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來風滿樓。//.//日軍在華夏東北停止大規模侵略戰爭后不足6個年頭，又把戰爭的巨大炮口瞄向了平津，瞄向了華北。華北上空一時戰云蔽日，硝煙翻滾。

面對日本制造的巨大壓力，蔣光頭命令李衛東，去平津地區指導第二十九軍備戰。

此時的李衛東，因為在西安事件中的表現，已經升任軍部副總參謀長一職。

在去北平之前，在南京，蔣光頭召開了一次軍事會議。

參加會議者，軍事顧問蔣百里先生，參謀總長何應欽，參謀副長，白崇禧，以及剛剛晉升參謀副長的李衛東。

會議主要討論，蔣百里先生剛剛出版的軍事著作《國防論》。

蔣百里，原名蔣方震，字百里，與廣東李浴日、云南楊杰同為華夏軍事學巨擘，馳名海內外。

18.94年的甲午戰爭，激發了蔣百里的愛國熱情，他小小年紀便關心國家大事，誠如其言：“就是甲午戰爭，從此刺激了我的新知識，我學會了看報”，“從此，平壤、牙山、大東溝、九連城、威海衛、劉公島等地名就時常掛在嘴邊。”

1901年蔣百里東渡扶桑，四年士官學校的學習，他擊敗同期300多日本人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從此日本士官學校華日學生不再同班。

在日留學期間，蔣百里通過觀察、分析，將當時對華夏東北威脅最大的國家日本、俄.國列為華夏國防戰略的首要目標。

回國之后，當時的浙江巡撫邀其留在家鄉編練新軍，但蔣百里認為東三省才是阻遏日本、俄.國侵略的前方，因此他只身遠赴東三省，入趙爾巽幕府，負責編練新軍，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構筑東北的國防，使其成為我國第一線的國防基地。但由于舊軍將領張勛、張作霖等的阻撓，讓他的愿望化為灰燼。不久之后他赴德國學習軍事，三年后仍選擇東北就職，任東三省總參議，仍負責訓練新軍。

隨著日本在華夏實力的擴張和俄.國十月gm的爆發，日本，這個蔣百里心中的主要“假想敵”越來越顯示出其張揚的本性。

1920年蔣百里發表《軍國主義之衰亡與華夏》一，明確告誡國民“吾儕所最感危險者，即鄰近富于侵略性的國家”。

日本是華夏最危險的敵人！

在痛感國民缺乏對日本的研究的殘酷現實下，蔣百里撰號召國人保持高度警惕，注意研究“敵國”情況，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知己知彼，有備無患。

蔣百里還準確地預測到日本必將發動侵華戰爭。1923年，他在津浦線的列車上告訴同行者：“將來有這么一天，我們對日作戰，津浦、京漢兩路必被日軍占領。我們國防應以蔣百里的主要論點是：要建設國防，必須提前解決兩個問題：一、如何使國防設備費有益于國民生產的發展。我們太窮了，應當一個錢當兩個錢用；二、如何能使學理與事實密切她溝通。現在不是空談就是盲動，盲與空有相互的關系，愈空愈盲，愈盲愈空。

并且擬定了建立民軍的三條組織大綱：一、建制之主義——以自衛為根本原則，絕對排斥侵略主義；二、編制之原則，——軍事區域之單位宜多，而各單位內之兵力宜少；三、建設之順序——以京漢鐵路以西為總根據地，逐漸東進；以求設備完全。

關于對日作戰，蔣百里的主要論點是：第一，用空間換時間，“勝也罷，負也罷，就是不要和它講和”；第二，不畏鯨吞，只怕蠶食，全面抗戰；第三，開戰上海，利用地理條件減弱日軍攻勢，阻日軍到第二棱線（湖南）形成對峙，形成長期戰場。

蔣百里并且犀利地指出，華夏不是工業國，是農業國。對工業國，占領其關鍵地區它就只好投降，比如紐約就是半個美國，大阪就是半個日本。但對農業國，即使占領它最重要的沿海地區也不要緊，農業國是松散的，沒有要害可抓。所以，蔣百里的結論是：抗日必須以國民為本，打持久戰。

基于華日兩國的科學分析，早在上世紀20年代初，蔣百里就明確提出，一旦華日雙方爆發戰爭，“彼利急，我利緩；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此自然之形勢，而不可逆者也”，“我儕對敵人制勝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與之相反，彼利速戰，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線，我儕則置之第二線，使其一時有力無處用。”

也就是說，未來的對日作戰中，我軍應采取的正確戰略戰術應是以守為攻，在兵力部署上堅持縱深防御，不要采用一線制；分散敵軍，使其不能集中兵力對我大舉攻擊，持久消耗敵人。由此可見，他不僅科學地預測了未來的抗日戰爭必將是場持久戰，而且還指出抗日戰爭應采取持久消耗的方針。

蔣百里認為我國堅持持久戰戰略有兩點理由：第一，這是由我國的國情決定的。首先，我國地廣人多及技術、裝備的落后決定必須進行持久抗戰。土地廣闊，就有回旋的余地，以空間換取時間，逐步造成有利于我們的兵力對比，等到我轉弱為強，就可以消滅敵人；當然蔣百里明白軍隊裝備及訓練等對戰爭的主要影響，但他并不“唯武器論”，“一個民族永生存求自由的意志”無人可以壓垮，也無人可以使之屈服。其次，華夏的經濟結構也決定華夏必須堅持持久戰。蔣百里認為華夏是個農業國，以小農經濟為主，其經濟中心并不像發達國家一樣集中在幾個城市里。

第二，持久戰戰略是由我們的敵人——日本軍國主義所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決定的。蔣百里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指出，推行侵略政策的國家一般是“以攻擊速戰為成功之條件也”。日本國土狹小，資源匱乏，如要想打敗華夏，必須以速戰速決的方式，才能保證其侵略所得，因此我們要堅持持久消耗戰略，便可能勝利。

聽完蔣百里先生的《國防論》，蔣光頭詢問三位參謀長。

何應欽道：“紙上談兵，失去工業之發達東部，連子彈都制造不出來，這仗怎么打?！?

白崇禧道：“揚長避短，發揮全國之優勢，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拖死日本之經濟，我方可全勝！”

李衛東先是站起來，對蔣百里先生深深的鞠了三次躬道：“先生已久病之身，寫下抗戰指導方針，使得華夏軍隊長了雙明亮的眼睛，有此《國防論》，華夏必將通過此戰，崛起在世界東方。”

三大參謀，此時二比一，主戰壓倒主和的何應欽。

蔣光頭道：“衛東經略西南，很多民營的企業已經西移，你在行動上，走在了百里先生的前頭，看來你們是英雄所見略同，這很好，很好，但是，由于時間緊迫，很多軍工企業，還需要時間，若要打，最好拖到明年?！?

李衛東道：“鬼子在平津，不斷制造摩擦，恐怕已經拖不到明年了。”

白崇禧道：“那只能提前開辟第二戰場，以此換取轉移的時間?！?

蔣光頭道：“衛東，你去北平，建生與敬之籌劃上海戰事?！?

會后，李衛東提議蔣百里先生去三亞治療，蔣光頭批準。

二十九軍是一支雜牌軍和地方實力集團，要尋求自己的生存和發展之路。日蔣之間的矛盾和華北的特殊形勢，為二十九軍的生存、發展提供了機會和條件。

宋哲元、張自忠等正是利用了這兩點，才謀取了冀察平津的控制權。但要在這塊地盤生存、發展，他們就不能與日本人發生大規模沖突，才能維持一個相對穩定局面。

這在二十九軍將領認識是一致的，乃至號稱主戰派的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認識都是一致的，如馮曾就如何應付日本人對部下道：“我們既要本著南京zf的指示辦事，又要保全現時本軍處境。平津是我國著名的大城市，也是我國政治、經濟但從好的方面說，平津地區不但能滿足我軍的開支，而且還可以壯大實力，舍此再難得此機會。因此，與日軍爭端，越往后推遲越好，望你們好自為之。”

其次，冀察當局的對策是由南京國民zf對日政現所決定的。國民zf預計華日全面抗爭將于1938年爆發，在此之前為進行抗戰準備，需要避免華日大規模沖突，即所謂“zf抗日準備未周，不要輕啟戰端”。

冀察政務委員會主要使命，就是在蔣日之間扮演緩沖角色。從這個角度，宋張的對日妥協確具有忍辱負重、為國苦撐的性質。也就是說，冀察當局的所謂對日“親善”政策只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計?！安徽f硬話，不做軟事”，“表面親善，實際敷衍，絕不屈服”。這就是他們的對日政策。

在日蔣間扮演緩沖角色誠非易事，需要忍辱負重，忍受誤解；需要強壓怒火，委曲求全。張自忠之所以感到“精神上苦到萬分”，原因就在于此，否則，用他的話“抗戰是國家大事，要是我自己的事，早與鬼子拼老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