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一節開始我們將探討多姿多彩的永樂時代，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永樂時代都是明王朝最強大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國人一反常態的拋棄了不干涉主義，開始了全球擴張步伐。朱棣派陳誠出使西域，重開了從土耳其連貫東西方的商路，派鄭和下西洋，將明帝國的影響力擴張到非洲，親率大軍五出塞外，干涉安南的內部事務。中國人在這個時代的干涉主義不符合這個帝國的運行特點，而自有它復雜的原因。
永樂時代仍然是一個高度集權的時代，永樂皇帝重新樹立了武將們的地位，讓他們繼續在這個帝國發揮作用，不僅如此，永樂時代在政權組織上還出現了跟洪武時代截然不同的特點，而這種特點一直貫穿整個大明王朝。
這個不同的特點就是將宦官提拔到一個新的高度。洪武時代監察就已經有了新型的特點，朱元璋最初設立的糾察機構叫做御史臺，為了更好的糾察官吏，朱元璋廢御史臺成立按地域分工的都察院，并成立六科給事中監察六部，還有各省提刑按察使司的分巡道制度，可以說明代的監察系統比前朝都大大加強。但這些還不能滿足朱棣的需要，朱棣需要的是一種新的忠于自己的監察系統，朱棣選中了一個新的團體——宦官。
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隱成為帝國太監們的新職業。出使也就是作為外交禮節出使國外，這本來是文官的工作，但朱棣竟然讓宦官代表天朝出使邦國，可見在朱棣的心目中太監已經等同于文官，甚至還高于文官；專征就是指太監獨立帶兵出征，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鄭和下西洋；監軍就是督察軍務；分鎮就是派太監到地方去督察文官；刺隱就是派太監刺探王公、大臣、將軍的，擔當這個任務的是一個全新的機構——東廠。
由此可見，朱棣通過龐大的宦官系統維持著明初政治結構的平衡，大明的宦官們先于文官們一步登上政治舞臺，他們一直到嘉靖時期才衰落，無論宦官在這個舞臺上如何表演，他們始終無法超越漢末和唐末的宦官專政，因為明代已經沒有宦官生存的土壤，他們只是作為制衡文官的棋子而存在，并扮演皇帝親密好伙伴角色，在后期跟文官集團的對抗中，他們跟他們的皇帝一樣是絕望的。
雖然朱棣的行事風格依然不符合文官的標準，但朱棣還是要跟這些文官取得最終的諒解。為了標榜自己是一位圣人君主，他開始編纂圣人經典，重新樹立起理學的指導思想，廢除朱元璋的舉薦制，重開科舉考試，并通過他編纂的典籍來告誡后世子孫，怎樣做才能成為一位好君主。這儼然是很搞笑的事情，沒有人會把這些當作金玉良言，后世子孫也根本不會理會這些。朱棣想通過編書和著書來顯示他的仁君形象和符合中國社會傳統道德的合法繼承者，無論他如何粉飾，歷史必將還原他的本來面目，那就是一位奉行法家思想行霸道的強悍君主。
前面說過“正統”一說對于我們這個龐大國家的重要意義，歷史已經證明任何繼位不正的人都會給這個國家帶來一系列麻煩，因為他們總想通過一系列出格的事情來表明他們的正統性。
朱棣仍然將那個漠北的民族當作他的強大對手，皇帝親自征調大軍五出蒙古，前兩次還斬獲頗多，后三次連對方的蹤跡都沒有找到，五次出征一次比一次糾結，一次比一次令人沮喪，太宗文皇帝在那荒涼的大漠中感觸頗多，曾經繁榮的大草原，阡陌縱橫、人丁興旺，如今隨著那飄逝的帝國成了如煙往事，朱棣在這陰冷的大草原上傾聽著大自然的安靜，也傾聽著自己生命終聲的敲響。
朱棣不僅通過武力來彰顯自己的實力，他更想通過和平而霸道的方式來展露天朝的無與倫比的輝煌。鄭和的船隊終于出發了。
西歷1405年，正是大明永樂三年，黃帝4103年，歐洲人正從睡夢中醒來，美洲仍處于部落社會，高原上的蒙古部落處于無序的分裂狀態，東邊的朝鮮國正陶醉于小中華的美稱之中，海洋中的日本正處于刀光劍影的戰國時代，西亞的帖木爾帝國正處于騷動與不安之中，南亞的諸國正在寺廟的鐘聲中蕩漾。
1405年7月鄭和的船隊從南京龍江港起航，沿著長江東進，打算從長江口出海。鄭和的艦隊共兩萬多人，幾十艘巨艦橫行在江面上，當這支船隊駛出長江口，面對浩瀚的大洋的時候正是清晨，一縷霞光照在身著冠服的鄭和身上。鄭和的船隊沿著浙江、福建沿岸南下，接著駛入南海，貼著越南繼續前進。
在明國人眼里，以文萊為界，文萊以東稱東洋，以西稱西洋，東洋對于明人來說是熟悉的，或者說在大明的勢力范圍之內，而西洋對于明人來說則是神秘、遙遠的。
此時的南洋諸國，遠到波斯、東非，近到呂宋、占城都處于海洋貿易不太活躍的境地，究其原因還是由于明太祖變自由貿易為官方貿易，導致海外貿易量的急劇萎縮。私人貿易的禁止也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鋌而走險，一方面是巨大的利潤誘惑，另一方面是這種走私也用不著交稅，所以無論東洋還是西洋，都由各國的水師、商隊、海盜維持著各個航道之間的平衡。
鄭和的到來使南洋諸國沸騰了，他們終于盼望到了那個神秘而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國來眷顧他們的這片土地，而且還是如此隆重的眷顧。鄭和的到來不僅帶來了冊封的詔書，還帶來了琳瑯滿目的商品，這些邦國的國主們和大大小小的部落領袖們無不希望通過獲得天朝的冊封來取得他們的合法地位以進行朝貢貿易。在那個海洋文明還沒有破土裂出的時代，正是東方的皇帝和西方的羅馬教皇通過冊封來維持兩個體系的穩定，鄭和的航海只是在體系內的涌動。
鄭和下西洋的確是一件損耗國力的事情，鄭和帶去的都是硬通貨，而帶回來的香料、蘇木、胡椒都是價值相對低廉的物品，而且這種物品只在官府間流通，并沒有流入民間市場，永樂后期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發生了以蘇木、胡椒折俸事件，由此可以看出蘇木、胡椒的積壓何其嚴重。
鄭和下西洋的花費全部由大內出，由南京的太監們就地采辦，因為沒有文官的插手，所以也就沒有記錄，對于鄭和七次下西洋的花費究竟多少我們已經無從得知，但我們知道的是在鄭和幾十年的下西洋過程中一直伴隨著文官的反對聲音，且一次浪潮比一次兇猛，后來居然將鄭和下西洋的圖紙藏匿了。文官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并不主要是害怕耗費國力太大，而是下西洋這種活動有違儒家理念，整場下西洋活動并沒有文官的參與，它只能擴大君王的權力，而大明王朝的儒生們千萬百計的通過限制君主的活動范圍從而將他納入他們所設計的軌道，在明王朝的后期，這種情況尤其嚴重，皇帝每次跟文官斗爭的結果都是對國本一次大的損耗。
中國人的這場遠洋活動終于在宣德八年（1433年）嘎然而止。大唐天寶十年（751年），唐與西域諸國在怛羅斯之戰中失敗，從此中國人失去了對外干涉的能力，直到鄭和下西洋中國人才通過海路重返東方帝國的舞臺中心，但由于不符合儒家規范，短短三十年，它已經走到了歷史的盡頭，時至今日未能恢復。
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國家，一個本身物產豐富的國家，一個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國家，一個不需要原材料和海外市場的國家，一個陸地上的領土面積已經達到極限的國家，一個信奉內圣外王的國家對海洋根本產生不了任何興趣，它所關注的永遠都是內部事務。
此時明王朝的威脅仍然是來自北方的強大民族，而南方的京城跟北方九邊重鎮溝通起來多有不便，洪武時代通過封藩的方式來戍邊，到了永樂時代，封藩已經不可能，那干脆我自己來守吧，永樂皇帝就是這樣想的。那都城究竟應該在哪里呢？在那個時代建都北平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定都傳統的西安或洛陽已經沒有必要，絲綢之路的沒落使得控制西域已經沒有必要。歷史的教訓表明“得中原者得天下”已經是個偽命題，為了確保天下已經不是得中原的問題而是如何虎視中原的問題，歷史的教訓也同樣表明一旦散失了黃河以北的產馬地，農耕民族只能以血肉之軀對抗部落民族。
定都北京至少有以下幾個好處：明王朝的軍事中心會布置在沿長城一線，北京城處在塞外和遼東進入中原的咽喉之處，定都北京剛好可以遏制外敵深入中原腹地，也使得即使有外敵破關而入也無法有效深入內地，因為都城的北移也使得整個帝國的軍事重心北移，更為要命的是定都北京實際上斷絕了外敵在破關后能否在關內建立后方基地的可能性。無論如何，定都北京都是把明王朝的防御線推進到了邊防一線，變防御性國都為進攻性國都，對關外之敵有著極大的震懾作用，從而延續了帝國的國祚。外敵入關首先要面對的不是柔弱的百姓，而是君臨萬方的天子。
如果從地圖上來看，北京的確是在邊塞上，從邊塞到京城騎馬一天的時間都不需要，但守住了京城就守住了京城下面的萬里河山，“天子守國門”的確需要極大的膽量與氣魄，明朝的皇帝將自己置于危險境地，卻保護了腳下的黎民萬生。
跟遷都幾乎同時進行的另一項大的工程是開通漕運。漕運對于明清兩代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它是溝通南北的大動脈，是保持帝國運轉的重要條件，漕運流經的地方帶來了繁華的城鎮，解決了就業人口，增加了稅源。
朱棣將首都北移，帶來的一個現實的問題就是糧食問題，因為首都的北移，大量的人力開始了北移，大量的軍隊開始了北移，帶來了對糧食的巨大需求，而當時的糧食主產區在江南和湖廣，不像現在在華北平原。在元代，由于運河淤泥的堵塞，糧食依靠海路來運輸，但海路運糧風險大，而陸路運糧漫長而累人，所以運河運輸是當時唯一的出路。
運河跟長城一樣是中原王朝的兩大工程，長城的修建雖然犧牲了很多人的生命，但它保護的生命遠比犧牲的生命要多得多。運河是為了解決糧食轉運問題，大運河對于任何一個王朝來說都是經濟能否正常運轉的關鍵，河道的疏通和整治也成了每個王朝必修的功課。
對于運河的疏通依然是調用了很多民力，尤其是在山東這個地方，永樂皇帝自登基以來的一系列勞民傷財終是導致了國初最大規模的一場農民起義。大元王朝滅亡五十年后，歷史又一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