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那個不知名的學生所言，裴該自然大不以為然。
對于儒學到魏晉以后逐漸摻雜老莊，甚至佛教內容，一變而成為玄學，他本人也是相當反感的。不過究其根由，裴該倒并非反對老莊——至于佛理，基本上一無所知，也無從反對起——道家作為一門古代哲學，自有其可取之處，但玄學光撿了其中的思辨手法，用來粉飾自身的無能和逃避渾濁亂世，卻實在于國于民，沒有什么益處啊。
只是這個學生徹底顛倒了因果，乃因為曹魏以來的高壓政治，再加司馬家諸王造亂，才把大票膽怯士人逼去了談空論玄的道路，從而惡性循環(huán)，使得國家更為衰弱。倘若朝政清明，天下安定，世家子弟忙不迭地要去爭權奪利，誰會想到避世？誰會從老莊哲學甚至于佛學中去尋求心靈寄托啊？
至于自己在關中變制，確實“不依先賢之教，不從祖宗成法”，但祖宗哪有什么一成不變之法！時移世易，變法宜矣，孔子雖尊周禮，而自漢武崇儒以來，歷朝歷代都不過打著周禮的幌子，自搞一套罷了——即便口口聲聲“復古”的王莽，所行亦非周政。
不過有一點這學生倒是并未說錯，自己腦袋里壓根兒就沒有“祭祀”二字，頂多逢年過節(jié)，跟家里祭祭祖罷了——要是身邊兒沒有姑母裴氏，或者妻子荀氏，事先提醒，估計連祭祖都能給省了。
終究后世的很多中國家庭，已經不重祭祀，最多清明節(jié)去上趟墳而已。但裴秀葬在聞喜，裴頠之墳在洛陽郊外，裴嵩甚至不知道埋骨何方，則裴該身處長安，又要去哪兒上墳哪？他大司馬難道能夠擅離職守，跑洛陽一趟就專為掃墓？
哦，也對，此前既入河東，便當去聞喜裴柏下祭掃，既歸洛陽，也該去瞧瞧裴頠的墳墓，這倒是我疏忽了。
終究儒家最講禮——倒未必講理——則身為國家重臣，倘若被人認為自己無禮，可是會失去士人擁戴的呀，裴該終究并不是光靠著廣大農民群眾去打的天下。
于是不等董老先生回答那學生的問題，他便痰咳一聲，邁步而入。室內二人聞聲，一起轉首望向門邊，隨即那學生的臉就綠了……裴該雖然為了騎馬方便，未著官服，只是戎服小冠，但金印紫綬是掛在腰上的，則如今長安城內，能佩紫綬者，又有幾人？
董景道原本坐著，想要離席而起，卻被裴該伸手朝下一按，給阻止了：“董校長不必多禮。”正好他腿腳不便——已不復昔日親執(zhí)耒耜，躬耕種菜之能了——便只欠身而一長揖。那名學生原本站著，則依禮跪拜，伏首手背，說：“草民拜見大司馬。”
裴該示意他起來，問道：“汝是哪里人，何姓何名？”
“陳留范宣。”
裴該略略一回憶，腦子里貌似對這名字沒啥印象，便道：“董校長曾云有學生遠自陳留而來，品學兼優(yōu)，所言便是卿么？”
董景道點點頭，那范宣卻說：“宣原本便行旅關中，為向文博先生請益，聽聞先生已入長安學校，擔任校長，這才報名就學——并非聞訊才從陳留趕來的。”
裴該表示嘉勉地笑笑：“千里求學，足見誠心。但不知卿求學所為者何，學成之后，又有何意愿哪？”
范宣始終籠袖拱手，略躬著腰，半垂著頭，儀態(tài)頗為恭敬，聽問便答：“先賢之經、圣人之教，明天地之大道、人心之所欲，豈可不學？其學無涯，即夕死亦可朝聞道，哪有什么學成之后呢？宣唯愿繼踵圣人之步伐，深究學理，而并無晉身之望。”我學習的目的只是明理，不是為了做官啥的。
裴該笑笑：“聞卿適才所言，略識其理，但只見其一而不見其二。老莊之學，漢高、呂后，乃至文景皆用，漢未見衰也，可見其于治國，未必無用。唯今之人假談玄理，或以為無為而真能無不為，或欲因無用而保全其身，本無治國平天下之念，則即便口誦皆圣人之教，也必然是一般的虛妄。
“孔子不避世，周游列國；孟子不避世，說于齊、宋；荀子不避世，議兵于趙。則今之人誠能謀國而不惜身，即如諸賢終不能久仕，不能致某君堯舜，國家亦未必如此也。
“至于卿所云從祖宗成法，豈不聞荀子‘法后王’之言乎？再如祭祀，祭在國家，某任行臺，又豈敢擅專啊？”
裴該本來是想好好跟這學生說道說道的，但一則他對自己的口才信心不足……
真要道黑為白，甚至指鹿為馬，其實簡單，他在羯營之時，議論便不輸張賓，遑論程、徐。但問題是相關士人已經成型的三觀，相關儒學，就不是那么好跟人辯論的了，因為儒學其實重經驗而輕邏輯，你即便能逞口舌把別人辯得啞口無言，人不信服照樣不信服。王夷甫豈非善辯者乎？“信口雌黃”之譏流傳千載。
裴該就施政之道，還在徐州的時候就跟卞壸辯論過，入長安又與梁芬、荀崧等人多次交鋒，那些還都是合作者，且更關注具體事務，尚且說不通，更何況跟一名年輕士人隔空放炮呢？有那精神頭和唾沫星子，還不如去“灌輸”麾下兵將，一張白紙，更方便描畫。
二則，既然這范宣只是一心鉆研學問，并沒有為官治國的欲望，那裴該又何必在他身上浪費口舌？
于是隨便說了幾句，便一擺手，命范宣退下了。范宣既去，董景道就說了：“此子天資聰敏，好學不倦，入學時便已通曉四經，尤精三禮，其實我本意要招之做先生的。但其堅決不肯，要從我學經……本待期以一年，便舉薦給大司馬，然觀其志，卻不欲為官，可惜啊……”
那邊范宣才出去，便見有數名同學斂袂而來，遠遠地朝他行禮——范宣既通多經，就時常有同學前來請益，他無不耐心講解，且在很多學生看來，范生之見，比不少先生還要強……因而普遍對他都很敬重。
范宣還了一禮，便問：“君等是來尋校長的么？可稍待，大司馬方入，正在與董校長相談也。”
學生們聞言，都不禁吃了一驚，隨即其中幾個雙眼一亮，急忙壓低聲音問道：“宣子可曾拜謁了大司馬？所見大司馬，何如人也？”
范宣皺著眉頭，細細一想，最終只回答了四個字：“文質彬彬。”
……
大司馬三軍諸將士，陸續(xù)將籍貫遷至關中——此事原本簡單，反正這年月的戶籍統計也很粗疏，且經喪亂，到處都是一筆糊涂賬——當然人各有志，也有少部分并不肯從。
不愿意的多為中下層將士，或者安土重遷，或者掛念親族和祖宗墳墓，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并沒有新建進而光大家門的想法，既然如此，那又何必改籍啊？
高層將領當中，則只有兩人不肯，一個是陶侃，已經當面跟大司馬解釋過了，還有一個，則是時在河東的甄隨。甄隨接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擰著眉頭想了一會兒，就問傳信人：“各軍、旅之帥、佐，好幾十人，都從了大都督所命，愿意遷籍么？”聽對方說唯陶士行不肯，甄隨就舒了一口氣，說：“既然如此，也請回報大都督，感其好意，但甄某無此意愿。”
隨即笑笑，解釋說：“我是蠻子，還想要殺回武陵，衣錦還鄉(xiāng)去的，又何必要改籍北方呢？”
遷籍工作大致完成之后，裴該即遵守承諾，任命書記胡飛編纂《勛將錄》
胡飛字子云，安定人氏，身得五短身材，相貌丑陋，但筆頭甚為便給，尤擅作詩。裴該目前有近二十人的文書班子，首席自然是郭璞郭景純，但郭璞的文才固為一時冠冕，所有上奏，以及大部分文令，皆出其手，但他管理庶務的能力卻只是中平罷了。因而裴該頗有以貌似顯得更精明些的胡飛執(zhí)掌秘書諸事的意思，目前還在考察期。
《勛將錄》編纂起來，自然比《姓氏志》要簡單得多，根本不用董景道之類大儒出手，一后生足矣。因為與世家散布天下不同，所列諸將，全在大司馬軍中，于其家世，多數只要叫過來問問情況就成，即便遠戍在外的，其個人和家庭狀況，也有很多渠道可以清楚打探；至于事跡就更容易，歷年來戰(zhàn)報、獎狀，抽出來照抄就行了。
尤其《姓氏志》務求精準，倘若就某家族源流、長輩官箴記錄有訛，難免貽笑大方；《勛將錄》則可肆意吹噓，理論上不會有誰會特意跳出來揪錯。
因而胡子云忙活了半個月，也就把這部書給編成了，上呈裴該觀覽，大致無錯，便命開版印制。書中先花四千多字詳述了裴該自從擊楫渡江、徐州成軍以來，在軍事上的豐功偉績，其后便開列有功之將——不過是依從《姓氏志》的體例，以家族來統計的。
第一家自然是鄱陽郡梟陽縣的陶氏，一句話先介紹了陶侃之父、吳將陶丹，然后簡述陶士行渡江前的戰(zhàn)績，再詳述其跟從大司馬之后的建樹；后列陶瞻，及其輔周訪、定漢中之功。
列第二名的，則是平陽郡平陽縣的郭氏；第三是馮翊郡大荔縣的劉氏，其先劉某、劉某，務農而已，傳至劉央（即劉夜堂，諸將為重身份，都請裴該為其起字，劉夜堂干脆即以本名為字，請裴該給他起了大號為“央”），初為驃騎大將軍祖逖舍人（其實是部曲），旋從大司馬，建號“厲風營”……
第四為天門充縣的甄氏；第五是京兆藍田的陸氏（陸和）；第六為河東聞喜裴氏——其實就是裴度、裴寂二人，皆為軍司馬。
還有一位軍司馬胡焱，乃安定胡氏子弟，雅不愿名入《勛將錄》，終也不便強人所難。
接下去分別是：武威姑臧北宮（北宮純）、始平蒯城陸（陸衍）、北地富平王（王澤、王堂）、譙郡譙縣文（文朗終究還是不肯摘文俶之孫的帽子）、扶風雍縣謝（謝風）、京兆灞上高（高樂）、武威宣威羅（羅堯）、天水成紀李（李義雖出大族，也請求列名《勛將錄》，但籍貫不變）、扶風池陽董（董彪）、始平鄠縣熊（熊悌之）、新平漆縣莫（莫懷忠）……
接下去則是東萊掖縣蘇（蘇峻既在青州，也暫無改籍之意）、馮翊夏陽周（周晉）、平陽襄陵劉（劉光），以及南安赤亭姚（姚弋仲），等等，基本上中尉以上，曩而括之，總計一百二十三家。
凡入書之將吏，人手發(fā)一冊書，多數拱若珍寶，直接把書包裹整齊了，跟祖宗牌位擺在一起。而且諸將私下商議，都說《姓氏志》才開列一百家世族，咱們這《勛將錄》竟還多了二十三家，真是光彩啊……只是，為什么瞧著這書雖比《百家姓》為厚，卻比《姓氏志》要薄些呢？
估計只有陶士行，壓根兒就沒把這書當一回事兒，隨手擲入書篋，都懶得翻看。
……
裴該既取平陽，思得良吏守之，乃因陶侃、衛(wèi)展等人的推薦，自洛陽召來越騎校尉劉璠，任之為平陽太守。
劉璠是沛國相縣人，其父劉弘，本乃武帝司馬炎的少時好友，長成后又受張華器重，先守牧幽州，復轉任荊州，曾經擊斬張昌、悍拒陳敏，于惠帝永興三年拜為車騎將軍，旋即去世。作為能在《晉書》中與陶侃并傳的名將，裴該自然也久聞其名。
不過其子劉璠的名氣就要弱得多了，雖曾一度得到司馬越的賞識，又繼承乃父新城郡公之爵，卻只做到兩千石的順陽內史和越騎校尉而已。永嘉之亂，劉璠逃出洛陽城，四處輾轉，最終抵達關中，卻不為索綝等人所用，一直投閑置散。等到司馬鄴還洛，劉璠也隨之而徙，卻仍不得朝廷重用，越騎校尉的空頭銜一直掛了十好幾年，都沒能更進一步。
衛(wèi)展曾任南陽太守，是劉弘的下屬；陶侃則曾隨劉弘討陳敏，因為他跟陳敏既是同郡，又同歲舉吏，乃遭到普遍的懷疑和攻訐，唯劉弘不疑，反任陶士行為前鋒督護。故此二人皆德劉弘，便向裴該舉薦其子劉璠。
劉璠既受命履任，裴該便使王澤暫署平陽、河東二郡軍事，而命甄隨返歸長安述職——姚弋仲仍統軍于平陽城內，輔佐劉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