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問題上，日僞其實純屬沒事找茬。
到現在爲止，滿洲國成立是成立了，可是熱鬧過後卻發現無人捧場，也就是說沒人願意承認他們。
本指望和第一站就到日本來的國聯調查團好好說說“滿洲國那些事兒”，可人家沒好氣地來了一句：滿洲國是什麼？我們不知道，也沒興趣知道。
此時的“滿洲國”就像那個戴頂帽子就想裝人樣的猢猻一般，只好漲紅著臉，躲一邊去了。
鬱悶啊，一定得想點辦法才行。
事情交給了僞滿“外交部”。這個部門的一把手叫謝介石。
他是臺灣新竹人。
當年跑到滿洲來碰運氣，除了日本人、朝鮮人，還有臺灣人。
那時候的中國臺灣人其實也就是日本人。
這個好像有些不對，但我們不能用現在的眼光或思維模式來看問題。中國臺灣割讓那麼多年，總督都換了好幾個，而且客觀地說，日本在中國臺灣的治理還是不錯的，也很注意收買民心。
在這一點上，日本人要比蒙古人聰明多了。蒙古人即使是建立元朝後，在中原仍然是想怎麼胡來就怎麼胡來，好像這個家不是他的。日本人則不同，屬於撥著算盤過日子、平時買個蘿蔔青菜都要記明細賬的那一類。
雖然他一到中國內地就會失心瘋一樣地亂打亂殺，可那是因爲明知都不是自己的東西，糟蹋了也無所謂。臺灣你試試看，鍋碗瓢盆哪一樣弄壞了，最後還得自己買單。這種傻事他可不幹。
我看到過一則回憶材料，說抗戰勝利，中國臺灣迴歸後，當地人發現來接收的民國政府並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樣好，很多人甚至都懷念起了日據時代。
這恐怕是事實，雖然作爲炎黃子孫，我們讀了以後可能心裡會很不是滋味。
謝介石爲了出來混，還把他的日本國籍改成了中國國籍——抗戰勝利後，理所當然地被作爲漢奸抓了起來，這是他當初無論如何也料想不到的。
彼時的謝介石卻是臺灣人的偶像。因爲臺灣是個小地方，像他這樣能在外面做到這麼大官的，還是第一個。據說，當時沿著他的“成功足跡”，跑到滿洲來求“發展”的臺灣人有成千上萬。
有著中國國籍，卻有著日本和中國臺灣情結的謝介石，當然不會向著中國說話。不過一般情況下，外交部還輪不到他說話。他的下屬比他還牛。
一般情況下，他得聽他下屬的——外交部次長大橋忠一。
在僞滿洲國，只要總長是中國人（或臺灣人），次長是日本人，地球人都知道前者是擺設，後者才掌握實權。
大橋認爲，既然李頓調查團不把我們當棵菜，那就找藉口給他們點顏色看看，這樣才能顯得我們“滿洲國”是個人物，也才能引起國際的關注。
可是怎麼給顏色呢？
李頓調查團裡的那幾個“鬼畜”所代表的國家都不是好惹的。想來想去，就只能找中國人的麻煩了，而且顧維鈞早在巴黎和會時就出名了，日本人對他也相當忌憚。
爲了不讓顧維鈞入“滿”，大橋找了一個純屬莫須有的理由，說中國顧問一來，就會干擾公正調查，對“新政權”（僞滿）不利。
真是笑話，那日本顧問不還一路跟著去了上海嗎？
大橋的說法是：你說的是日本顧問，我這裡是滿洲國，跟我們不是一家的。
他的如意算盤就是要讓調查團知道一下，我們“滿洲國”不是無名小卒，也不是擺著看看的，我們是有力道的，是獨立國家，想不讓你進來就不讓你進來。
如果這事辦成了，李頓調查團再回去一宣揚，僞滿自然就會倍兒有面子，不怕其他國家不承認。
調查團團長李頓生氣了。
堂堂調查團的顧問竟然不能一道進滿洲，哪有這種規矩？
他馬上找芳澤外相：搞什麼名堂你們？
芳澤揣著明白裝糊塗，一副很吃驚很無辜的樣子：我們這是兩個國家唉，他們不一定能聽我的（“長春政府並非服從日本政府”）。不過您老先別急，讓我想想辦法。
他裝模作樣地發了份電報給日本駐長春領事（僞“滿洲國”的“首都”在長春），讓領事通過外交努力，在兩國間進行斡旋（指僞“滿洲國”和中國政府）。
其實他與大橋在這件事上一直有電文往來，後者想怎麼做、目的是什麼，都要一一向他彙報。
你們就做戲吧。
顧維鈞在北平舉行記者招待會，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我是調查團的人，隨團出關入“滿”那是我的正當權利，決無動搖。
對此，李頓代表調查團全體成員表示堅決支持：既然日本顧問可以隨同調查團在中國各地進行調查，那顧先生同樣也可以。如果他不能去，我們也不去。
這下子大橋沒話可說了，畢竟他不敢把調查團的人都得罪了。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在進入東北的路線上挑起了剌。
調查團本來是要走陸路，即從北平直接前往東北。大橋提出來，走陸路不行，你們得走水路，乘船從大連進入東北。
在僞滿成立以前，大橋乾的一直是領事，因此對許多外交細節都很注意。他提的這個要求，實際上也是有他自己的考慮的。
走陸路，必然要出山海關，沿途“刁民”甚多，保不準得讓調查團看到什麼他們不該看到的東西。而如果走水路，這些顧慮就沒有了。因爲大連自日俄戰爭後就一直被日本佔領著，“九?一八”事變時也沒打過仗，比較“經得起看”。
對這個提議，李頓起初不同意，但當調查團一行乘坐專列要出關時，卻被駐在山海關的關東軍給攔住了，說只要顧維鈞在火車上，他們就堅決不會讓車開過去。
眼看時間越拖越久，實在耽擱不起了，調查團只得同意日本政府通過“努力做工作”而達成的妥協方案，即由李頓率調查團經山海關走陸路，顧維鈞隨調查團的另一部分人由中國方面派軍艦護送至大連。
製造民意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4月21日，調查團終於到達瀋陽。
看到顧維鈞跟著調查團一齊出現在面前，大橋沒皮沒臉的勁頭又上來了：我可是讓姓顧的進來了，你們不得表示表示？
“表示”的意思就是讓他進調查團過把癮。
作爲一個英國紳士，李頓沒見過這麼不要臉的，但他是個聰明人，知道在別人屋檐下，有時低低頭也是必要的，就應承了下來。
來到東北後，一開始調查團並沒打算與僞滿政權進行接觸，但關東軍馬上就找各種理由和藉口使起了絆子。折騰來折騰去，就是讓你知道，在這塊地面上如果不跟僞滿打交道，絕對不讓你有好日子過。
在這種情況下，李頓才感到如果堅持不跟僞滿打交道，這趟調查任務恐怕是難以完成的。於是他首先登門拜訪了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並說希望通過他與“新政府”（僞滿）取得聯繫。
看到調查團已經知情識趣，改弦更張，本莊繁當然很高興，樂顛顛地就幫他去找人了。
接下來，調查團逐一會見了“九?一八”事變時的日方主要當事人以及僞滿包括溥儀在內的部分高官。
在會見過程中，李頓始終只認真聆聽而不輕易表態。
幾天之後，他基本理清了頭緒——
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一共兩個。
第一，日本“九?一八”當晚的行動究竟是挑釁還是自衛。
第二，滿洲國究竟是個什麼東東。
第一個是責任問題，這個相對來說比較好處理。不是有一個柳條湖嗎，去看看現場就知道了。
第二個纔是關鍵，也是最棘手的，它直接決定著滿洲問題該如何對待、怎樣處理。
如果建立滿洲國是東北人真實意願的表示，當地人擁護它，那這就是中國的內政，國聯不用插手，也插不了手。但假設後面還潛藏著不爲人知的黑幕和貓膩，那情況就比較複雜了。
圍繞滿洲國問題的調查，一場看不見的暗鬥已經悄悄佈局。
在這場鬥爭中，爲了揭露事實真相，一些勇敢的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僅在哈爾濱，就有5名中國人、2名俄羅斯人、1名朝鮮人因向調查團遞交請願書而慘遭毒手。至於被逮捕、關押並受到迫害的則更是不計其數。
睿智如李頓，恐怕也想不到日本人會如此瘋狂地掩蓋事實真相。
爲了演好這場假得不能再假的大戲，板垣和土肥原，一個在瀋陽，一個在哈爾濱，可都是機關算盡，連吃奶的勁都用上了。有一陣，甚至連最善此道的老特務土肥原都忙得暈頭轉向，經常神經過敏。
那個身爲僞滿外交次長的大橋沒羞沒臊，厚著臉皮硬是要擠進調查團，當然不爲別的，就是爲了更好地監視和阻撓調查團的行動。
除了這個傢伙以外，關東軍還派來了大批警察爲調查團提供“保護”。一夜之間，調查團的周圍幾乎都變成了警察的世界。
在所住賓館裡，除了調查團的人，其實都是警察。旅客是警察，服務生是警察，連來收垃圾的都是警察。
不爽，想上街？
告訴你，街上也一樣，凡調查團能接觸到的，無論是商店老闆，還是飯館小二，甚至一個劇場賣票的，他們的秘密身份都可能是：警察。
實在受不了你們，鑽廁所吧，這樣你們總沒辦法了吧。
別做夢，沒準旁邊蹲坑的正在給你做記錄呢。
這些警察除了要“保護”調查團兼客串羣衆演員外，還得去那些“可疑人士”的家門口站崗望風，以防止他們跟調查團接觸。
所謂的“可疑人士”那也不是一點半點，凡是有倆錢的中國商人大都劃在此列（原因後面還要說到），所以到後來，警察都不夠用，無奈之下，土肥原只好把一些土匪出身的人都找出來，扔件“滿洲國”軍裝往他們身上一套：去，別閒著，給我放哨去。
有人怕這些有“案底”的人亂來。土肥原的說法是，從現在開始，這些人就是滿洲國士兵了，他們就算犯了罪，也跟我們日本無關！
令人發噱的是，這幫土匪還真以爲“皇軍”老人家要重用他們，因此表現得十分敬業，讓他們站崗就站崗，讓他們盯梢就盯梢，眼睛都不帶眨一眨的。就在李頓調查團離開東北後，他們還纏著土肥原給他們轉正，說是再也不想當土匪了，要長期吃“公家飯”，幹警察，把個土肥原弄得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