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任何可能，在三十年之內，朱敬倫都不想招惹英國人，因爲這是維多利亞時代，這是英國人的時代，任何人，任何國家在這個時代挑戰大英帝國，都不是一個明智之舉。
但對於苦力貿易中存在的人性惡，讓朱敬倫難以接受，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恥辱，更讓他這個帶有新中國老時代人身上那種不容侵犯的尊嚴感的人難以容忍。
談到苦力貿易，後世的年輕後輩想到的，可能只侷限於長途遊船艙底超高的死亡率，只侷限於美國鐵路枕木下的華人屍骨，甚至拜一些美化的影視劇所賜，很多人眼裡的苦力貿易恐怕是浩浩蕩蕩的下南洋，是一個個白手起家的巨頭的美好故事，是舊金山英雄主義的黃飛鴻傳奇。
可設身處地的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真正淪落到苦力境地的老百姓，他們根本感受不到半分影視劇中的浪漫氛圍，他們感受到的只有恐懼，只有絕望。
後世甚至在國家的宣傳中，下南洋都帶有一種正面色彩，把這個歷史事件描述成中國人在海外拼搏的精神象徵，可中國人是一個最講鄉情的民族，人離鄉賤，但凡有點辦法的人，誰願意遠離家鄉去一個陌生的地方呢。
而苦力則是其中最沒有辦法的一羣人，他們有的只用了幾塊大洋就將自己的未來，甚至生命賣掉了，然後他們被像垃圾一樣塞進污穢的船艙，連伸腳的空間都沒有，一路送到南洋的礦坑裡，沒日沒夜的幹活，忍受著皮鞭的抽打和繁重的苦役，大多數人進了礦井，就再也沒有出來的一天。
相比而言，南洋由於中國人已經深耕了數百年，甚至上千年，他們比西方殖民者來到這塊土地更久，因此多少還有一些依靠，有的苦役勞作期限滿後，還真的有機會恢復自由。那些被販賣到美洲，尤其是中南美洲的苦力，基本上沒什麼活路。他們在秘魯的糞場工作，污穢的空氣過早的侵蝕了他們的健康。在古巴的種植園中工作，動輒被施以酷刑，常有苦力被鞭撻至死。
這個時代，似乎真的像信奉信教的英美和西北歐國家描述的那樣，“信奉天主教的人道德低下”，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人類歷史上可謂罪惡累累，美洲的印第安人幾乎倍西班牙人滅絕，而葡萄牙人也不是什麼好貨色。
最早在中國開始苦力貿易的國家，就是葡萄牙這個小國，他們從明朝手裡騙取了澳門，然後以此爲基地，開始了對這個單純的國家和淳樸的人民的傷害。
在英國人的記載中，早在大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葡萄牙人就開始拐帶兒童（其中很多出身於名門）至印度賣作奴隸……這些中國奴隸及家僕們大部分是當他們年幼時就被騙子從村裡拐出來賣給葡萄牙人。……被拐小孩的平均售價爲12兩至16兩銀子，他們大部分是廣東人。
大明朝廷曾多次下令禁止販賣人口，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規定“禁買人口。凡新舊夷商不許收買唐人子女，倘有故違舉覺而估怯不法者，按名追究，仍治以罪。”
到了清朝，繼續限制，在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時候，官府下令：“禁賣販子女。凡在澳華夷販賣子女者，照乾隆九年詳定之例，分別究擬。”
但是葡萄牙殖民者對此置若罔聞。18世紀末以後，隨著開發美洲殖民地的需要，他們在澳門變本加厲地發展苦力貿易。清嘉慶十五年（1810年），葡萄牙人從澳門掠去幾百名苦力，運往巴西種茶，不久全部死亡。
甚至連葡萄牙在澳門傳教的主教也直接參與掠賣中國人口的活動，他們拐買中國婦女進行訓練，然後送到果阿供殖民者奴役，與印度等國婦女一樣充當奴隸，命運十分悲慘。
西班牙在早期苦力貿易中倒是作惡不多，但不是他們不想作惡，而是他們沒有機會，他們沒能在中國取得一個立足點，但是販賣黑奴的事情就沒少做，同時屠殺華人最多的，就是西班牙人。
當這兩個小國的輝煌時代結束之後，他們依然沒停止對中國人的傷害，他們的殖民後代，中南美洲的莊園主們，正是奴役華人的主力，天高皇帝遠，他們動輒對華工施加酷刑，甚至直接草菅人命。
相比而言，在英美殖民地上的華人苦力，境遇相對好一些，至少沒有那麼陰暗。比如美國人雖然役使華工，但是少有南美種植園中的鞭打監督。但這不是美國人道德高尚，流放犯和人渣建立的美國，談不上什麼道德感。只是他們的經濟模式使然，在美國西岸的華工，主要是僱工，美國人給工資，用不著鞭打，這些勤勞的中國工人就能老老實實幹活。
但美國資本家對待工人絕對沒有那麼仁慈，尤其是對待華工，雖然比種植園主好一些，不會動輒鞭打甚至虐殺，但卻採取欺騙的手段，比如讓華工去做最危險，沒有白人肯幹的工作，其中包括安放無比危險的硝化甘油炸藥的工作，引爆的工作等等，因此美洲華工的死亡率才那麼高，才被描繪成每根枕木下都埋葬著一個華工的屍體。
朱敬倫在後世見過一些即便知道華工遭遇的人，他們也只是嘴上哀嘆兩聲，並沒有多麼的痛徹心扉，朱敬倫不認爲他們是對歷史無視，朱敬倫覺得，恐怕是這些人根本就沒有體味出苦力貿易中的恥辱來。
作爲一個歷史現象，苦力貿易由來已久，但是在鴉片戰爭過後突然爆發，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大的歷史背景是，從183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開始掀起了浩浩蕩蕩的廢奴運動，一些富有人類良知的社會精英，開始猛烈的批評這種泯滅人性的貿易，最終英國在1833年廢除了奴隸貿易，並且派出軍艦在全世界打擊奴隸貿易。
由於英國是世界霸主，他們的行爲具有帶動效應，又有海軍的打擊，各國慢慢的開始廢除奴隸制，過去的西班牙殖民地大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巴拿馬、委內瑞拉從1821年開始漸進解放奴隸，1854年全部解放。智利在1823年，墨西哥在1829年，法國在1848年，秘魯在1851年，荷蘭在1863年先後廢除了奴隸貿易。
可是這些殖民地卻積蓄勞動力來開發怎麼辦，此時早就出現，一直不溫不火的中國苦力貿易隨著鴉片戰爭打開國門，而成爲一種可供選擇的方案，於是苦力貿易才突然間爆炸式增長。
只要明白這種背景，所有的中國人就該爲此感到恥辱，因爲華工的苦力貿易，在事實上竟然是爲了代替奴隸制的，華工原來是非洲黑奴的替代品，一個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歷史情景充分的表現了這一點，在南美洲的西班牙後裔莊園主的大種植園中，被解放了的黑奴，拿起了鞭子當起了監工，而他們監督的對象正是從中國源源不斷被販賣來的華工苦力。
據一些歷史記載，黑人監工還非常看不起華工，因爲他們覺得華工抽鴉片，是低等人，是的，當黑人都能拿起鞭子開始鞭打華人的時候，華人還怎麼能夠證明自己不是低等人呢。
朱敬倫不是種族主義者，他並不認爲華人比任何民族，包括黑人更高等，但更不能認同華人比任何民族低等，恰恰相反，華人應該是這個星球上最優秀的種族之一，不但他們的祖先創造出了輝煌的古代文明，而且在21世紀，中國人通過改正歷史錯誤，又開始不斷的創造奇蹟，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認爲，中國將成爲19世紀以來，第一個在經濟上超越美國的國家。
但先人的輝煌在前，後人的成功在後，朱敬倫現在生活在當下，他雖然對未來充滿信心，眼下的恥辱他能夠忍受，但絕對是有底線的，他可以忍受英國人堅持的治外法權，他可以接受英國人壓迫下的低稅率，但他不能接受白人甚至黑人都不把華人當人的現狀。
因此哪怕是在這個最不合適的時候，要跟輝煌頂峰的大英帝國對抗一下，朱敬倫也別無選擇，就好像當年在一窮二白的時候，新中國要跟美帝對抗，後來還要跟蘇俄、美帝同時對抗一樣。
於是當朱敬倫從北亰回來之後，結束了跟滿清的軍事鬥爭之後，他就開始抓緊時間全力打擊苦力貿易了。
第一步現在本國內部進行，朱敬倫直接簽署發令，宣佈苦力貿易爲非法，接著警察部門出動立刻抓捕大批幫助洋人販賣自己同胞的苦力頭子。
此時抓這些人，絕對不是無法可依，哪怕他們犯法雖然在朱敬倫簽署新發令之前，大清律也不支持他們這種行爲，甚至從明朝開始，他們這種行爲就是一種非法行爲了，因此抓捕他們絕對有法可依，而且更是民心所向。
老百姓實在是太仇視這種人了！
但這種人卻不太好抓，因爲敢幹這種買賣的人，往往都是背景深厚的幫會分子，他們有敢於跟官府對抗的勇氣，一時間暴力衝突不斷，但朱敬倫意志十分堅定，該抓的一定要抓！
可這一抓，不但抓出了社會底層的毒瘤，拔出蘿蔔帶出泥，還牽扯出了大批官府醜聞，原來做這種缺德事的，不僅是一些亡命之徒組成的幫會分子，竟然還有一些官員參與其中，他們是這些不法之徒的保護傘。
於是一場打擊苦力貿易的行動，不但讓社會底層暴力衝突不斷，幾乎每天都有幫會成員跟警察甚至軍隊武裝衝突，連官場一時間都震動了，震動的規模之大，讓朱敬倫都感到有些不淡定了，一些高級官員，甚至連陳芝廷這樣比較正直的官員，都上書朱敬倫，希望暫時停止行動，以防事態擴大。
“法不責衆嗎？”
看到一大羣高級官員的態度後，朱敬倫不由心中冷笑，他不相信這些官員都牽扯其中，可能有一兩個，但大多數應該是清白的，他們只是想息事寧人。
但朱敬倫這次還就真的不想息事寧人了，中國官方自古以來就沒有絕對的原則性，到了後世甚至導致了一旦說出“原則上”如何如何的話語，那反而代表著是可以變通了，原則二字被中國官員用的在語境上反而帶有相反的意思，不得不說他們也真是太有本是了，難怪老百姓一直不信任官方，凡是官方倡導的，老百姓本能的就覺得不靠譜。
朱敬倫一直以來都苦惱本國政府沒有公信力，爲老百姓不信任政府而頭痛，但這不能怪老百姓，要怪就怪官府太不講原則，他們是一個公共部門，卻不能大公無私，那麼如何能有公信力？
他們不夠剛直不阿，卻不能怪他們個人的道德，而是長久以來形成的執政慣例，中國的官員和官府從古至今都是一個講實利和權謀的政府，他們的行爲方式往往是選擇危害性最低的，而不是最公正的，因此如果是一個人傷害了一羣人的利益，他們願意制裁那一個人，但如果是一羣人損害了一個人的利益，他們很可能會息事寧人任由那個人受損，因爲讓一個人受損的對官府自己的危害最小。
可長久以來這種權謀式的行事方法，讓官府自己制定出來的制度甚至法律，慢慢就失去了威嚴感，既然規則是隨時都能打破，能夠因人而打破的話，那麼誰還會遵守規矩，只要大家都不遵守的時候，就可以大膽的踐踏了。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因爲苦力貿易牽扯的人太多了，於是官府希望能夠息事寧人，以免引起對官府之身的危害，爲此他們可以不顧原則，不顧法律。
但朱敬倫真的鐵了心。
在4月底，打擊行動進行了整整一個月之後，最大的反彈行爲發生，有人開始帶人衝擊廣州府衙，打死打傷十多個衙役，試圖劫走關押在大牢中的要犯之後，朱敬倫依然不妥協。
“把五坑軍從福健調回來！”
朱敬倫決定戒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