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調查團對內田“焦土演說”的態度也說明，你來橫的，人家也不一定買賬，還心生厭惡，所以話還要好好地說，就像老蔣所指示的那樣，爲博同情（國聯及國際輿論的同情），對《報告書》“宜取溫和態度”。

這麼說吧，其實在國聯還沒開會審議報告書之前，中國方面已經判定，報告書大體上對中國是有利的，“東三省自治政府”聽起來儘管不是很爽，但暫時還可以接受。

那中國爲什麼一直在嚷嚷說不能夠接受呢？

當然要嚷了。因爲這是在國聯審議前，你不多喊兩聲，別人一定認爲你得了大便宜，偷著在家樂呢，到國聯正式開會時要想討價還價就難了。同時國內輿論也很厲害，如果政府看上去過於軟弱，很容易引起各派勢力的攻擊。

中國說對“東三省自治政府”不滿意，其實日本人更不滿意。

在報告書送達日本政府之前，那個習慣做完事再考慮後果或基本不考慮後果的內田外相已經提前一步，突破了犬養內閣“不承認”的政策界限，於9月15日正式承認“滿洲國”。

你不認我認，怎麼樣，你拿我有什麼辦法？

齋藤內閣討論報告書時，簡直就是一場作秀活鬧劇。

內田還沒來得及開口，陸相荒木就搶先發了一飆，而且語驚四座——“報告書不過是一篇旅行日誌”！

我就把它當旅遊雜誌看的，因爲裡面沒什麼正經的。

所謂東北自治方案，其實就是否認了“滿洲國”的“獨立”地位，一山不容二虎，請問以後這個不被承認的“滿洲國”往哪兒擺，這是絕對不能認可、絕對不能容許的。

荒木此言一出，討論會馬上就變成了聲討會。

大家計議已定，要求內田在報告書上絕不能有絲毫讓步。

已經鐵人了是吧，不行，還得再加副鋼甲裝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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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球轉動大球

對這場世人矚目的外交大戰，中日雙方都不敢有半點鬆懈和馬虎，因爲誰都知道輸不起。

內田表面裝著一副老子什麼都不怕的架勢，但實際上也心虛得很。此前在國聯的幾番爭鬥，連日本人都看出自己的國聯代表遠非中國外交家的對手，根本不在一個檔次，芳澤、佐藤、鬆平都像是來給施肇基、顏惠慶他們提鞋拎包的，而且在現場越說不過越急，越急越露拙，爲此出盡了洋相。

一定得找個稍爲厲害一些的。

翻來撿去，總算讓內田找到了一位。此位仁兄就是淞滬戰役中擔任首相特使，在國內一向雄辯滔滔，看上去很有口才（注意，一定要註明是國內）的松岡洋右。

對，就他了。

見外相對自己如此器重，松岡的自我感覺也一下子膨脹起來，當下便搖頭擺尾，拍馬上陣，擔任日本出席國聯會議的首席代表。

由於吃了上次的苦頭（“焦土”演說的那一次），內田這回也意識到找人幫腔的重要性了。

先是通過僞滿之口，宣佈滿洲實行門戶開放政策——這是拍美國人馬屁，你不是就想到處做生意嗎？歡迎。

接著又派人去各國遊說。說難聽點，其實就是撞大運，因爲此時日本在國際上的人緣已經差到不能再差了，除了它自己和國內狂熱的民衆，就沒一個說它好、說它做得對的。內田的意思是，說不定哪個國家會被我們兩三句好話一騙就站在我們這一邊呢。

大家不用感到奇怪，因爲日本人的思維方式非常獨特，他們一向都喜歡這麼一相情願，而且已經成了習慣，直到現在都改不了。比如說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連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一參拜的話，肯定中韓反對，日本與上述國家的外交關係也註定會蒙上陰影，甚至還可能降至冰點。但知道是知道，還是有人照做不誤。理由就是，沒準中韓不會反對呢，或者它們已經理解我們的想法了吧。

你說他幼稚，好像也不是。

面對這次在國聯的終極大戰，中國方面同樣精英盡出，顏惠慶、顧維鈞、郭泰祺，老將新銳，扛鼎的全都用上了，他們作爲出席國聯會議的中方代表，齊齊駐紮日內瓦。

原先中國常駐國聯的工作人員只有二三十人，現在一下子擴充到一百多人。無論從哪一方面看，中國都是志在必得。

在與列強拉關係套近乎方面，能人們各出各的招。顧維鈞去探美國人的口風，顏惠慶則去完成一項當時對中國非常重要，但看上去似乎也是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跟蘇聯復交。

中國同蘇聯的關係非常複雜。

老蔣一直把日蘇看做是紅白兩大帝國，反正就是覺得它們對中國都沒安什麼好心，所以都得提防著。對此，他還有一個很有名的觀點，叫做“倭患急而俄患緩，俄患大而倭患小”，打個比方，就是在欺負中國這件事上，日本喜歡吃快餐而蘇聯愛細嚼慢嚥，吃快餐的那個性子急但實際上是個沒頭蒼蠅，相對來說危害還小一些；蘇聯則不一樣，這是個有心計有城府的，他的胃口實際上大得很，輕易你根本玩不過他。

當年的清朝修補匠李鴻章搞聯俄製日，實踐證明效果並不好，這條道走不通。那麼我們走“革命外交”，既制俄又制日呢，“中東路事件”和“九一八事變”就給你顏色看了。

遇到的倒黴事多了，老蔣漸漸琢磨出味道來了，以前一邊倒的“聯俄製日”固然不行，現在把兩個惡鄰居都一齊得罪光了其實也不對。

那到底應該怎麼辦呢？答曰：見風使舵，虛虛實實。

它還有一個很學術化的名詞叫做機會主義。

就拿老蔣的那句名言來說吧，“倭患急”，但只要不急到一定的程度，尚在能忍受的範圍之內，就優先對付“俄患大”，也就是容忍日本人，對付俄國人。但如果“倭患”急得太過分，讓人實在受不了了，也就只能在“俄患緩”方面讓步，跟老毛子站一邊兒，然後集中精力對付日本人。

其實說穿了全是鬥心眼，這就是政治，國內國外都一樣。老實一點的人還真幹不了這個。

“九?一八”事變後，“倭患”越來越急，如果能夠用“俄”來牽制一下“倭”顯然是很有必要的。

但爲什麼中國外交方面一直沒什麼動作呢？

“中東路事件”沒處理完當然是一個原因，東北軍政當局弄出來的那個《伯力協定》不是中國政府一直不肯承認嗎？斯大林不爽，這就成了大家心裡的一個疙瘩。

除此之外，國內還有一個外蒙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的對立和矛盾也是一直不斷。

與之相比，國際因素更爲重要。

李鴻章的那套聯俄製日，其實還沒出手，就被日本人看得清清楚楚，他們最恨這個。

你不跟我好好談還去找幫手，想陰我是不是？好，有你好看的。

那個時候的蘇聯尚處在恢復和上升期，運動也沒像後來那樣成功和火爆，在全球範圍內，“反蘇”甚至一度成爲一句時髦口號。

日本人多精啊，它來得正好，就天天把這句口號放在嘴邊唸叨，作爲自己在遠東橫衝直撞的一個絕佳理由。

跟蘇聯過於接近，必然會刺激日本，讓這小個子更來勁。

到依靠國聯打官司的時候，中國的顧慮又多了一層。

國聯裡面最大的就是英法，美國雖沒進入國聯，但實際影響力並不比前二位差，還有這麼多歐美國家，大家都把蘇聯看成外星人，壓根兒就不願答理它。如果貿然跟蘇聯有了那麼一點瓜葛，人家躲你還來不及，那國聯的官司還要不要打了？

這一點別說政府要員心知肚明，就連當時的一般公務員都瞭解。馬占山的代表不是一聽調查團提到“爲什麼你們部隊的臂章是紅色的”就緊張嗎？他當場非得使足勁把與蘇聯的關係給撇清不可。

不過事情都是會變化的，國際外交尤其如此。

我們小時候上語文課經常讀到這樣的句子：小孩子的臉就像夏天的天氣一樣說變就變。

隨著蘇聯的能力漸漸顯山露水，有很多跡象表明，連美國這樣的純“自由主義國家”竟然也出現了承認蘇聯的苗頭。

這大大消減了中國與蘇聯復交的心理障礙：你們都跟他拋媚眼了，我跟他拉拉手有什麼不可以？

讓老蔣動心的還有李頓調查團在報告書上的幾句話。

怎麼說的呢？

上面是這麼說的：大家一定不能忘記滿洲還有一個蘇聯，它在這裡有一箇中東路，還有歷史上大大小小的一些利益。要解決滿洲問題，蘇聯不加入不行，否則就是解決了也等於一場空（“解決時倘忽略蘇聯之重大利益，則此項解決必不能持久”）。

調查團的背後，實際上就是英美法這些國家在說話。他們都說了，滿洲問題得把蘇聯拉進來，不然搞不定。那就得照著方子抓藥啊。

按照這個趨勢看，歐美列強那邊是肯定不會有什麼問題了。

現在只剩下了最後一個問題。

日本方面會不會受刺激？

走到這一步，雙方已經撕破臉皮上法院了，還顧及什麼刺不刺激的。

再者說，你不理蘇聯也不行啊。你不理它，它連自己的“滿洲權益”也可以不管，聽任關東軍打過來，就知道一個勁地裝傻，結果弄得小日本在東北更加肆無忌憚，想怎麼來就怎麼來。如此發展下去，兩個傢伙合起來欺負中國人都有可能。

決策層已經下定決心，但外交這個東西要成事，還需要一點特別的智慧和契機。

比如我們熟知的乒乓外交，據說事情非常偶然。當時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正在日本舉辦，美國和中國都參加了。

與中國比起來，美國的乒乓球水平自然是不高，不過他們的娛樂精神向來出類拔萃，贏了固然可喜，輸了也是一副興高采烈的樣子。有一個美國隊員要從訓練館去體育館比賽，可是當時沒班車了，這時正好有一輛大轎車開過來，他就上去搭了順風車。令他大吃一驚的是，上去以後才發現這是一箇中國代表團的車，裡面全是中國人。更令他詫異的是，這些中國人對他非常友好，其中一個運動員不僅主動向他打招呼，還把一幅精美的杭州織錦送給他做禮物。

這個運動員就是中國乒乓壇的傳奇人物——莊則棟。由此開始，中美關係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被稱之爲“小球轉動了大球”。

我沒有接觸過有關中美建交當事人的回憶錄，不知道當時的真實情況究竟如何。不過就這個“巧遇”的段子，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相信這是純粹的巧合。因爲你要知道那是什麼時候，人人避美帝唯恐不及，出了國也一樣，而且事情哪有這麼巧，正好車子捎上了美國老外，又正好莊則棟身上藏著一塊織錦——織錦並不是手帕，也不屬於日本特產，他天天放兜裡幹嗎？

況且莊則棟再能耐，他也不會或者說不敢隨隨便便和一不認識的美國佬搭訕並且贈送禮物，要知道國家隊也是有組織紀律的，這麼多人都看見了，不怕回去被當成“裡通外國”或者“涉外間諜”的活典型？

倒是那老外運動員真是巧了。因爲莊則棟送他禮物後，他摸遍了全身，找不出合適的東西來送。後來還是去商店買了件衣服纔算還了這個人情。

所以在某些事情上，契機是一定有的，但要讓小球真正具備轉動大球的能量，沒有一點智慧和必要的準備是肯定不行的。

中蘇復交的契機出現在國聯召開的國際裁軍會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