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年，新疆回亂，俄國乘機由西伯利亞派兵占領伊犁。總理衙門照會俄國，質問侵入的理由？俄國政府答得很漂亮，說是代為收復伊犁，只要中國政府的號令，一旦能行于伊犁，自然退還。
到了光緒四年，天山南北路都已平安，總理衙門當然要索回伊犁。俄國政府提出兩個條件，中國政府要能夠保護將來國境的安全，同時償還俄國歷年耗于伊犁的政費。這一來，就得辦交涉，檢點第一流的洋務人才，曾紀澤在英國，陳蘭彬在美國，李鳳苞在德國，何如璋在日本，郭嵩燾則交卸未久，不愿出山。算來夠資望的只有一個久當三口通商大臣，出使過法國的崇厚。總理衙門十大臣，當家的是沈桂芬，他力保崇厚，上頭自然照準，于是這年年底，崇厚以吏部侍郎奉派出使俄國。
滿洲大臣都熟讀《三國演義》，崇厚知道這樁“討荊州”的差使，非同小可，東吳討荊州不成，搞得兩敗俱傷，不可蹈此覆轍。默察情勢，認為民氣方張，而左爵相又正在西陲立了大功，能將伊犁要了回來，朝廷的體面可以保住，對清議也就有了交代，至于暗底下吃點虧，是無所謂的事。
因此，一到彼得堡，與俄國的“外交部尚書”格爾斯的談判，相當順利，不過半年工夫，俄國就答應歸還伊犁，不過十八條條約，除了第一條“俄愿將伊犁交還中國”，以及第十八條規定換約程序以外，其他十六條都是中國要履行的義務，包括賠償兵費五百萬盧布，割讓伊犁以西及以南土地一千數百里，俄商貨物往來天山南北路無須付稅，以及俄商可自嘉峪關通商西安、漢中、漢口等地。
十八條條約全文，由俄國京城打電報回來，恭王一看不象話，復電不許。但是崇厚以“全權大臣便宜行事”的資格，已經在黑海附近的利伐第亞，跟俄國外交部簽了約。同時啟程回國，留了參贊邵友濂在彼得堡，署理出使大臣。
這件事，崇厚做得荒唐糊涂之極，但一鬧開來，總理衙門從恭王以下，都有未便，所以沈桂芬聯絡董恂，取得寶鋆的支持，向恭王進言，案子要在暗中設法挽回，請旨密寄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詳加籌劃，密陳參酌。左宗棠職責所關，理當顧問，直隸總督李鴻章和兩江總督沈葆楨，則已成中外屬望的重臣，國有大政，往往密旨諮詢，這樣的做法，由來已久了。
在外三重臣的復奏尚未到京，崇厚喪權辱國的真相，已經紙里包不住火，清流無不憤慨，王仁堪一馬當先，盛昱繼起抨擊。不久崇厚回國，到了天津，不敢回京，沈桂芬是薦主的身分，自然關切，秘密派人到天津跟崇厚見面，問起經過，崇厚自己也知道錯了。
“知趣點兒吧！”恭王直搖頭，“不要等人說了話再辦，更難回護。”
事出無奈，只好搶著先發了一道上諭，卻還不愿指他交涉辦得荒唐，“欲加之罪”只是：“崇厚奉命出使，不候諭旨，擅自起程回京，著先行交部議處，并著開缺聽候部議。”至于“所議條約章程，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歷次所奏各折件，著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議具奏。”
頭一天發了上諭，崇厚第二天才由天津進京，在宮門請了圣安，隨即回家，閉門思過。再下一天，俄國駐華代辦凱陽德，氣沖沖地趕到總理衙門，說依照萬國公法，沒有治崇厚之罪的道理，這樣子做，是對俄國的侮辱。
這一次是“董太師”接見。聽得凱陽德的抗議，大為詫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又不是辦你俄國公使的罪，何勞質問？不過他當了多年總理衙門的“管家婆”，應付洋人，另有一套只陪笑臉、不作爭辯的訣竅，所以一面虛與委蛇，一面找人商量，據說國際交涉上是有這么一種成例。幸好，還有托詞。
“貴公使誤會了。”他透過通譯向凱陽德解釋，“本國辦崇厚的罪，是因為他不候諭旨，擅自起程回國。這是我們內部整飭官常，與貴國的交涉無關。”
這番解釋總算在理上站得住，凱陽德無奈，怏怏而去。董恂靈機一動，認為止好借此鉗制輿論，便跟沈桂芬商議，托出人來，到處向清流和言官打招呼：朝廷的處境甚難，千萬忍耐，不可再鬧，否則改議條約一事尚不知如何措手，而凱陽德那里節外生枝，又起糾紛，殊非國家之福。
因此內閣的會議便壓了下來。但十八款條約已見于邸抄，喜歡發議論，上條陳的張之洞，一看是個好題目，兩天兩夜不睡，寫成了一道三千言的奏疏，單銜獨上，先分析條約中最荒謬的數事，痛斥崇厚“至謬至愚”，說是“不改此議，不可為國”，而“改議之道”有四：計決、氣盛、理長、謀定。
計決是要“借人頭”示決心，認為崇厚已到了“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則可杜俄人之口”，所以“力誅崇厚則計決”。
所謂“氣盛”是詔告中外，指責俄國理屈。接下來建議，且將伊犁擱在一邊，不必亟亟于爭著收回，則崇厚所擅許的條約，既未奉“御批”，好比春秋戰國的諸侯，會盟而未歃血，不足為憑。這就是“理長”。
整篇文章的重心是在“謀定”。雖是紙上談兵，倒也慷慨激昂。張之洞主張分新疆、吉林、天津三處設防，責成李鴻章破敵，他振振有詞地說：
“李鴻章高勛重寄，歲縻數百萬金錢，以制機器，而養淮軍，正為今日，若并不能一戰，安用重臣？伏請嚴飭李鴻章，諭以計無中變，責無旁貸，及早選將練兵，仿照法國新式，增建炮臺，戰勝酬以公侯之賞，不勝則加以不測之罪。設使以贖伊犁之二百八十萬金，雇募西洋勁卒，亦必能為我用。俄人蠶食新疆，并吞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憂也，李鴻章若能悟英使輔車唇齒，理當同仇。近來之立功宿將，如彭玉麟、楊岳斌、鮑超、劉銘傳、善慶、岑毓英、郭松林、喜昌、彭楚漢、郭寶昌、曹克忠、李云麟、陳國瑞等，或回籍，或在任，酌量宣召來京，悉令其詳議籌策，分駐京通津站，及東三省，以備不虞。山有猛虎，建威銷萌，故修武備則謀定。臣非敢迂論高談，以大局為孤注，惟深觀事變，日益艱難，西洋撓我政權，東洋思啟封疆，今俄人又故挑釁端，若更忍之讓之，從此各國相逼而來，至于忍無可忍，讓無可讓，又將奈何？無論我之御俄，本有勝理，即或疆場之役，利鈍無常，臣料俄人雖戰，不能越嘉峪關，雖勝，不能薄寧古塔，終不至掣動全局。曠日持久，頓兵乏食、其勢自窮，何畏之有？然則及今一決，乃中國強弱之機，尤人才消長之會。此時猛將謀臣，足可一戰，若再越數年，左宗棠雖在而已衰，李鴻章未衰而將老，精銳盡澌，欲戰不能，而俄人行將城于東，屯于西，行棧于北，縱橫窟穴于口內外通衢，逼脅朝鮮。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籬，而他日斗之于庭戶，悔何及乎？”
這時回疆新定，士氣奮發，所以主戰的不止張之洞，翰林、御史紛紛上奏，意氣風發，自在意料之中。在意料之外的是，竟連向不過問洋務的萬青藜，以及坐享安閑歲月，不與朝政的肅親王隆勤，亦大發同仇敵愾的議論。
談這件事的奏折，一下子有十幾件之多，而且都是長篇大論，征引今古。慈禧太后相當辛苦，慈安太后幫不了她的忙，只有深宵燈下，在李蓮英悄然侍立之下，一個人仔仔細細地從頭看到底。
盡管慈禧太后對處理政務，已學會了少動感情，出以冷靜的要訣，但看來看去是那些理直氣壯，大張撻伐的語句，內心不免也有些激動。洋人的鐵甲兵船，誠然是利器，但在陸路上亦未見得不能一拚，而況左宗棠斗志既盛，士氣亦旺，張之洞的條陳，似乎有些道理。
她心里不斷這樣在沖動，但跟洋人開仗，到底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始終不敢輕下決心。看得倦了，坐得累了，想得也煩了，放下奏折，揉揉眼站起身來，想舒散舒散筋骨和心思。
李蓮英是一直在注視著她的動態的，這時便趕緊去絞了一把熱手巾來伺候她擦臉，接著端來了一碗燕窩粥，關切地建議：“主子早點兒安置吧！”
“我問你，”慈禧太后忽然說道，“你看，跟俄國人能不能開仗？”
李蓮英微吃一驚，退后一步，垂手躬身：“這是國家大事，奴才不懂，更不敢瞎說。”
“說說也不要緊。”
“奴才真的不明白。”李蓮英答道，“主子何不問問七爺？”
這是個好主意！慈禧太后心想，這些折子如果交到軍機處，恭王一定不以為然，還是得交內閣會議。如果議決要跟俄國人開仗，少不得起用醇王拱衛京畿，讓他參與內閣會議，先了解了解大家的意見也好。
于是還有幾個折子也不看了，第二天召見軍機，當面指示了處理辦法，而且指定醇王參加會議。
清議激昂，是恭王早就聽說了的，只是想不到群情憤慨到這樣的地步！而且所說的話，仿佛是預先約定了似的，一是不惜與俄國周旋到底，二是誅崇厚以謝天下。
大致看完了那些觸目驚心的奏折，恭王覺得有句話不能不說了，“輿論如此，要想硬壓是不行的了。現在得先想法子平大家的怨氣。”他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換了我也是，這口怨氣不出，逼得往打的路上走，后患無窮。”
“是！六爺的話一針見血。”沈桂芬很見機地說：“崇地山罪有應得！不如先請旨吧。”
“這不好！”寶鋆提出反對，“已經奉旨開缺，聽候部議，總得吏部復奏了，才談得到其他。”
“這好辦！”恭王說道，“催一催吏部。”
于是吏部復奏，照違制論，應予以革職的處分。軍機處由恭王具名，上了個折片：“崇厚奉命出使，并不聽候諭旨，擅自起程，情節甚重。僅予革職，不足以蔽辜，擬請先行革職拿問，交刑部治罪。”
慈禧太后當然批準，處理的經過，相當機密，等折片交了下來，立刻封交刑部尚書潘祖蔭。打開來一看，他嚇了一大跳。
“崇地山糟了！”他頓足長嘆，心里在想，只怕性命難保！因為看樣子非打不可，一打起來則非殺崇厚，不然不足以激勵士氣。
潘祖蔭的名士氣味很重，一個人感嘆崇厚的遭遇，竟忘了遵旨行事。他有個出入相隨的聽差，名叫潘文，人如其名，亦通文墨，且諳吏事，這時已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早拿來了公服，預備他上衙門，看看沒有動靜，不能不提醒他了。
“老爺！欽命案子，耽誤不得。”
“噢，噢！”潘祖蔭定定神才想起，“快套車！”
“車子早套好了，請大人換衣服。”一面伺候他換公服，潘文一面又問，“文大人、孫大人他們，是不是先通知一聲，在衙門里會齊？”
“對了！要大家見一見面。就你騎著馬去走一趟吧，別人怕弄不清楚。”
于是主仆二人，分道出發，潘祖蔭帶著另一名跟班直奔刑部。堂官平日聚會辦事，多在后園一處叫“白云亭”的屋子，坐定下來，立刻叫請直隸司郎中、提牢廳主事。
司官都到了，潘祖蔭卻只跟他們說閑話。不多片刻，刑部五堂官，紛紛趕到，滿尚書是文煜，當過好些闊差使，是旗人中有名的富翁，跟崇厚的交情很好，他也聽到了風聲，倍感關切，所以一進門就問：“是不是崇地山出了事？”
潘祖蔭不答，只將軍機處的折片遞給他看，接著是四侍郎一一傳觀，但他們都沒有說話，要聽兩位尚書的意見。
“伯寅，咱們倆去一趟吧？”文煜用征詢的語氣說。
“我還不大懂規矩。”潘祖蔭躊躇著說，“旨意中有‘拿問’的字樣，措詞太嚴了。”
大臣獲咎，即令革職查辦，亦多用“著交”的字樣，用到“拿問”，便有唯恐畏罪潛逃或自盡，鎖拿拘管的意思。果然如此，崇厚的面子上太不好看了，所以文煜不能不為他擔待。
“崇地山不是糊涂人，決無他虞。”
“既然如此，你們預備吧！”潘祖蔭看著司官說，“崇大人崇厚，奉旨‘拿問’。”
司官同聲答應。提牢廳主事去預備“火房”，好安頓犯官，直隸司郎中點了四名皂隸，跟著潘祖蔭和文煜，直投崇厚家。崇厚已經得到沈桂芬的通知，青衣小帽，正在待罪，聽得門上一報，叫開中門迎接。
賓主相揖，各自無言，迎入大廳，崇厚才問了句：“請示兩位，要不要設香案？”
設香案是預備宣旨，潘祖蔭看他已知其事，而且廊下堆著行李，已有入獄的準備，便跟文煜商議，免了這道例行的手續。
“天恩浩蕩！”文煜安慰他說，“地山，你不必戚戚。”
潘祖蔭以刑部堂官，將要審問崇厚的身分，卻不肯這樣說話，只說了句：“就走吧！”
于是在家人淚眼汪汪凝視之下，崇厚被“拿”。他家華麗的后檔車不能再坐，坐著刑部派來的騾車，往南而去。
一到刑部，送入“火房”，便算收監，接著是崇厚的家人送來行李、食物、雜用器具。一半是堂官的交情，一半是他家的銀子，自然招呼得周到而方便。臘月十六的天氣，滴水成冰，所以崇家的四個聽差，第一件事就是糊窗戶板壁，凡是縫隙，都用桑皮紙糊沒，然后升起一個大火盆，在土炕上鋪好狼皮褥子，請主人休息，那氣派倒象是欽差借客棧作行館似的。
等安頓停當，提牢廳主事，陪著直隸司郎中來作照例的“訊問”，其實是奉文煜之命，特來安慰。不過公事當然也要交代，請崇厚自己寫一份“親供”，約定第二天上午來取。
費了半夜工夫，將親供寫好，另外又寫了一封信，這是給沈桂芬的，自陳無狀以外，少不得還要重重拜托。寫完交給聽差，找到看守火房的隸役，花了一百兩銀子，將信悄悄遞了出去。
就是崇厚不寫信，沈桂芬也要相救，不過他的處境也很難。保舉非人，成了眾矢之的，盛昱甚至在嚴劾崇厚的奏折上，彰明較著地指出，沈桂芬應該聯帶負責。
“崇地山昏憒糊涂，我也知人不明，都難辭其咎。不過，王爺，”他向恭王表明他的看法，“千萬不能決裂，論將、論兵、論餉，一無可恃。無論如何要挽回天意。”
“天意”與前不同，慈禧太后本來倒還持重，自從連日單獨召見惇、醇兩王，態度大變，口口聲聲“忍無可忍”，非打不可恭王為此十分煩心，所以聽了沈桂芬的話，只是搖頭不語。
“五爺是說過算完，七爺倒是有點兒靜極思動，不過也不難對付。”寶鋆說道，“難對付的是‘翰林四諫’，這一回張香濤可真是大賣氣力了。我就不明白，他一天兩三封信寫給蘭蓀，那兒有那么多話好談吶？”
“蘭蓀的服制快滿了。”沈桂芬冷冷地提了一句。
這句話意義深長，恭王和寶鋆不由得都認真地去想，想的是李鴻藻服闕以后的安排。
“樞廷滿六個人是個忌諱。我看……，”恭王慢吞吞地說，“如今也說不得了。”
這是主張仍舊讓李鴻藻回軍機，自然不是沈桂芬所愿意的。但清流都以李鴻藻的態度為轉移，特別是張之洞的大賣氣力，一方面可以說是對沈桂芬的示威，另一方面亦不妨說是為李鴻藻復起問政作前驅。如果不這么安排，清流群起而攻，非搞得焦頭爛額不可。
沈桂芬的心思極其細密，在他與李鴻藻之間，還留著一條線，就是翁同和。這時便想到不妨仍舊利用這條線，先通個款曲，倒是轉變局勢的一個關鍵。
于是他不聲不響地找到翁同和，讓他到李鴻藻那里報個信，以為安撫之計。
翁同和這時已成南派的大將，與沈桂芬的往來形跡，當然不會象張之洞之于李鴻藻那樣，無一日沒有信，無三日不面談，但交往雖疏，默契甚深，而在這次由崇厚的荒謬所引起的政潮中，更為沈桂芬出了大力。
翁同和也是以“正色立朝”自命的人，而在士論慷慨，紛紛言戰的奮發氣氛之下，他居然做了個甘冒天下大不韙的舉動，主張緩索伊犁。這個說帖又非專論“俄事”，而是談時政，建議裁天下綠營，革除各海關中飽的積弊，等于是說兵不可恃，餉亦難籌，無形中為“緩索伊犁”的主張作了個注腳。而這一套說法，誰都看得出來，是為沈桂芬聲援，抵擋主戰的論調。
此刻又接受了沈桂芬的委托，雖只是傳一句話的事，關系極大，翁同和的做法很聰明，借談論對俄國的交涉為名，隱約表示李鴻藻將重入軍機，與聞大政，所以來說明作緩索伊犁這個主張的理由，希望取得支援。
李鴻藻當然明白，這是沈桂芬的暗送秋波，但是他覺得無須見情，服闕復起，重入樞廷，在他是深有信心的。退一步而言，倘或圣眷已衰，恭王亦不念舊情，那么，沈桂芬亦是無能為力的。
由于反應不如理想，沈桂芬便又下了一著棋。十二月二十六日王公大臣在總理衙門會商對俄交涉，請旨特派張之洞到場，以備咨商。這樣做法，既是籠絡張之洞，又是尊重李鴻藻，而且將局外人拉入局中來同嘗甘苦，便不能再放言高論，盡出難題，所以這是一著以守為攻的絕妙好棋。
十二月二十六下午王公大臣在總理衙門會議，未議之前，先看“上頭”交下來的折件。言路廣開，又是這種人人可以發抒憂時愛國偉論的大題目，所以京官中凡是關心時局而又拿得出見解的，以上折“言俄事”為時髦。官小的照例由本衙門堂官代奏，慈禧太后也看不了那許多，一概發交軍機處，由總理衙門并議具奏。
因此，這天三五成群，一面并頭看折，一面議論紛紛，亂了好一陣，才得靜下來。主持會議的恭王便說：“今日之會，不談和戰大計，只談改議俄約。總署擬了個稿子在這里，請各位看看！”
總理衙門的建議是，另派使臣，改議條約。這也是正辦，大家都無話說，只是奉旨參與會議的張之洞是例外，他說另派使臣，有辱國體，不妨叫駐俄參贊，署理公使的邵友濂，先探一探俄國的意向，再作道理。
“電信往來，大費周折，也怕電信中說不清楚。”恭王從容說道：“事不宜緩，就是另派使臣，到俄國京城，也得兩三個月的工夫，不知開議何日。我看，就這樣辦吧？”
張之洞雖有許多議論要發，無奈孤掌難鳴，而且也不愿過于跟恭王抗爭，終于在奏稿上署了名。無形中等于代表清流，贊成和平了結。
總理衙門的會議一散，隨即在恭王府又有另一個會議，商量另派使臣的人選。這又是一個難題，要將崇厚已畫了押的條約推翻，改立新約，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清議如此憤慨激烈，誰也不肯擔此辱國的罪過。而況俄國在萬里以外，苦寒之地，又值隆冬，這趟辛苦，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因而在現在夠資格持節奉使的官員中，一個一個地數，怎么樣也找不出適當的人選。
本想起用郭嵩燾，以他對洋務的熟悉，應是唯一夠格的人，但郭嵩燾奉命出使英國，由于副使劉錫鴻的事事掣肘，不得不告病辭官。回到湖南家鄉，又飽受譏辱，罵他媚外，罵他忘本，因而異常灰心，決不肯再來蹚這遭渾水，還是趁早不作此想，免得白白耽誤工夫的好。
※※※
最后還是沈桂芬想到一個人，就是郭嵩燾的后任，光緒四年出使英國的曾紀澤。
“到底找對了！”寶鋆如釋重負，長長地舒了口氣，“這是獨一無二的人！才具、年紀、身分，還有他老太爺的余蔭，足可勾當此事。”
曾紀澤對洋務的了解，不下于郭嵩燾，年紀也還輕，萬里奔波，力所勝任，本人是襲封的一等毅勇侯，足以見重于俄國君臣，交涉比較容易著手。最好的就是所謂“他老太爺的余蔭”，曾國藩勛業彪炳，門生故吏滿天下，看這份上，將來交涉即令有不如人意之處，大家也不好意思苛責。曾紀澤能夠不挨罵，那么總理衙門十大臣，連帶也就可以少受責備了。
“好！”恭王也點頭，而且有更進一步的看法：“曾家受恩深重，曾劼剛勛臣之后，與國同休戚，想來他明知艱巨，也說不出推諉的話。就照此回奏，上頭沒有不準的道理。”
“崇地山的罪名如何？”寶鋆又說：“各國公使一起抗議，這情形也得讓上頭知道才好！”
“不好！”恭王很率直地駁他，“‘西邊’最討厭聽這些話，以為洋人處處挾制，如果不問到，不必多說。”
“是！”沈桂芬看了寶鋆一眼，“崇地山少不得先受點委屈，他不受委屈，大事不能了，大事一了，他也不會有什么大禍。”
寶鋆細想一想果然。倘或大局決裂，崇厚當然要掉腦袋，不然就有點師出無名了。若是曾紀澤到了俄國，能把交涉辦了下來，則依萬國公法，沒有殺崇厚的道理。而且將來轉圜的辦法多得很，譬如授意曾紀澤，假托俄國人的要求，開釋崇厚，表示議和的誠意，就是很好的一種做法。
“我已經托徐頌閣跟潘伯寅致意了，”沈桂芬說，“刑部預備復奏，請王大臣會議定罪，這又可以緩一口氣。”
徐頌閣就是徐郙，江蘇嘉定人，同治元年的狀元，現在當詹事府正詹，在南書房行走。沈桂芬用翁同和疏通李鴻藻，以徐郙聯絡同在南書房的潘祖蔭，是南派“連衡”、“合縱”的妙用。
這個年當然過得不輕松，但同樣沉重的心境中，畢竟還有區別。一種是沉重得幾乎承擔不住，只想卸除負荷，好好喘息一會；一種是沉重得精神抖擻，整頓全神要把一副千斤擔子挑起來，這就是沈桂芬與李鴻藻，也是南派與北派大概的區別。
年初三，慈禧太后就跟軍機見面。清朝以勤政為家法，大年初一辦理政務，不足為奇，但總是虛應故事，不甚費心的事居多。這一天不然，從辰初見面，足足談了兩個鐘頭方始結束。
接著，便連發了好幾道上諭，最重要的是派曾紀澤充任出使俄國欽差大臣。這一次崇厚奉命使俄，所議的條約章程，不合朝廷的原意，由曾紀澤將“應辦事件再行商辦”，宗旨是“期妥協、重邦交”。
另一道重要的諭旨，當然是關于崇厚的。他的罪名經過再三斟酌，定了四個字：“違訓越權”。違訓則可以作為拒絕批準的理由，越權則表示崇厚所“畫押”的條約，只是他個人的私意。定這樣四個字的罪名，一方面是便于應付國際交涉，另一方面也是救崇厚。因為他的罪名本來應該是“喪權辱國”，如果是“乾隆爺”的年代，不待崇厚到京，半路上就會遇到欽差，出詔旨立斬。
然而“西佛爺”的權威，也很可觀了。正月初三奉明發上諭，根據刑部的奏請，將崇厚的罪名交由親王、大臣會議，就沒有一個人敢為崇厚申辯。復奏說他“違訓越權，情節重大”，于是，慈禧太后進一步降旨，交由九卿以上的大臣，直到親郡王一起會議定罪。
正月初八，李鴻藻朝珠補褂，天不亮進宮遞喪服已滿，請安報到的奏折。當時召見，慈禧太后面許：“李鴻藻仍在軍機大臣上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朝旨一降，賀客盈門。張之洞是早已就有“先知”的，一早趕到李鴻藻家，等到了好消息，義不容辭地為李鴻藻分勞，興高采烈地替他家接待賓客。
賓客中最為人注目的，自然是沈桂芬。他的氣量雖狹，然而城府極深，到李家致賀時，神態極其從容，并且不是道個賀，做到了應酬的禮節，隨即告辭，而是閑逸地坐下來，與熟人閑聊，做足了與李鴻藻交情很厚，而且熟不拘禮的樣子。
他本籍吳江，寄籍宛平，亦算是順天和直隸的同鄉，所以張之洞與李鴻藻商議，利用山西賑災的余款，建立“畿輔先賢祠”，他亦是贊助人之一，這時候便正好談這件事。
“先賢祠去年七月落成，今年是第一個年，”沈桂芬看著張之洞說：“香濤，該有一番舉動吧？”
“春秋二季致祭是常禮。今年第一個年，自當別論。”
于是彼此商定，正月里舉行一次祭典。
張之洞跟沈桂芬談“畿輔先賢祠”，談得十分投機，可是議論時向，就格格不入了。當時，崇厚失職，薦主不能無咎，這些追究責任上的話，張之洞是不會提到的，他所談的是邊防，如何起用宿將、如何購置新式槍械、如何擇要防守，口講指劃，旁若無人。而在舉座側目之中，獨有沈桂芬不斷搖頭，間或夾以無聲的冷笑，那種輕視的神態，對興高采烈的張之洞來說，仿佛兜頭一盆冷水。
“事非經過不知難。”等張之洞的話告一段落時，沈桂芬接口說道：“局外人的高論，可以揀有理的說，自然動聽，局中人不尚空談，要講實際。香濤，有一天你執了政，記著我今天的話。”說著，隨即起身，神色不動地拱拱手：“失陪了。”
這個軟釘子，碰得張之洞臉上青一陣、紅一陣，心里好不是滋味。過后思量，越想越不服氣，沈桂芬總當清流論政，無非書生之見，紙上談兵，倒偏要做個樣子他看看。
于是他想到了一個人：吳大澂。
吳大澂從陜甘學政任滿回京，不久因為山西、河南、陜西大旱，奉旨會辦賑務，躬歷災區，不避辛勞，救的人很不少。陜甘總督左宗棠、直隸總督李鴻章、山西巡撫曾國荃，都在奏折中說他的好話。慈禧太后決定將他外放，翰林出任地方官，不是知府，就是道員，吳大澂放的是河南河北道，駐河南武陟，照例兼管河務水利。
這個缺分很苦，但東有開封、西有洛陽，南岸就是滎陽、汜水，正是中原古戰場之地。吳大澂雖是蘇州人，卻深慕他的鄉先賢，明朝的韓雍。他平時喜歡談兵，經常與親兵在一起練洋槍打靶，頗有“準頭”，沾沾自喜，所以到了這個地方，斜陽影里憑吊古跡，策馬高崗，攬轡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又跟潘祖蔭同好，而河南出土的周秦古器甚多，打靶之暇，摩抄碑版金石，頗得意于他自己的那副儒將派頭，因而一時也不想求什么升遷。
對俄的糾紛一起，象他這樣的人，自然不會沉默，他跟張之洞意氣相投，平時常有書信往來，這時候自是洋洋灑灑，大談籌邊之計。其時由于左侯在西陲的武功所激發，做學問正流行研究西北地理，吳大澂的同鄉，也是他同治七年戊辰這一科的狀元洪鈞，就是專門搞這一套的。吳大澂亦頗有所知，因而論到西北、東北的山川形勢，頭頭是道。張之洞靈機一動，認為吳大澂應可以有一番作為。
他是想到就做的脾氣，當時便檢出吳大澂最近寫來的兩通長函，送給李鴻藻去看，要求李鴻藻保薦吳大澂帶兵籌邊。
慈禧太后此時已經打定主意，跟俄國能善罷甘休，還則罷了，不然就得開仗。所以每天催恭王籌劃邊防，整頓戰備，一等有了成議，下詔求賢，自是當務之急，宿將鮑超，決定起用，連充了軍的陳國瑞亦打算赦他回來效力。見此情形，李鴻藻覺得保薦吳大澂，正是人臣事君應有之義，因而一口答應了張之洞的要求。
話雖如此，也不能貿然舉薦。李鴻藻雖然名心稍重，但為人誠懇，他覺得保舉人才，雖是大臣的報國之道，但亦須為被保舉的人，謀一個能夠發揮所長，將帥和協的善地，才算盡了提攜的責任。
經過與張之洞的一番籌議，李鴻藻為吳大澂找到了一個人地相宜的差使，只待正月十七的會議過后，就可進行。
正月十七在內閣的會議，要議的是兩件大事。一件是崇厚的罪名，刑部司官已經過細心推求，擬了一個奏稿作為會議的根據。說他“違訓越權”是句籠統的話，到底如何“越權”，如何“違訓”？不能不在大清律例上求得一個適當的比附。看來看去有一條“增減制書律”可以比照，對外國的條約，須奏奉欽定，即與“制敕”無異。“增減制書”的行為，自有已行、未行的區別，雖然條約未奉批準，但已畫押用印，就是“已行”，而“增減制書已行”者，是斬監候的罪。
看了刑部司官所作的判決，無人提到異議，議罪一事，就算定讞。另一件事是總理衙門所上的一個折子，事宜是“籌備邊防事宜”，一共八條，洋洋數千言之多，范圍太廣，無從議起，而且看一遍就得花好些時間，也沒有那么多工夫來細心研究，紛紛畫押，草草成議，由內閣具奏，聽候圣裁。
※※※
對慈禧太后來說，這個會議籌備邊防事宜的奏折，光是看一遍，就是很沉重的負擔，因為她從開年以來，精神一直不好，過分勞累和憂急，加上飲食失調，傷了脾胃，以致夜不成寐，并有盜汗，但不能不強打精神，力疾從公。
內閣的復奏是由李蓮英坐在她身邊的小凳子上，念給她聽的。茲事體大，未跟軍機當面商談以前，無法作任何決定，能決定的是崇厚的罪名，不過也得跟慈安太后商量一下。
將“東佛爺”請到長春宮，慈禧太后為她解釋，刑部按律定罪，只要是這個罪名，便是“斬監候”，沒有寬減的可能。
“崇厚當然糊涂該死。不過既說按律定罪，到底是已行、未行，得要辨一辨清楚。”慈安太后問道：“不是說，條約得要批準了才能算數？那就不是“已行”。你說是不是呢？”
“不是！”慈禧太后的肝火很旺，所以聲音僵直，竟是一個釘子碰了回去，“如果是‘未行’，就不會有眼前這么大的麻煩！‘斬監候’還是便宜他的，且莫說雍正、乾隆年間，只怕先帝在日，他都逃不掉‘斬立決’的罪。”
慈安太后默然。過了一會便站起身來，說一聲：“傳轎！”
連慈禧太后的病情都未問，就回自己宮里去了。
象這樣怫然而去的情形，是極少有的，慈禧太后自也不免失悔。
然而那只是出自良知的剎那間事，一轉眼看到厚厚的一疊奏折，不由得便把這兩三個月來，操勞國事所感到的種種焦急、氣憤、憂愁、深夜不寐、彷徨無計的苦楚，都想了起來，覺得自己就算言語失檢，慈安太后也應該體諒，何苦如此認真？她不體諒有病的人肝火旺，莫非有病的人，例該受委屈？
這樣轉著念頭，便覺得胸膈之間象有個痞塊往來沖突，五中焦躁，怎么樣也咽不下那口怨氣。
“哼！”她冷笑著，“居然給臉子我看！”
聽語氣不象自言自語，李蓮英便需答話，他趴下來磕一個頭：“奴才有句話，不知道當說不當說？”
“什么話？”慈禧太后警告似地說：“你可別也來氣我！”
“不怪主子生氣，奴才也不服。不過，話說回來，誰也沒法兒替主子分勞分憂，國家大事，全靠主子操心，千不念，萬不念，只念著天下少不得主子。”李蓮英又磕一個頭：“奴才嘴笨，實在不知道怎么說了。”
他雖說不出來，慈禧太后卻懂他的意思，畢竟還有個人了解自己的甘苦！這樣想著，心里好過了些，對李蓮英當然也格外另眼相看了。
“主子圣體欠安，別人不知道，奴才知道主子的病是怎么來的。饒是這么費心費力，還受人的氣，奴才替主子……。”
說到最后，竟是哽咽著無以畢其詞。慈禧太后一驚，急急問道：“你是怎么啦？”
“奴才，奴才想想，替主子委屈。”
李蓮英居然淚流滿面。慈禧太后感動得不得了，又難過，又高興，又驚異，竟是這樣子忠心耿耿，實在難得。
“你用不著替我委屈。”她點點頭說，“你有這點孝心，不枉我看重你。俗語說得好，‘不要氣，只要記’，你也記著今天這一段，大家走著瞧吧！起來，拿藥我吃！”
慈禧太后一直不大肯服藥，此刻不待相勸，自動要藥來服，似乎全是看在他的“孝心”上面。李蓮英自然奉命唯謹，趕緊站起身來，從條案上的銀盒子里，取出一包由太醫院特地配制，平肝清火的丸藥，打開來放在托盤里，送到慈禧太后面前。
不知是藥的功效，還是由于李蓮英的孝心，慈禧太后覺得比剛才舒服得多，精神一振，便又說道：“看看還有幾條，把它念完了。”
李蓮英很知道分寸，這些大事上，他不敢勸慈禧太后節勞，要避干預政事的嫌疑，于是仔細看了看答道：“還有兩條。”
接著，便不疾不徐地念道：
“此次開辦東北兩路邊防，需費浩繁，現在部庫支絀，必須先時措置，以備不虞。著戶部通盤籌劃，先將各省丁、漕、鹽、關，實力整頓，并將厘金、洋藥稅等項，責成督撫，力除中飽，毋任有濫支侵蝕情弊，俾資應用。惟邊防刻即舉辦，需餉甚急，著戶部先于提存四成洋稅項下……。”
念到這里，慈禧太后突然打斷：“慢著！”
于是李蓮英住口無聲，很小心地抬眼偷覷，只見慈禧太后凝視著空中，卻不是空中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東西，迷惘的眼神，不知是悲傷還是悵惘？只看得出她是在盡力搜索著記憶，睫毛眨動得越來越快，雙眉越擰越緊，是很吃力的神氣。
終于眉目舒展了，視線落下來看到李蓮英謹慎而關切的神色，她用低沉的聲音說：“我想起來了！皇帝親政的第一天，軍機跟他回奏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存四成洋稅’。一晃兒七年了。唉！”她嘆口氣又問：“今兒幾時？”
“昨兒‘燕九節’，今兒正月二十。”
“皇帝是那年正月二十六親政。差六天，整整七年。”
原來她口中的皇帝，不是指此刻沉睡在長春宮寢殿中的小皇帝，是指出“天花”賓天的先帝。李蓮英很奇怪，慈禧太后念及獨子，似乎感慨多于悲悼。這仿佛證實了沈蘭玉他們平日閑談中所透露的，當年母子感情不和的傳說，因此他不敢多說，只這樣答道：“奴才進宮晚，沒有趕上同治爺在的日子。”
“唉！”慈禧太后搖搖頭，似乎不愿再提先帝，接著又說一聲：“往下念吧！”
李蓮英答應一聲，找著成段落之處念起：
“惟邊防刻即舉辦，需餉甚急，擬著戶部先于提存四成洋稅項下，酌撥巨款，以應急需；一面按年指撥各省有著的項，俾無缺誤。其西征專餉，津防水陸各軍，北洋海防經費，及淮軍專餉，擬著戶部分飭各省關，按年全數解足。東三省練餉、協餉，各省關未能解足者，亦著勒限解清。”
念完了這一條，要等慈禧太后考慮，李蓮英起身替她換了熱茶。她捧著茶杯出了半天的神，忽然問道：“在山西辦賑的閻侍郎，你知道不知道這個人？”
這是指工部侍郎閻敬銘。李蓮英常為慈禧太后讀奏折，山西大旱的賑務及善后事宜，常由巡撫曾國荃與閻敬銘會銜出奏，他如果說不知道，就是欺罔，李蓮英便答一聲：“是！”
“你聽說了沒有，他在山西怎么樣？”
李蓮英略想一想答道：“奴才有親戚從山西逃荒來的，多說朝廷派閻侍郎辦賑，就是天大的恩典。閻侍郎辦事很認真。”
“嗯，嗯！”慈禧太后沒有再往下說，李蓮英卻有些猜到了，正在談籌餉，忽然提到閻敬銘，看來是要將他調到戶部來辦事。
由于奏折太多，慈禧太后昨夜不免過勞，這天起身，精神委頓，視朝比平日晚了許多。因此，恭王和軍機大臣，都在養心殿廊下待命，小聲談著她的病情，憂心忡忡地怕她累出一場大病來。
“說實在的，西圣真該好好息一陣子。不過，這話不便進諫。”
“請福晉進宮的時候，不妨勸一勸。”寶鋆提議。
恭王點點頭，正要想說什么，聽有太監傳呼之聲，知道西宮太后出臨，便住了口，靜待“叫起”。
等兩宮太后坐著軟轎駕到，恭王領頭站班迎接，大家不約而同地注意看慈禧太后的顏色，但見她臉黃黃地，又干又瘦，一雙眼中顯露出無限的疲憊，不住用手絹捂著嘴干咳，那副病容，已不是珠翠脂粉所能掩飾的了。
她自己亦不諱言，等跪安已畢，首先就說：“我身子很不好！怕有一場大病。”
“近來天時不正，請圣母皇太后多加頤養。”恭王這句話空泛之極，自覺毫無意味，但不這么說又怎么說？躊躇了一下，加上一句：“臣等奉職無狀，上勞圣慮，真正無地自容。”
“也不能怪你們。”
慈禧太后說了這一句，咳嗽不止，臉都脹紅了。殿上不準有太監、宮女伺候，恭王等人又無能為力，只能瞪著眼著急，于是只好慈安太后來照料，替她捶背，又拿茶碗送到她唇邊，亂了好一陣，才能安靜下來。
“唉！”慈禧太后喘著氣，斷斷續續地說，“你們籌議邊防的折子，我都看了。曾紀澤由英國到俄國，得要些日子，到了能不能馬上開議？開了議，會不會有結果？都難說得很。夜長夢多，實在教人不放心。”
“眼前總還不要緊。”恭王答說，“俄國就是有心挑釁，它那里調兵遣將，也得有些日子。臣已叫總理衙門，多訂各地方的新聞紙，如果俄國有什么動靜，新聞紙上一定有消息。目下還看不出什么。”
“它要調兵遣將，自然是在暗中行事。就算它沒有動靜，我們也不能不防。”
“是！臣等仰體圣意，自然要作備戰求和的布置。”恭王又說，“連年西征，海防經費，未免不足。能夠不決裂最好，不然……。”
“不然怎么樣？”慈禧太后毫不放松地追問，“不然，就看著俄國兵打過來？”
這是碰了個釘子。但恭王不能因此就不說話，“那自然沒有這個道理。臣是說，能夠求全，暫時不妨委屈。真的要開仗，”他很吃力地說，“也只有全力周旋。”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問道：“李鴻章怎么說？北洋海口，他有沒有守得住的把握？”
“北洋海口，關乎京師安危，李鴻章當然要出死力把守。他籌防已有多年，戰艦炮臺，大致有了個規模。臣前天接到李鴻章來信，預備在煙臺、大連灣布防。奉天營口，亦是北洋的范圍，自然也要責成李鴻章統籌兼顧。不過，水師究嫌不足，只有著力整頓步兵，劉銘傳是淮軍宿將，要不要調到天津來，等李鴻章奏明了，臣等再請旨辦理。”
“北洋有李鴻章，西路有左宗棠，大致可以放心。”慈禧太后說，“我不放心的是東三省，聽說俄國人在海參崴地方，很費了些經營，那一帶要不要添兵添將，能有什么得力的人派過去，你們復奏的折子上，怎么不提？”
“用人大政，臣等未敢擅擬，原打算面奏取旨辦理。”
恭王這幾句話，答得很得體，“未敢擅擬”的說法，倒也不是故作恭順，取悅太后，確是有不便事先形諸筆墨的窒礙，因為布置邊防的用人，關系軍情，宜乎慎密。同時有些宿將，解甲歸田以后，大起園林，廣置姬妾，正在享福，能不能再用，肯不肯復出，在在都成疑問，亦不便貿然建議復召。
這些情形由恭王回奏明白，慈禧太后的肝火便平服了，于是根據復奏的八條，一項一項細細核議。議到傳午膳的時候，還只議了一半，暫時休息。兩宮太后在養心殿傳膳，同時吩咐撤御膳賞恭王和軍機大臣，傳諭就在養心殿的梅塢食用。
膳罷復議，慈禧太后的神情越發委頓，不過這是少有的大事，當然不能半途而廢，強打精神議完，卻還不能回寢宮休息，得要等著看軍機承旨所擬的上諭。
于是，軍機章京全體動手，分頭擬旨，一道明發、十幾道廷寄。其中“籌備邊防事宜”一事，析而為八，開頭都用“此次俄國與崇厚所議條約”這句話領起，以下的措詞，各不相同。李鴻章與左宗棠是“朝廷柱石”，對他們無機密可言，所以將朝廷的本意，坦率相告，條約因為“多所要求，萬難允準，雖已另派曾紀澤往議，而該國心懷叵測，詭譎多端，不可不先事防范，用折狡謀。”此外就不便讓他們與聞大計廟算了。或者說俄國”難保不滋生事端”，或者說“邊備自不容緩”，飭令著意整頓防務，并不曾透露不惜一戰的決心。
先是這八道廷寄，多則千言，少亦有五六百字，連擬帶抄，加上沈桂芬、王文韶的幫忙，也費了一個多時辰，才得妥帖，送給恭王核看。
“我不必再看。宮門快下鑰了，趕緊送上去吧！”
送到兩宮太后那里，慈禧太后不能不細看，一面看，一面還得為慈安太后解說。廷寄第一道是給李鴻章的，畀以保衛京畿，鞏固北洋門戶的重任，一切布置，限期一個月奏報。
第二道是給左宗棠的，以新疆南北兩路的邊防，責成他通盤籌劃。第三道須分繕八通，分別寄交兩江總督劉坤一等黃河以南各省督撫，以及奉旨巡閱長江水師的彭玉麟等人，加強南洋防務及江防，簡練陸軍，以輔水師。第四道寄山西巡撫曾國荃，調駐扎山西的劉連捷一軍，移防綏遠。第五道寄河南巡撫涂宗瀛，調駐扎河南的宋慶一軍，移師關外，駐守奉天、營口等處。第六道分寄烏里雅蘇臺將軍、參贊大臣、烏魯木齊都統、庫倫辦事大臣等等滿蒙旗將，加強轄區邊防，認真操練，興辦屯墾。第七道分寄各省，整頓地丁、漕糧、鹽課、關稅，充裕餉源，同時嚴飭將應解款項，限期解清。
最后一道是指示東三省的防務。龍興之地，特關緊要，這道廷寄對吉林將軍銘安的指示，特別詳細。而吳大澂以三品卿銜，赴吉林為銘安幫辦軍務，在李鴻藻保薦給恭王，剛才面奏奉準以后，此刻亦敘入寄銘安的廷寄之中。
除了吳大澂以外，慈禧太后很重視鮑超。從多隆河一役，劉銘傳恩將仇報，冒功而誣控友軍“失期”，害得鮑超憂憤攻心，舊創大發，這幾年一直在他老家夔州新起的大宅中休養。慈禧太后和恭王都知道他的委屈，怕他前嫌未釋，不肯出山，所以在寄給四川總督丁寶楨，“傳旨飭令來京陛見”的廷寄中，特別寫明：“現在時事艱難，需才孔亟，務當懔遵諭旨，迅速來京，不準推諉遲延。”
此外還有一道很重要的明發上諭：
“諭內閣，前因時事多艱，需才孔亟，疊經諭令各直省督撫，保薦人才，以備任使。惟恐奇材異能之士，伏處尚多，該督撫等，聞見難周，尚未盡登薦牘，必須周咨博訪，以廣搜羅。著大學士六部九卿各直省將軍督撫，暨曾任統兵大臣彭玉麟、楊岳斌，加意訪求，其有器識閎遠，通達治體；為守兼優，長于吏事，以及才略過人，足任將帥：驍勇善戰，足備偏裨；熟悉中外交涉事宜，通曉各國語言文字；善制船械，精通算學，足供器使；并諳練水師事宜者，無論文武兩途，已仕未仕，均著各舉所知，出具切實考語，秉公保薦。不得徒采虛名，濫竽充數，亦不得以無人可保，一奏塞責，庶幾人材輩出，緩急可資，以副朝廷延攬人才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這道上諭充滿了“聞鼙鼓而思將士”的意味，征召鮑超，便是明證。加以籌議邊防的八道廷寄，內容不免泄露，因此人心振奮，都在談論，這一次“非跟老毛子好好干一場不可了”！
當然，最起勁的是張之洞、張佩綸這班人，不獨吳大澂的被重用，足為清流張目，更重要的是，主戰的政見占了上風，李鴻藻一出，聲勢不凡，將沈桂芬壓得黯然無光。沈桂芬確是憔悴了。李鴻藻的“威風”，固然使得氣量褊狹的“吳江相國”，寢食難安，然而亦不盡出于私心。練兵籌餉，廣羅人才，這樣大張旗鼓的搞法，在他看來，是禍非福，總有一天弄得決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而主戰派正在鋒頭上，清流的囂張，猶在其次，慈禧太后力主備戰，不信能夠和平了結的態度，才是他最感到焦灼的。
“上頭為什么如此強硬。”他困惑地問寶鋆，“莫非真是肝火旺的緣故？”
“肝火旺也還罷了，還有人在火上加油，才是最不可解之事！”
“誰啊？”沈桂芬問：“是五爺跟七爺？”
“五爺的話，上頭未見得聽，七爺的話，也得先看看對不對？再作道理。只有一個人的話，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那是誰？”
“你想呢？”寶鋆反問一句，“誰還能三天兩頭，奉召進宮？”
沈桂芬明白了，指的是榮祿。
榮祿雖在上年十一月間，因為腰傷復發，不耐勞劇，解除了步軍統領的職司，而寵信未衰。如今李鴻藻復出，表里相濟，使得沈桂芬更感威脅。眼前固然還有件關于榮祿的案子在兵部，只是要想在這上面做篇文章，搞他個難堪，卻還不容易，只有隱忍著，等待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