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國後私，趙檉在衆人的輔佐下連滾帶爬的算是把國事穩定下來，家事便提上了日程。現在不是他當王爺的時候了，自己只要管著一府的事情了，而是要操心整個皇室老老小小四五輩人的事情了，除了吃喝住行還得管他們的生老病死，就連取名字這種事情都得他上心。

可這事情逃是逃不過的，怎麼難也得處理，不管怎麼說大家都是親戚，打斷骨頭連著筋。不管怎麼說是人就有宗族，有近支疏族，而宋朝立國以後宗室之事便提上了日程，共享榮華富貴的同時，也給每任皇帝添了不少煩惱，因爲皇族還是具有他的特殊性的…

宋朝皇帝和大臣以敏銳的眼光檢討前代對待宗室的經驗教訓，加以學習借鑑，周、漢、唐三代是三個公認的偉大王朝，尤其值得重視的是這三個王朝的時間跨度足以使宗室成爲一個問題。

周代時期，王族在政治秩序中扮演著中心角色。滅商之後，周突然從渭水河谷的一個小邦，變成了一個地域橫跨中國北部平原的廣大帝國。爲了統治這個帝國，周發明了所謂的“衛戍制度”，將大批王子、宗親以及王室家族以外的同盟者分封爲封建領主，讓他們去統治全國各地區，周王直接統治的只是帝國西部首都周圍的地區。

通過諸如父死子繼的封受儀式、發動戰爭討伐叛亂領主等機制，周成功地將它的統治維持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這種靠層層封受的宗法制度產生的政治結構貫穿了整個周的歷史。

這是一種線性傳承製度。按照宗法制，家族成員的在政治上的相對地位取決於長幼嫡庶。長子一系在宗教地位和政治權力方面都享有崇高地位。每一代的長子構成世系與政治權威傳承的主幹，以次諸子則另立門戶，建立新的次一級權威。距離主幹越遠，政治權威也就越弱。

到了漢代，宗室成員擁有了封國和爵位，這構成了漢代宗室的中心特徵。根據漢代法令：只有天子之子才配稱宗室，得以裂土封王；王之子。嫡子一人繼承王位，其餘庶子皆封侯；侯之嫡子一人繼世爲侯，其餘諸子皆無封號。如此幾代之後，所有人就會變得與尋常百姓無異，倘若自己不能取得權勢，則不免要躬耕度日，我們熟知的劉備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員。

對於漢宗室來說這意味著一個隔絕的**，通常而言，他們不能擔任任何有實際意義的政治角色。儘管西漢和東漢都不乏宗室爲官的例子。但其數量非常有限。即便中興漢朝的光武帝自覺親族對自己貢獻良多，因此慷慨授予他們各種官爵，但卻不在政府中起用他們。

由於漢代宗室不在首都居住。這使得他們少有機會參與“內廷”政治。在中國歷史上內廷羣體與皇帝本人有著最直接的聯繫。是皇帝用來與正式的官僚機構相抗衡的力量。因此，在漢代歷史上幾次爲爭奪皇位而進行的血腥鬥爭中，雖然也有宗室成員參與其中，但他們的作用微不足道，遠不如外戚和宦官這兩個最活躍的漢代內廷集團。

到了唐代，他們宗室與漢代宗室在許多重要方面又有很多不同。儘管唐代起初也像漢代那樣將皇子們分封到各地，但是，到了中期諸王及其子孫卻都被遷到首都，安置在十個王宅和一百個孫院裡。然而，唐代在京城安置宗室的做法卻爲後代開創了一個重要的榜樣。

但是唐代與漢又有不同。不僅樂於在政府中廣泛起用宗室，而且唐代宗王可以出鎮地方。而且許多宗室還被委以高官，十多人出任宰相，這一點在中國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宋朝開始了對宗室的管理。太祖和太宗兩朝，這時候還無所謂宗室，有的只是兩位皇帝及其弟弟魏王的近親家族。太祖認爲宗室應該包括三兄弟後裔這寬泛宗族，設定了未來宗室的界限。

宋代頭一百年的宗室可以說更像是皇帝與宗親們的交易，皇權賦予他們特權和資助，國家設置法令對他們實行管理，全體宗室在首都過著富足的生活，卻不能擁有任何政治權力，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交易。除了祭祖、國家大典充充門面就是發展個人的業餘愛好。

雖然他們中有的人是皇位潛在的繼承者，但是都過著基本相似的生活，尤其是涉足政治，靠著宋代國家空前絕後的富足，宗室得以如此這般地維持了四到五代後，危機出現了。宗室的規模愈來愈大，在經濟、住房、教育、封官等方面都帶來了極大的壓力。

而在此同時五服以外的宗室出現了，按照唐代的先例，這些遠支疏族早就不應該被算作宗室成員了，因此他們的宗室地位的遭到爭議，皇家對宗室成員的控制也變得十分困難，如何對待這些遠支疏族頗讓人頭疼。朝廷也一度停止了對無服宗親的賜名和授官，允許他們通過科舉考試獲取官職自謀生路，打算精簡這些遠支宗親，對那些八竿子打不著的遠親，完全斷絕宗室待遇。

但是不久問題出現了，失去宗室待遇後，他們很快便墮落了，成了衣食無著，居無定所的貧民。這太有損皇家顏面了，朝廷只好就收回成命，建立無服宗親資助制度，重新將他們的名字記錄在玉牒上。這種作法實際破壞了按服紀確認宗族的慣例，更傾向於建立一種譜系邊際開放的宗族結構。

問題是現在第五、第六代宗室的數目經過開枝散葉後已經是成千上萬，這還不算他們的妻室、姐妹、女兒、女婿。把這些補助累加起來，對於政府來說就成了一個不小的負擔。而這筆費用是出自戶部而非內庫，花費的當然是百姓稅賦，給國家的財政造成了極大負擔，成爲冗費中重要的一項…

等到趙佶繼位，由於人口增長、費用冗濫、血緣宗族關係變得越來越疏遠，宗室正在經歷著一場徹底的重新定位，宗室問題已到了必須解決的地步。

於是趙佶命蔡京他們想辦法解決問題，朝臣們制定了一個方案，中心是終止賜名和授官，但未將這些人從皇家的玉牒中除名，依然承認他們的宗室地位，可以進入宗學。作爲過渡步驟，不再授予疏族南班官，而代之以地位稍低的三班官。其後代子孫可以參加科舉考試考取功名，可以在首都另覓居所，購置土地。有官者還可以依據普通官員的相關規定買房子置地。

在婚姻方面，第五、第六代宗女的嫁資減半，第六代宗女的丈夫也不再授予南班官，但是，這些宗女仍然不許與“非士人之家”結婚。賜予貧困無官的第五、第六代宗室土地，對無依無靠的孤兒和特別貧困者，不計行輩，上報名字，酌情予以特別優撫。在西京洛陽和南京應天府爲無服宗親分別建設新居所，以便外遷。

但是爲官者也受到限制，在一個州中擔任高級文武職位的宗室不得超過一人；宗室官員同時同地任職，一州不得過三名，一縣不得過兩名。這條詔令不像是亡羊補牢之舉，倒像是防患於未然的措施，因此宗室只能擔任些不起眼的小官，想造反也無力響應。

這一切實行了十多年，雖然詬病不斷，卻勉強對付著。在女真入侵後形勢大變，趙檉百般營救，可也只顧得自己的本家兄弟姐妹，皇家宗室幾乎被連鍋端，京城中的三千多近支宗室被俘獲，許多人死在了北行的路上，而跟隨趙桓一路北行的能夠脫險的只是少數。現在趙檉即位了，這個麻煩同時也轉交給他了…

趙檉看著太祖爺的《大訓》一臉的愁苦，在其中一再重申，不管後代子孫的血緣關係變得多麼疏遠，維護宗族的一統都是非常重要的。這老頭可能也有未卜先知的本事，知道未來宗族的社會成分可能會變得相當複雜，因此他早早定下了規矩。

要求後人們不管水流得多遠，都要尊奉‘玉牒’；不管做官，還是行商，不管在何處，只要彼此相遇，都應當互相承認，照行輩論交；不可嫌貧愛富，不能揚貴抑賤。倘若有貧窮之人或無以自存之家遭遇橫禍，富裕的族人理當施以援手，免其流離失所，辱沒祖先！

“話是好話，可如今卻叫我爲難啊！”趙檉哀嘆一聲，女真入‘幫’了他不小的忙，將自己親戚給消滅了一大半，死者無法對他構成威脅。可有些僥倖逃過浩劫的人卻也生出了歪念，傳承數代的宗室曾經被剝奪了一切，權力受到無窮限制，而現在這些宗室突然發現過去對他們的種種限制不見了，只憑借自己的宗室身份便可以獲得從前可望而不可及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