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位有經驗絕非菜鳥的越野滑雪者在半夜里突然匆忙離開他們的帳篷，連滑雪板、食物和各自的保暖衣服都沒來得及帶上。

這些年輕人穿著睡覺時的衣服，急速沿著積雪的山坡向下，朝一片濃密的森林跑去，可是在零下30攝氏度左右的刺骨嚴寒中，跑到森林也毫無生存希望。

當年困惑的調查員說，這個滑雪探險隊死于“一種極強大的未知力“--然后突然終止了案件調查，將文件列為最高機密。

這場發生于49年前的一個周六的死亡事件依舊是烏拉爾地區最神秘的事件之一。雖然和此事有關的記錄在20世紀90年代初解密，但是死者的友人們仍然在尋找答案。

“假如我有機會問上帝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會是，那天晚上我的朋友們到底發生了什么？“滑雪探險隊唯一生還的隊員yuryyudin說。

1959年1月28日，yudin和其他九名烏拉爾工業學院(uralpolytechnicinstitute)的學生開始滑雪探險烏拉爾北部的otorten山。yudin在vizhai附近生病，于是離隊折返。vizhai是去山區路上最后一個居民點。

根據探險隊其他成員的日記和拍攝的照片，重建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本文寫作時參考了調查員報告中的日記和照片的副本。

滑雪隊員們，在23歲的igordyatlov率領下，2月2日晚在鄰近otorten山的kholat-syakhl山的山坡上建立了營地。他們大約在下午5:00時支起帳篷，調查員說，這是根據在隊員們遺棄的物品中找到的一卷膠卷中洗出來的照片推斷的。

為什么九位滑雪者挑選這個位置宿營不清楚。其實探險隊本可以朝山下走1。5千米去一片森林扎營，森林可以提供遮蔽，幫助他們對抗惡劣天氣。

“dyatlov可能是不想走回頭路，或者他決定實戰演練山坡扎營。“yudin在靠近葉卡捷琳堡的一個名叫索利卡姆斯克(solikamsk)的城鎮接受電話采訪時說。葉卡捷琳堡。

滑雪隊離開學院出發去探險的時候，dyatlov答應只要從otorten山回來抵達vizhai就會立即發送一封電報，他說不會遲于2月12日。

不過yudin說dyatlov在分別時告訴他，滑雪隊可能會比計劃的晚幾天返回。

因此，2月12日時，雖然滑雪隊沒有出現，但是并沒有人擔憂。

一直到2月20日，在隊員親屬們發出警報之后，學院才派出一個由教師和學生組成的搜救小組。警方和軍方稍后也派出了飛機和直升機。

志愿搜救人員在2月26日發現了廢棄的營地。

“我們發現帳篷半倒，而且被雪覆蓋。帳篷空無一人，但全隊的物品和鞋子都留在了帳篷里。“發現帳篷的學生mikhailsharavin在葉卡捷琳堡接受電話采訪時說。

調查員們說帳篷是從里面割開的，而且在厚度以米計算的雪上數到8至9個人的足跡。這些足跡是穿著襪子、一只鞋子或光腳的人留下的。

調查員們把足跡和滑雪隊隊員們進行了匹配，認為沒有證據證明發生過搏斗，也沒有證據證明有外人進入過營地。

足跡往山坡下走，指向森林，但是500米后即消失不見。

sharavin在森林邊緣的一棵高大的松樹下發現了最早被發現的兩具遺體。這兩具遺體是24歲的geykrivonischenko和21歲的yurydoroshenko，光著腳而且只穿著各自的內衣。

附近有一個火堆的燒炭痕跡。那棵大松樹有樹枝折斷，折斷痕跡最高的在5米高處，說明一名滑雪隊員爬上了大樹試圖張望什么，可能是試圖尋找營地，sharavin說。折斷的樹枝散落在雪上。

接下來發現的三具遺體是22歲的dyatlov、zinakolmogorova以及23歲的rustemslobodin，他們在大松樹和營地之間被發現。遺體倒地的姿勢顯示這三人去世時正在試圖返回營地。

當局立即啟動了一個犯罪調查，但是尸檢沒有發現有犯罪行為存在的證據。醫生說這五位隊員死于體溫過低。slobodin的顱骨有骨折，但是那個傷害不認為是致命傷。

尋找余下的滑雪隊員們又花了兩個月。最后在離那棵大松樹75米遠處的森林溝谷的4米深的雪下找到了他們的遺體。這四位隊員是24歲的nicolasthibeaux-brignollel、21歲的ludmiladubinina、37歲的alexanderzolotaryov、25歲的alexanderkolevatov，看起來他們是受傷而死。thibeaux-brignollel的顱骨被擊碎了，dubunina和zolotarev有很多肋骨折斷，dubinina失去了舌頭。

不過這些遺體也沒有外傷。

這四人穿著比其他人要好，看起來他們把先去世的人的衣服脫下來給還活著的人穿。dubinina的人造革外套和帽子被zolotaryov穿戴著，而dubinina的腳上裹著一塊krivonishenko羊毛褲。

使事件更加神秘的地方是對衣服的測試發現它們含有高水平的放射性。

不過幾個月后調查就結束了，調查員們說他們沒有發現存在任何犯罪者。案件的文件被送往一個秘密檔案。有3年功夫，滑雪者和其他探險者都被禁止進入這個地區。

“當年我12歲，雖然當局努力使死者的親屬們和調查員們都閉嘴不再吭聲，但是我記得公眾對這個事件反響很大。“正在試圖揭開神秘真相的葉卡捷琳堡的dyatlov基金會的主席yurykuntsevich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