給林鯤宇找麻煩，反而和林鯤宇相處甚得，且寫出如此一部好書來，王爺不覺得這當中有些蹊蹺么？”文祥笑問。

“此事確是奇甚。”恭親王失笑，“莫不是這洪鈞真的如同外間所言，中了洋毒？”

“豈有未到西國便中洋毒者？”文祥笑道，“他能轉性，只怕還是這林鯤宇之功。此人能說得洪鈞這樣的清流名士共贊洋務，又能以片言只語感動后妃悔過，僅這份口才學問，便非常人能及！”

“文中堂是想提拔于他嗎？”恭親王聽出了文祥話里的潛臺詞，笑著問道。

“提拔是肯定要提拔的，但不是現下！”文祥深陷的眼窩放出了異樣的光亮，“我還等著他給我拿出更多的好題目出來呢！”

“更多的好題目？”恭親王一愣。

“王爺就等著看吧！我想，這林鯤宇手里的好題目，絕不止這‘孝道’一個！”文祥微微一笑，目光轉向了窗外。

“要是真如你文中堂所言，只怕又會是一場天大的風波吧？”恭親王問道。

文祥沒有說話，只是靜靜地望著窗外。

此時此刻，入眼都是冬季蕭瑟蒼涼的湖景。斷藕殘荷，滿眼皆是。屋子里因為通了地龍，火頭燒得旺旺的，沒有一絲煙氣兒。屋子里雖然暖洋洋的，但眼前的景象仍使人寒意陣陣，但文祥卻莫名的感到了一絲燥熱。

“如此殘局，不破不立！管他什么風波，來便好了！”

冰盞胡同，賢良寺，外官居舍。

林義哲看完了剛剛寫好的“西國孝歌略論”，微微點頭，眼中閃過滿意之色。

兩宮皇太后要他寫的那篇文章，此時已經完成了。

他當然明白，兩宮皇太后要他寫這個，目的是什么。

事實上，在后世他學會了獨立思考之后，便發現，越來越多的史實，顛覆了他腦中的學生時代教科書灌輸給他的以往所謂的“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這一類的觀念。很多事實證明，在19世紀60年代的中國，主流知識分子仍然固執地滯留在傳統之中；相反，以慈禧和恭親王為首的清朝政府高層，卻走在了“主流知識分子”們的前頭！

林義哲想象著這篇文章一旦發表之后，會引起士林怎樣的反應，便冷笑不已。

此時的他，腦中忽然閃過了一個念頭。

上邊既然想要借自己破題，解決洋務運動前路上的障礙，那自己何不把這題目，做得大一些？

這個想法如同火星一般，立刻在他的腦中，形成了燎原的烈火！

呵呵，你們不是就喜歡抱著孔孟之道不放嗎？那我就拿孔孟來堵你們的嘴好了！

作為一個從后世來的熟知歷史的穿越者，他當然知道，西方政制之所以能在近代領先于世界，其實也有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功勞。

中國古代文化對于世界文明的貢獻，不是只有“四大發明”，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政治文化，對于人類近代文明也有過積極的貢獻。明清之際，歐洲的耶穌會傳教士歷經千辛萬苦，溝通中西文化，把中國當時的主體文化——儒學——程朱理學，用輪船運往17—18世紀的歐洲，在那里曾經形成過100年的中國文化熱，儒家思想與意大利文藝復興以來所形成的歐洲新思想相結合，成為歐洲近代歷史發展的主導精神——啟蒙思想的一個重要思想淵源。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伏爾泰就是中國儒學在歐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書派”把中國儒學，作為反對神權統治下歐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學——新儒學，成為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創立古典哲學的依據，并用以反對羅馬教廷的啟示神學；被稱為“歐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學為依據，開創了近代歐洲政治經濟學的新紀元，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近百年來，中國人、東方人都公認，現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于歐洲。學習、借鑒，乃至全盤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為許多近現代中國人的思想熱點。在后世，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很多人都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文化上的障礙、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個世紀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曾經是17—18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形成和發展的一種精神動力！

在原來的歷史時空，林義哲就深刻地懂得，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類共同勞動與智慧的結晶。人為地把文化分為東西兩個對立的體系，只看各種文化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不看各種文化之間的對話與交融，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一種文化偏見。這種文化偏見，在后世已經成為人類文明走向未來的一種精神障礙！

現在的清流們不會想到，在后世，由于近代百年來的屈辱歷史，加之西方列強的“西方中心論”大行其道，在中國人當中培植起一種扭曲的文化心理。愛走極端的中國人對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歷史，由原來的高高在上不容褻瀆變成了看不起也不愿看的妄自菲薄，這種觀念已經成為后世的中國人心靈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鎖！

清流們當然也不會知道，中國的儒學在歐洲的影響巨大，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這一百年，在歐洲逐步形成了“中國文化熱”！

而清流們的后人——后世的憤青不愿意知道也不愿意承認，在他們津津樂道的從明代開始的“西學東漸”時期，也是“東學西漸”的時期！

ps：今天路過一私立高中門口，被宣傳標語雷到了：“今天軍訓身體好，明天妹紙騎著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