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辛酉政變”之后的1861年,這個叫葉赫那拉?杏貞的女人剛剛以太后之尊垂簾聽政時,便在曾國藩的湘軍嫡系之外,另行扶持了與曾氏面和而心不和的左宗棠、劉長佑兩個湘系旁支,以制衡曾氏兄弟;1864年,剛剛克定天京,她便以旁敲側擊、恩威并施的手筆,逼迫曾國藩盡裁湘軍以自剪羽翼;而時間又過了一年,她又借著“祖宗家法”的名目,以一紙用同治皇帝名義發出的,錯字連篇的上諭削弱了與她分庭抗禮的洋務派領袖奕?;而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而作為實際操作者的地方督撫們的日漸做大,她又有意地培植起李鴻藻、沈桂芬為首的一批守舊士大夫,形成所謂“南北清流”勢力,在國政方針上多加掣肘,使得力主變革東南督撫一直無法成為國家與社會的主導力量的同時,甚至還成功的在洋務勢力中打入了張之洞這個楔子……
自1861年秉國,到1908年去世,這半個世紀的中國政治史,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這個聰明得自天生的女人玩弄政治平衡術的編年史!她的靈活手腕使得已經近乎喪失了中央名目之外的一切財政、人事乃至國防實力的大清帝國又得以茍延了半個世紀!
一個事實卻是,慈禧太后并不反對洋務,對于新鮮事物,她從來都不排斥。洋務運動的很多事業,鐵路,電報,海軍,能夠發展起來,和她的支持不無關系!
可也就是在她的折沖樽俎中。使李鴻章等力主變法自強的遠見者始終有力難施,而古老中國的國運也一點點地被消磨殆盡!
于是乎,要逆天而行,力挽狂瀾,那與這位在平衡術上幾乎無師自通的女人的權術角力就是無可避免的……不過一向謹慎的林義哲并不認為自己此時有與這位權術天才在政治布局這盤大棋局上正面交手的能力!現在他還只不過是一個剛剛履任不久的福建巡撫,論及心術、閱歷。權勢,此時的他也就是在那棋局上作個棋子的資格!而不是指點江山的棋手!
而想要成為棋手,真正掌控這個國家的前進方向,他林義哲還需要更多的時間!
而現在,他所能做的,便是利用朝廷內外有棋手資格的人。共同影響國政大計!
“內輕”的朝廷與“外重”的督撫之間對于國策主導權的爭奪,一直都是貫穿著大清王朝最后歲月的獨特政治風景線!而面對手腕異常高超的慈禧太后。也惟有曾國藩與李鴻章這對師徒能尚有一搏之力。在原來的歷史時空中,1862年,也就是慈禧剛剛授意左宗棠另組“楚軍”后不久,曾國藩便安排李鴻章回鄉籌建淮軍勢力,而也正是這個衣缽傳人,最后勉強保住了他曾文正公的一世令名!而李鴻章雖在甲午戰敗后幾乎喪失了一切勢力。卻仍在八國寇京,兩宮西狩之機以一句“此乃亂命,臣不奉詔”提前宣布了大清王朝的死刑!
而現在。經過自己的努力,曾國藩并沒有因“天津教案”而身敗名裂抱憾而終,而是以“中興名臣”、“古往今來第一人”的盛名故去。而李鴻章在順利的接手了老師的事業的同時,在中樞的強助恭親王,也重新獲得了慈禧的信任,使洋務運動面臨的阻力大大的減少。
現在他所改變的局面,比原來的歷史時空要有利得多。
但是同時,他也清醒的意識到,自己所遇到的阻力,比原來想象的,也要大得多!
現在的中國的問題,保守勢力之所以強大,并不是因為一個人、幾個人乃至某個階層的問題,而是幾千年農耕文明造成的從上到下根深蒂固的小農經濟思想意識!
而要將中國引入近代工業國的行列當中,就必須改變這種全民的小農經濟的思想意識,轉變為工業化的思想意識!
如果思想意識不發生轉變,那怕是他全力推進洋務運動,取得的成績再大,也終究不過是曇花一現!
而自己費盡心血建立的這支船政艦隊的命運,很可能也將落得同原來的歷史時空中的北洋艦隊一樣的凄慘結局!
林義哲的目光突地一閃——不遠處的海面上突然亮起了一個光點,正向這邊靠近并變大。
“大人,岸上來人了,說有要事要見您。”吊著一只胳膊(東海海戰時為彈片劃傷了胳膊掛了彩)的“威遠”艦管帶張成進入到了軍官餐廳之中,有些不好意思的對林義哲說道。
如今海陸戰事均已大定,他知道林義哲今天來到“威遠”艦上,并非為了公事,而是為了緬懷亡妻。
畢竟,這艘軍艦上,帶有她給他的最初記憶。
在林義哲下到艙內之后,張成便特意安排部下水兵盡量回避,讓林義哲獨處一段時間。但沒想到才過了不久,他便不得不打斷林義哲了。
“噢,是周大人唐大人派來的嗎?”林義哲收回了思緒,點了點頭,和張成一道向門口走去。
“看裝束好象不是。”張成答道。
林義哲沒有再問,他和張成一道來到了甲板上,舉起了望遠鏡,看到一艘蒸汽小艇正快速的向“威遠”艦駛來。林義哲看到小艇上有不少人穿著舊水師營的號衣,還有幾名老百姓裝束的人,不由得有些奇怪。
很快,小艇靠到了“威遠”舷旁,上面的人都來到了甲板上,林義哲認出了那些號衣上面標注的字,這才知道,這些人是澎湖水師營的官兵。
“標下澎湖水師前營統領彭柏文,叩見撫臺大人!”為首的一人當先單膝跪地,向林義哲抱拳行禮,他身后的官兵們也全都跟著行禮,而那幾名老百姓服色的人則全都叩拜為禮。
“諸位快快請起。”林義哲注意到了這些人臉上滿含悲憤之色,心下暗驚。立刻上前扶起了他們。
“大人!您……可得給我們做主啊!大人!……”彭柏文身后的一名士兵突然放聲大哭起來,重又跪下重重的磕起頭來。
“你趕緊給我起來!楊景春!休要在這里灑老鼠尿!墮了咱澎湖水師的名頭!”彭柏文大聲的喝斥道。
楊景春抹了把淚起身,默默的站在了彭柏文的身后。
“大人,他叫楊景春,原是咱們水師營吳奇勛吳大人的親隨,吳大人被倭寇所害。他過于悲傷,是以有失禮之處,還望大人莫要怪罪于他……”彭柏文說著,聲音也變得有些哽咽。
看到彭柏文和
“來來!海風寒冷,諸位請進艙敘話!”張成在一旁說道。
一行人進了軍官餐廳,分別落座。林義哲便問起他們的來意,這才知道彭柏文等人竟然是從臺南府一路走過來的。
“林大人。求您奏報朝廷,治那奸佞小人劉璈之罪!”彭柏文不勝悲憤的說道。
“林大人,求您為我們做主啊!那劉璈……鬼畜不如啊!”臺南府的董長義等幾位鄉紳也都垂淚道。
林義哲忙細問端詳,而彭柏文和董長義等人的回答,卻讓他大吃一驚。
原來在澎湖水師覆滅后,大難不死游上岸的彭柏文等官兵一致認為日軍將竄犯臺南腹地。于是便抄山路直奔臺南府,向知府劉璈稟報,并加入到了劉璈麾下的軍隊當中。打算隨同劉軍對日軍發動反擊,為死難的澎湖水師營統領吳奇勛報仇。
對于彭柏文等人的報告,劉璈顯得極為重視,對于彭柏文等人要求出兵為吳奇勛等死難的澎湖水師官兵復仇的要求,也一口答應下來,經過一番準備之后,劉璈便親自帶兵出發了。
盡管劉璈擺出了一副要將日軍趕下海的架勢,其實卻并無任何的作戰計劃,而是按照他搞的風水的那一套進兵(本意其實就是想避開日軍),結果同日軍一經交手,便全軍潰散,一路狂奔的跑回了臺南,從此便縮在城內,閉門不出。彭柏文等人屢次請求出戰,都被劉璈以“兵力不敷”和“賊軍勢大,臺南重地亦需布防”為由推脫。
劉璈在臺南的“布防”工作主要有兩大方面,首先是號稱要“趕募大支游擊之師”,用來加強臺南的防務,但他實際上只草草募集了幾營外,就再沒有更多的作為了;其次是要“增添炮械”,但除了臨時從外國掮商手中買了些舊槍之外,也沒有了下文;。
事實上,在林義哲率艦隊到達臺灣之后,便曾派人給劉璈送去公文,要求他加強臺南漢地的防御,但劉璈對此沒有任何的回應,甚至于在淮軍登陸之后,唐定奎給他發文請求支援糧草民夫,結果依然是杳無音信。
劉璈在臺南當起了縮頭烏龜,但日本人卻并沒有和他一樣。
在同劉軍有過一次接觸之后,日軍將領可能是意識到了臺灣防軍隨時會出現,為了防止清軍集中兵力發動進攻,日軍開始四處出擊,襲擊清軍各處防地,結果各處清軍或因消息不通未能準備,或因兵力單薄,紛紛被日軍擊潰。
見到防守臺灣的清軍輕易的就被擊敗,日軍膽氣日壯,便在漢地大肆燒殺搶掠,民眾慘遭涂炭,各地鄉紳見狀,一邊組織民團抗擊,一邊不斷派人向臺南府求救,但劉璈一概的置之不理,終日在府中研究風水五行“破敵之策”。
“那劉璈終日躲在臺南府城之中不出,任由倭寇屠戮百姓,我等親往臺南府面見劉璈,請求發兵,拯民于水火,他劉璈竟稱疾不出,拒不見我等,見我等留此不去,竟然派人遞話,稱‘倭寇剽掠完畢,自會散去’!林大人,您說,這還是人話么!”一位年紀比較大的鄉紳說到這里,渾身哆嗦不已,顯然已經氣極。
聽完大家的控訴,林義哲的臉色已然變得鐵青。
福建省前的末任實缺臺灣道劉璈,是臺灣近代史上的有爭議人物。臺灣史學家連橫稱他為“有經國之才”的能吏,在所著《臺灣通史》中為其作專傳,其他章節中記述劉璈的政績亦甚多。對于劉璈在中法戰爭期間被督辦臺灣事務的福建巡撫劉銘傳參劾,革職籍產。流放黑龍江,最后死于戍所的結局,認為“士論冤之”〔1〕。1985年,臺灣史學家許雪姬先生發表了長篇論文《二劉之爭與晚清臺灣政局》為劉璈作了全面的辯護,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事實上,劉璈在中法戰爭中的表現十分杰出。在防戍上,法船始終無法在南部越雷池一步,在外交方面,除盡力保護外商,屢獲好評外,且欲利用外交手段解決臺海封鎖之困;尤以在法艦上面見孤拔時所表現的勇氣。更令人折服。”因而“有關二劉之爭,今人的研究。較傾向于同情劉璈。”〔2〕
劉璈是怎樣發跡而得任權勢頗大的臺灣道的,對此,連橫先生作了這樣的說明:“劉璈字蘭洲,湖南岳陽人,以附生從軍,大學士左宗棠治師西域。辟為記室,參贊戎機,指揮羽檄。意氣甚豪。及平,以功薦道員,光緒七年,分巡臺灣。”〔3〕后世學人談及劉璈的早年經歷,多遵循連橫先生的說法。一些大陸著作還據此演繹成劉璈曾參加左宗棠領導的收復新疆和抗俄斗爭云云,而不察連橫先生的說法頗多訛誤失實。
首先是關于劉璈的籍貫。據沈葆楨于光緒元年二月十七日片稱:“據營務處浙江候補道劉璈稟稱:該員于本年二月初一日在風港營次接到家信,知父品章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湖南臨湘縣本籍病故,懇請奔喪,回籍守制。”〔4〕據此,可知劉璈的籍貫應為湖南臨湘縣,而非湖南岳陽。清時,在岳陽城設岳州府,附郭巴陵縣,轄下有臨湘等縣。民國時,始改巴陵為岳陽縣。因此,將劉璈的籍貫指實為岳陽(城或縣)人都不準確。
其次是劉璈的道員資格何時取得?劉璈早年確實投在左宗棠麾下襄辦營務,因參予鎮壓浙江太平軍有功,被左宗棠奏保為浙江臺州府知府。然而,當左宗棠于同治六年由閩浙總督調任陜甘總督,主持平定甘隴回亂時,劉璈卻沒能跟去,而是繼續留在浙江官場浮沉。不過,至遲在同治十三年,他已由實缺知府改以道員候補了,而不必等到平定西域以后。
同治十三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奉命赴臺交涉日軍侵擾牡丹社事宜并籌辦臺防,經臺灣道夏獻綸舉薦,劉璈被札委為總理營務處。從同治十三年九月至光緒元年二月的短短6個月時間里,劉璈頗得沈葆楨的賞識,劉璈能由丁憂前的候補道改為丁憂后的遇缺題奏道,可能即得力于沈葆楨的奏保。這番際遇,成為劉璈日后得授臺灣道的契機。
清制,父喪,兒子為官宦者須丁憂守制三年。光緒元年二月,劉璈因父喪回籍奔喪守制三年,至光緒三年五月始服闕。而左宗棠的籌劃和收復新疆,恰好也是光緒元年至三年間的事情。這段期間,在籍丁憂守制的劉璈,顯然是不能分身到新疆輔佐左宗棠了。
劉璈再次投到左宗棠麾下是比較晚些的事情。大概在守制期滿時,劉璈考慮到自己日后的出路,可能曾與老上司聯系。光緒三年十月十四日,左宗棠上奏請調劉璈到營“以候差委”。清政府下旨將劉璈交左宗棠差遣。由于通訊和交通落后等緣故,當劉璈奉旨趕達左宗棠營中,已是光緒四年底至光緒五年初的事了。光緒五年初,恰逢左宗棠部下總理關內營務處及統領三營軍兵的王詩正丁憂,左宗棠遂將遺缺札委劉璈。同年下半年,蘭州道出缺,左宗棠又“即以劉蘭洲暫署”,從此,劉璈便逗留在關內蘭州一帶,可能并未出關到達新疆,和所謂的左宗棠抗俄斗爭也不沾邊。連橫先生稱左宗棠將劉璈“辟為記室”,顯然是并不了解劉璈已負有具體職司這一事實。雖然在此期間上奏朝廷時,左宗棠免不了要為劉璈說些好話,但在私下里,左宗棠卻多次函告他人,流露出對劉璈的不滿。如于光緒五年底函告楊昌濬:“劉蘭洲好察多疑,弟所不取。”〔5〕光緒六年四月有兩函談瓜子溝番亂,認為劉璈應負一定的責任。〔6〕可見,左宗棠并不是十分賞識劉璈。光緒七年正月,左宗棠被命為軍機大臣。這時,中國又因琉球問題與日本有隙,為恐日本重蹈故轍侵擾臺灣,四月間,清政府在調貴州巡撫岑毓英為福建巡撫,前往臺灣籌辦防務的同時,又因臺灣道張夢元升授福建按察使,遂簡授劉璈為臺灣道。其中,左宗棠是否在軍機處起了作用不得而知,但是,劉璈在臺灣時得到左宗棠的大力提攜和稱譽應該是影響這個任命的一個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