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齊梁陳定鼎江南之后，便有車船的存在。只不過車船大行其道還是在宋朝南渡前后的時代，紹興二年官軍試做四車小船，稍后洞庭湖楊幺等所謂賊寇，大肆制造各種車船，一共有十多種規格，大的有二十四車之多，可以搭載精強水軍三百人。洞庭水軍的車船最后被岳飛以投草入湖，誘敵深入的計策所破，同時也獲得了車船制造之法，京湖工匠制造車船的手藝也從那時候傳了下來。

車船用于水戰，是極為犀利的武器。因為車輪可以多人同時踩踏的緣故，一旦鼓動起來，運動輕快，在煙波浩渺的湖面上奔走如飛。廢帝完顏亮曾以六十萬大軍征南，在采石磯渡江時被宋軍水師所阻遏，不能前進，當時宋朝鎮江水軍只以車船數艘在大江上來回馳騁，進退自如，六十萬大軍望之氣奪。不復有渡江之念。但車船同樣有自己的弱點，其余弱點故不必說，車船最大的弱點有兩條：超大型車船身軀笨重在江河梗阻難行，以及車船難以經受風浪，無法在海上作戰。后面一條倒沒有什么阻礙，原本宋朝水軍另有帆船用于海上交鋒。只是第一條有些麻煩，搭載三四百人的巨型戰艦的確是難以在長江漢水等主戰場施展開。

所以制造江河水戰所用的車船規模不可太大，類似張膛為鄭云鳴規劃的八車十六輪車船，已經是江河水戰能夠容納的極限了，依照張膛的主意，連八車船在水上行駛時都笨重難行，最好大量制造二車和四車戰船以備攻守。但鄭云鳴還是堅持花費重金打造了一批八車大船，他的著眼點不在今日，而在于以后的長遠考慮。總有一日宋軍會裝備真正的威力巨大的水戰利器，而這種利器必須有空間足夠大的戰艦來裝載它。

八車戰艦正是裝載巨大兵器的好平臺，全艦有車輪十六、槳四十，可以搭載全副武裝的戰士二百二十名，踏駕兵與槳手九十名，船分上下三層，甲板上裝有對準兩側的床子弩，中層開炮窗，安放有各色大小將軍炮，下層為槳手和踏駕兵的蹬踏室。和傳統宋軍戰船不同的在于荊鄂水軍新造車船并沒有高大的船樓可以容納弓箭手在其中放箭，而只是在船尾建造了一個低矮的指揮樓，大船甲板就是*手們的主要作戰平臺，為了防御敵軍弓箭的襲擊，在倆舷設置了一排巨大的馬牌防御，在甲板上方也搭建了牛皮的戰棚。

“弓箭交戰必須占據高度優勢，似荊鄂水軍這種形制的戰船，真的遇上高大的樓船可能會吃虧。”張膛曾經這么跟鄭云鳴解釋。

“我們要對付的不過是些木筏漁舟罷了，就算完全沒有船樓，也能對蒙古人占據高度優勢。”鄭云鳴雖然給予這樣的回答，但張膛總是不以為然，難道蒙古人一輩子都學不會造船，永遠只能用走舸漁舟來作為戰船嗎？他知道北方也有湖澤密集的地方，如果蒙古宣差總領和當地豪強將領征發工匠，打造高大的戰船，配上慣于風浪的水手，鄭云鳴的這種低矮大船未必能夠占得上風。

不過這個時候的孟珙已經顧不得這種帶著矮樓的八車船經不經用了，他現在需要盡可能多的戰船，將數萬援兵分由水陸兩道前往增援襄陽。

在郢州知州衙門的正堂上，一副巨大的桌案上展布著巨大的湖北地形圖，郢州城外密密麻麻的紅色小木塊，每一個木塊都是一支京湖地方宋軍的部隊，現在郢州城已然成為了增援上游、對襄陽附近蒙古大軍進行反攻的所有宋軍的前進基地。加上補給倉庫這個重要職能，讓郢州內外更加繁忙。

孟珙指著地圖對鄭云鳴說道：“現在的郢州可謂是集中了朝廷在京湖能夠使用的全部機動兵力。除了官人從襄陽帶出來的三千軍之外，我本部三萬人，江海都統帶領江州、淮西兵馬二萬人，屯駐鄂州、岳陽的荊鄂都統司一萬人，以及從江陵派遣來的權差遣江陵軍馬楊義都統部屬一萬二千人，總共七萬五千大軍，正準備和蒙古人展開一場前所未有的大戰。”

“話雖然如此說，但只憑一路前去，于兵法不合。”在鄭云鳴開口之前，湖廣總領姚之元搶先說道：“何不兵分數路，一同前去襄陽，讓蒙古人防不勝防，則襄陽之圍可解？”

孟珙聽了他的話，只是不置可否，轉身問鄭云鳴道：“此計如何？”

鄭云鳴沖湖廣總領點了點頭，側頭對孟珙說道：“這是兵法之常，卻不適用于今日，分路進兵之策，原本是為了讓敵人捉摸不透進軍的真正方向，使得敵人無法部署防守兵力，但今日我們面對的敵軍，不但兵力比我們要多，而且都是戰斗力強大機動性高的騎兵。就算他們分兵把守各處隘口，也有足夠的時間集結起一支強大的野戰兵力對前進途中的我軍進行攻擊，那時候我軍分路進兵之策，反倒成就蒙古人各個擊破的目的。”

李伯淵也趕忙說道：“正是如此，當年金國慣用分路進兵的招數對付蒙古人，可是每次都被蒙古人抓住一路痛打，然后其余諸路一齊崩潰，幾乎沒有一次能夠成功的，但凡成功的都是集中一路兵力，突出奇兵，給予蒙古人意料之外的打擊的。”

孟珙抬頭看了看李伯淵，作為北軍的典型將領，李伯淵自然是不愿意單獨率領一支人馬前往襄陽的。對于這些人來說手中的軍隊就是安身立命的本錢，萬一在半路上遭遇到蒙古人的主力，就算快馬逃得性命，軍隊被殲滅了也就等于在南朝的安逸生活到了盡頭。這個問題不能咨詢他的意見。

最能夠信任的只有鄭云鳴，他的主力部隊依舊困在襄陽城中，自己又身負守備襄陽之責，論想要替襄陽解圍的心情，匯集在郢州的諸將中應該沒有人比他更迫切。他仍舊問鄭云鳴道：“那么依副都統意見，應該如何處置？”

“說起來其實也很簡單。”鄭云鳴拿起一個小紅木塊，這是代表他本部的兵馬，輕輕的沿著漢水推進到襄陽：“我帶本部三千人，乘坐荊鄂水軍戰船先走，于路探查蒙古軍包圍襄陽的嚴密程度，等我返回襄陽之后，大帥再帶領大軍沿著漢水水陸并進前來，襄陽有六萬守軍，配合孟帥在外圍的大軍里外夾擊，襄陽之圍不難消解。”

孟珙沉吟道：“若是官人先去，豈非打草驚蛇？那曲出難保不會對繼進的大軍有所準備。”

“大軍集結在下游，蒙古人早就已經知道這一點，我去與不去，都是一樣的會嚴加戒備，但我先去襄陽，一則可以看清蒙古人在水上陸上的虛實，二則我若不在襄陽，城中諸將各不相能，趙制置在協調軍隊的時候會徒增許多麻煩。”

自然還有一樁不需要明言的事情，鄭云鳴的本部人馬都在襄陽城里，在郢州雖然眾人對他尊敬有加，但他真正能指揮的也就是這三千人而已。這一趟出襄陽，原本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蒙古軍繞過襄陽渡過長江，現在經過幾場漂亮的水陸交戰，蒙古軍渡江的計劃已經完全被挫敗，

這個時候的孟珙還有一樁擔心，就是蒙古軍會利用超過宋軍數倍的機動能力，以聲東擊西避實就虛的戰法，先騙取宋軍主力火急馳援襄陽，然后趁著京湖腹地空虛，再度舉兵南下侵擾。這也就是他在郢州反復斟酌，未敢盲動的原因之一。

但他不知道的是，蒙古人確實已經對再度侵擾京湖腹地沒有了興趣，而其原因則是一個非人力能及的因素。

鄭云鳴趁著眾將圍攏研討戰局的當口，將孟珙叫道了屏風后無人的地方，低聲問道：“我還有一件擔心的事情，不好當面在眾人面前講起。如今郢州附近至少有十幾個軍的番號的隊伍，隸屬于大江上下好幾個制司和戎司，這么多來頭不同的軍隊匯集在一起，可能會出現指揮權歸屬的紛爭。”

他皺著眉頭說道：“依照朝廷用兵的慣例，自然是以官職最大的御前馬軍司都統的您作為總帥最為合適，而史嵩之的確也委任您節制京湖諸路軍馬。但您要知道史制置使畢竟管理的是沿江制置使司，而聚集在此處的軍隊大半是襄陽城中的趙制置使管轄，如今敵軍包圍襄陽，趙制置使的號令不能出高墻一寸，則大帥需要跟江陵的別副使多加溝通，免得諸將不相協，引發內部問題。”

他所說的擔憂，正好敲中了孟珙的心門，自古諸侯會集，聯兵出動，最大的問題就是指揮權的落實。唐以九節度、六十萬大軍攻史思明，戰力應該說至少壓過史思明五倍，但方面大帥各不相協，加上朝廷派來的觀軍容使不但沒有起到積極協調的作用，反而從中搗亂，這才是唐軍鄴城之敗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