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圍過來的同事說，你們先去忙別的吧，我來把這件事情調查清楚。隨后，我就安排隨拉把保安隊長拉貝叫了過來，我要分頭對冰巴和瑪拉進行詢問。
直到這個時候，我仍然相信冰巴是誠實的，起碼應該講一點真話吧。為了營造一點高壓氣氛，我特意找隨隊醫生高鎮南大夫借了一幅深色的石頭墨鏡戴上。
我同翻譯在房子坐好后，就讓隨拉先把冰巴叫了進來，冰巴進房后站在辦公桌旁邊，眼睛直直地望著我，我也透過墨鏡平視著他，我一言不發，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足足有十分鐘的時間，我同冰巴始終保持著對視的姿勢。
墨鏡真是一個好東西，我在鏡片后清楚地看著冰巴的一舉一動，而冰巴也許看到的只是兩個圓圓的黑色鏡片。
空氣在時間的流逝中凝固了，冰巴的神情也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著變化，先是進門后的鎮靜，進而疑惑，再下來有點不知所措，最后似乎有點手足無措了，他蹲在了地上，但仍然仰著頭，一副等著我問話的樣子。
我不知道冰巴心里在想著什么，就像他難以了解我們一樣，華夏民族的人是一個神秘的人群，在面對危機或是解決處理問題時，總會讓對手難以捕捉他的下一步的舉動，也許是這樣，也許是那樣，也許根本就不是對手想象的那樣。
我料到冰巴在這樣的氣氛中會誠實地講出他們在路上發生的一切，甚至會清楚地講出輪胎的來龍去脈。
可是我錯了，冰巴并沒有我想象得那么簡單，不管我和翻譯，包括隨拉如何詢問，冰巴始終都沒有承認，他始終堅持是路況不好，輪胎磨損得非常厲害。
我對冰巴的信任一下子降到了零點，也許冰巴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冰巴。接下來對瑪拉的詢問就順利得多。
瑪拉很痛快地講出，是冰巴出主意賣掉了六條輪胎，其中有四條是新的，并在路邊找了兩條廢棄的舊胎當作備胎拉了回來，而且賣輪胎的錢冰巴只給了他不到一半。
經過商量，我們給冰巴做出了開除的決定，并把開除文件送到了當地省政府勞工部，這也是我們作出的第一個開除決定。
而對瑪拉，我們對他作出了停工一個星期的反省決定，盡管我們知道那個偷賣輪胎的主意恐怕出自于他，但他畢竟還存有著一絲坦誠。
因為我們畢竟沒有最為直接的證據，也許也因為冰巴出于對朋友的默認，面對開除決定，冰巴一下難以接受，天天找勞工部哀求，同時不停地找我們的人，隨隊醫生，車場修理工，項目領班，凡是他能認識的人幾乎都找遍了，尤其是不停地找隨拉懇求。
在印象里，好像他只直接找過我一次，我冷下心斷然回絕了，時間一長，冰巴的身影在基地慢慢地消失了。
但關于冰巴的消息卻不斷傳到我的耳邊，有人說，冰巴經常坐在錫吉里市路口一個小咖啡館的門前。
我有時開車路過那里，偶爾也能看見冰巴的身影一閃而過，但冰巴落寞和失望又飽含著期待的神情卻在我的眼前揮之不去，我分明看見冰巴在向我揮手致意，可那只手卻無奈地停在了半空，仿佛成了一個定格。
很長時間過去了，好像是兩三個月以后吧。
有一天，隨拉在同我談論工作時，也許是無意，其實是早有準備吧，他同我談起了冰巴。
他說，冰巴很后悔，很想回來上班，他知道珍惜自己的工作了，再也不會干偷竊的事了。
隨拉還說，這幾個月來，冰巴的日子過得很艱難，幾乎是天天靠著朋友的接濟度日，一家老小眼巴巴期望著我們能夠開恩，讓冰巴重新工作。
其實，我心里何嘗不惦念著冰巴，見不得富人逞強，見不得窮人落淚，這是老祖宗傳下來的古訓，也是男兒的血性吧，我對隨拉說，先讓冰巴寫個檢查吧。
又過去了幾天，正好有一個駕駛員因故提出辭職，我就安排隨拉把冰巴叫了過來。
幾乎是在我安排完之后，冰巴就轉眼出現在了我的門前，哦，我忘記了，冰巴其實就守在我們基地不遠的咖啡館呢。
冰巴一副誠惶誠恐的樣子，眼巴巴等著我說話。我說，冰巴你先在門前等一會，我和隨拉先說吧。
隨拉進門后把門虛掩上，在辦公桌前坐了下來。我很鄭重地對隨拉說，首先感謝老天給了冰巴一個重新工作的機會，其次也感謝你持之不懈的努力，最后你們要共同感謝我們的善意，還有你對冰巴重新工作有什么看法。
隨拉一直靜靜地聽我講完這番話，隨拉眼睛里的光亮不停著變換著，欣喜的紋路在他的眉梢間蕩漾。
隨拉說，此時此刻自己的心情很復雜。他說，冰巴一定會成為一個好工人，讓我們再一次信任他吧。
我說，首先我是相信你，隨拉幾乎是一瞬間聽明白了我的話里的意思，轉身就出了門。
正如我所料，從我的門里一出來，隨拉就把冰巴叫到了菜地邊的一個芒果樹下談話，至于談什么，也許一切都在不言而喻中吧。
冰巴重新上了車，駕駛著自卸車在工地上忙碌。
這以后，我就很少再同冰巴直接交談了，我不想讓他在我的面前說什么感謝的話，如果他要感謝就感謝自己吧，感謝自己真誠的懺悔，尤其是感謝自己今后的誠實和守信。
從此以后，我再也沒有聽到冰巴同什么盜竊的事沾邊，盡管后來工地上偷盜柴油的情況愈演愈烈，甚至發生了預謀偷盜拌合站柴油、機油以及發電機的大案。
圍繞著偷盜和開除，我和隨拉的工作常常是疲于應付。
一個人和一群人，力量總是懸殊的，饑寒出盜賊，放在哪里也許都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力工，就是在工地上干出苦力的工作，干除機械操作工作之外諸如修整路基邊坡、挖排水溝、搬運材料、給機械加油等所有靠出力流汗掙工資的輔助性工作，當然，月薪收入比較低。
在我的統計中，一個力工最高的月薪不超過十二萬幾內亞法郎，合南華幣1000元左右，最低的月薪只有6萬幾內亞法郎，合南華幣是500元。
月薪雖然很低，但愿意從事力工的人仍然趨之若騖。
幾內亞工業非常薄弱，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和種植業國家，農村中剩余的勞動力和城市貧民對來之不易的工作求之若渴。
在我們開始基地建設的時候，每天都有很多人蜂擁而至應聘，體力和一定的手藝就是他們獲得工作的準入證。
當道路施工全面展開的時候，我們雇傭的力工一度達到四五百人之多，對力工的勞資管理雖然相對簡單，但面對大量的流動性質較為明顯的力工隊伍，我們在管理和使用上還是想了不少辦法。
經過大量實踐和摸索，我們總結了一套發放工票對他們進行按工作日和按小時出勤管理的辦法。
實踐證明，這套辦法雖然易于執行，但也存在著一些弊端。比如，每個工區對力工工票的管理方式略微不同，一工區由我方領班持有工票，每日工作結束后，由領班當著力工的面簽署工作時間，同時，為了區別力工的勞動貢獻，對力工分類制定了不同的工資標準。
二工區由力工本人持有工票，每日工作結束后，雙方當面簽署工作時間。
在基地工作的力工，由于勞動強度較低，工資收入也較低，對力工的管理和工資發放標準，由于涉及面較大，在執行中不免帶有一些主觀的或是感情方面的色彩，存在著一些隨意性因素，也容易導致力工隊伍的不穩定性現象發生。
起初，我們把抓住的盜竊者送到錫吉里市警察局的時候，他們非常重視。
慢慢的，時間一長，送去的次數多了，他們就有些不耐煩了，甚至有的警察不屑一顧地對我說，你們華夏和你們華夏的公司那么有錢，丟一點東西不值得大驚小怪。
關于這句話，有一次我同警察局局長卡馬拉進行了辯論。我說，你們國家的小偷真多呀。
卡馬拉局長非常不高興，反問我，難道你們國家沒有嗎。我回答說，有，但是沒有你們國家的多。
聽到你們國家還是有小偷的，警察局長覺得有點占了上風，帶著譏諷的語氣回應我，你們中國地方大、人多，小偷的總數一定不會少吧。
我回答說，是不少，應該很多吧。
警察局長有點得意地問我，有多少。
我鎮靜地回答說，大概也就八百萬左右，幾乎同你們國家的人口總數一樣多，如果同你們國家人口總數來對比，幾乎是100％的比例。
警察局長半天沒有回過味來，但幾乎同時，他猛地仰天大笑，伸手抓住我的肩膀搖晃著，連連沖著我喊到:先生、先生……，你的意思是我們國家100%都是啊。
我立即嚴肅否認了，以后，警察局長同我成了好朋友，在警察局辦事只要通報一下姓名，多半是要開綠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