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任何事有一個目標都很重要，更何況是改革這樣的大型系統工程呢，可是之前朱敬倫還就真的沒提出過任何目標，沒有打出任何旗幟，始終是默默做事，不爭辯。

是他不敢跟頑固勢力進行討論嗎，是他性格習慣低調嗎，都不是。

只是他從不愿意做沒有任何好處的事情，他也可以大張旗鼓的改革，但改革肯定是要有一個參照的，大明政府能公開亮出以西方國家和政府為參照的旗號，對大明的各種事務進行變革嗎？

假如政府真的這么做了，朱敬倫也不是做不到，官府的官員肯定不能步調一致的推行，朱敬倫可以采用強勢的手段，大不了大肆任用那些新派人物，大明有的是那種思想激進，崇尚西方，郁郁不得志的人物，英國殖民香港都快四十年了，他們的教會學校，民間學校，培養出了大把這樣的人物，相信這些人是十分在大明全面推行西化的，連洪仁玕在香港待了幾年之后，回到太平天國都提出要修鐵路、開公司等措施，顯然香港社會上，是有一種認為中國人應該完全效法西方建設現代事業的氛圍的。

但這樣做的后果就是，政府強力推行的事業，跟民族的思想嚴重撕裂，政府越是推行，民眾越是叛逆，他們不是從心里接受西方制度的。

日本是現代社會改革成功的典范，可是在先后打敗滿清和俄國，尤其是打敗俄國之后，日本社會就掀起了一股極端的本土主義思潮，開始蔑視西方文明，這種思潮在二戰之前達到了頂峰。可以說正是在這種對政府強行推行西化的逆反心理作用下，日本民間社會才變得法西斯化，變得極端。

俄國同樣也有這種問題，當年彼得大帝強行推行西化，很成功，俄國變的強大了，但卻在彼得大帝死后，社會全面反彈，在俄羅斯帝國之后的幾百年歷史上，俄國就始終在西化和本土化的問題上，反復的徘徊，總有全面西化派和本地主義派互相爭斗，嚴重影響了俄羅斯社會的凝聚力，也讓俄羅斯盡管國力強大，擁有歐洲最好的經濟發展條件，卻始終在歐洲處于文化和經濟上的落后地位。

新中國的全面蘇聯化，在改革開放后，不也得得到了民間知識界的文化和思想清算嗎，政府長期無法跟民間精英在思想上統一，即便發動輿論宣傳工具，卻始終無法讓百姓信賴政府，公信力嚴重不足。

可西方和美國政府的公信力就十足，老百姓可以罵政府，影視作品可以諷刺政府，但政府出臺的各種政策，老百姓是相信的。所以英國人在一戰二戰中，都可以高呼女王萬歲沖鋒陷陣；美國大兵嘴里罵著總統是狗娘養的，手上卻不會停止扣動扳機。

這是因為歐美政府少有強迫老百姓接受政府的想法和政策的，哪怕那些政策是必須的，老百姓不支持，不理解他們也不敢推行。

而凡是強迫了民眾接受了政府推行的理念、思想和文化的，到最后莫不是被民眾自發的清算，連帶的民眾對政府嚴重不信任，最糟糕的是走向反復的反政府運動中，掀起一次又一次的革命運動。

所以朱敬倫之前從不將民眾明顯還不能接納的口號大肆宣揚。

可是東方世界的各種制度已經明顯落后了，不能不改革了，所以朱敬倫還必須做事，做事，又不能高調宣揚，那就只能默默做了，大有一種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的開明專制特征，當時推行各種政策的腓特烈大帝說，你說你的，我做我的，他允許民眾提意見，聽不聽就是他的事了。

這一次改革，朱敬倫決定一改常態，他打算開始大張旗鼓了。

因為經過這么多年的默默做事，已經做出了大批的成果，這些成果放在老百姓面前，他們看到了，民眾的眼睛未必是雪亮的，但社會精英的眼睛絕對看的清楚，看的透徹，就算嘴上不接受，心里也會開始思考，開始對比，開始發出“夷人真的一無是處嗎”“中國真的盡善盡美嗎”這樣的疑問。

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工業化帶來的財政改善，看到了鐵路、馬路，給排水工程，電報、煤氣燈等現代化設施帶來的便利。

盡管在文化和思想上，還沒有認可西方完全強過東方，但至少已經在物質上統一了意見，那就是大家都認為，西方人在制器上獨具一格，魏源早在三十年前就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滿清洋務運動也在各種反對聲中邁開了步伐，而大明當然更進一步，民間精英也好，政府官員也罷，在事實面前，都認可了開辦西方式的工業，已經是刻不容緩的急務。

政府官員思想的轉變要早一些，早在前幾年，隨著絲茶貿易的推進，絲茶工業化生產的推廣，政府收上了大量的財政收入，卻從一開始就沒有搜刮農民，這讓早先的官員感到不可思議，所以第一個開始探尋答案，也第一個開始扭轉了心態。

民間思想的轉化要慢很多，不得不說這次北方的饑荒，起了一個助推作用。

陳啟沅領導的工部，這些年一直都是工業化最大的推動部門，朱敬倫沒有提出過口號，可是工部卻用各種方式方法宣傳工業，比如發行了官方報紙《工部報》，介紹各種工業部門，從龐大的鋼鐵工業到紡織工業分門別類。任何宣傳，哪怕是法西斯的愚民宣傳，都要樹立一個光大的旗號，工部的旗號是富民。

工部不斷的宣傳，推行工業化，能夠讓更多的老百姓找到活干，讓更多的老百姓吃上飽飯。

可是之前的宣傳效果并不算好，真正相信這些宣傳的，只是那些本身就愿意相信的新派人物，是那些從小接受洋人教育，從小就被灌輸西方文明東方野蠻思想的人物。

而正統的士大夫看到的是，工業化摧毀了傳統的社會，機器大工廠讓家庭作坊無以為繼，這哪里是讓更多的人找到活干，讓更多的人吃上飽飯，這簡直是在劫奪更多人的生計嗎。

所以沒人支持。

但這次北方饑荒，深深刺激了大明士大夫的思想。

之前新派人物們說，不推動工業化，緊靠傳統的男耕女織，是不可能養活中國幾億人口的，大明盡管位于南方，但人口還是大大過剩。新派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建立大批大型工廠，讓百姓在工廠里大量生產商品，出口到國外，用來交換糧食養活龐大的人口。

保守派們認為這完全是荒謬之言，多子多福是傳統思想，歷來都把人口繁盛看作是盛世的征召。男耕女織有什么錯，千百年來都是如此，男人耕種撫育妻兒贍養雙親，婦人紡織，織布裁衣，足以讓大明百姓衣食無憂。建工廠，只不過是破壞風水，嬗變祖制，大逆不道。

這兩派的爭論，之前已經持續了很多年，新派借用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嚴禁理論雖然很有說服力，但在沒有眼見為實的情況下，保守派是不會死心的，他們有他們的一套理論，可以說雙方雞同鴨講，誰都不服誰。

但這次饑荒完美的印證了新派的理論，那就是土地真的養不活那么多人了，一個災荒，就讓數以千萬計的人陷入死地。

而大明政府押上了一切去救災的行為，讓整個大明深深的卷入了這場饑荒，大明的老百姓雖然不可能餓死，但是生活卻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糧食翻了一倍以上的情況下，最窮的老百姓其實也就死餓不死，本來能夠溫飽的一批中產人群也開始挨餓，上層的富人甚至都感覺到了物價的壓力。

報紙則不斷的將北方餓死人的情況傳回來，還附上照片為證，當看到那一幅幅慘絕人寰的情景，看到有的地方，人像豬羊一樣，被剝光洗凈，倒吊者宰割出售的時候，這時候講什么禮崩樂壞，講什么嬗變祖制，都是那么的無力。

此時大明的保守派也不得不問這樣一個問題，如果這場災荒發生在大明的情況下，會發生什么呢？

大明政府的救災行為是有大義支持的，這一點不管是保守派還是新派，都達成了一致，新派認可政府的負責任態度，保守派則說這是圣天子行仁政。

所以保守派們相信，如果是大明遭災的話，政府也會不遺余力去救災，可政府能救得過來嗎。北方四五省受災，大明就押上了一切，而且還是無法讓所有災民都活下去。現在大明有南方四省，加上報紙上報道已經攻占的浙江，人口已經達到一億。如果大明受災，政府要救則一億人，恐怕也得很多人餓死。

另外新派重要的一個證據就是，大明之所以能夠救災，而滿清完全無能為力，就是因為傳統的經濟和社會系統，已經無法保護億萬百姓了。如果不是大明建了那么多工廠，大明開了那么多口岸，不是大明引進了債券制度，大明也救不了這個災。

親眼看到了結果，親身感受到了后果，又有一系列現實為證，加上對政府開始認可，保守派們的聲音開始變弱了，大罵政府的現象消失了。

朱敬倫知道，新派們的理論，已經漸漸的占據了上風，開始影響這個國家和民族了，但守舊派并沒有完全心服，他們只是在事實面前遭受了打擊而已。

指望頑固派轉變態度擁抱未來是不現實的，但是借著這股新風，政府大張旗鼓的改革，卻能夠將絕大都數人的思想觀念扭轉過來，并趁著世界經濟復蘇的東風，大大的推動工業化的進程。

這些就是朱敬倫決定大張旗鼓改革的原因，一方面廣大老百姓開始接受新事物，另一方面保守派開始喪失對民族思想的控制力，而政府此時引導，不但不會引火燒身，反而會在重塑民族思想的過程中，與老百姓建立高度統一的一致性，一旦將來變革完成，老百姓不會感覺到是政府強行將他們改變，而是會覺得是政府在跟他們一起改變，這種情況下，如何會不信任政府呢？

只是大張旗鼓，那肯定就需要一個旗子，一個口號，一個目標，一個方向，這些朱敬倫卻早就想好了，他要用這個口號，即團結新派，也照顧老派，將民族思想高度凝聚在一起，以一個緊密的向心力向前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