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之浴血大兵

二十九軍，對蔣光頭徹底的失去了信心，聰明的蔣光頭，利用李衛東的身份，向二十九軍表達了一個態度，那就是“堅決抗日”的態度。

九一八以來的歷次沖突，無不以蔣光頭的失敗、妥協告終。因此，宋哲元、張自忠等對蔣光頭是否有決心進行和何時才能進行全面抗戰，心中沒底。

更何況，面對日本人的多次挑釁，蔣光頭只派來了一個一級上將為首的光桿司令，這更加叫宋張大為惱火。

他們二人心中清楚，若僅靠二十九軍孤軍抗日，把部隊拼光，也只能成為蔣光頭妥協的犧牲品，長城抗戰就是例證，二十九軍傷亡5600余人，取得喜峰口、羅文峪大捷，然而在蔣光頭對日妥協政策下，二十九軍的勝利，換來的卻是屈辱的《塘沽協定》，使二十九軍抗戰成果付諸東流。其后，宋哲元主察期間，對日本的挑釁作了堅決回擊，結果是宋哲元不但未受嘉獎，反遭罷黜。這對二十九軍堅決抗日打擊很大。

但是李衛東知道，二十九軍及其將領們，包括張自忠在內，卻仍始終是抗日的，是具有民族氣節和愛國精神的。

歡迎酒會，來的都是李衛東的老朋友，長城抗戰的老戰友，還有梁重，馮輕，姚成旭三位老部下。

性格耿直的趙登禹將軍道：“李參謀長，你來平津，說心里話，我們二十九軍熱烈歡迎，但是，那老蔣，不能一兵一卒都不發吧？”

劉汝明道：“老趙，這和李將軍沒什么關系，兄弟們在最前線，李將軍能夠來與兄弟們同生共死，這是李將軍對我們二十九軍的一份情誼！”

宋哲元微笑著說道：“還是老劉有文化，不像老趙，就是個莽夫，不過，老趙和衛東出生入死，共患難過，衛東是不會生氣的。”

李衛東道：“哥哥們，有人說我李衛東變了，變成老蔣的愚忠了，說我這些年，成了老蔣的劊子手，但是，我要說的是，我李衛東沒有變，我李衛東還是以前那個積極抗戰的漢子。”

宋哲元道：“敢在我們面前直呼老蔣，衛東是把我們當兄弟，衛東有話直說。”

李衛東道：“長城抗戰以前，都是局部戰爭，都是小打小鬧，所以，我們拿出勇氣，奮勇殺敵即可，但是，這一次，只要槍聲一響，那就是全面抗戰，是關乎華夏民族存亡之戰，若想取勝，我們就要有一個大的戰略方向。///”

李衛東說完，拿出一支香煙點了起來。

趙登禹道：“哎呀，你把話說完嘛，什么戰略方向，是投降還是死扛？”

李衛東道：“打，必須狠狠的打，但是，我們二十九軍，必須付出巨大的犧牲，為全面抗戰贏得時間。”

李衛東話音沉默了良久，張自忠道：“衛東，你告訴哥哥，這場戰爭，我們能否贏下來？”

李衛東道：“以空間換時間，八年內，我們將贏得勝利！”

又是一片寂靜。

稍許，趙登禹站起來，飲了一碗酒道：“只要能贏，咱們二十九軍，就是全軍覆滅，也值！”

1937年，一場巨大的“風暴”，在華北地區醞釀著。

各方的勢力在這里交匯、爭斗。這就如大自然界中的天氣一樣，冷熱氣流的交鋒結果，必然會在交鋒地帶發生一場風雨，甚至是一場暴風雨。華北地區就成了各種政治力量交匯、爭奪的中心地帶，所以必然也會出現一場巨大的“風暴”，那就是“七七”盧溝橋事變。

1935年華北事變，日本帝國主義利用這把國民D、ZY軍、東北軍逐出河北、平、津，從而取得種種特權。但這對國民ZF是一個沉重的剌激。

因為這種局面，嚴重威脅著國民D在華北的統治地位，加劇了國民ZF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

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擴張勢力，也侵害了英、美在華北的利益。也加深了英、美同日本的矛盾。

在國民D、國民D軍隊和國民ZF內部，越來越多的人反對“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強烈要求抵抗日本侵略。在此形勢下，國民ZF的對日政策漸漸變得強硬起來。

在1936年12月12日發生“西安事變”。但通過各方努力，最終和平解決。這樣就基本上結束了長達10年之久的華夏內戰，為華夏兩D的再次合作，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抗日創造了前提。也宣告“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結束。

在冀察平津，自從國民D、ZY軍、東北軍被迫撤出后，宋哲元、張自忠等二十九軍乘機崛起，填補這一力量真空地帶，成為華北地區舉足輕重的不可忽視力量。因此，宋哲元、張自忠二十九軍、冀察當局便成為日本侵略者和國民ZF爭奪的對象。

宋哲元等人本來就不是甘心附日之人，所以在他們逐步站穩腳跟之后，表現出來的ZY化也更加明顯。特別是1937年2月，他們不顧日本人的反對與阻撓，派秦德純出席了南京國民D五屆三中全會。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在實際上接受了華夏兩D合作抗日政策，首先明確提出了抗戰的政治主張。接著以日方不取消冀東偽組織為由，拒絕了日方提出的所謂“經濟提攜”要求。其他如設立軍事訓練團和軍事訓練委員會，加緊軍隊訓練工作；恢復轄區內中等學校學生的暑期軍訓，以增強青年學生的自衛、衛國技能。

日本特務頭目寺平忠輔發出驚呼：“……三尤其令日本侵略者感到震驚的是，冀察當局宋哲元、張自忠等，根據南京ZF的旨意，準備在冀察平津地區進行“國大”選舉。

舉行“國大”選舉，在其它地區，算不了什么大事，但冀察當局舉辦這一活動的意義，卻遠遠超出了選舉本身，在全國乃至國外，都產生了不同尋常的影響。

《國聞周報》第十四卷第二十六期發表了著名學者胡適的評論文章道：“國民大會有它本身的意義，但冀察平津的國民大會選舉是國大本身之外還有它特別重要性的。我們試懸想，在那個包括全國并且包括海外華僑的國民大會里，若沒有冀察平津的代表出席，那成什么樣子！所以冀察平津的代表出席至少有3層特別意義：

讓全世界知道這兩省市當然是整個華夏民.國的一個不可分離的部分；

讓我們的強鄰知道，一切‘分化’、‘特殊化’的陰謀是必須失敗的；

讓全國國民知道，冀察平津的軍政當局是擁護國家的統一，是不受浪人漢奸的煽動或離間的。”

冀察當局的ZY化傾向和國民ZF政策的轉變，自然引起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烈不滿。為了阻止這種傾向，實現吞并華北的侵略目標，他們認為宋哲元等人已不可靠，必須把華北變成又一個東北，才能牢牢地抓在他們手中，以便能繼續推進它侵華的下一個計劃和目標。所以加緊了對華戰爭的準備。

李衛東的到來，打消了宋哲元、張自忠等大部份冀察當局和二十九軍的主要領導人對和平存在的錯誤幻想。

使得他們認清、警惕、查覺到這一點，快速地作出反應，作好準備。

其實蘇聯和華夏GCD對于日寇發動戰爭的可能，已然提出了警告。

早在1937年4月，蘇聯情報機構就傳出消息道：“宋哲元、韓復榘近來對ZY態度較好，有日益ZY化的危險，因此在最近將來，日方有隨時隨地尋釁可能，至少在外交上做出盤馬彎弓姿態，地點將在內蒙或冀東，時間約在五六月之交。”

MZ東也敏銳地預測到：“佐藤的外交是大戰的準備，大戰在我們面前。”

5月中下旬，日軍參謀本部次長今井清中將在我國東北組織參謀旅行演習，并派人到關內各地偵察情況。

在日本國內，近衛文麿取代林銑一郎，組成了新內閣，號稱“舉國一致”。標志著它可能推行“更為極端的獨占政策”。“佐藤外交”結束了。在華北，華夏駐屯軍從4月下旬起，在天津近郊開始舉行戰斗演習。到6月份，演習更加頻繁。尤其是駐豐臺的第一團，竟以攻占戰略要地宛平城為目標，不分晝夜地舉行演習。

一時間，平津一帶，風聲鶴唳，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這時在東京，上層人士私下盛傳著：“七夕晚上，華北將重演第2個柳條溝一樣的事件。”

日本“二·二六事變”以后，國家權力已經落入海相永野修身、陸相寺田壽一之手。海相永野大將在海、陸、外三相會議上提出對華夏“總力戰”，陸相寺田大將表示贊成，外相有田也同意。

怎么解釋“總力戰”三個字，意思是綜合國力戰，或是全面戰爭。也就是準備對華夏進行一場全面戰爭，吞并華夏。這樣確實是比較徹底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掃清與蘇聯開戰的后方和占領華夏的戰略資源——包括物力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基地。可是經過精確的計算日本要出動9個師團的兵力，也就是40萬大軍的兵力，當前日本駐國內外的總兵力不過25萬，觀點又轉了回來，還是在華北建立第二個滿州國為妥。

日本在華北增兵深深刺激了華北民眾，5月28日天津學生游行抗議日軍增兵。宋哲元和二十九軍將領明確表示“二十九軍誓不與日方妥協，誓不由華北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