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略東洋（一）
就在岳飛率領驍騎軍伏襲金騎之前，衛希顏的艦船抵達了博多（今福岡）。
博多位於日本九州島北部，三面臨海，西南的博多灣是日本與中原王朝的海貿港口，大唐時代，日本的遣唐使就從這裡出發，前往長安，管理九州事務的大宰府則在鴻臚館接待來自天朝的客人，並與商人進行貿易。
隨著遣唐使的往來不斷，中原文化源源不斷輸入日本，直到大唐覆滅，全盤唐化的日本頓時迷茫了——這樣強盛的天朝上國都覆滅了，讓學習天朝的日本何去何從？在這種迷茫的心態下，日本關閉了官方遣使的貿易，直到北宋建立也未恢復，但民間商船的往來從未斷絕。
由於宋朝鼓勵商貿，前往博多貿易的舶商越來越多，海船一般從明州（今寧波）出發，抵達博多後，到大宰府檢驗公憑的貨單，並呈報太政宮，太政宮準許貿易後，派遣“交易唐物使”到博多負責貿易，先是進行官方交易，然後才準許宋商與民間交易。但官方經常壓低收買價格，或拖欠貨款，使宋商遭受很大損失，於是很多宋商轉移到九州島的西國一帶從事私人交易。
宋商在對日貿易中獲利巨大，比如在國內買麝香十三個，在日本價值白米五百石，而在博多灣用七十貫買一顆日本尾張蚌珠，回國後可賣五萬貫，獲利幾近百倍。這樣巨大的利潤吸引，促使赴日的宋商船隻逐年增加，從一年一船次增到一年二船次、三船次，甚至一年四船次。
然而，宋船入日次數和人員的增加，讓天皇朝廷受不住了，因爲從太政宮批準貿易後，宋商的食宿（從進港起至回國啓航止）都要由鴻臚館按例供應，而日本國內大量農民破產，稅收來源枯竭，國庫空虛，很難拿出鉅額款項維持宋商的食宿費用，但又不能禁止宋商赴日貿易。
這時正是平安王朝的“攝關政治”時代，外戚藤原氏把持朝政，被稱爲攝關家，掌握著全國最多的財富，一方面嫉妒海貿獲利最大的是宋商，另一方面又不能打自己的臉說天皇朝廷供不起宋人食宿，索性頒佈限海令，對來日的宋商海船發給官牒，規定年限實行定期貿易。
但宋商在鉅額利益誘惑下，經常提前來日貿易，被大宰府查出後，拒絕這些船隻入港。
這對宋商來說是個打擊。
但商人是個獨特的羣體，儘管地位低下，卻是社會各階層中最具活力、最有膽色、最善於創造機會和把握機會的一羣人，只要有利潤吸引，他們就有自己的辦法打通各個關節，有自己的渠道將各種合法和不合法的貨物賣給合適的人，他們和官員、和海盜合作，並武裝商船，確保海上貿易的安全暢通。
因此，對宋商來說，倭皇的詔令雖然不利，但無非是換一種方式貿易，宋商便改而進入日本其他港口，如若狹、但馬、越前這些距離京都較近的地方貿易，或是進入九州沿海地段的莊園進行秘密貿易——這裡，大宰府的官吏無權進入。
這些莊園是皇室宗親、公卿權貴在全國各地擁有的私田，得名來源於莊園主會在私田裡建立名爲“莊”的倉庫建築，成爲代表莊園主對所轄私田的權力，稱爲“莊園”。莊園擁有特權，不向國家納稅，並且朝廷官吏不得干涉莊園的內部事務，即所謂的“不輸不入”。後來莊園增多影響到國稅收入，迫使天皇朝廷頒佈詔令限制莊園，但詔令如同一紙空文，上皇、天皇、攝政關白都在大肆修建莊園，卻要別人限制莊園，說話未免不硬氣。
由於莊園的存在，由於各地貴族貪慕海貿的利益，因此，民間貿易便在這種禁而不止的狀態下悄然的熱鬧起來。
南廷立朝後，名可秀即籌謀著擴大海外貿易，以商貿滲透倭國，衛希顏想的是佔有制海權，二人所想雖有差異，但謀求的結果卻是一致，經一番策劃後，便著手施行對日、對高麗的“文明”戰略，擴大海貿就是實現這個戰略的重要一環——日本的限海令顯然不利於這個戰略的施行，於是，讓日本人心甘情願打開國門就成了首要之務。
建炎二年春夏之交，泰昌商會的十幾艘商船從華亭出發，由早年在日本貿易多次的會首李允親任綱首，率領船隊開進九州博多東北的志賀町，好巧不巧地停泊在新近崛起的關西武士團首領——平氏族長平忠盛爲“領家”的寄進地系莊園領界內。
日本的莊園分爲“自墾地系莊園”和“寄進地系莊園”，前者是完全屬於自己的莊園，而“寄進地系莊園”屬於領主的投獻——莊園的實際領主叫“莊司”，爲了保障自身的產權，要向權門（皇族、上層貴族或大寺社）寄進一部分土地的收益以尋求庇護，這些權門就成了莊園名義上的主人，叫做“本所”或“領家”，他們爲了管理莊園，會派遣代理人監視督導“莊司”，這些代理人就是“預所”，同樣是莊園名義上的領主。
平氏預所對“飄流”過來的宋船當然十分歡迎，但十幾艘商船開進志賀莊園，很快驚動了大宰府，按例派人去檢查驗證，平氏預所理直氣壯，道：“舶船停在平氏莊園領界內，大宰府無權干預莊園內事，不得進入莊園領內檢查。”
大宰府官吏只得怏怏而去，立即遣人稟報攝政關白、太政大臣藤原忠通。
還未等藤原氏發作，平忠盛便向掌政的白河法皇呈上宋商進獻的禮物。
這位白河法皇也是位人物，他任天皇時利用關東、關西武士團抗衡攝關家的勢力，爲了徹底擺脫攝關家的控制，白河天皇讓位給年僅八歲的兒子善任親王（即堀河天皇），在其居所白河院設立“院廳”，以“上皇”的身份繼續掌管朝政——院廳的官員稱爲“院司”，多由上皇的親信擔任，院廳發出的文書稱爲“院廳下文”，上皇的指令稱爲“院宣”。
這種太上皇主政的模式，被稱爲“院政”，白河上皇的舉措使天皇朝廷從“攝關時代”步入了“院政時代”。
沒想到，這位白河上皇設立院政後，便當了堀河天皇、鳥羽天皇和崇德天皇三代的“太上皇”，乾綱獨斷四十三年，自稱“治天之君”。因爲崇信佛教，他退居上皇不久後就出家做了僧侶，因此又稱爲“法皇”，而朝政仍然掌握在這位白河院太上法皇的手中。
名可秀早就命人蒐集這位白河法皇的喜好習慣，李允這次進獻的禮物便是投其所好——十部金箔雕刻的淨土宗佛經、一件金縷雲錦袈裟。
這件金縷袈裟尤爲珍罕，李允跟隨平忠盛入宮獻禮時驕傲地介紹說，這是我大宋緙絲名家朱克柔的繡作，當世譽稱“朱緙”，在大宋也是罕有的珍品，緙絲用的金絲是九九的赤金抽絲。袈裟上金色的梵文若隱若現，金線絲縷勻稱，梵文立體顯耀，仿似雕刻鑲嵌的一般。
白河法皇愛不釋手，對宋商誠心獻寶很是滿意，對平忠盛的忠誠也很滿意，之後，“院廳下文”，允許九州國司擁有對宋商船的貿易權。
日本所謂的“國”相當於中國的郡，一國的最高長官是守、次官爲介，攝關家藤原氏持政時期，地方上大半官職都落入藤原家，白河皇爲削弱攝關家勢力，便推行“知行國”制度——朝廷在一定時期內將一國的行政權交給親信的皇族、大貴族和武士首領，並將這些屬國的租稅封賞給他們。這些大貴族和武士首領便派兒子、親戚或重要家臣前往封國擔任“國司”，與攝關家任命的地方長官分庭抗禮。
九州島上共有九個屬國，其中五國實行了知行國制度，包括博多所在的筑前國，筑前國司正是平忠盛的弟弟平貞正。
自此以後，大宋的商船便繞過攝政家掌持下的大宰府，和九州國司以及莊園主進行貿易。
爲了吸引宋商直接泊靠自己領內，除了擁有筑前國外，日向、大隅、薩摩三國國司都在領國內修建了方便宋船泊靠的簡易碼頭，東端最內海的豐前國不佔地利之便，那位國司索性下調關稅，比照大宋的“十抽一”稅，吸引宋商前往，又體貼地考慮到宋船的船體大吃水深，遂派內海小船免費轉運貨物，吸引不少宋商前往；沿海那些莊園主也不甘落後，紛紛在領界內尋找泊靠點地段……九州的宋日海貿從地下轉爲公開，迅速熱騰起來。
大宋海商幹勁十足，一是爲了巨大的利潤，二是樞密院和市舶司雙重獎勵開闢新航路者，這使得海商無法滿足現有成果，有實力、有能力的海商都在積極尋找新航路和新貿易區——日本的海岸線是如此之長，遠遠不止一個博多和九州。
原本就處在海峽交通要道的對馬國和壹岐國也有越來越多的宋商登臨，和來自高麗的商人互相交易。
而本州島的海貿也在但馬、丹後、若狹、越前四國繁盛起來，尤其是建在若狹灣的小濱港，來自大宋的商貨只需一日便可從港口運到日本京都，成爲日本西海岸最大、最繁盛的海港。
在遠離京都的關東地區，也逐漸有了大宋海船的帆影。
宋日海貿的蓬勃發展也緣於莊園主的熱情配合，因爲莊園擁有不納稅的便利，再加上海貿的豐厚利潤足以讓任何人冒險，於是地方貴族不顧朝廷的限莊令，爭相在領地上修建近海莊園，以便直接和宋商交易，享受大宋奢侈品的“直易價”，比起從本國商鋪購買當然便宜四五倍，誰不動心？
宋日貿易便在雙方都很積極熱情的推動下，迅猛地發展起來，大宋商品幾乎壟斷了日本的奢侈品市場，整個上流階層的服飾、器用、薰香等等，無不是海貿的舶來品，就連公卿貴族家的婢女都是非蘇越絲綢不穿；同時，民間也大量使用著舶來的陶器、瓷器、漆器等等，這些器物的質地比日本產的更優，而價格卻高出不多，很受中等之家歡迎，在這些器皿的底部都印著大宋製造字樣，如“大宋建陶”“大宋明陶”“大宋吉窯”“大宋景德窯”“大宋瑞州漆”……這些方印款都漸漸爲日本百姓熟悉。
但伴隨著海貿興盛，隨之而來的就是海盜猖獗。
這些海盜多數是日本的破產武士、郎黨（低級武士）和貧困無地的農民，聚夥爲海寇，駕船上岸搶掠商貨，突襲來又呼嘯去，那些國司和地方官員平日只知奢侈玩樂，兵備鬆弛，所謂的武士精銳都掌握在源氏和平氏麾下，統共不超過三五千之數，導致沿海一夥幾十人的海寇就能攪得屬國不得安寧。
由於先後發生數起海盜上岸搶掠宋商事件，南廷派出使臣譴責平安京，要求賠償宋商損失，並保障赴日貿易的宋商安全。
天皇朝廷商討後，先派遣三百京都武士護住若狹國的小濱港，那裡離京都最近，是首要防護地，然後命令平忠盛率領關西武士清剿九州和西海岸的海盜，又命令源爲義率領關東武士團清剿關東和東海岸的海盜。
但是，被天皇朝廷視爲武士精銳的關東關西武士團並不擅長海戰，平安朝立朝以來所有的變亂和平叛都是在平原和山地爭鋒，沒有海戰經驗，平安朝甚至沒有一支像樣的水軍，平氏、源氏的清剿軍隊遇上這些海盜就像魚一樣滑溜，船一離岸，就是魚入大海，清剿軍隊望之興嘆，雖然一時驚走海寇，卻沒有剿殺多少人。
這種剿匪的景況讓大宋樞密院很是不滿，衛希顏奏朝堂道：“倭國既無力清寇，大宋商民當由大宋護之。”
政事堂議後，同意樞府之議。
建炎三年十二月，朝廷以樞密院兵房從事呂祉爲正使、沿海制置司房從事馮康國爲副使，率隊出使平安京，譴責並通告天皇朝廷——大宋商民將由大宋水師保護。
當兩位使臣還在前往平安京的路上時，剛剛結束三佛齊戰爭的南洋水師已經開進對馬國。
這個屬國是一個海島，狹長地帶橫於日本和高麗之間，處於海峽要衝之道，常常有來自日本和高麗的海盜上岸遊掠，而地理上孤懸海外，遠離京都，白河天皇在位時都懶得往這裡封國司，之前的對馬守也是藤原氏把政時從京都罷出去的對立派貴族，總之兩邊不受待見，對馬守無力平滅海患，也等不來朝廷的兵援，只得被動防守，使得這裡的海盜最是猖狂。
大宋艦隊的到來無疑解了對馬守的燃眉之急。
對馬國近幾年才因爲海貿日盛而有了繁榮的樣子，他可不想毀在這幫該死的海賊手裡，這會哪管宋軍還是什麼軍，能保護他財產的就是阿彌陀佛軍。
出師清剿海寇的是南洋第二艦隊，統制張公裕吩咐對馬守在兩個貿易港口安排哨探，遭遇海盜襲岸就放煙花箭，兩支艦隊分別隱匿在附近海面，看見煙花箭便全速開往港口，衝著海盜船就是一輪炮射，如雷公霹靂般的隆隆炮聲震嚇住了所有人。
海盜哇哇大叫著竄上船隻逃跑，宋艦不慌不忙地炮射，中炮的船上海盜紛紛跳海，撈上來的就成了水師的俘虜，審訊出他們的藏匿窩點。
事不宜遲，張公裕立即命令俘虜帶路，戰艦開向海盜島，近島就是幾輪炮轟，島上的海盜嚇得哇哇亂竄，並沒有死傷多少人，但被這種從未聽說過的雷鳴武器嚇得投了降。
第二艦隊在高麗海峽和對馬海峽遊弋了三五日，清剿了有可能匿匪的小島，但搜尋並不仔細——按衛希顏的說法，“你們都清剿乾淨了，後面的人做什麼？”
於是，張公裕帶著幾分遺憾的神色告訴對馬守，附近的海寇大體清滅，但大海茫茫萬里，恐怕還有漏匪逃逸在外。
對馬守一聽，臉色都變了，心裡盤算著怎麼辦。
跟著，第二艦隊以對馬島爲補給基地，掃蕩壹岐國海峽的倭寇，再巡航博多灣，沿著九州海岸線往南，從大隅海峽開進日本國東海岸，一路遊弋往北，有港口就靠岸補給，一路巡航到關東最北面的陸奧國。
陸奧守是藤原氏，而國司是源氏，兩家都爭相歡迎這支強大的艦隊，張公裕率領艦隊掃蕩了附近的海域，又在陸奧灣經辦了幾樁衛希顏交待的“私事”，然後率領艦隊從津輕海峽回航西海岸，經過越前、若狹、但馬、伯耆、長門時均進港先後補給，最後又回到對馬島，前後歷時三個月。
這次巡航既是剿滅海盜，更重要的是向日本國展示大宋水師的武力，震懾海盜的同時，也要用震懾日本朝廷。
“大宋是狼，倭國就會是羊；大宋如果是羊，倭國就會翻臉變成更加兇狠的狼！”
張公裕牢中記著衛希顏這番訓誡，不折不扣地執行了樞相的諭令。
而這番武力展示也很快見到了效果。
首先體現在稱呼上，對馬守很是恭敬地稱呼“天朝上國水師”，並懇請天朝水師駐守對馬國，憂心忡忡地道：“天朝水師若是離去，海盜捲土重來怎麼辦？”懇請張公裕留下部分水師，由對馬國僱傭，所需一應吃喝都由國守府供給，並支付僱傭的餉酬。
張公裕摸著對馬守贈送的禮物，面帶難色地道：“……按大宋令，軍隊不得爲他國效力。”
對馬守失望而去，過了兩天，又送來的一批更豐厚的禮物。
張公裕盛情難卻，這才勉強出了個點子，“若是貴國有田地是我大宋國民的莊園，再租借兩處港口方便駐兵，留些戰艦和兵員在此保護宋民，倒勉強說得過去……”
對馬守恍然大悟，原來這位天朝上國的將軍嫌送禮太薄，想要一座莊園啊！又暗笑他不知國中景況，山多林多但田地少，農田本就出產不豐，這位將軍想要一塊地就給他唄，舍十幾町不值錢的田，卻換得天朝水師駐兵維護領國安全，想想這交易都劃算。
至於租借港口駐兵，這和他之前想的“僱傭”有所出入，稍稍有些麻煩，轉念一想，是租借又不是賣，就算朝廷問起他也有話說。
便見張公裕又搖頭說：“不過，這事還是令人作難啊……”對馬守唯恐他反悔，趕緊叫來文書起草租借條約，就著地圖商榷地點，大筆一揮，簽下租借三十年，至少他這代不用發愁了，再之後他已閉眼，誰愛管誰管去。
一切手續辦理妥當後，張公裕留下二百水師官兵駐守對馬島，按照條約上約定的地點在高麗海峽和對馬海峽兩邊海岸的良灣處分別修建軍港，築起石牆防線，又招募當地武士和山民入伍……到衛希顏率艦訪日時，對馬島水師所轄的日籍服役兵已超過八百人。
隨著第二艦隊的武威展示，日本朝廷對宋朝的態度也起了變化。
建炎四年，日本僱用宋商的船隊，先後兩次派出“遣宋使”出使大宋，正式確立外交關係，在以前半官方的貿易上，確立穩定的“朝廷採購”，宋朝用錦緞綾羅、瓷器、茶葉、香料、蔗糖換取日本的硫磺、水銀、日本刀、關東馬——宋日雙方都很滿意。
日方遣宋使團滿載而歸，除了用優惠的價格購買的宋朝奢侈品外，最醒目的是一擡擡的樟木箱子，裡面是精工雕版印刷的漢文書籍，有《詩經》、《禮記》、《周禮》、《孝經》、《論語》和《孟子》，其中《禮記》的《中庸》單獨成書，同時還有精心編選的大宋詩詞集，有名家合集，也有個人專集，如《柳屯田詞選》《蘇學士詞選》《淮海公詞選》《易安詞選》，等等——都是用上等的藥潢紙印刷，不蟲不蛀，足以保障百年不腐。
禮部侍郎宋藻給使臣贈書時，說：“這些聖賢經著，乃是天朝上國千年文明的精髓，吾朝士大夫無不通曉，以爲修身、齊家、治國之道；這些詩詞集作，乃是大宋最負盛名的大家之作，吾朝士大夫無不流傳吟誦，以爲雅緻……。今宋日兩國已書契立約爲友好之國，吾朝陛下仁德，願將天朝上國最精髓的文化贈予貴國，以作交流。”
日本使臣匍匐拜地，感激不已，大呼“天朝仁德！陛下仁德！”
宋藻半瞇著眼，想起早前朝殿上爭議的一幕。
衛希顏奏議贈書，道：“……大宋既爲天朝文明上國，當使這些鄰國番邦知禮儀，懂廉恥，溫文爾雅，此爲大宋教化之任。”
反對的朝臣道：“儒家經集是治國精要，怎能爲倭夷所學？”
事實上，宋朝的君臣一直在辦一件蠢事——當年遼國和高麗的使臣都求取經著書籍，被宋廷謹慎拒絕，然而卻任由《武經總要》這樣的軍事器械專著流入遼國，因爲這是“末技”。
直到名可秀和衛希顏掌持南廷，才改變了朝廷忽視“末技”外流的思想，凡是軍工技術、造船和航海技術、冶鐵冶鋼技術等都被列爲國家之秘，不得外傳，相關著作也把控得很嚴格，兵法書籍倒是在書坊能看到，衛希顏對此倒不禁止，所謂防敵不如強己，除了涉及國防的技術外，其他的都要禁那就是因噎廢食了，不利於民間的汲取創造。
總之，衛希顏是要用聖賢經著去影響鄰邦。
爲什麼漢人謙和講禮儀，而胡人卻野蠻好鬥？這跟生存環境當然有關，但不可置疑的是，中原千年以來的儒家文化是要教養出溫文爾雅的君子，而君子“動口不動手”。
問題是，周圍的鄰居很愛動手，只有宋人讀經書講禮儀，那就只有被打臉的份。
所以，既要拿經書，也要拿板磚，遇上好鬥的，先用板磚敲老實了，再上詩書談禮儀，培養謙謙儒雅的君子，即使本性是狼，也要磨掉他們的狼性。
日本使臣回國後，對天皇朝廷大大渲染天朝見聞，天朝的京師是多麼的繁榮，人煙密集，百舸爭流，酒樓茶肆店鋪林立，士大夫的生活是多麼雅緻，他們都通讀聖賢經書，吟詩作詞，品茶鬥茶，繪畫書字，圍棋投壺……
又特別說明，在天朝上國做官，只有通曉經書並會詩詞的士大夫才能做到高官，他們在天朝最受尊敬，他們的生活最雅緻，引領了上國風尚。
這個時代的日本公卿貴族，追求的就是“雅緻”，上國士大夫的雅緻如同當年的大唐風尚一般，成爲風靡了平安京，並影響到各個屬國。
在平安京內颳起了一股“學經”風，塗著白臉出席宴會的公卿貴族們，左手《論語》，右手摺扇，宴會上不講幾句“之乎者也”那就是落後風尚，不雅緻了。
就在公卿貴族們高聲吟誦《論語》《中庸》時，民間交流也在積極發展著。
宋日貿易高揚後，就有很多日本國的商人搭乘宋船前往大宋貿易，有些倭商被明州和華亭的繁華迷了眼，使出渾身解數想留在大宋，拿到“宋民戶貫”，成爲大宋人。
另一廂，也有越來越多的宋商在日本國居住。
起先是國內大商會在經常貿易的港口留駐親信僕從，漸漸形成了羣體；有些隨綱首搭貨的散商，貨物沒有售完便在當地臨時租屋住下，隨著貿易發展，商品越來越多，暫時停留的宋商便也越來越多；有些宋商因爲往返頻繁，索性在當地買地建屋，既方便居住又能安全儲貨；又有些宋商接受當地貴族的僱傭，成爲他們往宋貿易的代理綱首。
日本朝廷並沒有禁止本國商人外出貿易，但受限於造船技術，倭商很少能夠組船到大宋，即使組船出行，也沒有宋人的遠航技術，海上遭難的危險高，一般都是先到高麗，再到大宋，如此繁瑣花費反而更高，於是便有國司、大寺院和莊園主找到有信譽的宋商作爲代理綱首，許以商貨減稅、便利置田、授封領主等諸般條件，代理他們到宋朝購貨，這些宋商被稱爲“代置綱首”……後來，隨著“代置綱首”的增多和勢力發展，漸漸成了日本沿海屬國的新興階層，併成爲日本對宋貿易的實際掌握者。
而隨著宋商在日本買地建屋的越來越多，族以羣聚，很自然便形成了宋商的聚居地，房屋的建造風格都是宋式，倭人稱爲“宋房”，又將宋商聚居的地段稱爲“大宋街”，將宋商吟唱的詞曲稱爲“宋樂”……大宋，漸漸地被日本國的民衆所熟悉，並取代了“唐人”“唐物”的稱呼，成爲繁榮強大的天朝上國的代稱。
大宋文明，正在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慢慢滲透進這個島國。
當衛希顏率領的大宋水師艦隊抵達博多時，倭人口中“威武強大的天朝上隊”立時引起了博多轟動，聽說消息的日本百姓都紛紛拉著女兒跑了出來。
“轟！轟！轟！……”
一百二十多艘戰艦啓開舷炮門，齊齊發射禮炮，在震耳欲聾的巨響聲中，岸上的日本百姓帶著敬畏的神情，看著他們難以想象的龐大艦隊駛入博多灣……
隨後，人們的熱情彷彿死寂的火山突然爆發出來，很多人拉著自己的女兒使勁向前奔跑，就像看到鮮血的螞蝗一般撲向了碼頭。
純種的宋人啊！還是最強悍的軍種！
隨著戰艦距離碼頭越來越近，島上的歡呼聲越發高揚，手臂揮舞得越發有力，有的日本百姓將女兒負在背上，力圖讓英武高大的天朝水師看到“美人在此”……
站在船首的葉清鴻聽到島上漸近的嘰喳聲，表情有些疑惑地回眸，問衛希顏：“……何謂‘渡種’？”
正在船頭準備下錨的一名親衛嘴脣抽搐了下，趕緊低頭當作沒聽見。
他是明州人，城裡有來自倭國的商人，這些倭商都帶著自家的女兒或是別家的女兒來到大宋，據說是過來渡種的……他當然知道“渡種”是什麼意思。
衛希顏撲哧笑出，然後道：“咱們大宋的馬種不好，太過矮小，所以要引入腿長體健的北馬、西馬和大食馬來配種，希望混血後的馬種更優良，這些拿來配種的馬就叫‘種馬’。”
她掃視身後雁翅般侍立的親衛，用一種揶揄的口氣道：“在岸上這些倭人眼裡，大宋戰艦裝的就是一大批腿長體健的種馬，還是軍馬馬種哩。”
“……”衆親衛的臉色都綠了。
他們纔不要當“馬種”！
葉清鴻看著岸上那些矮小的倭國人，表情有些無語。
衛希顏心道，在沒有出現奶牛之前，不能實現“一杯奶強健一個民族”，通過配種方式改變基因也算是一項國策嘛。
當然，若往深裡查究，是因爲這個民族拜伏強者，所以利用、學習強者的一切強大，來改變自己的一切弱小，那是想當然而應該的，這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思維引導行爲模式。
所以，對倭人來說，“渡種”並不可恥，這是一種追求強大的方式。
真是一種可怕的思維模式！
所以，必須要教導這些島國人，知道什麼是道德、廉恥，什麼是節操，當很多堅固的思維被打破時，這個民族的靈魂就改變了。
作者有話要說：備註：
1、什麼是攝政關白：
古代日本不是一個完全集權的皇朝，天皇的權力乃至婚姻也要受到諸多制約。藤原氏北家一流（簡稱藤原北家）是平安朝最大的權門貴族，不僅擁有大量土地和財富，並且是“外戚專業戶”，專門將自己的女兒嫁給歷代天皇，然後安心地做天皇的岳父、外祖父，代理天皇總攝天下大政。
當天皇年幼不能主政之時，朝政便由藤原北家任太政大臣的族長操控，是爲“攝政關白”，這種外戚掌政的模式在日本叫做“攝關政治”。
最早起於藤原基經任攝政，887年，剛即位的宇多天皇賦予他總攬國政全權。詔書說：“其萬機鉅細，己統百官，皆先關白太政大臣，然後奏下。”
“關白”一詞出自《漢書》，系“稟報”之意，在日本變爲官職之名。
這樣，藤原氏便開創了日本史上“關白政治”這一特殊政體，即以外戚身份在天皇年幼時作“攝政”，天皇成年後作“關白”的政體。
2、天皇、上皇、法皇：
日本天皇遜位後稱太上天皇，簡稱上皇，相當於中國歷史上的太上皇。
出家（在日本或稱“入道”）爲僧的上皇則稱太上法皇，簡稱法皇。
在平安時代的日本，佛教十分興盛，多位天皇心儀佛法，故退位後出家爲僧，類似於大理國的多位國王（如保定帝段正明、宣仁帝段正嚴等）。
雖然法皇在本質上就是上皇，但被稱爲“法皇”者未必就享有上皇的尊號，而享有上皇尊號者也可以被稱爲“法皇”。所以，相對於具有尊號意義的“太上天皇”而言，“太上法皇”只是一種通稱，不需要經過冊封。
在院政時代，上皇和法皇都是院廳的開設者和領導者，可以稱他們爲“院”，他們的地位高於在任的天皇，並且掌握實際大權。
上皇的全稱是：“某院太上天皇”，法皇的全稱是：“某院太上法皇”。（“某”是上皇或法皇所在院廳的名字，即院號，也被作爲諡號。）如文中白河法皇的全稱是“白河院太上法皇”，不過當稱某法皇爲“某院”時，“太上法皇”四字常常省略，如“白河院”也是指白河法皇。
總之，天皇很悲摧，不是攝政關白掌政，就是法皇、上皇掌政，反正沒天皇什麼事兒。
3、武官和武士
日本的史學觀點很明確，“武官”是“武官”，“武士”是“武士”，兩者絕不等同。
“武官”是在律令制度下，接受國家訓練，承擔軍事任務的公務人員。而武士則是十世紀涌現出來的，以武藝爲職能的氏族——其私人武裝因爲得到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承認而合法化。
所以，武士是“士”，也屬於貴族階層，不過貴族有大貴族、小貴族，所以武士中也有階級，最低級的武士就是郎黨。
在平安時代前，日本的軍團制崩潰，朝廷沒有武裝力量來平定地方叛亂，地方上的豪族便被組織成軍，稱爲“健兒” ，健兒中的有力豪族，因爲有一定田產，可以負擔馬匹、鎧甲的費用，成爲最早的武士，而豪族的同族子弟或下人則成爲他的“郎黨”（郎者，豪族子弟；黨者，莊民、隨從），在戰場上跟隨豪族作戰，這就是武士團的雛形。
4、平安時代：因京都叫“平安京”而名。
話說，這章還是夠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