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正式受清朝的冊封，是在順治十八年，承認前一年九月自稱國王的黎維祺為“安南國王”。到了嘉慶八年，改安南為越南，國王阮福映，年號嘉隆，越南人民稱他“嘉隆皇帝”，是一位英主。

阮福映在統一越南“三圻”時，曾經委托天主教神父，請求法國援助，與法王路易十六，訂立條約，愿割土作為酬謝，后來法援未到，條約當然不須履行，但法國的勢力卻就此伸入越南了。

從嘉隆皇帝以后，阮朝三代皇帝都不喜歡法國和天主教。因此，在道光、咸豐年間，越南也象中國一樣，常鬧教案。英法聯軍侵華的那幾年，法國海軍附帶在越南攻城略地，于是在同治元年夏天，越南被迫跟法國訂立了條約，賠款割地之外，另有專條：越南政府承諾，此后不以領土的任何一部分，割讓給法國以外的任何一個國家。

法國得寸進尺，五年以后吞并了整個南圻，而心猶未足，還打算攘奪北圻，僅留下中圻給越南。到了同治十二年，借故攻陷河內，越南政府派出一員名將抵御法軍。這員名將叫劉永福，是中國人。

劉永福本名業，字淵亭，原籍廣東欽州，落籍廣西上思。早年跟過“洪楊”，洪楊失敗，余眾四散，其中有個叫吳鯤的，領余眾數千，進入越南，劉永福就在他部下。吳鯤一死，劉永福帶了兩百多人，翻山到了越南的高平省，自樹一幟，旗幟用黑布所制，號為“黑旗軍”。

劉永福生得短小精悍，不但勇壯豪邁，善撫部屬，而且善于術數，多謀能斷，在北圻披荊斬棘，招兵買馬，勢力日漸雄厚，越南國王阮弘住特加招撫，傳說還招了他做駙馬，頗為倚重。這時受命御法，在河內西門外遭遇，法將安鄴不敵而退，退到城門附近，為劉永福的先鋒吳鳳典趕到，一刀砍掉了腦袋。這是同治十二年冬天的事。

安鄴一死，法國反倒慎重了，派文官辦理善后，展開交涉，因為中國采取不干涉的態度，因而法國和越南訂立了新約。

這一同治十三年正月底，在西貢訂立的法越和平及同盟條約，重要的條款是：第一、法國承認越南為獨立國；第二、定河內等城為商埠；第三、開放紅河，也就是富良江而上到河內，法國有自由航行之權：第四、越南的外交事務，由法國監督，不得與他國有聯屬關系。這完全是為了排斥中國，而朝廷因為臺灣番社事件，對日交涉正吃緊的當兒，無暇四顧，只下了一道密旨給廣西巡撫劉長佑，“固守邊圍”而已。

不過，越南迫于法國的城下之盟，并不心服，所以一方面仍舊向中國上表進貢，一方面重用劉永福，授官為“三宣副提督”，準他在北圻商務繁盛之地的保勝，設局抽稅，以助軍餉。

這在法國，自然將劉永福視作眼中釘，必欲去之而后快，只是三番兩次用兵，劉永福屹然不搖。同時，中國由于言路的呼吁，朝廷亦漸漸重視越局，明的是由駐法公使曾紀澤照會法國政府，不承認同治十三年的法越條約，暗的是密諭云南、廣西派兵支援劉永福。這樣到了光緒七年年底，由于曾紀澤的電報，說法國謀占越南北境，并擬通商云南，不可置之度外，因而總理衙門奏請降旨，派李鴻章、左宗棠、劉長佑、劉坤一、張樹聲會商辦理。

這五名疆臣中，除了李鴻章，都是主戰的，言路自然更為激昂，甚至駐法公使曾紀澤亦主張對法國采取強硬態度。但是談洋務也好、談海防也好，恭王總是尊重李鴻章的意見，所以對法交涉，仍然出以持重。這樣到了三月初，李鴻章丁憂，不奉奪情之詔，而就在這時候法國在越南有了舉動，法國海軍上校李威利，率領一支四百五十人的隊伍，攻占了河內。

于是照例交涉與備戰雙管齊下，但不等曾紀澤向法國外交部提出抗議和要求，法軍先已將河內交還越南，前后一共占領了六天。越是如此，越見得法國居心叵測，推測緣故，或者是借此向越南示好，進一步又有修約的要求，而修約的目的，是為了驅逐劉永福，向中國要求通商云南。因此，主戰的議論，又復甚囂塵上，而朝廷的舉指，也是朝不惜決裂的路子上去走。

第一步是調動西南疆臣，曾國荃復起，署理兩廣總督，云貴總督劉長佑年紀大，鴉片煙癮亦大，被免了職，調陰鷙沉毅，有霸才之稱的福建巡撫岑毓英督滇，“唐拚命”唐炯也放了云南藩司。同時不準李鴻章回籍服三年之喪，只準假百日后，仍回天津駐扎，督率所部各營，認真訓練，并署理通商事務大臣。

當然，清流對此大事，是不會不講話的，張佩綸與陳寶琛聯名上了一個折子：“存越固邊，宜籌遠略”，共建兩策，一策是“命重臣臨邊”，用以“鎮撫諸國，鉤絡三邊”，或者可以嚇阻法國。這“重臣”自然是左宗棠、李鴻章，擇一以欽差大臣駐扎兩廣，督辦法越事宜。

這一策之下，又有四個綱目，除“集水師”、“重陸路”的軍務以外，又主張“聯與國”，說德法世仇，應該聯德制法，而聯德之道，不妨向德國訂造鐵輪，多買槍炮。

第一策是正，第二策是奇，奇兵之用在聲東擊西，張佩綸和陳寶琛建議：以左宗棠的南洋和李鴻章的北洋兩支大軍，假作全力對付日本，而另簡賢能，“秘寄以滇粵之事”，如彭玉麟、丁寶楨、張之洞都可膺選。如果說，以左宗棠或李鴻章，出鎮西南，象晉朝陶侃的移鎮廣州，唐朝的郭子儀備邊以服回紇，是重在威名懾敵。那么用彭玉麟等人的作用正好相反，象漢高祖識拔韓信，孫權重用陸遜那樣，名氣不大，敵人便不甚疑忌。

這樣的部署，可使法國錯認為中國對越南局勢，不甚在意，然后乘其不備，水陸大舉，進兵越南，包圍法軍。相持日久，法軍力不能支，“外懼德人，內耗兵餉”，只要稍微許法國一點好處，一定可以和得下來。萬一用兵小挫，重臣如左宗棠，李鴻章還在，可以讓他們出面轉圜談和，對國體亦無大損。

雖是紙上談兵，倒也頭頭是道。奏折中還力保廣西、云南兩藩司，滇藩就是“唐拚命”，廣西藩司叫徐延旭，山東臨清人，咸豐十年中了進士，就放到廣西當知縣，號稱知兵。

過了半個月，山西巡撫張之洞，也上了一個密折作桴鼓之應，認為宜籌兵遣使，先發預防，建議派李鴻章坐鎮兩廣，籌劃一切，同時保舉一批京外文武人才，總計三十九人之多，第一個就是張佩綸。

這就是李鴻藻一系的清流，所提出的國是主張。因為主戰，所以推重左、李，其實左宗棠還是陪筆，所真正重視的是李鴻章。但是，李鴻章對和戰大計，卻不肯輕易發言，要看內外情勢而定，交卸事畢，五月里回合肥老家奔喪去了。

不久，朝鮮京城發生兵變，攻占王宮，襲擊日本公使館，大院君李星應稱“國太公”，自行專政。日本決定以武力處理，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處置明快，直接打電報給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張樹聲，認為中國亦應當立即“派兵船前往觀變”。于是張樹聲跟總理衙門議定，派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統領北洋水師記名提督丁汝昌，道員馬建忠領兵到朝鮮平亂。南疆多事，東鄰生變，恭王憂勞交并，一下子病倒了，而景廉和王文韶又正當云南報銷案初起，憂心忡忡，自顧不暇，只有寶鋆和李鴻藻應付艱巨，自然大感吃力。

就在這時候，吏部候補主事唐景崧上了一個說帖，李鴻藻一見大喜。跟張佩綸一談，唐景崧條陳的辦法，正就是張佩綸所說的“奇兵”。

于是說動了恭王與寶鋆，決意采納，囑咐唐景崧將說帖代為奏折，由李鴻藻以吏部堂官的身分代奏。

唐景崧是廣西灌陽人，對越南情勢，原有了解，加以跟越南的貢使，詳細談過，所以這個折子在慈禧太后看來是“內行話”。

唐景崧說“救越南有至便之計”，就是重用劉永福。此人的名字，這幾個月來，慈禧太后已經聽多了，但問到他的生平，沒有人能說得完整，所以看到唐景崧談劉永福，格外注意，只見寫的是：

“劉永福少年不軌，據越南保勝，軍號‘黑旗’。越南撫以御法，屢戰皆捷，斬其渠魁，該國授以副提督職，不就，仍據保勝，收稅養兵，所部二千人，不臣不叛。越南急則用之，緩則置之，而劉永福亦不甚帖然受命。去歲旋粵謁官，則用四品頂戴，乃昔疆吏羈縻而權給之，未見明文，近于茍且，且越人嘗竊竊疑之，故督臣劉長佑有請密諭該國王信用其人之奏。

臣維劉永福者，敵人憚懾，疆吏薦揚，其部下亦皆驍勇善戰之材，既為我中國人，何可使沉淪異域？觀其膺越職而服華裝，知其不忘中國，并有仰慕名器之心；聞其屢欲歸誠，無路得達。若明畀以官職，或權給其銜翎，自必奮興鼓舞；即不然，而九重先以片言獎勵，俟事平再量績施恩。若輩生長蠻荒，望閶闔為天上，受寵若驚，決其愿效馳驅，不敢負德。

惟文牘行知，諸多未便，且必至其地，相機引導而后操縱得宜。可否仰懇圣明，遣員前往，面為宣示，即與密籌卻敵機宜，并隨時隨事，開導該國君臣，釋其嫌疑，繼以糧餉。劉永福志堅力足，非獨該國之爪牙，亦即我邊僥之干城也。”

唐景崧所謂“發一乘之使，勝于設萬夫之防”，有這樣的妙事，慈禧太后自然心動，但這“一乘之使”，難得其選。再看下去，不覺欣慰，唐景崧“以卑官而懷大志”，愿意自告奮勇，那就再好不過了。

于是第二天召見軍機，她首先就談到這件事：“這唐景崧倒是有心人，難得！他是那一年的進士？”

“他是崇綺一榜的翰林。”寶鋆得意洋洋地答道：“是奴才的門生。”

“既是同治四年的翰林，”慈禧太后不解地問：“怎么到現在還是吏部候補主事？”

這話就很難說了，說了是揭唐景崧的短處，但亦不得不說，“唐景崧散館，考的是三等，改了部員，平日為人不拘小節，所以官運不好。”寶鋆接著又說，“象他這樣的人，遇到機會，倒是能辦大事的。”

“我看他的折子，倒說得有點道理。劉永福是一定要收為我們中國所用的，唐景崧自愿跟劉永福去接頭，你們看怎么樣？”

“唐景崧來見過臣幾次，他不愿升官，亦不支公款，到越南更不必照使臣的章程辦理，這完全出于忠勇報國之忱。”李鴻藻又說：“臣的意思，擬請旨將唐景崧發往云南效力。他原折中‘乞假朝命’，朝廷是否格外加恩，請懿旨辦理。”

“只要他真能辦事，朝廷自然不惜恩典。不過，這一來，見了明發上諭，辦事不是就不能守機密了嗎？”

于是決定將唐景崧發往云南，交新任云貴總督岑毓英差遣委用，同時有密諭寄交岑毓英，說明原委，責成他協助唐景崧，相機入越聯絡劉永福。

這時李鴻章百日假滿，已在朝旨一再催促之下，由合肥回到天津，由朝鮮內亂引起的中日交涉，以及由越南引起的中法交涉，都要聽他的意見。李鴻章認為備戰議和，只能顧到一面，兩面為敵，力所不逮，同時他亦不相信劉永福能有什么大作為，徒然拖累官軍，陷入不了之局，所以對越事主和。因此，唐景崧的行期，也就緩了下來。

其時法國的駐華公使寶海，了解中國已決定了暗中支持劉永福牽制法軍的策略。這個策略可進可退，可收可放，可大可小，而法軍勞師遠征，緩急之際，調度相當困難，是處在很不利的地位，所以見機而作，特地由上海到天津，跟李鴻章會談，表示先不談對越南的宗主權與保護權，不妨僅商邊界與通商。

李鴻章是一向不反對通商的，邊界分劃亦不妨慢慢談判，所以很快地跟寶海達成了初步協議：中國撤退在北圻的軍隊，法國不侵犯越南的主權，中法兩國共保越南獨立，中國準許法國經由紅河跟云南通商。

協議的內容，分別請示本國政府。中國方面，毫無異議，法國方面的態度卻頗為曖昧，據說法國海軍對寶海與李鴻章的交涉頗為不滿，決定增兵越南。不久，巴黎的政局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新任內閣總理茹費理和外交部長沙美拉庫，不但推翻了成議，而且就象中國當年崇厚使俄辱國那樣，將寶海撤任，作為懲罰。

于是整個局勢又變成劍拔弩張了。一方面是越南的刑部尚書，到天津訪昭李鴻章乞援，一方面是云南藩司唐炯出鎮南關部署防務。這時，唐景崧亦已秘密入越，先到北圻山西，會見越南“統督軍務大臣，東閣大學士”黃佐炎。他是越南的駙馬，但統馭無方，隱匿了劉永福的戰功，所以彼此不和。

唐景崧此行的主要任務，就是替他們化解嫌隙。

由于唐景崧的斡旋，越南再度重用劉永福，將他的黑旗軍由保勝調駐山西前線。接著唐景崧跟劉永福見了面，促膝深談，為他籌劃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勸劉永福據保勝十州，傳撤而定北圻各省，然后請命中國，假以名號。這是成王稱霸之業，劉永福自陳力薄不勝，愿聞中策。

“中策是提全師進擊河內法軍，中國一定助以兵餉，可成大功。”唐景崧接著又說：“如果坐守保勝，事敗而投中國，則是下策。”

“下策我所不取。”劉永福慨然答道：“我聽唐先生的中策。”

于是劉永福秘密進鎮南關，與云南提督黃桂蘭取得了聯系。同時，一面由岑毓英出奏，一面由唐景崧密函李鴻藻，朝旨發十萬兩銀子犒賞黑旗軍，劉永福亦捐了個游擊的銜頭，正式做了大清朝的武官。

等回到越南，劉永福率領他的黑旗軍，進駐河內省所屬的懷德府，而法軍在海軍上校李威利指揮之下，已連陷河陽、廣安、寧平等省，進逼黑旗軍，形成短兵相接之勢。

劉永福此時真是豪氣如虹，不等法軍有所動作，先下戰書，約期十日以后開戰。這是四月初三的事，十天以后便是四月十三。到了那天，黑旗軍果然展開攻擊，在懷德府的紙橋地方，與法軍遭遇，劉永福一馬當先，麾軍猛擊，陣斬李威利，法軍退入河內，憑城固守。唐景崧替劉永福以越南三宣總督的名義，寫了一道檄文，“布告四海”。于是遠近響應，抗法的義師有二十余萬人之多，越南國王封劉永福為“義良男爵”。

朝廷得此捷報，自然興奮。清議主戰，慷慨激昂，慈禧太后接納了李鴻藻的建議，依照清流一派早已申明的主張，下了一道上諭：

“前有旨，諭令李鴻章即回北洋大臣署任。現聞法人在越，勢更披倡；越南孱弱之邦，蠶食不已，難以圖存。該國列在藩封，不能不為保護；且滇，粵各省，壤地相接，倘藩籬一撤，后患何可勝言？疊經諭令曾國荃等，妥籌備御；惟此事操縱緩急，必須相機因應，亟須有威望素著，通達事變之大臣，前往籌辦，乃可振軍威而顧大局。三省防軍，進止亦得有所稟承，著派李鴻章迅速前往廣東，督辦越南事宜。所有廣東、廣西、云南防軍，均歸節制。應調何路兵勇前往，著該大臣妥籌具奏。金革毋避，古有明訓，李鴻章公忠體國，定能仰副朝廷倚任之重，星馳前往，相度機宜，妥為籌辦。著將起程日期及籌辦情形，迅即奏聞，以紓廑系。將此由六百里密諭知之。”

這時天津到上海的電報已通，“六百里”密諭，片刻即達。李鴻章回籍葬親，假滿北上，正路過上海，住在天后宮行轅，接到電旨，大吃一驚。上海消息靈通，法國因為李威利兵敗陣亡，舉國大憤，政府已派兵艦四艘，陸軍三千，增援越，預備大舉報復，同時提出了“北圻軍費預算”，據李鴻章得到的消息，說是不限數目。而他，深知滇粵邊境的防軍，有名無實，此番受命節制三省軍務，名義好聽，其實無拳無勇，貿然而去，一世勛名，豈不付之流水？

因此，他逗留在上海，不肯北上，一方面敷衍，一方面寫信給張佩綸，對軍機頗為不滿，大為牢騷，說是“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則白頭戍邊，未免以珠彈雀。樞府調度如此輕率，殊為寒心。”最后公然表示：“鄙人為局外浮言所困，行止未能自決，仍候中旨遵辦。局外論事，事后論人，大都務從苛刻，孤忠耿耿，只自喻耳。”言外之意，預備抗命不從。

對法交涉，朝廷所倚重的是兩個人，一個是李鴻章，一個是曾紀澤。曾侯在巴黎，與法國政府相處得不好，加以交涉棘手，所以俄皇加冕，他以兼任出使俄國欽差大臣的身分，到彼得堡覲賀后，就不肯再回巴黎。在彼者已不可恃，在此者又有倦勤之意，李鴻藻接到張佩綸的報告，相當焦急，跟恭王、寶鋆、翁同和商量的結果，只有先安撫了李鴻章再說。

于是仍舊授意張佩綸出面，上了一個“制敵安邊，先謀將帥”的奏折：

“一、請召重臣以顧北洋。李鴻章經營交廣，命駐上海；為該大臣計，金革無避，駐粵尤宜。臣上年亦嘗言之，今情勢小異矣！朝鮮之亂未已，日本之釁宜防，法人即力不能窺伺津沽，而間諜揚聲，在所必有；訛傳一警，復令回駐天津，人心易搖，軍鋒轉弛，非至計也。方今皇太后圣體初安，皇上春秋方富，而恭親王亦甫銷病假，宜節勤勞；畿輔根本之地，愿籌萬全，竊謂精兵利器，均在天津，李鴻章逍遙上海何益？該大臣持服已及期年，若援胡林翼例，飭署直隸總督，辦理法越事宜，事權既專，措置亦較周矣。

二、請起宿將以壯軍威。李鴻章署直督之議，如蒙采納，則曾國荃在粵久病，調度乖方，自應開去署缺，命張樹聲仍回本任。伏念兩粵吏治、餉源、防務，在在均待經營。張樹聲實任粵督，當必能殫精竭慮，以副委任；而粵東處各國互市之沖，水陸兩提督，皆系署任，宜有大將輔之，以壯聲威。前直隸提督劉銘傳，淮軍名將，卓著戰功，應懇恩令劉銘傳襄辦法越事宜，兼統兩粵官軍，或駐瓊崖，以窺西貢；或出南寧，以至越邊。洋槍精隊，始自銘傳，粵東地方集兵購器，尤屬易易，應飭今募足萬人，迅成勁旅，以赴機宜。”

直隸和兩廣，都是封疆中的第一等要缺，慈禧太后亦不能根據張佩綸一個輕飄飄的奏折，貿然調動，不過對他建議起用劉銘傳，卻認為是個好主意。但劉銘傳功成名就，家資豪富，在合肥家鄉大起園林，正在享福，是不是肯起而效命，難說得很。所以召見軍機，指示先征詢李鴻章的意見，至于對李鴻章的出處，竟不提起，張佩綸的折子也留中了。

這樣的情勢，顯得相當棘手，李鴻藻和張佩綸頗為焦急，因為李鴻章的意思，非常明白，要他到兩廣督師，是件辦不到的事。僵持的結果，必定貽誤時機，壞了大局，無論如何先要為李鴻章爭到回天津這一點，以后才好商量。

這層看法透露給恭王，他表示無可無不可。恭王這一陣的心境壞透了，本人多病，長子載澂長了一身“楊梅大瘡”，已不能起床。

因此，恭王雖剛過五十，卻是一副老境頹唐的樣子。經常請假，或者竟不入宮，有事多在府中辦，也懶得用心，公事能推則推，不能推亦無非草草塞責。這些情形，慈禧太后早有知聞，只為體諒他的處境，追念他二十多年的功勞，格外優容，從未責備，但心里當然是有所不滿的。

為了李鴻章的出處，是件大事，慈禧太后覺得一定先要問一問恭王，因而張佩綸的奏折一直留中，直到恭王上朝的那一天，才提出來商議。

“李鴻章回直隸，張樹聲回兩廣，我看都可以。不過，曾國荃呢？”慈禧太后說：“總得替他找個地方。”

“是！”恭王答應一聲，卻無下文。

“你說呢？”慈禧太后催問著，“總不能憑空給他刷了下來啊！”

“曾國荃身子不好。”恭王慢吞吞答道：“得給他找個清閑的地方，如今國家多事，那兒也不清閑。”

“話是不錯。”慈禧太后直截了當地答道：“辦法呢？你就說怎么安置曾國荃好了。”

“臣的意思，先內召到京，再說。”

慈禧太后非常失望，這樣催逼，竟逼不出他一句痛快話，只好提出她自己的看法：

“這跟下棋一樣，先要定下退守還是進取的宗旨，才好下子，李鴻章該到那里先要打定是和是戰的主意。如今既有劉永福能用，唐炯、徐延旭也都說能打仗，曾紀澤打回來的電報，也說不宜對法國讓步，再加上越南是心向著中國，這不都是能打的樣子嗎？”

“不能打！”恭王大搖其頭，“請皇太后別輕信外面的游詞浮議！說法國的軍隊勝不了劉永福，未免拿法國看得太輕，劉永福看得太重。至于徐延旭，剛到廣西，還不知道怎么樣。唐炯是前湖北巡撫唐訓方的兒子，是個绔绔。臣聽人說，唐炯出鎮南關，還帶著廚子，這還不去說它，最荒唐的是，唐炯嫌越南的水不好，專派驛馬到昆明運泉水去喝。這種人，怎么能打仗？”

“有這樣的事？”慈禧太后有點不信，“有些言過其實的話，也聽不得那許多。”

恭王碰了個軟釘子，不再作聲。寶鋆也是贊成李鴻章回任的，便即重申前請，不過他看出慈禧太后有不惜一戰之意，所以不敢主張議和，只這樣說道：“北洋是重鎮，將來不管是戰是和，朝廷發號施令，第一個先下給北洋，實在少不得李鴻章。”

“既如此說，讓李鴻章先回天津，接了北洋大臣再說。”

“圣諭極是。”寶鋆急忙答道，“為今之計，一面嚴飭各省布置防務，一面該趕快催李鴻章到京。如能化干戈為玉帛，自然最好。不然，軍務全盤調度，到底也還是要靠李鴻章。”

慈禧太后點點頭，轉臉看著恭王問道：“總理衙門，你看要添人不要？”

話雖如此，照各方面的情形看起來，卻是戰多于和的模樣。法國公使寶海奉調回國，調派駐日公使特利古，以特使身分來華，在上海與李鴻章會談，態度相當強硬，否認越南是中國的屬邦。同時表示，法國政府決定對越南用兵，即使因此與中國失和，亦所不惜。同時李鴻章又接到消息，法國國會通過北圻戰費五百萬法郎，海軍由孤拔率領，已開往越南，而中國西南邊防的力量甚薄，雖有廣東水師提督吳全美，統帶兵輪，在瓊州海面巡防，但決非法國海軍之敵，所以急電總理衙門，不可輕易言戰。

然而另外各方面的情形又不是如此，首先是曾紀澤和正在巴黎的招商局道員唐廷樞，都有電報打回來，曾主強硬對付，唐則報告法國政府對越南用兵一事尚未定局，語氣中表示不宜退縮。其次，劉永福的黑旗軍，在越南打得很好，其間由唐景崧往返聯絡，居中策劃，劉永福撤南定之圍，進攻海防。戰事實際上亦在擴大，亦不是朝廷所能遙遙控制得住的了。

不久，曾紀澤終于仍由彼得堡回到了巴黎。一到，法國總理茹費理就約見，很率直地告訴曾紀澤：法國決定在越南驅逐黑旗軍，如果發現中隊，亦是同樣辦理。曾紀澤大為憤懣，同時觀察法隊調動的情況，認為茹費理的話，不免虛言恫嚇，中國在越南應該搶著先鞭，造成進兵保護的既成事實，交涉反倒好辦。

因此，他一連打了兩個電報給李鴻章，第一個是催促趕緊向越南進兵，第二個是否認報紙上所載的新聞，說他已允許了法國任何和解的條款，同時要李鴻章以嚴峻的態度劉待特利古，甚至不理都可以。

這兩個電報，李鴻章不敢隱瞞，據情轉達京師。從對俄交涉以后，慈禧太后對曾紀澤頗為信任，所以接到他的這兩個電報，益堅一戰之心，而恭王始終支持李鴻章的看法，不愿輕易言戰。

慈禧太后對恭王的不滿，終于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但是，她并沒有責備，是比責備更有力的行動，指派醇王參與籌劃法越事宜。

這是一道明發上諭，而且奉旨之日，醇王就到軍機處閱看有關法越事宜的電報奏折。在上海的李鴻章，得到這個消息，知道局勢將有極大的轉變，倘不知趣，說不定又會有朝旨，派他到兩廣督師。因此，一面拒絕接見特利古，一面下令招商局調派一只專輪，升火待發。三天以后，他就上了輪船，直航天津，接了北洋大臣的關防。

在醇王主持之下，和戰兩途，同時進行。李鴻章仍舊回任直督，因為他服制未滿，所以朝旨只用署任的字樣。張樹聲回任粵督，而曾國荃則照恭王的原議，內召陛見，聽候簡用。

這時特利古在上海發表了很強硬的談話，預備帶領法國兵艦北上。因此，有一道密諭寄交李鴻章，如果法使北來，即由李鴻章在天津跟他會議，特別告誡：“堅持定見，勿為所惑。”

盡管是著著備戰的情勢，但已往幾個月，聚訟紛紜，游移不決，耽誤了進取的時機，而法國政府內部，卻已取得了政策上協調，猛著先鞭，迎頭趕上。水師提督孤拔，抵達海防，立即與陸軍指揮官布意，擬訂了一個急進的作戰計劃，展開攻擊。

這時候正好越南政局，發生變化，“嗣德皇帝”阮福時病歿無子，大臣擁立他的堂弟阮福升，稱號叫做“合和皇帝”。孤拔就利用這一時機，由海防率艦南下，直攻位在越南中部的京城順化。第二天，布意的陸軍，亦對懷德府的黑旗軍發動攻擊。劉永福所部因為河決被淹，退保丹陽。于是孤拔的艦隊，封鎖越南各海口，并且攻破順安炮臺，在第十天上，就迫使越南政府簽訂了二十七條的城下之盟，越南自承為法國的保護國。由法國派駐越南的“東京理事官”轉任為公使的弗羅芒，貼出告示，說越南全境盡屬法國，驅逐黑旗軍出境。

這是一個極大的轉變，使得中國政府在外交、軍事兩方面都處于極端不利的地位。但是法國政府卻還識不破中國的底蘊，所以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安撫的辦法，由法國外交部長沙梅拉庫照會曾紀澤，聲明對越南全境土地，無所損害，“并愿保存中國按照舊例，體面攸關的禮貌。”意思是可以承認中國對越南仍有名義上的宗主權。事實上越南亦仍不愿舍棄中國，就在與法國簽訂了順化條約以后，“合和皇帝”阮福升還曾致書兩廣總督張樹聲，請準許由海道入貢。

在另一方面，法國下定決心要掃蕩黑旗軍，在丹鳳地方激戰三晝夜，劉永福雖然勉強守住了陣腳，但傷亡極重。不多幾天，終于支持不住，與越南的統督軍條大臣東閣大學士黃佐炎，退到山西。劉永福部下只剩三千余人，軍心渙散，近乎解體，虧得唐景崧極力勸解，而中國所發的餉銀，亦適時由云南解到，才能穩定下來。

和戰到了最后關頭，大局不算決裂，曾紀澤在巴黎，李鴻章在天津，分別展開交涉，但醇王一意主戰，奏明慈禧太后，作了新的軍務部署，派彭玉麟帶領得力舊部，招募營勇，迅速前往廣東，與張樹聲妥籌布置。南北洋及長江防務，責成左宗棠、李鴻章、以及彭玉麟保薦的長江水師提督李成謀，“悉心規劃，妥慎辦理”。此外，以洋槍有“準頭”而頗為自負的吳大澂，在吉林練了三千“民勇”，可以抽撥，亦責成吳大澂親自統率，由海船直航天津，聽候調遣。

軍機上日夜會議，籌劃如何增兵添餉？但是談得多，做得少，因為恭王始終不主張興兵決裂。同時李鴻章奉到詔旨詢問戰守機宜，究竟有無把握？亦率直上陳，認為中國實力不足，應及早結束。這一下，備戰的各項事務，便又停頓了下來。言路大嘩，劉恩溥上折參劾李鴻章，貽誤大局，請另簡賢員，籌辦法越事宜。而清流中比較激烈的人，甚至要嚴參恭王。

到了十月底，果然有個山東籍的御史吳峋，上奏指責軍機全班，說“樞臣皆疾老疲累”。這雖是籠統而言，但亦可以分開來論。恭王與景廉多病，寶鋆年紀太大，李鴻藻清癯如鶴，當個瘦字，翁同和雖不瘦、不老、不病，但入直軍機以外，毓慶宮教皇帝念書，每日必到，本職工部尚書，瑣碎事務極多，還兼領著管理國子監的差使，同時他是極講邊幅的人，凡有應酬，必不疏忽，所以累得連逛琉璃廠瀏覽古董字畫的工夫都沒有了。為此，吳峋建議派醇王赴軍機處稽核，另簡公忠正大，智略果敢的大臣，入直軍機，換句話說，就是撤換全班軍機。這個主張，相當大膽，恭王認為不能不有所表示。

“我決意退讓賢路。”他在軍機處說，“讓我家老七來挑一挑這副擔子也好。”

“六爺，”寶鋆接口問道，“真是這么打算？”

“不這么怎樣著？還真的賴著不走，非得人來攆？”

“好！我追隨。”

寶鋆這樣表示，大家自然也都聲明，決心與恭王同進退。當然，誰也沒有把這件事看得太嚴重，誰也沒有真的辭出軍機的打算。

這是料準了慈禧太后一定會挽留，但是卻沒有料到慈禧太后借此機會有一番相當嚴峻的告誡。她毫不掩飾她的失望，責備恭王游移寡斷，始終不肯實心實力去籌餉調兵，最后是責望他跟軍機處與總理衙門都得極力振作。

恭王也實在無力振作，只訴說了許多難處，認為越南君臣不爭氣，疆臣都只看到眼前，不想一想兵連禍結，將來是如何了局？又說大家將劉永福看得太重。而特別加強了語氣說的一句話是：“洋人兵器甚精，決非其敵。”

“不是他的敵手，莫非就不該講邊防了？”慈禧太后說：“現在是在人家的地方打仗，好象勝敗都可以不大關心，若是在越南打敗了，人家攆到咱們國土上來，這又該怎么說？”

“臣豈不知能打勝仗，大張天威是好事？不過，實在沒有把握。臣還聽人說：劉永福在越南，跟法國在講和。果然有這樣的事，就更不可恃了。”

“你是聽誰說的？”

是聽李鴻章說的。李鴻章這話，跟好些人說過，已經證明他是為了急于議和，故意散布的謠言。恭王一時口滑，直奏御前，卻不便在詰問之下，進一步以謠言為事實，只好這樣答道：“現在外面謠言甚多，也當不得真。”

“對了，謠言當不得真。別人聽信謠言猶可說，軍機也聽謠言，就說不過去了。”慈禧太后問道：“我如今要句實實在在的話，岑毓英、唐炯、徐延旭，到底怎么樣？”

“岑毓英是能辦事的。唐炯，臣以前回奏過。徐延旭，”他指一指李鴻藻說：“大家都說他還不錯。”

徐延旭升任廣西巡撫，出于李鴻藻的力保，而聽恭王的語氣，似乎不以為然。因而李鴻藻不得不說話了，“徐延旭很能帶兵。”他說，“軍機已接到他的信，不日自龍州出關，駐扎諒山，親自調度。合粵桂滇三省之力，必可力固邊防。”

“我也是這么想。”慈禧太后的聲音很有力，“岑毓英、張樹聲都能打仗，都有自己練的兵，唐炯一向勇敢，徐延旭既然能帶兵，廣東的倪文蔚也不錯，兩總督三巡撫合在一起，還有劉永福。而且越南雖說跟法國訂了約，還是心向中國。照這情形看，應該能打勝仗，可是到現在還沒有頭緒。我就不明白，這是什么道理？”

其實她明白，只是顧全恭王的體面，有意不說。能打勝仗而至今沒有頭緒，只為恭王與李鴻章“內外相維”，一意向“和”的路子上走，調兵遣將，舉棋不定，慢慢都落在法國后面了。

恭王當然也聽出言外的責備之意，但是，他所了解的情形，與慈禧太后所知道的不同。徐延旭既老且病，信任他的一個患難之交，分發廣西的道員趙沃，而淮軍出身的廣西提督黃桂蘭，倚趙沃為護符，與越南的北寧總督張登憻臭味相投，每日在營里擁著年輕貌美的越南“妹崽”，飲酒作樂，因而北圻的民怨甚深，民心并不可恃。總之，照恭王看來，這個仗是不能打的，一打開來，難得收場。不過，慈禧太后已為許多慷慨激昂的清議所打動，一時難以挽回她的心意，更不能激怒了她，只有委曲將順，等“囂張”的主戰論，略略消減，方能全力推動和議。

在這樣的打算之下，對慈禧太后的不滿，只好裝作不解，依然是敷衍的話頭。話題由戰備談到交涉，慈禧太后便問到總理衙門，是不是也該添一兩個年輕力強、精明能干的人，幫著應付法國的公使和巴黎來的電報？

提到這一點，恭王靈機一動，隨即答道：“如今對各國的交涉甚多，倘能如慈諭，簡派一兩員得力的人到總理衙門，自于交涉有益。”

“你們倒看看，誰合適？”

“署理左副都御史張佩綸，就很合適。”

舉薦這個人，自慈禧太后到其余的軍機大臣，無不覺得意外。因為主戰的論調，就數張佩綸的聲音最響，而總理衙門辦各國交涉，自然是秉持“化干戈為玉帛”的宗旨，與張佩綸的素志，豈不相違？

“你說他合適嗎？”

“是！”恭王一反近來吞吞吐吐的語氣，答奏得清朗有力：“張佩綸為人極其明白，對法越事宜，屢有陳奏，見得他在這方面很肯留心。如蒙降旨，派張佩綸在總理衙門行走，和戰大計，他一定看得很透徹。”

聽這話也有道理。張佩綸本就在紅得發紫的時候，慈禧太后自然照準。

就在派張佩綸在總理衙門行走的那一天，接到電報，順化的局勢又有了變化，越南接位不多日子的“合和皇帝”阮福升象慈安太后那樣，忽然暴死。死因不明，有的說阮福升不堪法國的壓迫，憤而自裁，有的說是主戰派以毒藥弒主。看樣子以后一說比較可信，因為嗣位的“建福皇帝”阮福昊，名為前皇阮福時的繼子，其實是輔政阮說的親子，而阮說是主戰派。

這自然對中國有利，而對中國有利，就對法國不利。從順化條約訂立以后，法國就逼迫越南政府催促黃佐炎撤兵，同時表示，如果越南政府能撤除黑旗軍，法國愿意將所占的河內、海陽、南定三城交還。因此，劉永福的處境很難。不過，唐景崧已正式奉到朝旨：“設法激勵劉永福，不可因越南議和，稍形退阻”，而且懸下賞格：劉永福“如能將河內攻拔，保全北圻門戶，定當破格施恩”，同時賞銀十萬兩，以助兵餉。所以唐景崧力勸劉永福固守，黑旗軍中的第一員勇將黃守忠，亦表示寧死不退。法軍假越南以迫劉永福的計謀，歸于無用。

當時如此，于今主戰派勢力抬頭，劉永福和黃佐炎自然更不會退出北圻。于是法國在越南的統帥孤拔，展開新的攻勢，攻破興安省，捉住巡撫，解到河內槍決，分兵進窺劉永福在山西的防區。

軍情緊急，劉永福向云南告急，并無回音。再向廣西催餉，亦無結果。餉銀就是朝廷所賞的十萬兩，指定由廣西藩庫墊發，徐延旭妒嫉劉永福和唐景崧的優旨褒獎，硬是不肯墊發，甚至連軍火接濟都停止了。這一來不但劉永福進關募勇的計劃落空，連向廣東“十三行”所買的四百桿洋槍，價款九千兩銀子都付不出，惹得商人大吵大鬧，最后迫不得已，只有出一張“領結”，備一角公文，請商人自己到廣西藩庫去“領價”。

黑旗軍還在愁兵愁餉，法國陸軍的斥堠，卻已迫近山西，幸好唐景崧奉旨所管帶的四營滇軍，到了三營。都是疲瘦短小的新兵，十個人分不到一枝洋槍，就有槍也不會用。不過，總算有了三營人。唐景崧跟劉永福商議，借他的旗幟號衣，將這三營新兵，全部換裝易幟，列坐在城墻外面。法國的先頭部隊，遙遙望見，心憚黑旗軍，不敢輕舉妄動。唐景崧的這出變相“空城計”，總算有了效驗。

不過也只延宕了不多工夫。三天以后，法軍大舉進犯，水陸動用了十二條軍艦，四十艘民船，陸路有三千陸軍，后勤支援有五百車彈藥及夠一個月用的糧秣，浩浩蕩蕩，直薄山西。

調兵防守是由劉永福親自主持，陸路前敵由黃守忠扼守。山西城四門，亦都布置了重兵，劉永福自己駐外城，唐景崧則駐內城，看守老營。至于黃佐炎的部隊，一共有兩千人，劉永福指定駐扎南門外的一個村落中，應該如何協同作戰，一無指示。

不但如此，劉永福還下了一道命令：禁止越南兵進城。

這是因為劉永福接到密報，說越南的山西總督阮廷潤私通法國，所以作此防范的措施。唐景崧不大相信，但黑旗軍大多這樣說法，也只好將信將疑了。

部署既定，劉永福召集諸將訓話，定下殺敵立功的賞格，然后與唐景崧巡視防務，主要的是北面紅河邊上的一條堤。堤高齊城，上設鐵炮，最大的不過八百斤重，要用它來轟擊法艦，簡直是笑話！然而唐景崧怕動搖軍心，不敢說破。

法軍水陸兩途，都自東北進擊。黑旗軍迎頭擋了一陣，打了個小小的勝仗，殺了七個法國兵，割下腦袋，進城報捷。那知緊接著報來一個壞消息，河堤失守，黑旗軍已退入城內。劉永福急急下令閉城，并用令箭調黃守忠的部隊，包抄法軍后路。等軍心稍定，查問河堤失守的原因，才知道法軍炮彈，恰好打入河堤上的鐵炮炮口，轟然一聲，炮口炸裂，堤下清軍聞聲大駭，倉皇四散，牽動了黑旗軍的陣腳，以致不守。

劉永福氣得說不出話，唐景崧心里自然很難過，召集部下三營官密議，預備奪回河堤。于是招募死士，定下賞格，首先登堤的，保升守備，請賞花翎。到了四更時分，發動突襲，無奈這天剛好是十一月十五，月明如晝，須眉可見，堤上的法軍，得以展開有效的防守，三進三見，死了六七十個人，仍舊不能得手，只好退入城內。

轉眼天明。劉永福下令盡撤全城入城，準備固守。那知城門一開，信奉天主教，親近法國的越南“教民”，趁機混進城來，良莠莫辨，而且身為客軍，無從阻止。劉永福的禁令，無形中廢除，果不其然，第二天法軍攻城，彼此轟擊了一天，到傍晚時分，越南軍民里應外合，改著白衣，作了投降法軍的準備。

大勢已去，黑旗軍只好撤出山西，往南敗退。倉皇中不知唐景崧人在何處？劉永福痛不欲生，懸賞二萬兩銀子，募人入城救唐景崧。應募的一共六個人，無功而返。其實唐景崧已經逃出山西，與劉永福相遇于興化，兩個人抱頭痛哭，商量著整頓潰卒，反攻山西。

這一仗輜重盡失，第一件事就是要設法補充子彈。派人到北寧請領軍械，及朝廷所賞的十萬兩銀子。結果廣西提督黃桂蘭，只撥了不足一戰之用的兩萬發子彈，賞銀分文全無。

虧得時逢冬令，紅河水泄，法艦航行困難，未能南下，戰事算是暫時停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