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1895年出生於湖南省邵陽縣一箇中等農家。幼年讀私塾，接受舊式教育。10歲入長沙明德小學，次年改入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創辦的益智學堂，開始學習英文。1912年，適值辛亥革命爆發，蔣廷黻隻身留美，先是入密蘇里州派克學堂接受中等教育，3年畢業，轉學俄亥俄州奧伯林學院主修歷史，獲文學學士學位。之後，他曾應基督教青年會之徵赴法國爲華工服務。1919年夏，復返美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專攻歷史。蔣廷黻跟從當時該校最爲權威的海斯教授從事研究工作，於1923年獲博士學位。

同年，蔣廷黻回國擔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後任歷史系主任併兼文科主任，講授過西史大綱、歐洲近代史、法蘭西革命史、歐洲勢力擴充史等課程並開始從事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1929年，轉入清華大學任歷史系主任，1935年，出任國民黨行政院政務處長，1936-1938年，奉派駐蘇俄大使。1944年，出任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中國代表及國民黨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署長。1947年，任國民黨駐聯合國常任代表。1957年，當選國民黨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1961年冬，任國民黨駐美大使。1965年退休，同年，歿於美國紐約市。

從南開到清華，蔣廷黻度過了11年的教書生涯。治學時間雖不長，但在學術界的影響較深，被譽爲“一代學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

二十年代，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還是一片荒漠。蔣廷黻任教於南開之後，便有志於做一名拓荒者，他開墾的第一片荒地，就是中國近代外交史。在開展這一領域的研究中，他引進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觀念。

現代歷史研究的入手方法是充分地佔有原始資料，這在今天的史學界乃是常識，但對二十年代初期的人們來說，還是十分陌生的。在採用這一方法上，蔣廷黻開了風氣之先。他在我國首倡研究原始檔案資料，指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一樣，要以事實爲基礎；歷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規律，規律之一就是必須從原始資料的研究入手。他自己身體力行，爲蒐集和整理中國近代外交原始資料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經過多年努力，他終於積累了大批中國近代外交史一手資料，率先運用這些資料在南開歷史系講授中國近代外交問題，並以西方現代史學體例編纂出我國第一本《中國近代外交史資料輯要》，爲日後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鋪平了道路。

蔣廷黻在傳播現代研究方法的同時，又引進了新的研究觀念。在南開，他主張研究歷史要參考多方面意見，本著客觀的態度解釋史實。1928年，他在介紹英國曆史學家湯恩比《中國革新運動與日本土耳其革新運動的異同》譯文的前記中，特別強調要借鑑外國人看中國的見解，多聽聽旁觀者的話。在談到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他也指出：“一切外交問題少則牽連兩國，多則牽連數十國”，因此，“研究外交者必須蒐集凡有關係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據一國政府的公文來論外交等於專聽一面之詞來判訟”。（《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序言）。

早在南開時代蔣廷黻還倡導和重視口述歷史學和社會調查，努力探尋歷史直接服務於社會的途徑，這在當時大學的歷史教學中也是少有的。

1929年，蔣廷黻調任清華大學歷史系，繼續引進新的史學研究方法，同時，爲建立中國現代歷史學做出了積極的努力。蔣廷黻對中國傳統的考據式治史方法持批評態度。認爲中國舊的史學家往往熟讀許多史書，或專治一部史書，費了很大的精力，對版本訓詁也許有所發現，但對史料本身卻沒有多少知識，人們只是爲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爲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這是“治史書而不是治歷史”，這種研究方法已經落伍，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爲此，他首倡開創新史學、培養新式歷史學家的教學目標，這種新，就是區別於中國古代史學的考據方法，而採用西方綜合的治史方法。爲培養和訓練這種方法，他要求歷史系學生“多習外國語及其他人文學術，如政治、經濟、哲學、文學、人類學”，從而“幫助我們瞭解歷史的複雜性，整體性，幫助我們作綜合的工夫”。

蔣廷黻曾撰寫《中國近代史》、《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等著作，同時，他還在《清華學報》、《中國社會政治學報》、《獨立評論》等刊物上發表了數篇學術性文章，著述雖然不多，但對舊中國史學界卻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在舊中國史學界，有關近代中國史和近代中國對外關係史著作，幾乎半數以上都是因襲蔣廷黻的史學觀點。而蔣廷黻的著述，又是舊中國大學歷史系的教本，影響十分廣泛。時至今日，他的一些代表作仍被一些近代史專家不時提及。

究其原因，正如郭廷以在其《近代中國史》一書中所說：“蔣廷黻先生於近代中國史之科學研究，實與羅先生（羅家倫）同開風氣”。他爲中國近代史建立了一個科學的基礎，爲舊中國的史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方法、新的觀念，是一個開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