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年初，葉振邦作為復興黨提出的總統候選人開始競選演說，實際上，他即將開始其為期6年的兩個總統任期，首次演講安排在索龍的議會大廈，那個二戰結束以后他父親夢開始的時候。

30年前，一群人聚集在至今仍屹立在這條街上的這座建筑里，用這樣簡潔的言語，發起了南洋華夏民族不可思議的民主實驗。

資本家和學者，政治家與愛國者們為逃脫政治專制的束縛，最終在索龍會議上發表了他們的宣言，這一會議精神一直延續了30個春天。

他們討論出的文件得以簽署通過但尚未最終完成，最后建國者們決定同意這些文件再繼續討論至少二十年，而將這一問題留待他們認為的聰明的子孫后代去解決。

當然，法律之下平等的公民權理念是這部憲法的核心，它向人民許諾自由、公平和一個隨著時間推移能夠且應當被不斷完善的聯邦國家。

但寫就在紙上的宣言尚不足以使人民擺脫思想奴役，或向不同膚色和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們提供他們作為南華聯邦公民理應享有的充分的權利和義務，這就需要那些愿意履行其職責的后來者去縮小我們的理想承諾與人們所處時代的社會現實間的差距——他們得經過街頭抗議和法庭抗爭，經過議會戰斗和和平違法，這其間總是險象環生。

繼續前人長久以來的、為建立一個更公正、公平、自由、更負責任且更繁榮的華夏民族國家的努力，這是我們在這場總統競選一開始就定下的任務之一。

我之所以決定在這一歷史關頭競選總統，是因為我堅信我們只有聯合起來，才能應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挑戰，才能為我們的子孫后代創設一個更好的明天——只有相互理解，懂得我們也許有不同的故事，但擁有共同的愿望，懂得也許我們膚色不同，來自不同地方，但我們想要同一個夢想，才能使我們的國家更完善。

這一信念來自于我對正派而慷慨的華夏人民堅定不移的信心，同時它也源自我自己的中華故事。

我是一個漢族，在我的父母的照料下長大成人，他們歷經偉大的抗日戰爭，我在這個國家最好的學校里讀過書，也在這個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里生活。

我娶的是一位德國婦女，她的血管里同樣流淌著那個偉大日耳曼民族的血液——而這一血統又遺傳給了我們的兩個寶貝兒女，而且只要我還活著，便會永遠銘記在這世上我們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家里我這樣的經歷都會發生。

這樣的經歷不會將我塑造成最保守的候選人，但它使我骨子里因一種信念而警醒：這個國家高于它的各部分的加總，高于多數群體，我們本身就是一個整體。

在這場競選的第一年里，我們意識到華夏大家庭的人民有多渴望團結一致的訊息，而不是相反，盡管存在透過純粹種族主義的有色眼鏡來看待我的競選的陷阱，我們在國家那些不管什么民族占主導的一些省份卻贏得了顯著的勝利，在聯邦紫睡蓮的旗幟仍高高飄揚的地方，我們筑就了所有民族大家庭強有力的聯盟。

這并不意味著種族在競選中不是一個問題，在競選的許多層面上，初選前的幾周里我們看到種族內在的**問題漸漸浮現，媒體四處搜尋每一場投票結果以作為種族對立的最新證據，這一對立不僅是在華族與其他民族之間，也在原居民外來者與之間。

然而，也就是在最近兩周里，大選中關于種族的討論發生了明顯的分裂性的轉變。

在這光譜的一端，我們聽到這樣的暗示，即我的參選在某種程度上是平權計劃的一種實踐，是那些眼界開闊的自由主義者尋求廉價的種族和解的意愿的結果。

在光譜的另一端，我們聽到了另一種聲音，可怕的一種煽風點火的言論，這種言論不僅會加深種族分裂，也有損我們國家的偉大與善良，這樣的言論不僅冒犯了華族，也得罪了原住民，對于所有人同樣是冒犯。

我旗幟鮮明地譴責這種極具爭議性的言論，對一些人而言，糾纏不清的問題仍然存在，我需要知道的是，作為一個公民是否知道你對我們這個聯邦國家的內政外交政策的猛烈抨擊？

但那些最近引起軒然大波的言論不止于讓人匪夷所思，它們不只是一位著名政治人物試圖挺身而出反對覺察到的不公正，相反，它們反映了一種對這個國家的極度扭曲的看法——它將種族歧視主義視為天經地義，將我們這個國家的弊病夸張到掩蓋我們所知道的一切關于這個國家的美好。

這樣看來，這些言論不僅錯誤而且極具分裂性，它在我們需要團結時分裂我們，在我們急需攜手共進解決諸如戰爭、恐怖主義威脅、經濟舉步不前、日漸惡化的醫療危機和潛在的災難性的環境變化這一系列重大問題時制造種族糾葛，而這些問題不是某個族群的問題，而是我們所有人都正面臨的難題。

若從我的出身、我的政治立場、我信奉的價值和理想來考慮，毫無疑問，對那些我的支持者來說，我的譴責還遠遠不夠，他們或許會問，為什么一開始我不反擊？

但事實恰恰是，那不是我所認識的那個人，二十多年前我遇到時他是我的老師，他對我說人們有相互友愛和照顧病弱、扶助貧賤的責任。

他作為一名稱職的政治家為國家服務，后來他在國家最好的大學作研究和上課，他三十多年如一日主持一個慈善機構，為社會做著高尚的工作——收留無家可歸者，照顧窮困潦倒者，提供日托服務、獎學金和監獄服務，并向艾滋病患者伸出援手。

在我的第一本書《父輩的夢想》中，我描述了我在他那里第一年做義工的經歷：“一陣大風將他的聲音傳遞到每個角落，人們開始呼喊，從他們的座位上站起來、鼓著掌、喊叫著，…并且只有一個簡單的訊息——希望！——我還聽到了其他東西。

在那個角落里，在這個城市成千上萬的禮堂里，我想象普通人融入那些有關生存、自由和希望的故事，變成了我們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

流淌的血液是我們的血液，眼淚是我們的眼淚。

在這個陽光明媚的日子，這個普通人聚集的地方，再一次作為橋梁將一個民族的故事匯入未來的世代和更大的世界，我們的苦難和成功立刻變得獨特而又普遍，是普通人的而又超越這個族群。

在記錄我們的歷程中，那些故事和歌謠提供給我們不斷回憶過往而不必羞恥的方法，…有了那些所有民族都該學習和珍惜的記憶，我們就能開始復興我們的民族?！?

這便是我在圣疆慈善院的經歷，同那些全國有重要影響力的人聚集的議會大廳一樣，這里使普通人社區——醫生和領取救濟的母親、模范生和社會底層成員，連接成一個整體。

儀式總是充滿沙啞的笑聲，有時還夾雜色情幽默，他們總是在跳舞、鼓掌、尖叫和大喊，似乎會嚇到那些不曾見識過的人，它容納了善意和殘忍、絕頂聰明和盲目無知、尚在困境中掙扎的和已經功成名就的、愛和肯定、苦難和偏見這些普通人所經歷的一切。

這或許有助于解釋我和吳國楨老師的關聯，盡管他可能不盡善盡美，但他如同我的親人，他增強了我的信仰，見證了我的婚禮，并給我的孩子帶來祝福。

在我同他談話時，我不止一次聽到他用貶損的語言談及那些種族團體，或是對那些與他交往的所謂上等人畢恭畢敬，他內心也滿是對他長久以來孜孜不倦獻身其中的共同體的或善意或惡意的矛盾。

我不能否認他，如同我不能否認民族共同體，我不能否認他，如同而不能否認我的父母，他們養育了我，為了我一次次做出犧牲，愛我就像我的父母愛這世界上其他的東西一樣，但他們也曾坦言還不止一次講出讓我畏懼的有關種族問題的深深思考。

這些人是我的一部分，他們是這個國家的一部分，而這就是我所熱愛的國家。

有人會認為這是我為那些不能被饒恕的言論作開脫的努力，我向你保證這不是開脫責任，如果圖政治上的安全，我會忘卻這一插曲繼續向前走，并希望這些言論會自生自滅。

我們也可以把吳國楨老師看做瘋子或蠱惑人心的政客對他不屑一顧，就像有些人在摩鹿加民族黨領導人杰拉爾婷-山德魯斯因最近的言語包含深深的種族言論而對她不屑一顧一樣。

但種族是這個國家不容再忽視的問題，我們如果對此不屑一顧就會犯同樣的錯誤，那就是在他關于我們這個國家政治的言論中以簡單化的、頗具成見的方式放大國家的負面，結果造成對現實的扭曲。

人們做出的這些評論和最近幾周日漸顯現的問題都反映了這個國家的種族問題的復雜性，我們不能完好地解決種族問題也意味著我們聯邦的尚未完善，如果我們對之視而不見，僅僅撤退到自己的一隅安分守己，我們將不可能團結起來并解決類似醫療、教育或為每個國人提供好工作的需求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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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這一問題，我們需要知道我們是怎樣走過來的，我的父親曾說過：“過往并非僵死而被掩埋掉，事實上，它從來不曾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