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月里又一件為人引作談助的“怪事”是，軍機忌滿六人的傳說，“不可不信”。有人指出：從同治以來，軍機兩滿兩漢，加上恭王，一直是五個人。光緒二年三月，景廉入值，不久就出事：文祥病歿。光緒五年年底，李鴻藻丁憂服滿，即將復起，預定仍舊入值軍機，等于又是六個人，而除夕那天，沈桂芬突然下世。以后左宗棠進軍機，幸虧不久就外放到兩江，得以無事。年前王文韶罷官，翁同和、潘祖蔭翩入樞廷，當時便有人擔心要出事。果不其然，潘祖蔭迎養在京的老父潘曾綬，好端端地忽然一病不起，潘祖蔭只當了三十多天的軍機大臣。
這一下，刑部尚書的底缺，亦得開掉。漢侍郎之中，沒有資望恩眷都可以升為尚書的人，而慈禧太后很想用彭玉麟作兵部尚書，因而將張之萬調到刑部，新補兵部尚書彭玉麟未到任前，派戶部尚書閻敬銘兼署。
潘祖蔭閉門“讀禮”，自然也要思過。回想任內兩件大案，一件云南報銷案，倒是每一步都站得住，另一件王樹汶的冤獄，就不同了。從頭想起，先辦得不錯，中途走了歧路，幾乎鑄成大錯。
這一案的變化，起于涂宗瀛的調任湖南巡撫，河南巡撫由河東河道總督李鶴年繼任。任愷跟李鶴年的關系很深，便抓住機會，想靠巡撫的支援，維持原案。李鶴年本來倒也沒有什么成見，只因河南的京官，為這一案不平，議論不免過分，指責他偏袒任愷，反激出李鶴年的意氣，真的偏袒任愷了。
但是王樹汶不是胡體安，已是通國皆知之事，這一案要想維持原讞，很不容易。因此、任愷為了卸責，又造作一番理由，說王樹汶雖非胡體安，但接贓把風，亦是從犯。依大清律：強盜不分首從，都是立斬的罪名，所以原來審問的官吏，都沒有過失。
一件冒名頂替、誣良為盜的大案，移花接木，避重就輕，變成只問王樹汶該不該判死罪？正犯何在，何以誤王為胡？都擺在一邊不問，言官大為不滿，紛紛上奏抗爭。于是朝命新任河東河道總督梅啟照復審。
梅啟照衰病侵尋，預備辭官告老了，當然不愿意再得罪人，而且所派審問的屬員，亦都是李鶴年在河督任內的舊人，因而復審結果，維持原案。復奏發交刑部，秋審處總辦趙舒翹認為前后招供，疑竇極多，建議由刑部提審。奉到上諭：“即著李鶴年將全案人證卷宗，派員妥速解京，交刑部悉心研鞠，務期水落石出，毋稍枉縱。”
這一下李鶴年和梅啟照都不免著慌。楊乃武一案是前車之鑒，浙江巡撫楊昌浚和奉派復審的學政胡瑞瀾，所得的嚴譴，他們當然不會忘記。于是商量決定，特為委托一個候補道，進京游說。此人是潘祖蔭的得意門生，居然說動了老師，維持原讞。
但趙舒翹不肯，以去留力爭，公然表示：趙某一天不離秋審處，此案一天不可動。潘祖蔭勸說再三，毫無用處，而就在這相持不下之際，潘祖蔭報了丁憂。
辦完喪事，預備扶柩回蘇州安葬，此去要兩年以后才能回京，在京多年的未了之事，要作個結束。細細思量，只有這一案耿耿于懷，因而親筆寫了一封信給張之萬，坦然引咎，說為門下士所誤，趙舒翹審理此案，毫無錯誤，請張之萬格外支持。
就為了有這樣一封信，趙舒翹才能不受干擾，盡心推問，全案在二月底審問確實，王樹汶得以不死，而承審的官員，幾于無不獲罪。鎮平知縣馬翥革職充軍，李鶴年和梅啟照“以特旨交審要案，于王樹汶冤抑不能平反，徒以回獲屬員處分，蒙混奏結。迨提京訊問，李鶴年復以毫無根據之詞，曉曉置辯，始終固執，實屬有負委任，均著即行革職。”
冤獄雖平，但這一案并不如楊乃武那一案來得轟動，因為一則案內沒有小白菜那樣的風流人物，再則云南報銷案峰回路轉，又是一番境界了。
被革了職的潘英章，由云南的督撫，派人解送進京，一到就被收押，不準任何人跟他見面。但一關好幾天，并未提堂審問。這因為張之萬不如潘祖蔭那樣有魄力。期望分擔責任的人，越多越好，要求加派大員查辦。軍機處問了惇王的意思，奏請加派戶部尚書閻敬銘，刑部左侍郎薛允升會同辦理，因而耽誤了下來。
當然，審問潘英章，并不需他們親自到堂，各派親信司官，連同趙舒翹，一共是五個人會審。
“潘英章！”趙舒翹問道：“你跟崔尊彝等人，是何關系，先說一說。我可告訴你，你是革了職的，不說實話，就會自討苦吃。”
在用刑的威脅之下，潘英章非常知趣，“我一定說實話。崔尊彝是云南善后局總辦，同官一省，向來交好，周瑞清是世交。”他說，“龍繼棟原是我當知縣的時候的幕友，知縣交代，虧空了一筆公款，是龍繼棟拿他的住屋借了給我抵債的。”
“李郁華呢？”
“李郁華到云南做過考官，因為是同鄉，彼此有過往來。”
“你跟崔尊彝是怎么起意，進京來游說云南報銷案的？”
“崔尊彝為報銷案很著急，急于了結以后，預備辭官回家。去年我補了永昌府，奉旨進京引見，崔尊彝亦要進京，當時便托我替他幫忙，找周瑞清托戶部司員代辦，較為省事。這完全是因為怕戶部書辦有意刁難的緣故。”
問到這里，趙舒翹先看一看由順天祥、百川通兩家查出來的帳目，記明崔尊彝由云南匯到京里的銀子是十八萬五千兩，另外借用順天祥兩萬八千兩，總數二十一萬三千兩。這筆巨款的來路去向，一直不明，此刻弄清楚了潘英章的人事關系，便得從這里入手，查問究竟，案情就容易清楚了。
于是他問：“匯到順天祥的銀兩總數，你知道不知道？”
“當然知道，共計十八萬五千兩，公款只有十萬七千六百兩……。”
這筆公款是預備辦報銷津貼部里用的，此外有崔尊彝、潘英章私人的款子，以及代云南官員匯到京里的私款，總計十八萬五千兩。編列三個字號：福、恒、裕。如果是公款開支，便用“福記”名下的存款，而這個戶頭，最初只支用了五萬兩。
“到京以后，我就找周瑞清談報銷的事，周瑞清不愿意管，再三懇求，他才答應……。”潘英章仿佛有些礙口似的，停了下來。
“答應了怎么樣？”
潘英章想了一會，終于老實招供，“周瑞清到戶部去打聽，這個案子歸云南司主稿孫家穆承辦。正好龍繼棟跟孫家穆同司，所以托他跟孫家穆去商量，講定津貼八萬兩，先付五萬。
后來在周家付了孫家穆四萬五，余款……。”
“慢點！”會審的沈家本打斷他的話問：“說定五萬，怎么又變了四萬五？”
“是這樣的，”潘英章很吃力地說，“我請周瑞清扣下五千兩，等到兵、工兩部議準，手續都清楚了以后再付。”
“那么，其余的三萬兩呢？”
“其余三萬兩，等崔尊彝到京，結案以后自己付。”
“既然這樣，扣下五千兩在情理上就不通了。如果你認為孫家穆沒有辦妥，兵、工兩部未曾議準，可以扣住那三萬兩不給，為什么先扣五千兩？”沈家本問道，“你想想看，是不是情理不通？”
他問得含蓄，趙舒翹卻是直揭其隱，“這五千兩，”他問，“是不是給周瑞清的酬勞？”
潘英章早就在路上便接到警告了，千萬不能牽涉到周瑞清跟他以上的人物，所以用斬釘截鐵的聲音答道：“決不是！”
“然則所為何來？好了，這話暫且也不問你。”趙舒翹說：
“你再往下講。”
“到后來我就不大問到這件事了，一來要忙著引見，二來，水土不服、身子不爽，一直在龍家養病。”
“龍繼棟也用過百川通的銀票，是你送他不是？”
“不是！”潘英章說，“我自己有一萬銀子，劃出五千給龍繼棟，是還他的房價。另外送了四百兩銀子，是津貼他的飯食，送他老太太的壽禮。”
“李郁華呢？有沒有幫著你游說？”
李郁華是個不能“共事”的人，潘英章一到京，跟周瑞清和龍繼棟談起云南報銷案時，就受到過警告。此時老實答供，同時又說：“李郁華曾經一再問起，我也不敢冷落他，所以拿崔尊彝托買東西這件事，轉托李郁華去辦。”
“這是什么意思呢？”
潘英章苦笑不答。其實這是無須問得的，當然是借此“調劑”之意，要問的是，李郁華得了多少“好處”？
“托李郁華買的什么東西？”
“是人參、鹿茸這些珍貴藥材。”
“交給他多少錢？”
“是……，”潘英章想了想說，“兩千五百多兩銀子，細數記不得了，是開了單子買的。”
“李郁華是不是照單子買了？”沈家本問。
“大致照單子的。”潘英章說，“有些東西買不到，或者貨色不好沒有買。一共買了兩千一百多兩銀子。”
“這就是說，多下四百兩銀子，可曾繳回？”
潘英章遲疑了一會才答：“送給他了。”
問官相視而笑，又彼此小聲商量了一下，由剛毅問道：
“你將你替崔尊彝經手的帳目，說一遍看。”
“是！”潘英章眨著眼思索了好一會，很謹慎地答說：“備用報銷銀一共十萬七千六百兩，我代崔尊彝買東西，花了九千四百多兩，余下一萬五千八百多，交給他本人了。”
“那十萬七千六百兩，是云南的公款？”
“是的。”
“這一說，除掉部費八萬兩，余下的兩萬七千六百兩，是崔尊彝挪用了？”
沈家本的這一問，分清了眉目，略有倦意的問官，無不精神一振，凝視著潘英章，要看他怎么說？
潘英章有些緊張，結結巴巴地回答：“這，這也可以這么說。”
“什么叫‘也可以這么說’？事實俱在！現在我們替崔尊彝算筆帳看，他自己私項是三萬二千兩，借用順天祥兩萬八千兩。就是六萬，再挪用公款兩萬七千六百兩，總共八萬七千六！”沈家本提高聲音問道：“一個道員進京引見，何致于用到這么多錢？”
翻來覆去的盤問，問到這一句上，才是擊中要害。但問官的想法不同，有人求水落石出，有人講“就事論事”，趙舒翹感念潘祖蔭在王樹汶這一案上的自悔魯莽，歉然謝過，因而對他在云南報銷案上所持的“完贓減罪”，不事茍求的宗旨，覺得應該做到“不為已甚”這句話。而此時正是他該執持宗旨的時候。
于是，他先咳嗽一聲，意示他有話要說，接著看一看左右，是打個招呼，等于在說：“稍安毋躁，且等我說完。”
未說之前，先看一看潘英章的神態。他眨著眼，凝望著磚地，顯得非常用心的樣子，此時只要一聲斷喝，便可以教他張皇失措，但趙舒翹不愿意這么做。
草草問了幾句，吩咐還押，接下來便是提審孫家穆。潘英章未到案以前，都推得一干二凈，此刻人證俱在，無可抵賴，他見風使舵，覺得不如和盤托出，一則見得誠實不欺，再則責任分開來擔負，罪名可減，所以一堂下來，案情縱非水落石出，大致也都明白了。
當然，周瑞清是個關系特殊重要的人物，孫家穆只管在報銷上替崔尊彝彌縫，他所收的四萬五千銀子，都分了給本司的官吏，與堂官無涉。如說王文韶、景廉受賂巨萬，當然是周瑞清過付。但是，牽涉到一二品大員，非司官所能訊問，因而在眼前，要問他的，也只是如何在崔尊彝、孫家穆之間說合而已。
他的供詞與潘英章的話無甚出入，問到應付五萬，何以只付四萬五，為何留下五千？他卻說不出一個究竟。只表示那五千兩銀子，一直未曾動用，仍舊存在順天祥，便是他未曾受過任何“好處”的明證。
案子辦到這里，分開兩部分在“追”，明的是追人追贓，照孫家穆所供，凡曾分到錢的官員，是奏請解任或革職，到案應訊，書辦則由步軍統領衙門，派兵逮捕。有的逃掉、有的畏罪自盡、有的心驚肉跳，但也頗有人鼓掌稱快，認為經此雷厲風行的一番整頓，官場風氣，將可丕然一變。
暗的部分是重新調集順天祥、百川通的帳簿，清查崔尊彝的收支，要想揭開一個疑團：何以他進京一趟，要用掉八萬多兩銀子。
盈千上萬的進出，自然用的是銀票。由崔尊彝寫條子通知順天祥、百川通開票，而銀票承兌，大致亦可查明來龍去脈，銀樓、綢緞鋪、藥店，都有他們往來相熟的銀號代為兌過崔尊彝所開的票子。一筆一筆追根到底，連崔尊彝花在“八大胡同”的纏頭之資，亦很清楚，這樣結算下來，有著落的花銷，總計是五萬三千多，還有三萬四千多銀子，不知去向。
“這用到那里去了呢？”沈家本向問官表示看法：“三萬四千多銀子，不是一個小數，總要有個交代。不然……。”
不然如何呢？他雖未說，大家亦都了解，言官未見得肯默爾以息。
“再說，惇王對這一層看得很重，如果含混了事，也怕他不會善罷干休。”
“很痛快地說吧，”趙舒翹將雙手一攤，“明知道他這三萬四千多銀子，用在什么地方，只是死無對證，我們不能武斷，說這筆款子一定是送給誰了。各位看，這話是不是呢？”
這話當然說得是，連沈家本都不能不默認。
“于此可見，這件案子入手之初，就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住崔潘兩人，才是正辦。如今，崔尊彝死了，什么話也都不用說了。”
“崔尊彝雖死，有周瑞清在。”沈家本大聲抗爭。
再要提審潘英章時，他忽然告病，派人查看，倒是實情。但雖不能到堂應訊，卻遞了一紙“親供”，說明崔尊彝何以進京引見，要用到如許巨款？親供上說：
“崔尊彝素性浮華，用度揮霍，其將靈柩眷屬帶出，沿途有小隊數十名護送。到京后，又將銀兩帶給其弟崔子琴；將寄停荊州靈柩扶回原籍安葬，自己帶回眷屬，先至涿州為兒女護親，后到京居住。多購服物玩好，商賈不絕于門，是以費用浩大。迨由京回南，川資必巨，亦可想見。且崔尊彝到京后在五月中旬，五月以前用款內，如革員代為買物各項，有各鋪供詞帳單可據。崔尊彝自行買物之款，有順天祥鋪伙查出帳單為憑。革員于五月間出京，崔尊彝向該號取銀，大半在六七月間，其余款作何使用，實不知情。”
這份親供，要緊的話，只在最后幾句，崔尊彝的不知去向的款項，用在潘英章出京后的六七月間，這時閻敬銘已經到任，云南報銷案亦早已結束，不需再向王文韶、景廉行賄。
就為了有這個看法，會辦大員都覺得案子辦到這里，應該奏結，不須再多作追索。但是，惇王卻不是這樣的看法。
惇王派到刑部會審的兩名官員，是內務府的郎中，一個叫文佩，一個叫廣森。
這兩個人比其他承審官員占便宜的是：對于京城地方情形，十分熟悉。照他們的訪查，崔尊彝誠然“素性浮華，用度揮霍”，但就是他實際用掉的六萬銀子之中，也有許多虛帳。換句話說，表面是“多購服物玩好，商賈不絕于門”，其實并未用到六萬銀子，有些款子是在這個名目掩飾之下，用到別處去了。
因此，惇王仍舊主張嚴追，同時認為崔尊彝帳目中，所列的“冰敬”及“節禮”，亦應該徹查。這使得翁同和等人都大感為難，外官饋贈，向有此例，不能視作受賄。如果要照惇王的意思徹查，那就牽連無窮，根本不是了局。然而百端譬解，惇王總是不以為然，于是案子想結亦無法結了。
日子拖得一久，不免就有流言，甚至還傳到醇王那里。他是很看重翁同和的，當時就寫信忠告，勸他遠避嫌疑。翁同和問心無愧，除了復信道謝之外，覺得好笑，也就置之不理了。
然而，事情并不如他們所想象的那樣單純。慈禧太后召見麟書、召見薛允升，都問到云南報銷案，唯獨對他不曾提起，見得流言亦已傳到慈禧太后耳中，對他已有所懷疑，疑心他站在王文韶這面，有意彌縫。這分猜疑，如果不加消釋，是件很不妥的事，所以翁同和相當著急。
不過，翁同和當了三十年的京官，由師傅而軍機大臣，在內廷行走了二十二年，見得事多，經歷的風波亦多，自然不會做出什么自落痕跡的舉動來。這一案只要能夠快快結束，塵埃落地，浮言自息。
因此，他指示他派去會審的兩名工部司官，從中策動，該查的盡快查，該問的盡快問，不斷催促，案子的頭緒，亦愈來愈清楚。崔尊彝雖有三萬多兩銀子的去向不明，但除此之外，供詞中并無牽涉到景廉和王文韶的地方，就事論事，也應該是結案的時候了。
于是，他首先向麟書接頭，因為這一案原派的是他跟潘祖蔭查辦，從潘祖蔭丁憂以后，他就成了唯一了解全案首尾的人，所以也就無形中成了主持全案的人。一談起來，麟書跟他的意思相同，亦希望早早結束，了卻一樁差使。
“本來早就該結了，只為五爺始終不肯松手。叔平，你是跟五爺一起奏的旨，五爺若是有什么不在道理上的言語，我們不便申辯，要靠你來擋他。”
這意思是說，如果翁同和能對付得了惇王，案子就很快地可以結束，否則就要拖到惇王無話可說時，才能奏結。
“好的。”翁同和毅然答應，“我來擋。”
“除了五爺，咱們現在一共是五個人，得先聚在一起談一談，而且也得推出一個主持的人來。”
“說得是。就在舍間小集好了。那一天？”
“太匆促了也不必，總得讓刑部有個預備。我看過了節挑一天，等我跟張子青、薛云階談定了日子，再來奉告。”
過了端午節，定在五月十三聚集翁家。主客一共只有五個人，正就是奉派查辦這一案的五大臣。除了翁同和以外，麟書亦愿意幫景廉、王文韶的忙，閻敬銘著眼在整頓戶部風氣，張之萬深通黃老之學，向來無所作為，一切都推在刑部侍郎薛允升身上。
薛允升字云階，西安人，跟翁同和是同年，通籍就在刑部當司官，浮沉郎署十七年，才外放為江西饒州府。看起來仕途蹭蹬，其實倒是大器晚成。這十七年中翻破了律書會典，不但精通刑名之學，而且深諳牧民之道，所以由饒州府扶搖直上，四年工夫當到山西按察使。
其時正是河南、山西大旱災，山西從巡撫曾國荃以下，以辦賑為第一大事，臬司雖掌一省刑名，但也奉令參與賑務，襄助閻敬銘，綜核出納，點塵不染。第二年以優異的勞績，調升山東藩司，署理漕運總督。光緒六年內調為刑部侍郎，是潘祖蔭極得力的助手。
云南報銷案本來與他無關，由于閻敬銘的保薦，特為派他會辦，而張之萬毫無主張，所以實際上是由他主辦。就律例而論，當然要聽他的意見。
于是薛允升一口氣背了八條律例，都是有關貪贓枉法的，背完了又說：“本案科罪，皆以此八條為斷，最要緊是這兩條：‘官吏因事受財，不枉法，按贓折半科罪’，‘不枉法贓罪，一年限內全完，死罪減二等發落，流徒以下免罪。’”
后一條大家都明白，也就是潘祖蔭“完贓減罪”這個辦法的由來。但第一條卻頗費解，大都不明白什么叫“按贓折半科罪”呢？
“是這樣的，”薛允升又作解釋，“受贓枉法，與雖受贓不枉法，情形不同，前者罪重，后者罪輕，所以‘按贓折半科罪’。話雖如此，所謂折半，另有明文規定。受贓枉法，得贓在八十兩以上者絞監候，按照贓折半計算，不枉法受贓，應該在滿一百六十兩，方處絞刑。而明文規定滿一百二十兩者絞，照實計算是按贓減三分之一科罪。這是有祿之人……。”
“慢慢，”麟書問道：“什么叫有祿之人？”
坐在他旁邊的翁同和先后當過兩次刑部堂官，律例亦相當熟悉，因而代為答說：“月俸米在一石以上者謂之‘有祿人’，不及一石者，就是‘無祿人’。”
“喔！”麟書又問：“無祿人怎么樣？”
“無祿人枉法受贓一百二十兩以上者絞，不枉法只是杖一百，流二千里。”
“然則現在很清楚了，關鍵在枉法不枉法。”閻敬銘環視周遭，最后眼光落在薛允升身上。
“老前輩，”薛允升從容答道，“枉法不枉法，原指刑名而言，律載：‘事后受財不枉斷者，準不枉法論’，這個‘斷’字，便指斷案。象這個報銷案，既然都有例案，只能說他引例不當，卻不能說他枉法。”
“既然如此，”閻敬銘慢吞吞地說了句：“都算不枉法。”
“是！”薛允升重復一句：“只好算他們不枉法。”
“失入不如失出，庶幾見得朝廷仁厚。”麟書看著閻敬銘問：“丹翁意下如何？”
閻敬銘拱拱手：“我無成見，悉聽公議。”
“那就請云階主持，按律定罪。”翁同和特別加重語氣：
“悉依律例。”
“這中間自然也有些斟酌。有的該加重，有的該輕減，也得定個宗旨出來。”
“輕減只怕不能了。就這樣子，惇王已經不肯點點頭，再說輕減，他決不肯領銜出奏。”
大家都覺得麟書的看法不錯。為了應付惇王，翁同和提出一個辦法，定罪分兩種，一種是按律擬定，該如何便如何，不必法外原情，有所增減，一種是一律酌量加重。擬好罪名，請惇王去決定。
這個辦法總算很尊重惇王，足以安撫他的“不平”。接下來便談到當面復奏該說的話，以及推那個來說。
“自然是丹翁前輩……。”
“不！”閻敬銘打斷翁同和的話說：“不是你，便該子青，何用我來說話。”
閻敬銘的意思是翁同和是軍機大臣，張之萬是刑部尚書，論地位、談職掌，都不該由他發言。這當然帶著謙虛的意味，因此，在翁同和以“奉旨會辦，與本身職司無關”的說法，再度敦促時，他也就答應了。
于是刑部在薛允升主持之下，逐一按律例的明文規定，加減定罪。第一張單子擬好，才發覺那天在翁家商定的宗旨不切實際，果真按律定罪，是太輕縱了。
于是他不得不跟張之萬去商量，略陳緣由以后，接著說道：“就拿福趾來說，他雖是云南司的掌印郎中，可是云南報銷案，是主稿孫家穆承辦，一同畫押的時候，并不知道其中有什么情弊，事后風聞，向孫家穆問起，才分到了四千兩銀子。依‘事后受財律’，作不枉法論，罪名是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依‘不枉法贓罪，一年限內全完，死罪減二等發落，流徒以下免罪’的律例，只要將四千兩銀子吐出來，就可無罪。這從那方面來說，都是交代不過去的。”
“是啊！”張之萬問道：“該如何補救呢？”
“原定兩條宗旨，一條按律定罪，一條加重，請惇王定奪。如今第一條行不通，自然是行第二條，竟無須乎再跟惇王請示了。”
這是理所必然，勢所必至的辦法，但張之萬不敢作主，他吞吞吐吐地說：“我看，再琢磨琢磨，仍舊要請會辦諸公合議。”
越說越不對了，這樣明白的道理，竟還要“琢磨，琢磨”！薛允升心想，張之萬但求長保祿位，只要不妨礙他的前程，盡可放手辦事。因而退了下來，亦不必再跟閻敬銘等人商議，徑自交代司官，衡量情罪，斟酌加重，大致應減二等的，都減了一等。
定讞以前，還有一道畫供的手續。薛允升分訪會辦各大臣，說明不得不加重定罪的緣故，約定五月十九齊集刑部“過堂”，就請惇王到刑部商量復奏結案。
這天午正時分，會辦五大臣都已到齊，刑部大堂的公案已經移去，一字并列五張太師椅，正待落座之際，有人匆匆來報，說是惇王駕到了。
原來約他未正議事，不想提前了一個時辰，是不是他也要參與過堂？在大清會典上，似乎從來沒有這樣的事例。不過這時沒有工夫去考查，只能先接了進來再說：
親王儀制尊貴，又是在衙門，自然依禮行事。張之萬與薛允升是本部堂官，在大門外站班，其余的在二門站班。等惇王的轎子一抬進來，又趕到大堂階沿下，肅立相迎，停轎啟簾，只見惇王穿的是公服，一路跨出轎子，一路拱手，連聲說道：“少禮，少禮。”
照開國之初的規矩，一品大員見親王都是兩跪六叩首的大禮，以后禮數稍減，但也得磕頭。不過惇王賦性簡略，不喜歡鬧排場，所以照他的意思，五大臣都只是半跪請安。
“刑部我還是第一次來。”他四面看了一下問：“這就是陸炳的‘錦衣衛大堂’嗎？”
惇王口中的“錦衣衛大堂”，大概是戲中的說法，但陸炳當過錦衣衛指揮，而刑部亦確是前明的錦衣衛，說得并不錯，所以張之萬答應一聲：“是！”
“那么‘鎮撫司’呢？在那兒？”
張之萬回身向西南、西北兩個方向一指：“就是如今的‘南所’、‘北所’。”
“北鎮撫司有楊椒山種的一棵槐樹，如今還在不在？我看看去！”說著，惇王就要舉步。
張之萬大吃一驚，又稱“南監”、“北監”的南北所，是暗無天日的地方，豈能讓親王入目？而且從恭王上年七月，一病至今，惇王頗有不甘于投閑置散的模樣，眼前為云南報銷案，主張嚴辦，糾葛不清，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如果見了監獄中的種種不堪情狀，找上什么麻煩，可就“吃不了，兜著走”了。
因此，只好硬攔，“回王爺的話，”他屈一膝說道：“刑獄是不祥之地。王爺金枝玉葉，萬不宜到這種地方。再說，楊椒山手植的那株老槐，早就不知道在那年枯死，當柴燒了。”
惇王倒不是發了惻隱之心，有恤囚之意，只為索性好奇，從來沒有見過監獄是什么樣子，想開開眼界，既然張之萬這么說，自不便堅持，便笑笑作罷。
然而張之萬仍舊在為難。過堂畫供，是不是請惇王參與呢？稍微多想一想，便知不符定制，決不可行。但不請他參與，又將他安置在何處？如果不是大堂正坐，便得請他到堂官聚會辦事之處的白云亭去休息。無奈刑部地勢最低，連附近的都察院，大理寺常要鬧水，有名的“水淹三法司”。如今五月里霪雨不絕，白云亭“宛在水中央”，進出都用幾案排成橋梁，又如何請惇王去坐？
就在他這躊躇之際，惇王已窺出端倪。喊一聲：“青翁！”
“是！之萬在。”張之萬很尊敬地回答。
“你們過堂。”他指著東面說，“我就在那兒坐一會，你不必張羅我，辦你的事。”
“這，這屈尊王爺了。”
“不要緊，不要緊！就當我觀審的老百姓好了。”
這句話，大家都聽了進去，也都有了戒心，看樣子惇王是特意來看過堂的，得要當心，別弄出什么毛病，讓他抓住。
“丹翁，”張之萬低聲說道：“惇王在這里，咱們不宜南面正坐吧？”
“這話倒也是。”
“我看這樣子，咱們分坐兩邊，中間空著。丹翁看這個章程，使得使不得？”
“妥當得很。”閻敬銘環視同列說道：“咱們就坐了吧！時候也不早了。”
于是又要謙讓一番，最后還是按科名先后分上下，閻敬銘居首，坐了東面第一位。
西面第一位是張之萬，然后是麟書、翁同和、薛允升，一一坐定。司官按名冊逐一傳提犯人到堂，按罪名輕重分先后，第一個是孫家穆，第二個是周瑞清，長跪閱供，伏在地上畫了花押，隨即押了下去，全案人犯一共二十多人，費了兩個鐘頭，方始完事。
接著，便請惇王居中正坐，擬議罪名，薛允升呈上一張單子，惇王接過來輕聲念道：
“己革戶部云南司主事孫家穆在司主稿，宜如何潔己奉公，乃因核辦該省報銷，得受贓銀七千兩入己。雖據查明均系應銷之款，于法無枉，究屬貪婪不職。按：有祿人不枉法贓一百二十兩以上，罪應擬絞。現據該革員將贓完繳，若照一年限內全完例，減罪二等，未免輕縱，孫家穆應于完贓減等擬徒三年例上……。”
念到這里，他停了下來，大聲問道：“怎么死罪一減，減成三年徒刑嗎？”
“是！”薛允升答道：“死罪減一等，是流刑，流刑減一等徒刑。徒刑分五等，最少一年，最多三年。”
“那不太便宜他了？”
“是。”薛允升說：“所以擬照應減二等，酌加一等，仗一百，流二千里。”
惇王不響，接著往下看：
“已革太常寺卿周瑞清，雖無包攬報銷及分贓情事，惟以三品正卿，入直樞垣，輒敢商令龍繼棟向孫家穆說合，并由伊過付銀兩，實屬荒謬。受財人孫家穆業經于完贓減二等罪上，酌加一等擬流，周瑞清合依‘說事過錢為首，受財人同科’例擬仗一百，流二千里。”
惇王將單子一放，用一種近乎負氣的聲音說：“不用再看了。我只請問：案情牽涉很廣，是一案一案奏復，還是都敘在一個折子上？”
問到這話，該由與惇王一起奉派的翁同和答復，“想一起奏復。”他說，“應治罪諸人，當然用奏折，此外用夾片。”
“用幾個夾片？”
“想用三個。”
“那三個？”
這樣一句接一句號釘著問，頗有咄咄逼人的模樣。翁同和不免感覺威脅，但他說話一向從容慣了的，所以表面上還聽不出來，平平靜靜地答道：“第一個是奏復洪良品參景廉、王文韶；第二個奏復陳啟泰參云南督撫賄遣道府，蒙辦報銷；第三個，戶部、工部堂官，包括區區在內，均難辭失察之咎，應請交部議處。
惇王聽了又不響，亂眨著眼在思索，一堂寂然，空氣僵悶。好一會，才聽他問道：“崔尊彝來京里辦報銷，云南督撫說是毫不知情，這話你們大家想想，說得通嗎？”
“說不通也沒有辦法了。”閻敬銘慢吞吞地說：“只有寄望以后切實整頓。”
“照這樣說起來，云南督撫，難道一點兒罪過都沒有？那豈不太不成話了。”
罪過是有的。”翁同和答道：“不過是‘公罪’。”
大清律規定，居官雖犯錯誤，不涉于私，叫做“公罪”。應交吏部議處，與刑部無關。所以薛允升接著說道：“云南督撫的公罪，共有兩項：第一、崔尊彝所動用的是捐局‘平余’，這跟州縣錢糧的‘火耗’一樣，照例不入官庫，但究系公款，而且動用至十余萬兩之多，該省督撫，不應漫無稽考。其次，崔尊彝劣跡昭彰，而該省督撫拿他保列‘卓異’，送部引見，難免失察之咎。”
“卓異？”惇王縱聲大笑，“云南出這樣子的卓異官兒，難怪滇越邊境多事了！”
這是他題外的牢騷，沒有人答他的腔。薛允升將話題拉了回來，他說：“此案在王爺亦只能請旨交部議處。”
這句話很有分量，大家都暗暗佩服。惇王等于無形中碰了個軟釘子，只好放過云南督撫，提到他念茲在茲的景廉和王文韶，特別是王文韶。
“那沒有下落的三萬多銀子呢？”
又提到這話，會辦五大臣無不頭痛，面面相覷，無人答話。
“還有，”惇王似乎突然想起：“那，那三萬兩呢？”
跟孫家穆約定的數目是八萬兩，付過五萬，待付三萬，惇王所指的就是這三萬兩，“那是公款，還存在順天祥。”張之萬答道：“等結案以后，自然責成順天祥繳庫。”
“這就想不通了。既說是八萬，何以付了五萬就準奏銷了？”惇王問道：“存著那三萬干嗎？難道孫家穆怕銀子燙手，竟不敢要？”
就案情而言，這是最講不通的一點。翁同和卻有個說法：“大概是怕丹翁清正，趕快結案要緊，那三萬兩就顧不得要了。”
“承獎，承獎！”閻敬銘拱手答道：“這是不虞之譽。”
“哼！”惇王冷笑，“只怕不是孫家穆不敢要吧？”
大家都懂他的意思，是說這三萬兩銀子，原是留著送景廉和王文韶的，只為陳啟泰一奏，平地掀起波瀾，景、王二人就不敢要這筆錢了。
事涉曖昧，無法深論，麟書便說：“回王爺的話，案子辦到這步田地，也就差不多了。別的不說，起碼贓款就追出來上十萬，公家損失也有限。而況，這筆贓款，也原不該入官庫的。”
于是你一言，我一語，無非準理衡情，勸惇王不必堅持，又說法國正在越南用兵，滇越邊境吃緊，慈禧太后宵旰憂勞，不宜再拿這一案上煩廑憂，宜乎早早結案，好齊心合力對付外患。
惇王再能干也對付不了五個人，而且他的理路亦不十分清楚，詞令則更非所長，只好無言告辭。
但從第二天起，惇王接連“遞牌子”請求召見。據宮里傳出來的消息：他向慈禧太后面奏，力主嚴辦，說會辦五大臣，有徇私情事。可是，當慈禧太后問到：應該如何嚴辦，徇私的事實證據何在？他卻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這樣到了第四天，傳諭召見云南報銷案會辦五大臣，惇王當然也在內。依照預先的約定，五大臣中，發言不由軍機大臣翁同和，也不由刑部尚書張之萬，而是閻敬銘領頭奏復。
“案內，一個人不敢放松，案外，一個人不敢牽涉。”
閻敬銘這兩句話，慈禧太后大為欣賞：“原該無枉無縱，案外更不必牽涉。”她停了一下說：“這一案的罪名怎么樣？”
于是閻敬銘掏出一張單子來，從孫家穆、周瑞清開始，將案內官員的罪名，逐一回奏。一聽有這么多人牽涉在內，慈禧太后的神色變得沉重了。
“國家多故，皇帝還沒有成年。執法的人，敢于這樣子舞弊。你們是不是辦得太輕了呢？”慈禧太后又說：“惇親王！你有話，盡可以說。”
這似乎有點不測之威了，五大臣都有些困擾，唯獨惇王精神十足，大聲回奏：“潘祖蔭丁憂回南以前，就定下了‘完贓減罪’的章程，私底下授意給大家，現在就是照潘祖蔭的章程定的罪。”
這是公開的指責，當然要答辯，而對付惇王，則翁同和曾有承諾，所以他義不容辭地代表大家發言。
“潘祖蔭已經去位，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即使不去，亦不是潘某一個人所能主持全案的。”
“此案關乎風紀。”惇王的語氣很固執，“總須遵旨嚴辦。”
這句話中有了漏洞，翁同和針鋒相對地頂了過去：“迭次上諭，都指示秉公辦理，務期案情水落石出。至今為止，未降嚴旨。即有嚴旨，亦當依律例辦理，豈能畸輕畸重？律例者，祖宗的成法，國家的憲章。而且舊例似此案情原只減一等，嘉慶年間方始減二等，仰維仁廟圣意，豈肯姑息舞弊之人？為的是不枉法則情有可原而已。”
“枉法不枉法，怎么分別。”慈禧太后問道：“翁同和你講來我聽。”
“是！”翁同和答道：“以報銷案來說，受了賄，不該銷的銷了，就是枉法，如果原來就是該銷的，雖然受了賄，于公事并無出入，就是不枉法。云南報銷案，經戶部查核，不過所引成例彼此有出入，歸根結蒂來說，到底都是該銷的款子，自然不是枉法。”
這一說，慈禧太后釋然了。惇王卻又有話，他說：“如今是太后垂簾辦事，倘或輕縱了，將來皇上親政的時候，必有議論。”
這話說得很不得體，慈禧太后當然覺得逆耳，翁同和又一次抓住機會，反駁著說：“惇親王失言了！皇太后垂簾已久，事事秉公持正。就拿這一案來說，一再面諭：務須斟酌妥當。
將來怎么會惹起議論？”
這才是持論得體，一方面有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一方面頌贊了慈禧太后的圣明。她深深頷首，“我亦并無從重治罪的意思。不過，”由于惇王在前兩次面奏時，一直忽視律例，所以她加重了語意說：“治國以法，總得要照律例。”
“回皇太后的話，”閻敬銘答道：“無一字不符律例。”
一看惇王又要開口，翁同和心想，如說得罪親貴，反正也得罪了，不如趁此機會，爭個結果，否則就不劃算了，所以搶著說道：“臣的意思，本想依律減二等定罪，現在減一等，由徒刑三年改為充軍二千里，已經從重，如說還嫌輕，莫非要殺兩個人？”
說到這里，翁同和有些激動，引用慈禧太后和惇王都知道的一個典故。為漢文帝執法的“廷尉”張釋之的故事：有人盜取高祖廟的一只玉環，張釋之按“盜宗廟服御”律治罪，文帝嫌輕，要改為族誅。張釋之力爭，以為盜高祖廟一只玉環便須族誅，那么萬一有人盜高祖長陵，又將治以何罪？
同樣地，“如果不枉法是死罪，枉法又是什么罪？”翁同和又說：“臣等在書房，日日為皇上講明的，不過一個仁字，一個義字。倘或言而不能行，難道是要導君于刻？這決不是惇親王本意，更不是皇太后的本意。”
這番話引古喻今，還搬出“圣學”這頂大帽子，說得相當透徹。慈禧太后決定依從，但亦不愿意使惇王難堪，便用嫂子勸誡小叔的語氣，望著惇王說道：“你不妨仔細看看律例，找人講解明白，跟他們五個人好好商量。”
惇王完全不了解，這是慈禧太后為他找個借口好收篷，依然力爭，“臣的意思，總宜在此刻就在皇太后面前議定。不然，臣一個人怎么敵得過他們五個人？”說著，便磕下頭去，大有乞恩之意。
慈禧太后有些啼笑皆非。人家口口聲聲談律例，沒有一個字不在理上，而他竟出如此幼稚的言詞，不但不明事理，而且有失體統，唯有微微苦笑。
解鈴系鈴，還是翁同和自己轉圜說道：“惇親王不熟悉律例，臣等將治罪諸人，所引法條，一一簽出。惇親王就明白了。”
“這也好。”惇王接口說道：“先將律例都摘了出來，請皇太后過目，引用得不錯，臣等再正式具折奏復。”
“這倒是句話。”慈禧太后說道：“就這么辦。”
惇王再粗略，“這倒是句話”這句話，總還聽得明白，意思是說他先前所說，都不象話。慈禧太后雖不是有指責，在他聽來，卻很不是味道。
等退了下來，惇王又碰了翁同和一個釘子。他跟翁同和去商量，孫家穆和周瑞清在流二千里以外，是不是還可以加一些別的罪名，如罰金之類？翁同和很不客氣地說他，對律例一點不懂，違法處置，會教天下人恥笑。
惇王裝了一肚子的氣，反倒老實了，答應第二天就“畫稿”。
于是，翁同和隨即寫信告訴薛允升，連夜準備復奏的底稿，依照在御前的決定，將定罪所引用的律例條文，一一查明出處，在專稿上加貼浮簽。原說呈上慈禧太后閱定，其實只要送請惇王看了就可以了。
第二天一早，刑部司官攜帶著預備妥當的文件，進宮直奔內務府朝房。惇王在宮里各辦事處所，除了軍機處以外，那里都可以休息，但他經常坐內務府朝房，因為第一，內務府朝房的供應最周到，起坐最舒服，其次，惇王愛打聽市井瑣聞，無事可以找內務府的主事，筆帖式來聊天。各部常有內廷差使的司官，都曉得這情形，所以有事要見惇王，都上這里來。
到了內務府朝房，但見惇王只穿一件米黃葛衫，大馬金刀地坐在一張竹榻上，一手一大碗豆汁，一手一條醬瓜，喝一陣豆汁，咬兩口醬瓜，“唏哩呼嚕”和“嘎崩、嘎崩”的聲音交替作響，喝豆汁喝得熱鬧極了。
等喝完了，聽差接過空碗，就手遞上一條熱氣騰騰的手巾把子，惇王接過來抖開，吹兩口氣，然后沒頭沒腦地使勁一陣亂擦。
“好痛快！”他將熱毛巾丟下，一眼瞥見刑部司官，便即問道：“你來找我不是？”
“是！”刑部司官疾趨而前，請個“雙安”，接著捧上卷宗，“請王爺畫稿！”
“好吧！畫就畫。我先瞧瞧。”
奏稿共是四件，一折三片。他不看折底，先看第一個夾片，正就是他要看的那一個：
“臣等查御史洪良品奏請罷斥舞弊樞臣一折，先經臣奕誴，臣翁同和遵旨詳詢洪良品，據實復奏；奉旨：‘此案必須崔尊彝、潘英章到案，與周瑞清及戶部承辦司員及書吏號商，當面質對，庶案情虛實，不難立見’等因。嗣經給事中鄧承修奏參，樞臣被劾無據，事實有因等情。奉旨：‘著添派惇親王、翁同和會同查辦’等因在案。
光緒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潘英章解送到刑部，臣等遵即會同將潘英章、周瑞清及戶部司員提集，一面查照洪良品說帖內，關說賄托各節，逐層研究。
據周瑞清供：伊系軍機章京，入值十有余年。該處承辦事件，向在公所面呈堂官核定，從不至私宅回事。云南報銷一案，伊與潘英章托龍繼棟向承辦司員商辦，系實有其事，并未向堂官關說。
據潘英章供：伊匯京報銷一款，內中已付過五萬兩，未過付三萬兩：系津貼該部承辦司員及經手書吏，并無分送景廉，王文韶巨萬之款。
據孫家穆供：本部堂官，委實無分用此款情事各等語。質之承辦書吏及各該號商，均供并不知情。復將順天祥，乾亨盛兩號帳簿詳加考核，并無潘英章等饋送景廉、王文韶之款。臣等再四研詰，各處查對，所有科道原參樞臣報銷案內各節，委實查無其事。”
看到這里，惇王停了下來，總覺得為景廉、王文韶洗刷得這么干凈，實在于心不甘，想提筆改動幾個字，卻又一時想不出適當的字眼，便先擱下，再往下看：
“惟各省動錢糧軍需報銷，與年例奏銷，判然兩事；該省因軍務倥傯，將兩項籠統報銷，原屬權宜辦法，現在軍務已平，自不應仍前并案辦理。該尚書等未經查出，實屬疏忽；且于司員孫家穆等，并保刊京察一等之員外郎福趾，得受不枉法贓，均無覺察，亦難辭咎。應請旨將景廉、王文韶并各該堂官，均查取職名，分別交部議處。”
看到這里，惇王氣平了好多，因為景廉、王文韶的“公罪”上，措詞甚重，而且“各該堂官”也包括原任兵部尚書的張之萬和工部尚書翁同和在內，無形中等于自請處分，總算是光明磊落的。
這樣一轉念間，加上正是神清氣爽，精神痛快的時候，便提筆畫了兩豎，是個草寫的“行”字，然后又照規矩只署爵號“惇親王”。此外一折兩片，亦都判了行，將筆一丟，大聲說道：“行了，拿走吧！”
刑部的司官，喜出望外。原以為這趟差使，必定極其羅唣，惇王會得提出許多疑問，就算能夠一一解答，他也不見得肯痛痛快快同意，往返傳話，總要來回跑個兩三趟，才能了結。這么熱的天，就跑出痧子來，也只好認命了。
那知不費唇舌，也不費等候的工夫，便都畫了諾，這一諾，何止千金？自己辦了這么一趟漂亮差使，賞識的還不止于本部堂官，真正是得意之事！
于是他笑嘻嘻地先請個安，將卷宗取到手里，然后再請一個安，口中說道：“謝謝王爺！”
這一謝，反成蛇足，惇王隨即問道：“怪了，要你道謝干什么？”
那人也很有急智，接口答說：“謝謝王爺體恤下情，大太陽下，不教司官多跑。”
“喔，”惇王性情率直，脫口說道：“我倒沒有想到該體恤你，讓你少跑一趟。好了！你回去吧。”刑部司官精神抖擻地，將一折三片傳送會辦五大臣，分別判了行，隨即發抄呈遞。第二天齊集朝房候旨，慈禧太后竟未叫起，一打聽，才知道因為折子太長，要留著細看。這是情理中事，但到第三天，尚無消息，而且翁同和以軍機身分照例進見時，“上頭”亦未提到這一案，那就很可怪了。
最著急的，當然是奉父之命，在京里打聽消息的王文韶長子王慶鈞，四處鉆營，毫無頭緒，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倒是他家的一個老仆，隨著王文韶的宦轍，到過許多地方，見多識廣，人情熟練，斷言決無他故。
“大少爺，你不要急！定下心來細想一想就知道了。惇王領銜的折子，已經將老爺洗刷清楚了，太后難道竟不顧王爺跟那么多紅頂子的面子，硬要翻話，不會的。”
“就怕惇王表面一套，暗地里一套，當面見太后，節外生枝有許多詁。
“這也不會。這兩天的‘宮門抄’沒有惇王的‘起’。”
“啊，啊！”王慶鈞覺得這是個好現象。
“再說，還有李總管在里頭說話，一定無事。”
王慶鈞聽得這番解釋，略微寬心了些。果然，到了月底那天，云南報銷案終于有了下文，完全依照復奏治罪。景廉、王文韶“交部分別議處”。這一案辦到這樣的結果，言路認為差強人意，都不再說話，案子大致算是定局。當然，也還留下一條尾巴：第一是追贓；第二是吏部議處。
照常例，象這類議處的案子，至多三天，一定會有復奏，但這一案卻牽延了好多天，因為投鼠忌器，吏部尚書李鴻藻和廣壽，都覺得該保全景廉。多方設法，研究律例的空隙，竟無縫可鉆，只好依例處分，專折奏復。
折子沒有交下來，慈禧太后在召見軍機的時候，用惋惜的口吻說：“這一案的處分，別人都無可惜。只有景廉，他當差一直很謹慎，而且有軍功，在邊疆辛苦了好多年。如今降兩級不準抵銷，未免太過。不過，王文韶也是實降兩級，如果加恩景廉，就變成同罪異罰，似乎也不足示朝廷一本大公的意思。你們看，有什么辦法，開脫景廉？”
于是李鴻藻復奏：“皇太后圣明！臣等查核舊案，咸豐十年，曾奉朱筆，不敢違例。”接著便陳奏這件舊案的始末。
咸豐十年正月，刑部尚書瑞常，因為秋審案中，復核發生錯誤，得到“降一級留任”的處分，但隨后發覺承辦此案發生錯誤的司官，上年京察，由瑞常保送一等。京察一等，立刻可以升官，所以是件很鄭重的事，堂官保送不實，依律例“降二級調用，不準抵銷”。
當時文宗特旨，改為降調留任，但朱筆特別批示：“以后有類此者，實行實降。”景廉誤保福趾，情形正是“類此”，既有成憲，自然不敢違背。
慈禧太后當然亦不便違反文宗的朱諭，只好宣示：“既然如此，就照吏部所議，實降兩級，不過，仍舊在軍機跟總理衙門行走。”
“是！”寶鋆答應著，再次頌揚：“皇太后圣明。”
“各部侍郎有什么缺，可以安插景廉？”
既然降調以后，又在軍機，就不必亟亟于調補侍郎，而且這一案中，降級的侍郎雖多，大多可以抵銷，一時亦無缺可補，所以寶鋆建議，將景廉降調為內閣學士，慈禧太后同意了。
“那么，景廉的原缺呢？”
景廉是戶部尚書，因為有云南報銷案的風波，得要找一個操守格外好的人去補缺。李鴻藻便保薦他的同年，鑲藍旗籍的額勒和布，他的外號叫“腰系戰裙”，跟“額勒和布”是個無情對。此人沉默寡言，除操守以外，別無所長。
此外當然還有大倒其霉的，第一個是已調吏部左侍郎的前任戶部侍郎奎潤，跟景廉一樣，實降兩級。第二個是云南巡撫杜瑞聯，濫保崔尊彝大計卓異，以及聽任屬員，移挪公款，實降三級。云南巡撫由藩司唐炯升任，這是一個頗為人所注意的任命。因為中法越南交涉，正趨嚴重之際，唐炯以舉人在四川帶過兵，臨陣有進無退，外號“唐拚命”，用他補杜瑞聯的缺，意味著對法交涉，有不惜用武之意。而最可以表明朝廷意向，也最令人感覺意外的一件措施是：特旨“派醇親王奕譞會籌法越事宜”。閑散將近十年的“七爺”，到底出來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