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來請時，即將這個標志帶回，按著逝者的性別，分男左女右貼在喪家門首。待陰陽先生來到逝者的門首，根據標志位置的不同，即可對逝者的性別屬性預先有所了解。一般情況下，陰陽先生多在喪家來請的幾個小時后前往。這樣做的用意，用陰陽生的行話說，是怕逝者的毒氣不能盡發”。其實，是擔心逝者未曾咽下最后一口氣而給對方家中帶來晦氣。待來到逝者的家中后，陰陽先生往往會先給逝者行禮，然后查看逝者的手相、頭臉和四肢，并查驗醫生開具的藥方，詢問逝者的死因以及幾時故去，最后據此開寫殃榜。在今人看來，恐怕陰陽生的這一系列行為，不免流于迷信與滑稽。不過，在古人看來，這一切卻是不證自明的。在傳統國人的眼中，殃榜可是整個喪葬活動的核心所在，容不得半點置。因為殃榜不僅決定著逝者何時入殮、幾時出殯等一系列活動；更為重要的是，它還關系著整個家族的前途與子孫的興盛隆替。如若生者在某個環節上與陰陽生所批示的殃榜相違背，那可面臨著“重喪”（再死人）的危險。因此，老北京人對陰陽生萬分崇信。
也鑒于此，自清代始，政府開始賦予陰陽生以偵察民隱的責任。一般來說，如若陰陽生在開具殃榜前發現尸身有異，往往會拒絕開寫殃榜并上報官府得知。不過，相關資料顯示，陰陽生的法醫學知識往往憑經驗獲得，難免過于簡單。此外，政府要求其對官府與逝者負責的精神也很難得到認真的貫徹。在傳統的人情倫理以及錢財的誘惑下，陰陽生有時睜只眼閉只眼，敷衍了事。在北京市檔案館塵封的檔案資料中，即有著多則這樣的事例。比如，陰陽生段清顯為家住在外右四區的姜文佐亡妻許氏開寫殃榜，其間發現許氏乃服毒自殺。見事有蹊蹺，段清顯遂想抽身離去。孰料姜文佐軟硬兼施，如若不開寫殃榜，休想離開姜宅。最后，段清顯百般無奈，只得就范。顯然，如果此事不被警員察知，也就不了了之了。有清一代，沒有殃榜，逝者是不允許被埋葬的。到了民國初期，北洋政府則規定，殃書寫具后要帶至衛生局換取抬埋執照。由此可見，榜無異于一紙“死亡診斷書”。按老北京的習俗，殃榜寫成后大多攜至墳地焚化。因此，殃榜究系何等模樣，今人已很難一見。在北京市檔案館中，仍然保存著幾張民國初年的殃榜。根據材質來看，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種制作比較簡單，殃榜大小在一尺見方，紙質粗糙，毛筆批示仍清晰可見。還有一種則比較精致，有封皮，上書殃榜”二字。在殃榜的第二至第四頁，清楚地印有陰陽生的職責以及注意事項。在殃榜的最后，還有一張殃聯，是用于上報警署換取抬埋執照的。很顯然，后一種是民國時期北洋政府統一發放的。兩相比較起來，后者雖然精致雅觀，但
在收費上卻要明顯地高于前者。
至于開殃榜的費用，每個陰陽先生都有自己的標準，不過在具體操作上也要視喪家的經濟條件而定。一般來看，在民國初年的北京，多數家庭往往會給個幾十枚乃至上百文銅元；家境闊綽的，則能給到大洋一元左右。有的家庭因種種原因致使家人離奇死去，生怕官府追究，往往會多花些錢財收買陰陽先生。上文所說的姜文佐，因在外有姘頭，其妻苦勸反遭毒打，一時悲憤不過服毒自殺。當陰陽生段清顯發現后，姜文佐軟硬兼施，付給段兩塊大洋希圖了結此事。此外，也有部分陰陽生借著民眾的崇信心理趁機“敲竹杠”，在推算出殃的過程中，以種種不利的事情相要挾，借以謀取錢財。相關資料顯示，類似情形是比較普遍地存在的。
盡管陰陽先生的經濟收入也算可觀，不過，陰陽先生的社會地位卻并不高。這一方面與國人對“死亡”及其相關事務非常忌諱有關；另一方面，也與部分陰陽先生時常去刺探老百姓的生活隱私并借機敲詐等無良行徑密不可分。在老北京，陰陽先生往往被呼以“狗陰陽”，其社會形象可想而知。國人所特有的這種對陰陽生既崇信又厭惡的矛盾心態，實在是令人玩味。
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除了專門服務于皇室的陰陽生（又稱“天文生”）外，在傳統的民間，陰陽先生的從業狀態幾乎完全是自發的、分散的，國家并無嚴格的規范機制。不過，到了清代晚期，特別是民國建立之后，伴隨著警察制度在全國各地的逐步建立，國家對與生、死相關事務的控制越來越嚴密。與此同時，在科學主義的大纛下，部分先進人士以“缺乏科學知識”以及“陰陽生對于有喪之家往往借出殃榜以行敲詐”為由，對陰陽先生大肆攻訐，極力呼吁政府予以取締。陰陽先生，這一可以追溯至先秦時期陰陽家的行業，開始面臨近代國家的全面規范，自此由盛而衰。
1913年9月，北京市政府率先頒發了《京師警察廳衛生處關于取締陰陽生及產婆規則的公函》。公函規定，陽先生如若從業，必須將自身姓名、年歲、籍貫、住址、師承、從業年數以及收費數目等統一填寫，上報警廳；公函還開列了陰陽先生從業的注意事項，規定陰陽先生從業必須經過考試并領取營業執照；陰陽先生在從業過程中，不得“扶同隱徇”、“不得賄賣殃書”，如遇有“變死”（異常死亡）等情事，必須據實報之警廳。此外，警察廳借喪家攜帶殃榜赴衛生局換取抬埋執照之機，不時派警員至逝者家中核驗，查看逝者的死因是否與殃榜上所書一致。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警署發現了許多不合實際的情況。而但凡發現類似情形，警廳多以“謀取錢財”、擅
開殃榜”等罪名將陰陽生予
以取締。到了20世紀20年代，北京市政府更嚴禁新的從業者開業。由此一來，從事陰陽生的人員不斷減少。
1927年，政府規定不再以殃榜作為領取出殯執照的依據。如遇有喪事，只須執醫生處方，直接到衛生局申報死亡即可。此后，陰陽先生盡管仍然從業，但僅限于應付民間的風俗習慣而已。到了20世紀30年代，相關統計顯示，在北平從事陰陽生行業的人數已所剩無多，且從業者多是些上了年紀的老人了。由于材料的限制，若想對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全國陰陽先生的數量以及分布情況進行準確的評估，實在是大非易事。不過，北平的這一狀況，對于了解當時全國，至少是各大都市中陰陽先生的從業狀態，或可管中窺豹，略見一斑了。
如若說，與大城市相比，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對農村地區的統治力仍相對薄弱，從而使陰陽先生在農村可能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間，那么新中國成立后，國家與政府自上而下、由城市至鄉村有步驟地推行新式的喪葬文明，此引發的，則是農村這塊最后的“陣地”也漸漸被陰陽先生失去了。當然，晚近以來，在部分城鎮和鄉村中也活躍著一些風水先生，但與傳統社會的陰陽先生比起來，無論在工作內容還是工作程式上，都已有著相當程度的不同了。
歲月如梭，伴隨著時間的流逝，陰陽先生這一與過往人們日常生活密。
這一直是我想象中的職業，我一直以這個為目標而努力的，雖然我知道現在已經沒有這個職業了，可是他的名氣的絲毫沒有減弱，不少人還是，在不斷的尋找著。
師傅曾經跟我說過，如果我把，他交給我的所有北京同學會的話，那么我就可以當一名合格的陰陽先生了，他的這句話一直記在我的腦海里，既然我崇拜了他，那么，對于陰陽先生這門行業的熱愛，絲毫不見情緒，在別人看來，這是一個，絲毫不上檔次的工作，可是在我看來，他卻有著其他工作所沒有的魅力，不光可以，自由自在，而且，還有著別人無法企及的本事，受眾人仰慕，同時自己的本領，也是平常人所不能想象的。
也可能是由于我這一個夢的緣故，也可能是由于我真的特別崇拜陰陽先生，我也沒有想到就因為，我這一個短暫的夢想成就了后人，人們眾口稱道的“陰陽風水”。
陰陽肯定說的就是我了，而風水，就是說的我旁邊這個讓我現在看起來十分頭疼的家伙，我一看到他就火大，恨不得要把他給人道毀滅。
雖然對他有很大的意見，不過當我知道他的職業的時候也是有了一部分，好奇，雖然不知道風水師到底是干什么的，不過，我能想象的到，她到底多么的厲害，畢竟可以跟陰陽先生齊名，絕對不是簡單的職業。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