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這些議員已在眾議院通過了查辦羅文干案，咨請總統取消奧款展期合同。
咨文大意為：“……羅文干勾結海外駔儈，將巴黎和會議決德奧債款概作中國無償之無效債票，換給新債票。……此項債票，在歐洲直無價值之可言，乃德奧奸商竟以極低價格收買達全體十分之七?五以上，自居債權者，向中國財務當局運動，與其他債票一律掉換新債票。……該商人等避免與德奧政.府發生直接關系，改入意籍，委托華意銀行代表羅森達及格索利向中國政.府換取新債票，存儲巨款于華意銀行，種種運動，至年余之久，歷任各財長以事關國權，均有拒絕。
“不料羅到任未久，該代表等又旋運動，與財部庫藏司長黃體濂晝夜密計，要求羅簽立合同，允許以中國未經收到利益之無效債票為變相之補償。不交國會同意，不經國務會議通過，不經大總統批準，擅于十一月十四日由羅與華意銀行代表簽定，并查當日由華意銀行預存的巨款內支付支票三紙，一紙八萬鎊付財政部，一紙三萬鎊付來人，一紙五千鎊付來人。……”
羅文干（1889～1940），字鈞任，廣東番禺縣（今廣州番禺市）人。早年留學英國牛津大學學習法律，宣統元年（1909）畢業獲法學博士學位，同年歸國，經學部考試評為留學生最優，賜法政科進士。辛亥革命后，任中華民國廣東都督府司法司司長。民國二年（1913）出任北京政.府總檢察廳廳長。
一九一五年，羅文干參加了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彈劾，行使檢察職權，票傳袁世凱不獲，遂棄官南下廣東策動反袁。
袁世凱死后，羅于一九一八年任修訂法律館副總裁，次年，出國到歐洲考察司法，回國后，任北京大學教授。一九二一年，任中國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團顧問。是年末，出任梁士詒內閣的司法次長。
此人在官場上，特立獨行，頗有官場“俠客”風格，且被認為是“學貫中西”的“法界泰斗”。他一生游走于學者與官員之間，仕途跌宕起伏。
羅文干的這個案子是有內幕的。
那時軍隊欠餉，已經是尋常事，家常便飯。對于下邊要餉，內閣反正也解決不了，便兩眼一閉看不見。但別人可以，吳佩孚這位內閣的大老板來索餉，內閣無論如何都得想辦法了。沒錢怎么辦，就得想盡辦法搞錢。
吳的嫡系高恩洪曾想出郵電加價的辦法，打算拿這項收益作為發行公債的基金。不料直系勢力范圍外的各省軍政首長都不肯執行郵電加價的部令，因之這一計劃便成泡影。
北京政.府生財無道，只好走唯一的舊路——向外借款。
英美等國對于這個號稱“好人政.府”是愿意支持的，但日本借口中國政.府無力償還外債，信用已經破產，堅持反對提供借款。四國銀行團必需四國一致行動，因為日本反對，此番向四國銀行團借款自然告吹。
這條路走不通，王寵惠、羅文干等又和西方國家秘密洽商，擬用整理舊債作為幌子，向四國銀行團進行一筆一億元的新借款。
一戰結束后，購買債券的英、法、德以及意大利等國的債權人，要求中國償還借款或另外發行新債券，并以此作為承認中國新增關稅的前提條件。鑒于新增關稅對解決財政困窘意義重大，王寵惠和羅文干等人對此高度重視。
奧國的借款雖然已在巴黎和會上得到解決，但根據國際法，私人借款不能列入國債范圍內，因此，各國債權人的這筆債款必需償還。
王內閣為了要挽回中國的國際信用，羅文干遂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與委托代辦此事的華義銀行經理羅森達?柯索利簽訂奧國借款展期合同，同意將舊債票換為新債票。照票面九折發行，本息合計為577.719萬英鎊，分十年償清，年息八厘。合同簽訂后，華義銀行支付財政部八萬英鎊，又以三萬五英鎊作為手續費。
這件案子所以引起貪污嫌疑，在于羅文干經辦此案時，并未提交國務會議通過，在手續上是欠缺的。
另外還有一個內幕，原來保定和洛陽都有電報到北京索餉，財政當局無處可以籌錢，只有債權方面交來的補數八萬鎊，折合國幣僅有六十余萬元。除了支付中央政費十余萬元外，所余五十萬元照理應由保定和洛陽兩方面平均分配。可是，不多的錢一分為二就更少了，洛陽方面自然不會滿意。于是洛派閣員孫丹林、高恩洪就想出了瞞天過海的妙計，打算瞞了保定，把這筆款子全部匯到洛陽。
于是，便不提交國務會議討論，而采取由總理批準的辦法，需要時由王寵惠口頭報告黎元洪。
財政部把這筆錢先劃撥交通部，作為償還鐵路債務之用，將此案核銷。再由交通部轉手交付洛陽方面，這一來就可掩人耳目。
可是，盡管洛派閣員用盡心機，仍走漏了消息。原來華意銀行副經理徐世一是保定方面邊守靖的親戚，當華意銀行與財政部密商奧款換發新債票時，他便向曹銳、吳景濂、邊守靖等告密。
吳景濂叫他靜待這筆交易完成，抓到證據，然后再舉發。因為，保定派志在倒閣和逐黎，正好借這案子發動，以達到一石兩鳥的目的。
羅案一時之間成了大熱點。
黎元洪成為被人指責的中心。內閣未經罷免，總統僅憑一面之辭直接下令逮捕閣員，不但越出了總統職權范圍，也嚴重地破壞了責任內閣制度。
梁啟超公開指責：“總統蹂躪人權。”
西方國家也因此而對北京政.府大為不滿。
根據《臨時約法》第十九條十二項的規定，對于失職、瀆職的國務員，只能提出彈劾而不適用查辦。因此對羅提出查辦案，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的。
即使是彈劾案，也須要參眾兩院同時通過，才能咨交總統執行。
羅案僅在眾議院提出討論，參議院根本未曾討論。何況眾議院是在議長告發后才提出查辦此案，所謂眾議院的討論通過也是有爭議的。
羅案是民國以來一件大案子，這件案子值得商榷的地方太多了，不僅是“總統蹂躪人權”一點。
以堂堂議長而向總統密告閣員，實在不成體統。吳景濂、張伯烈攜帶眾議院公函向黎告發現任閣員貪污瀆職，按照《約法》，閣員貪污可以在國會通過查辦案，查辦案未通過前，議員怎可代表國會署名致函總統。
假如這是私人告發，就不該以議長身份列名，在文件上公然蓋上國會的印信。還有一點，奧約展期合同的經辦部門是財政部公債司，然而吳、張控告的另外一人則是財政部庫藏司長黃體濂，公債司是主管司，當不能辭其刑責。
黎元洪有濫用權力的問題，內閣不按程序辦事，同樣也是瀆職行為。
但是，更為可憎的是這些國會的要員，不是為了明辨是非，而是將此事拿來，作為搞陰謀詭計的借口，足見手段之卑鄙。
國務院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召開臨時會議，與會閣員討論國會的查辦羅案咨文。眾情憤激，作出兩項決定：
（一）退回眾議院關于查辦羅案的不合法咨文。這個文件因黎元洪怕得罪國會，不敢蓋印，沒有發出。
（二）用內閣名義將此案發生后一切情形通告全國。
這個電報并不是全體閣員都列名。保定派閣員高凌霨、張紹曾借口奧款展期合同未經國務會議通過，拒絕簽名。因此列名的閣員只有王寵惠、顧維鈞、孫丹休、李鼎新、湯爾和、高恩洪六人。
電報最后一段說：“寵惠等理應立即引退，惟以羅案尚未水落石出，不得不暫時待罪，靜候解決。”
這個案子到了法院，就必需有告發人向被告人提出控訴。檢察廳根據事實，票傳吳景濂、張伯烈二人出庭對質。吳、張二人召集有關議員開會討論，決定抗傳不到，理由是本案由總統交辦，公府既非訴訟機關，議長亦非訴訟當事人，當然不負告發人的責任。
羅案發生后，洛派閣員向洛陽求救，吳佩孚當然不能置之不理。
二十日，吳有電致黎元洪，痛責逮捕羅文干等人違法。
此電火氣很大：“羅財長縱有違法事件，應提交閣議，先解官職，后送法庭。未經解職遂送法庭，似屬不成事體，殊蹈違法之嫌。”
這個電報好像用上司口吻訓斥總統，還是民國史上的第一次。黎看了這個電報，氣得渾身發抖。
當即把吳的電報扔到桌子上，連聲說：“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二十二日，黎擬了一個答復吳的電稿，對于逮捕羅文干一事做了解釋，說“囑薛之衍密傳，并未發表正式命令，所以也不需要叫內閣副署”。
最后一段則火氣十足，言道：“……言廢督而督軍日尊，言裁兵而兵額日增，言停戰而戰禍日滋，元洪孤寄白宮，如同聾聵，辭職咨文猶存國會。既屬不成事體，正宜別立賢能，不愿執事徑斷朝政，輕折元首，為仇者所快，親者所痛。”
這個電報很長，還把吳佩孚以前電令北京警察廳逮捕前財政次長鐘世銘的故事，提出來反打吳佩孚。那是直奉戰后，直系查出財政次長鐘世銘多撥發奉軍軍餉一百幾十萬元，吳佩孚乃電令北京警察廳扣留鐘，移送法院究辦。
黎的電稿寫了未發，待他發了一通火恢復了理智后，深覺犯不著為這事與吳決裂，最后還是把這個電稿留中不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