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親、誠、惠、容
親、誠、惠、容外交理念是我國周邊外交的基本方針，就是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親、誠、惠、容這“四字箴言”，是新形勢下中國堅持和平發(fā)展道路的一份生動宣言，是對多年來中國周邊外交實踐的一個精辟概括，也反映了我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外交理念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親是指鞏固地緣相近、人緣相親的友好情誼，堅持睦鄰友好、講平等，重感情，多做得人心之事，使周邊國家對我們更友善、更親近、更認同、更支持，增強親和力、感召力、影響力；誠是指以誠待人之道對待周邊國家，爭取更多朋友和伙伴；惠是指本著互惠互利的原則同周邊國家開展合作，編織更加緊密的共同利益網絡，讓周邊國家得益于我國的發(fā)展，使我國也從周邊國家共同發(fā)展中獲得裨益和助力；容是指開放包容、求同存異的大國胸懷，促進地區(qū)發(fā)展。
2013年10月24日，習近平主席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強調，無論從地理方位、自然環(huán)境還是相互關系看，周邊對我國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思考周邊問題、開展周邊外交要有立體、多元、跨越時空的視角。周邊外交歷史上就是我國外交的重點之一，我們有許多好朋友、好鄰居。隨著時代的變遷，我國同周邊國家的關系也發(fā)生了很大變化，除中巴、中柬、中老等傳統(tǒng)友誼外，與其他國家的關系，無論政治、經濟、安全，還是文化的交流與合作都更加緊密。當然，東北亞的局勢時常出現一些不穩(wěn)定的因素，如朝核問題，多次發(fā)生朝核危機。2016年2月7日由于朝鮮強行進行第四次核試驗和發(fā)射“光明星4號”火箭后，朝鮮半島局勢驟然緊張。日本以防御朝鮮擁有核武器為由，加緊布置反導彈攔截系統(tǒng)。美國不斷加大在東北亞地區(qū)的軍事部署，不但開來核潛艇、航母，還派來B-52戰(zhàn)略轟炸機和F-22隱形戰(zhàn)斗機，同時加緊推動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tǒng)。“薩德”反導系統(tǒng)覆蓋范圍，特別是其X波段雷達監(jiān)測范圍遠遠超出半島防衛(wèi)需求，深入亞洲大陸腹地，不僅將直接損害中國的戰(zhàn)略安全利益，也將損害本地區(qū)其他國家的安全利益和整個東北亞的安全局勢。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tǒng)，無助于半島局勢的改善，反而會使矛盾更加復雜化。中國政府對此嚴重關切，并表示堅決反對。王毅外長指出，美國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中國必須加以防范。另外，日本的軍國主義復活，時常挑起釣魚島問題。菲律賓、越南等侵蝕我國南海島礁，并時常挑起南海問題，美國也時常來攪局。因此，目前中國周邊環(huán)境比歷史上更復雜、更險惡。所以，做好周邊外交成為我國外交的優(yōu)先方向；同時，這也是積極實踐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要舉措。
提升中國在國際舞臺的影響力，發(fā)揮更大的積極作用，作負責大國，是中國外交與時俱進，在國家綜合實力不斷提高的情況下，更多的積極有所作為的努力目標。習主席在2014年11月4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工作會議上提出，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時要秉持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近睦遠交，使沿線國家對我們更認同、更親近、更支持。
二、睦鄰、安鄰、富鄰
中國對周邊國家歷來本著親望親好、鄰望鄰好的樸素思想，在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上首先與東南亞國家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切實遵守，不斷弘揚，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得到大多數國家的承認和遵守。求同存異、互利共贏的思想也不斷弘揚。之后明確提出“以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報告強調：“我們將繼續(xù)堅持以鄰為善、以鄰為伴，加強區(qū)域經濟合作，把同周邊國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
2003年10月，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首屆“東盟商業(yè)與投資峰會”發(fā)表了題為《中國的發(fā)展和亞洲的振興》演講，提出了“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政策。黨的十八大以后，與時俱進，提出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不斷推進周邊外交。如中國與蒙古的友誼和合作、中國與朝鮮的友好合作、中國與韓國的友好合作，中國與東南亞等國家的友好合作，都是實行睦鄰、安鄰、富鄰的政策。
（一）中國與蒙古的友誼與合作
中國與蒙古國的關系，歷史上曾受地緣政治和大國關系的影響，目前中蒙關系進入歷史最好的發(fā)展時期，中蒙的友誼和合作不斷加深。
中蒙兩國邊界線長4700多公里。蒙古國是最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之一，兩國于1949年10月16日建立外交關系。1960年雙方簽訂《中蒙友好互助條約》。1962年簽訂《邊界條約》。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兩國關系受中蘇關系破裂的影響經歷了曲折。20世紀70年代，兩國恢復互派大使。1990年中蒙雙方發(fā)表聯合公報，1994年修訂《中蒙友好互助條約》，并在此基礎上簽訂《中蒙友好合作關系條約》。雙方確認，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加強和發(fā)展友好合作關系。此后的20年中蒙高層交往頻繁，政治互信不斷加深。中國連續(xù)多年保持蒙古國最大貿易伙伴國和最大投資來源國地位。2011年中國和蒙古國建立戰(zhàn)略伙伴關系，兩國同意在政治、經濟、礦產和能源領域加強合作。
應蒙古國總統(tǒng)額勒貝格道爾吉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于2014年8月21日至22日對蒙古國進行了國事訪問。2014年5月，蒙古總統(tǒng)額勒貝格道爾吉訪問中國，參加在上海舉行的亞信會議。額勒貝格道爾吉在與習近平會晤時邀請習主席訪問蒙古國。習近平主席訪問蒙古國是積極拓展周邊友好外交，實行睦鄰、安鄰、富鄰政策的具體行動。與此同時，蒙古也希望與中國發(fā)展“重要的”雙邊關系。習近平主席此次出訪取得了重要的成果，雙方一致同意將中蒙關系提升為全面戰(zhàn)略伙伴關系并發(fā)表聯合宣言，還簽署了涉及政治、經貿、人文等各個領域的20多項合作文件。
2014年8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蒙古國國家大呼拉爾發(fā)表了題為《守望相助，共創(chuàng)中蒙關系發(fā)展新時代》的重要演講，習主席說，“我愿再次重申：無論國際和地區(qū)形勢如何變化，中國都將始終按照中蒙友好合作關系條約精神，尊重蒙古國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尊重蒙古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fā)展道路。這是我們將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政策”。習主席重申這一重要立場是對蒙古國國內極端民族主義分子的有力回擊，也是對國際上“中國威脅論”的有力駁斥。習近平主席說，中蒙地理相鄰、經濟互補，中方的市場、資金、技術、通道和蒙方的資源富集優(yōu)勢互補性很強，有許多合作機遇。中國持續(xù)發(fā)展將為包括蒙古國在內的合作伙伴帶來巨大市場和機遇。我們歡迎搭乘中國發(fā)展的列車，搭快車也好，搭便車也好。
習主席的此次訪問期間，蒙方長期關心的過境運輸、出海口等問題都得到了妥善解決。雙方成立了礦能和互聯互通合作委員會，簽署了《中蒙經貿合作中期發(fā)展綱要》，確定了到2020年雙邊貿易額達到100億美元的目標。雙方就加強口岸、鐵路合作等進行了深入探討，達成了共識。雙方決定將雙邊本幣互換規(guī)模擴大至150億元人民幣，雙方同意研究在中國二連浩特-蒙古國扎門烏德等地建立跨境經濟合作區(qū)。雙方還將在礦產品深加工、新能源、電力、農牧業(yè)、環(huán)保等領域開展全方位合作。這些新的合作必將增進兩國人民福祉，給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雙方商定將進一步活躍人員往來，相互給予更加便利的簽證政策，繼續(xù)加強青年、媒體等領域機制**流，營造更加有利的社會氛圍，促進中蒙友好。此后5年內，中方將向蒙方提供1000個培訓名額，增加提供1000個中國政府全額獎學金名額，為蒙軍培訓500名留學生，邀請500名蒙方青年訪華，邀請250名蒙方記者訪華，并向蒙方免費提供25部中國優(yōu)秀影視劇譯作。這將對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發(fā)揮重要促進作用。
中蒙全面戰(zhàn)略伙伴關系的確立，使兩國在國家關系上提升到新的高度，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也有了更加廣闊的平臺。2014年9月打造中俄蒙經濟走廊在杜尚別達成戰(zhàn)略共識，為中蒙、中俄間促進經濟貿易發(fā)展、人文交流開辟了更加廣闊的空間和美好的前景。
（二）中國與朝鮮的友好合作
中國與朝鮮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唇齒相依，中朝友誼是歷史和鮮血凝成的。自20世紀50年代至今國際風云變幻，國際局勢不斷發(fā)展變化，但中朝友誼經受住了時間和歷史的檢驗。中方積極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wěn)定，決不允許在朝鮮半島生亂、生戰(zhàn)。同時，中方積極擁護和支持朝鮮半島無核化，積極倡導和斡旋六方會談，化解朝核危機。
中方作為六方會談主席國，為真正推進朝鮮半島無核化進程、為促成有關各方達成“9·1 9”共同聲明（在這個聲明中，朝鮮明確承諾“放棄一切核武器及現有核計劃，早日重返《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并回到國際原子能機構保障監(jiān)督”），及“2·1 3”共同文件（在這個文件中，朝鮮明確承諾了棄核的目標和具體步驟），作出了十分艱辛的努力。但令人十分遺憾的是，上述共識未能得到落實，六方會談陷入停頓。朝美戰(zhàn)略互信不存在，朝鮮半島核危機不斷。特別是2016年2月7日由于朝鮮強行進行第四次核試驗，并于當天上午利用運載火箭成功發(fā)射最新研制的對地觀測衛(wèi)星“光明星4號”，并將衛(wèi)星順利送入軌道。對此，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緊急約見朝鮮駐華大使，對朝方不顧國際社會普遍反對發(fā)射衛(wèi)星提出交涉。多國及國際組織當天對朝鮮的發(fā)射活動表示關切，呼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緩和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美國則不斷加大在東北亞的軍事部署，美韓日協(xié)同開展對朝的制裁及反制，同時加緊推動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tǒng)。中國為解決當前的朝鮮核危機對我國及東北亞地區(qū)安全局勢的威脅和影響，積極敦促美朝雙方通過對話、談判解決問題。2016年2月17日，外交部長王毅提出中方實現半島無核化與停和機制轉換并行推進的談判思路，就是將半島1953年的停戰(zhàn)機制轉換為和平機
制，使東北亞得以實現長治久安的前景。外交部發(fā)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記者會時指出，這一思路旨在平衡解決各方主要關切，明確對話談判所要實現的目標，盡快找到復談的突破口。這一思路有助于從根本上解決半島核問題。中方愿與六方會談有關各方就這一構想保持密切溝通。2月23日，外交部長王毅在華盛頓同美國國務卿克里共同會見記者時，就朝鮮半島局勢闡述了中方立場。王毅指出，中美雙方認為，從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系出發(fā)，不能接受朝鮮的核、導開發(fā)計劃，不能承認朝鮮的擁核國地位。
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朝鮮的外貿環(huán)境等因素，中朝貿易在朝鮮外貿結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國一直是朝鮮最重要的貿易伙伴國家，是朝鮮對外貿易的主要渠道。朝鮮對外貿易對中國的依存度較高，中國對朝鮮的貿易占朝鮮對外貿易總額一度達90%。中朝貿易包括中國政府對朝經濟援助，以及中國企業(yè)對朝的直接投資和“一般貿易”。中國政府為了緩和朝鮮的經濟危機，維護中朝邊境地區(qū)的社會穩(wěn)定，對朝鮮提供了能源、糧食等經濟援助。中朝貿易對朝鮮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對朝鮮整個對外貿易的發(fā)展也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成為朝鮮貿易最大的對象國家。2007年朝鮮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達41.7%。朝鮮從中國主要進口石油、糧食、焦炭。2000年之前中朝貿易主要局限在中國東北三省，2000年以后擴散到南方沿海各省，包括山東、江蘇、四川、浙江、廣東、河北省。中國企業(yè)對朝鮮的投資，這些都對朝鮮經濟的恢復，對外貿易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中朝貿易有時受朝核危機及東北亞局勢的影響而波動，特別是朝鮮的能源需求，在朝鮮的第三次核試驗后，中國沒有向朝鮮提供能源。中朝貿易2014年達63.6億美元，比上一年下降2.76%，這是自2009年以來兩國年度貿易額首次出現下降。另一方面，朝鮮經濟法規(guī)不完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布局不確定性、相關政策不確定性是制約遼寧與朝鮮經貿合作的重要因素。此外，從事經貿合作相關人員普遍存在非專業(yè)性，不清楚國際貿易的運作模式，在同中方進行經貿合作時往往交流不暢。
遼寧省丹東市與朝鮮隔江相望，對朝貿易地理位置優(yōu)越，是我國對朝最大經貿合作窗口，在中朝經貿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隨著對外通道的開通，琿春市全面展開中俄“路、港、關”項目和中朝“路、港、區(qū)”項目建設，這兩個項目將進一步打通東北亞地區(qū)國際合作開發(fā)的人流、物流通道。琿春市將以此為基礎致力建設中俄、中朝兩個自由貿易區(qū)。目前，這兩個通道建設的重點項目，均已被納入國務院《關于推進東北老工業(yè)基地進一步對外開放的實施意見》中。此舉將開創(chuàng)東北亞地區(qū)國際開發(fā)合作和大圖們江區(qū)域合作開發(fā)新局面。有關專家提出了琿春雙邊貿易推動多邊合作進程的三步走構思：第一步，中俄建立琿春——哈桑跨國（邊境）經濟合作區(qū)；第二步，中朝建立琿春——羅津跨國（邊境）經濟合作區(qū)；第三步，將兩個經濟合作區(qū)進行整合，形成圖們江跨國（邊境）經濟合作區(qū)，真正實現區(qū)內自由貿易。這都將為中朝貿易發(fā)揮重要作用。
（三）中國與韓國的友好合作
中國與韓國也是一衣帶水的鄰邦。但是由于二戰(zhàn)后東西方的冷戰(zhàn)思維與格局，韓國成為美國的重要盟國與爭奪霸權利益的重要支點，也造成了中韓兩國長期互不承認和相互隔絕的歷史。
隨著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背景，1992年8月24日，中國與韓國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結束了兩國長期互不承認和相互隔絕的歷史。之后經過1998年、2000年、2003年三個重要發(fā)展階段，把兩國政治關系提升到“全面合作伙伴關系”。
1998年金大中總統(tǒng)執(zhí)政后，韓國為進一步化解東北亞地區(qū)的冷戰(zhàn)格局，促進東北亞地區(qū)的和平與穩(wěn)定，提出旨在實現半島南北和解與合作的“陽光政策”，得到了中國的積極支持。同樣，中國提出的有關中韓建立“面向21世紀的合作伙伴關系”建議也得到了韓方的積極響應。2000年，朱镕基訪問韓國，雙方領導人一致同意將這一關系推向全面合作的新階段。2003年，盧武鉉執(zhí)政后，繼承“陽光政策”。同年盧武鉉訪華，兩國元首一致同意把中韓關系確定為“全面合作伙伴關系”。
2008年5月27日，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同韓國總統(tǒng)李明博舉行會談。兩國元首一致同意，順應兩國關系發(fā)展的現實需要和長遠要求，將中韓全面合作伙伴關系提升為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共同開創(chuàng)中韓關系更加美好的未來。中韓建交以來，在雙方共同努力下，兩國關系不斷邁上新臺階。中韓建交標志著中韓兩國領導人走出冷戰(zhàn)思維的政治智慧，順應時代潮流，實現互利共贏，以及為實現朝鮮半島的和平穩(wěn)定和維護東北亞地區(qū)的安寧而做出的實際努力。雙方政治互信不斷加深。
目前，中韓各領域交流合作已進入全面、深入發(fā)展的“快車道”，使中韓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不斷取得新進展，共同促進東北亞地區(qū)繁榮進步。2015年6月1日，中國和韓國正式簽署自由貿易協(xié)定。國家主席習近平與韓國總統(tǒng)樸槿惠1日就中韓兩國正式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韓民國政府自由貿易協(xié)定》，并互致賀信。這標志著中韓自貿區(qū)建設正式完成制度設計，即將進入實施階段。
這是迄今為止，中國涉及國別貿易額最大、領域范圍最為全面的一份自貿協(xié)定。根據規(guī)定，中韓自貿協(xié)定生效后，中國將在最長20年內實現零關稅的產品達到稅目的91%、進口額的85%；韓國零關稅產品達到稅目的92%、進口額的91%。分析人士指出，中國積極推動貿易自由化便利化，努力實現完善多邊貿易體制和推動雙邊地區(qū)貿易自由化便利化兩個“輪子”一起轉，不僅為中國經濟帶來繁榮，也為世界經濟增長作出積極貢獻。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自2002年起逐年調低進口關稅，關稅總水平由2001年的15.3%調整至2010年的9.8%，履行了入世承諾。當前中國進口商品的實際關稅平均約為3%，遠低于發(fā)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業(yè)務總監(jiān)馮軍說，中國不斷下調關稅水平，削減了貿易成本，促進了貿易增長和流通。隨之而來的貿易流量變化，會促進世界范圍內的產業(yè)調整，讓貧窮國家從貿易中獲得更大好處。中國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國。未來5年，中國進口商品將超過10萬億美元，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多市場、增長、投資、合作機遇。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晉平說，惠及各方的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已越來越深入地被外部世界感知，其釋放出來的紅利正不斷為全球經濟注入新動力。
2015年11月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首爾出席韓國經濟界歡迎午餐會并發(fā)表主旨演講。他說，中韓建交短短20多年，貿易額已接近3000億美元，增長近60倍。這種迅猛發(fā)展勢頭在全球“難尋先例”。中國開放的大門會越開越大，將會為未來中韓經貿合作開辟更加廣闊的前景。中韓自貿協(xié)定，生效實施后，雙方超過90%的產品在過渡期后進入到零關稅時代，據預計將形成經濟總量達12萬億美元的巨大市場。
（四）中國與巴基斯坦的友誼與合作
中國與巴基斯坦的友誼是在老一輩革命家的努力和交往中形成并傳承至今的，是全天候的朋友。巴基斯坦是最早承認我國的國家之一。1951年5月21日，中巴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建交以來，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fā)展睦鄰友好和互利合作關系，特別是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與時任巴基斯坦總理穆·阿里舉行了兩次友好會談，雙方一致認為應該加強兩國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兩國總理的會談，對增進中巴之間的了解與友好合作關系的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萬隆會議以后，兩國高層互訪增多，友誼不斷加深，并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巴基斯坦積極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1965至1971年，巴基斯坦在歷屆聯大上都作為提案國，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20世紀70、80年代，中巴友誼穩(wěn)固發(fā)展。90年代，中巴友誼經受住了國際風云變幻的考驗，更加牢固。
進入21世紀，中巴全面合作伙伴關系進一步深入發(fā)展，2001年，迎來了中巴建交50周年。雙方舉行了豐富多彩的慶祝活動。2003年3月，時任巴基斯坦總理賈邁利正式訪華。11月，穆沙拉夫總統(tǒng)在海南出席博鰲亞洲論壇第二屆年會后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兩國元首簽署了“關于中巴雙邊合作發(fā)展方向的聯合宣言”。2005年4月，溫家寶訪巴，雙方簽署“中巴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宣布發(fā)展更加緊密的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2006年11月，胡錦濤正式訪問巴基斯坦。
2011年，中巴建交60周年，也是兩國總理宣布的“中巴友好年”。
中巴兩國從50年代起就建立了貿易關系。1963年1月，中巴簽訂了第一個貿易協(xié)定。1982年10月，兩國成立了中巴經濟、貿易和科技合作聯合會。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雙方的經貿合作有了長足的進展。2006年，兩國簽署自由貿易協(xié)定，并于2007年7月開始實施。2009年2月，兩國簽署《中巴自貿區(qū)服務貿易協(xié)定》。當年，中國成為巴基斯坦第二大貿易伙伴。
2015年4月20日至21日，習近平主席訪問巴基斯坦，這是習近平2015年首次出訪。在訪問期間，習近平同侯賽因總統(tǒng)、謝里夫總理共同決定，將中巴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提升為全天候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習近平說：“這一定位是中巴全天候友誼和全方位合作的鮮明寫照，可謂實至名歸。”中巴已是名副其實的命運共同體，習近平同總理謝里夫舉行了會談，雙方簽署并發(fā)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關于建立全天候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見證了50多項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涉及交通基礎設施、能源、農業(yè)、貿易、金融、衛(wèi)生、地方、媒體、海洋科學、教育等領域，推動中巴關系邁上新臺階，使中巴關系更加牢固。習近平在巴基斯坦議會演講，追溯歷史，把握今
朝，展望未來。從古絲之路，到中巴互幫互助，再到中巴經濟走廊，“一帶一路”沿線建設，都體現出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友誼是肝膽相照的信義之交，休戚與共的患難之交，習近平說，“將‘中巴命運共同體’打造成為中國同周邊國家構建命運共同體的樣板和典范”。
三、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友好合作
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友好合作在不斷發(fā)展，中國與東盟關系的發(fā)展也體現了一國與一個地區(qū)的友好合作模式：1991年實施中國—東盟對話關系。1996年7月，中國成為東盟全面對話伙伴國。1997年12月，江澤民出席東盟—中日韓首腦非正式會議，雙方發(fā)表了《中國—東盟首腦會議聯合聲明》，確定了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伙伴關系。中國與東盟關系進入一個新階段。2002年11月，在第六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雙方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xié)議》，確定了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qū)的目標。中國作為首個域外國家確定同東盟建立自貿區(qū)。2003年10月，第七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期間，雙方簽署了《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聯合宣言》。中國作為域外國家首個與東盟結成戰(zhàn)略伙伴。在這次會議上，中國正式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成為首個加入該條約的域外國家。為加強協(xié)調配合，中國以“10+3”（東盟10國和中日韓）為主渠道積極與東盟攜手推進東亞合作和區(qū)域經濟一體化，并在“10+3”框架內逐步開展中日韓三邊合作。
2004年11月，中國第一個舉辦東盟博覽會暨商務和投資峰會。當年雙邊貿易額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提前一年實現既定目標。2006年5月17日，中國東盟民間友好組織簽署了《中國東盟民間友好合作宣言》。2009年，據東盟方面統(tǒng)計，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額達1782億美元，中國首次成為東盟第一大貿易伙伴。2010年1月，中國—東盟自貿區(qū)如期全面建成。這是發(fā)展中國家之間最大的自由貿易區(qū)。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東南亞國家，首次提出與東盟攜手建設更加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推動締結中國—東盟國家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等重大倡議。2014年9月，中國—東盟自貿區(qū)升級版談判啟動，旨在深化地區(qū)經濟融合的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xié)定也已從程序磋商進入實質性談判階段。
特別是10+1機制開展以來，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友好合作開始上了一個新臺階。10+1機制是中國參與東亞合作的基礎。東盟與中國（10+1）領導人會議是指東盟10國（文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老撾、緬甸、柬埔寨）與中國領導人間舉行的會議。“10+1”指的是東盟10國分別與中日韓3國（即3個“10+1”）合作機制的簡稱。
20世紀90年代后期，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東盟國家逐步認識到啟動新的合作層次、構筑全方位合作關系的重要性，并決定開展“外向型”經濟合作。在這種形勢下，10+1合作機制應運而生。10+1合作機制以經濟合作為重點，逐漸向政治、安全、文化等領域拓展，已經形成了多層次、寬領域、全方位的良好局面。10+1確定了五大重點合作領域，即農業(yè)、信息通信、人力資源開發(fā)、相互投資和湄公河流域開發(fā)。在10+1合作機制下，每年均召開首腦會議、部長會議、高官會議和工作層會議。2004年，時任總理溫家寶出席第八次10+1領導人會議，雙方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xié)議貨物貿易協(xié)議》和《中國—東盟爭端解決機制協(xié)議》。2011年11月，第十四次“10+1”領導人會議就紀念對話關系20周年發(fā)表《進一步推進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聯合聲明。
2015年7月29日，中國與東盟十國為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第九次高官會議在天津舉行，會議批準了2015—2016年落實《宣言》工作計劃，審議并通過了“南海行為準則”磋商第二份共識文件等。會議還敦促盡快商談“中國—東盟國家應對海上緊急事態(tài)外交高官熱線平臺”指針等，并完成組建工作。在“南海行為準則”磋商方面，各方在前期梳理共識有關工作的基礎上，轉入“重要和復雜問題磋商階段”，包括為“準則”框架草案梳理共同要素等。為在“南海行為準則”最終達成前有效管控海上局勢，防止不測事件的發(fā)生，各方就制定“海上風險管控預防性措施”交換了意見。
2015年11月21日下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出席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的第十八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專家指出，中國視東盟為周邊外交優(yōu)先方向，東盟視中國為特殊、活躍的伙伴。同為發(fā)展中國家，中國與東盟國家有追求發(fā)展的共同目標，有促進地區(qū)穩(wěn)定合作的共同責任。自1991年中國成為東盟的對話伙伴以來，雙方關系拾級而上。2003年，中國與東盟正式建立戰(zhàn)略伙伴關系，雙方關系進入“黃金十年”。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是此次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之一。李克強在第十八次中國—東盟（10+1）領導人會議上的講話指出，中國愿與東盟十國一道，抓住難得歷史機遇，充分對接各自發(fā)展戰(zhàn)略，提升11個國家整體發(fā)展水平，力爭實現2020年建成東亞經濟共同體目標，促進東亞地區(qū)永久和平與繁榮。為此，他提出幾點建議：第一，進一步加強中國—東盟合作發(fā)展機制化建設。落實好雙方戰(zhàn)略伙伴關系第三份五年《行動計劃》和“2+7合作框架”。第二，加快經貿合作升級。雙方應加快中國—東盟自貿區(qū)升級談判成果的達成，通過進一步簡化通關手續(xù)、升級原產地規(guī)則以及操作程序等措施，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力爭實現2020年雙邊貿易額達到1萬億美元的目標。力爭實現區(qū)域經濟一體化的目標。第三，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同區(qū)域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對接。中方愿結合“一帶一路”建設，充分發(fā)揮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合作委員會的作用，積極參與《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guī)劃》。充分發(fā)揮亞投行、絲路基金、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等平臺的作用；中方還將設立100億美元的第二期中國—東盟基礎設施專項貸款，為有關項目提供融資支持。第四，探索開展國際產能合作。中方愿將東盟作為開展國際產能合作的重要方向。第五，共同提升安全合作水平。中方愿與東盟早日實現防長非正式會晤機制化，探討建立中國—東盟防務直通電話。雙方應加強打擊跨國犯罪、反恐、災害管理等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合作。中方倡議中國—東盟執(zhí)法安全合作部長級對話實現機制化。第六，努力促進地區(qū)可持續(xù)發(fā)展。雙方應乘“中國—東盟海洋合作年”的東風，繼續(xù)推動海上合作，建議定期舉辦中國—東南亞國家海洋科技與環(huán)保合作論壇，推進中國—東盟海洋合作中心建設。
2015年11月5日至6日，習近平應邀訪問越南。訪問期間，習近平會晤了阮富仲總書記、張晉創(chuàng)主席、阮晉勇總理、阮生雄國會主席等越南黨和國家領導人。雙方就當前形勢下兩黨兩國的共同利益、共同挑戰(zhàn)、共同需要、共同任務達成高度共識。習近平在越南國會發(fā)表演講時指出，“中越同為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命運共同體，中越傳統(tǒng)友誼應該倍加珍惜和維護。著眼未來，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兩黨兩國都需要守望相助、攜手前行。要把握好政治方向，做互助互信的好同志、合作共贏的好伙伴、相親相望的好鄰居、常來常往的好朋友，確保中越關系始終沿著正確軌道前進”。越方高度認可和贊賞習近平的主張和看法。
2015年11月6日至7日，習近平應邀訪問新加坡。訪問期間，習近平同陳慶炎總統(tǒng)、李顯龍總理等新加坡領導人舉行會談會見，確立了中新關系新定位。習近平指出，“雙方要繼續(xù)結合兩國發(fā)展需求特別是中國發(fā)展步伐，不斷創(chuàng)新合作思路，拓展合作領域，使中新合作在本地區(qū)持續(xù)發(fā)揮引領和示范作用。”兩國領導人發(fā)表了聯合聲明，一致決定將中新關系確定為與時俱進的全方位合作伙伴關系。這一新定位成為新時期中新關系的重要里程碑。
在訪問兩國期間，習近平多次解讀“和”“合”外交思想。在越南國會演講時，習近平系統(tǒng)闡述了中國愛好和平的主張，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演講時，深刻詮釋了中國堅持的和平發(fā)展道路、奉行的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弘揚的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以及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向本地區(qū)和國際社會再次闡明中方立場，發(fā)出清晰信息。
在訪問兩國期間，習近平進一步闡明中國的政策立場，表示南海諸島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關于務實合作，在“一帶一路”的背景倡議下，習近平介紹了“十三五”時期的規(guī)劃思路，簽署了一系列的成果文件，展示了中方愿與各方全方位共同發(fā)展的美好愿景。
觀點：中國與東盟之間建立了一系列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合作機制，如2004年，針對恐怖主義與跨國犯罪的“中國與東盟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合作的諒解備忘錄”；“中國與中日韓打擊跨國犯罪部長級會議”；“中國與東盟成員國總監(jiān)察長會議”；中國還是南海海上合作的積極推動者，建立了30億元人民幣的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積極推動中國與東盟國家在海上互聯互通、航行安全、環(huán)境保護等領域開展項目合作。就各方關注的“南海行為準則”磋商方面，達成了第一份共識文件，還就建立海上聯合搜救熱線平臺和應對海上緊急事態(tài)外交高官熱線等“早期收獲”達成一致。2015年，中國與東盟十國為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第九次高官會批準了2015年—2016年落實《宣言》工作計劃，審議并通過了“南海行為準則”磋商第二份共識文件等。《宣言》是中國和東盟國家就南海問題簽署的首個政治文件，對維護南海和平穩(wěn)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從以上的合作機制、宣言，可以看出，“中國堅持地區(qū)合作的公共產品的供給模式，既符合中國自身的戰(zhàn)略定位，也契合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機制關于地區(qū)主義的供給范圍具有接近最優(yōu)供給水平優(yōu)勢的理論”。這有利于中國在南海提供搜救、航道維護等國際公共服務產品，彰顯中國的大國責任和擔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