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安會的活動引起了多方反對，肅政廳呈請取消籌安會文：“自籌安會成立以來，雖宣言為學理之研究，然各地謠言蜂起，大有不可遏抑之勢。楊度身為參政，孫毓筠曾任《約法》議長，彼等唱此異說，加以函電交馳，號召各省軍政兩界，各派代表加入討論，無怪人民驚疑。
“雖經大總統派員在參政院代行立法院發表意見，剴切聲明，維持共和，為大總統應盡之職分，并認急遽更改國體為不合宜，然日來人心并不因之稍安，揆厥所由，無非以籌安會依然存在之故。應懇大總統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云云。
袁世凱這時搖身一變，成為了民主人士，講起了言論自由。
回復肅政廳：“歐戰發生后，國際情勢已變，墨西哥之亂，可為寒心……我以大總統之地位，實難研究及此；但學者開會討論，根據言論自由之原則，政.府無從干涉。…… 我個人既不想做皇帝，又不愿久居總統之位，洹上秋水，無時去懷，無論他們主張如何，均與我不相涉。……此舉可視為學人研究，倘不致擾害社會，自無干涉之必要。”
籌安會成立之后，原定計劃是組織各省代表前來北京，向代行立法院的參政院請愿，要求變更國體。但因為參政院要在九月一日開會，各省代表來不及全體趕到北京，因此只好改由各省旅京人士組織“公民團”分途向參政院請愿。
所有請愿書均由籌安會代擬。九月一日日參政院開會時，便有所謂山東、江蘇、甘肅、云南、廣西、湖南、新疆、綏遠等省區代表，紛紛呈遞請愿書。
籌安會自成立到組織請愿團，前后不到十天，這樣的高效率，恐怕在全世界也不可能有第二。
有人戲稱：袁世凱一生中所玩的政治把戲，這一幕是最拙劣而幼稚的了。
九月六日，袁派政事堂左丞參楊士琦出席參政院，代表他發表對于變更國體的宣言如下：
“本大總統受國民之付托，居中華民國大總統之地位，四年于茲矣！憂患紛乘，戰兢日深，自維衰朽，時虞隕越，深望接替有人，遂我初服；但既在現居之地位，即有救國救民之責，始終貫徹，無可委卸，而維持共和國體尤為本大總統當盡之職分。近見各省國民紛紛向代行立法院請愿改革國體，于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似難相容。
“然本大總統現居之地位本為國民所公舉，自應仍聽之國民。且代行立法院為獨立機關，向不受外界之牽掣，本大總統固不當向國民有所主張，亦不當向立法機關有所表示。惟改革國體于行政上有絕大之關系，本大總統為行政首領，亦何敢畏避嫌疑，緘默不言！
“以本大總統所見。改革國體，經緯萬端，極應審慎，如急遽輕舉，恐多窒礙，本大總統有保持大局之責，認為不合時宜；至國民請愿，不外乎鞏固國基，振興國勢，如征求多數國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且民國憲法正在起草，如衡量國情，詳晰討論，亦當有適用之良規，請貴代行立法院諸君子深注意焉！”
這是一篇半推半就的妙文，袁世凱已經明白表示如果全國人民硬要強迎他做皇帝，他便只能服從民意而不便有所反對。參政院心領神會，馬上制造民意的文策。
籌安會的成立，雖然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不過這個機構本是一個研究國體的機構，所以除了國體論戰而外，反對的人也是循法律途徑，希望政.府解散這個團體，沒有其他的實際行動。
楊度的老師王闿運，他辭去國史館長回湖南老鄉，看來也不甘寂寞。
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王闿運由衡州來電云：
“大總統鈞鑒：共和病國，烈于虎狼，綱紀蕩然，國亡無日。近聞伏闕上書勸進者不啻萬余人，竊謂漢語有云：代漢者當途高。漢謂漢族，當途高即今之元首也。又明讖云：終有異人自楚歸，項城即楚故邑也。
“其應在公，歷數如此，人事如彼，當決不決，危于積薪。伏愿速定大計，默運淵衷，勿諉過于邦交，勿懷情于偏論，勿蹈匹夫遹守之節，勿失兆民歸命之誠，使衰年余生，重睹開日，闿運幸甚！天下幸甚！闿運叩。刪。”
袁即日復電云：“衡州王館長鑒：刪電悉。比者國民厭棄共和，主張君憲，并以國事之重付諸藐躬，夙夜彷徨，罔知所屆。外顧國勢之棘，內懔責任之嚴，勉徇從請，力肩大局，春冰虎尾，益用兢兢。當冀老成碩望，密抒良謨，匡予不逮。”
各省的勸進電都沒有得到袁的復電，只王闿運一電有復，趨炎附勢之徒驚為異數。其實據說這封勸進電是假的，因為王闿運已屆八十有五高齡，大可不必去爭寵和求取什么功名。很有可能是被他的得意門生楊度偷奸一次。
籌安會成立先后只有兩個月，開始時轟轟烈烈，趨炎附勢之流爭相攀附，迨梁士詒的請愿聯合會出現后，籌安會聲勢大減，于是改名為憲政協進會，并發通電宣告籌安會結束，電云：
“籌安會之設立，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何者適于中國，今國體問題，已待決于國民代表大會，以全國民情向背論之，吾人所希望之君主國體，當能得多數國民之同意。
“惟吾人前此宣言，非立憲不能救國，非君主不能立憲，是所希望者，在君主國體，并在立憲政體。蓋國體必為君主，始有一定之元首；政體必為立憲，始有一定之法制。無一定之元首，何以撥亂？無一定之法制，何以致治？
“今者國體之解決匪遙，政體之研究愈重，允宜乘此時機，加以討論，務求國體解決之后，憲政即隨而發生，得以速底于成，庶幾一國國是，從茲大定。然憲政端緒，至為繁復，外觀世界，內審國情，自宜早事研討，以供上下之采擇。
“今據會員多數之同意，決定將籌安會名義改為憲政協進會，所有本會中組織及一切職員，并各處加入討論之代表，概仍其舊。特此宣布，邦人諸友，幸共圖之！憲政協進會。”
前邊說了，楊度托夏壽田轉給袁世凱的一篇大作《君憲救國論》，袁讀后曾擊節贊賞，嘆為真是曠代逸才！這篇《君憲救國論》，以客與虎公對話的形式。
原文太長，摘錄如下：
客有問于虎公曰：民國成立，迄今四年，賴大總統之力，削平內亂，捍御外侮，國以安寧，民以蘇息，自茲以往，整理內政，十年或二十年，中國或可以謀富謀強，與列強并立于世界乎？
虎公曰：唯唯否否，不然！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張之，欲為強國無望也，欲為富國無望也，欲為立憲國，亦無望也，終歸于亡國而已矣！
客曰：何以故？
虎公曰：此共和之弊也！中國國民好名而不務實，辛亥之役，必欲逼成共和，中國自此無救亡之策矣！
客曰：何謂欲為立憲國無望？
虎公曰：共和政治，必須多數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識，于是以人民為主體，而所謂大總統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業之機關耳，今日舉甲，明日舉乙，皆無不可，所變者治國之政策耳，無所謂安危治亂問題也。
中國程度何能言此？多數人民，不知共和為何物，亦不知所謂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諸說為何義，驟與專制君主相離而入于共和，則以為此后無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梟桀者，則以為人人可為大總統，即我亦應享此權利，選舉不可得，則舉兵以爭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證也。
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遠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無論誰為元首，欲求統一行政，國內治安，除用專制，別無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張立憲者，無不反而主張專制。
今總統制實行矣，雖有《約法》及各會議機關，似亦近于立憲，然而立憲者其形式，專制者其精神也。議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憲，不知近四年中，設非**采用專制精神，則中國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
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國之共和，非專制不能治也。變詞言之，即曰：中國之共和，非立憲所能治也。因立憲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決不能成立憲；蓋立憲者，國家百年之大計，欲求教育、實業、軍事等各事之發達，道固無逾于此。
然其效非倉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愈久，效力愈大，歐洲各國之強盛，皆以此也。然觀今日之中國，舉國之人，人人皆知大亂在后，不敢思索將來之事，得日過日，以求茍安，為官吏者人懷五日京兆之心，謹慎之人，循例供職，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其貪狡者，狗偷鼠竊，以裕私囊，圖為他日避亂租界之計。
文人政客，間發高論，詆毀時流，而其心則正與若輩相聯，已無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為元首者，任期不過數年，久者不過連任，最久不過終身，將來繼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與彼競爭者若干人，彼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對國家之政策，與我為異為同，能繼續不變乎？一概無從預測。
以如此之時勢，即令元首為蓋世英才，欲為國家立百年大計，確定立憲政治，然俯視當前，則泄泄沓沓，誰與贊襄？后顧將來，則渺渺茫茫，誰為繼續？所謂百年大計，烏從樹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維持現狀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對內不至及身而亂，對外不至及身而亡，已為中國之賢大總統矣。
即令醉心憲政者，處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無術更進一步也。故昔之立憲黨人，今皆沉默無言，不為要求憲政之舉；蓋亦知以立憲救共和，究非根本解決之計，無計可施，惟有委心任運，聽國勢之浮沉而已。當有賢大總統之時，而舉國上下，全是茍安心理，即已如此，設一日元首非賢，則并維持現狀而不能，且并保全一己之地位而不能，惟有分崩離析，將前此慘淡經營之成績，一舉而掃蕩無遺，以終歸于亡國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計之足論乎？故曰：欲為立憲國無望也。
客曰：如子所言，強國無望，富國無望，欲為立憲國亦無望，誠哉，除亡國無他途矣！然豈遂無救亡之術乎？
虎公曰：平言之，則富強立憲之無望，皆由于共和；申言之，則富強無望，由于立憲無望，立憲無望，由于共和！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蓋求富強，先求立憲，欲求立憲，先求君主故也。
客曰：何謂欲求富強，先求立憲？
虎公曰：富強者，國家之目的也；立憲者，達此目的之方法也。不用立憲之方法，以謀富強，古之英主，固亦有之，如漢武，唐太之儔是也。然而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中國數千年中，豈無圣帝明王，然其治績武功，今日安在哉？各國古代歷史，亦豈無特出之英豪，成一時之偉業？然其不忽焉而滅者，又有幾人也！惟其有人亡政息之弊，不能使一富不可復貧，一強不可復弱，故自一時論之，雖覺小有興衰，而自其立國之始終論之，實為永不進步。
歐洲各國立國之久，雖不及我中國，然亦皆千年或數百年，前此并未聞西方有許多強國者何也？其時彼未立憲，不能為繼續之強盛也。日本與我鄰者千年，前此亦未聞如許之強盛者何也？其時彼亦未立憲，不能為繼續之強盛也。惟一至近年，忽有立憲政體之發明，歐洲列國行之，而列國大盛，日本行之，而日本大盛。
我中國所猝遇而輒敗者，皆富強之國也，又皆立憲之國也，豈不怪哉！然而不足怪也，不立憲而欲其國之富與強，固不可得，既立憲而欲其國之不富不強，亦不可得也。此言雖奇，理實至常。蓋國家所最痛且最危險者，莫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惟有憲政一立，則人存政舉，人亡而政亦舉，有前進，無后退，有由貧而富，由富而愈富，斷無由富而反貧者也；有由弱而強，由強而愈強，斷無由強而反弱者也。
人亡而政不息，其效果必至于此。今之德皇非威廉第一，德相非畢士麻克也。而德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憲政為之也。今之日皇非明治天皇，日相非伊藤博文，桂太郎也，而日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憲政為之也。由此言之，憲政功用之奇而且大，可以了然矣。
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為法律以外之行動，人事有變，而法制不變；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為惡，國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為之主體，則**永遠有善政而無惡政，病民者日見其少，利民者日見其多，國中一切事業，皆得自然發達，逐年遞進，循此以至于無窮，欲國之不富不強，烏可得乎？故人莫不羨富強，而在立憲國則富強實為易事，此非大言而實至理也。
雖然，富強甚易，立憲甚難，謀國者難莫難于立憲之初，易莫易于立憲之后。初立憲時，官吏狃于故習，士民憚于更張，阻力至多，進行至苦，譬之火車擱之于軌道之外，欲其移轉尺寸，用力至多，費時至久，或仍無效；及幸而推入軌道，則機輪一轉，瞬息千里矣。我國人無慮富強之難也，惟慮立憲之難已耳。立憲之后，自然富強，故曰：欲求富強，先求立憲者此也。
客曰：何謂欲求立憲，先求君主？
虎公曰：法、美皆為共和，亦復皆行憲政，則于中國共和國體之下，實行憲政，胡不可者？而必謂改為君主乃能立憲，此說無乃不經？然試問法、美人民有舉兵以爭大總統之事乎？人人知其無也。又試問何以彼無而我有乎？此人民程度不及法、美之明證也。
“惟其如此，故非如今日專制之共和，無術可以定亂。夫憲政者，求治之具也，乃中國將來競爭大總統之戰亂，不知已于何時？后來之事，思之膽寒，方備亂之不遑，而何有于致治？故非先除此競爭元首之弊，國家永無安寧之日。計惟有易大總統為君主，使一國元首，立于絕對不可競爭之地位，庶幾足以止亂。
孟子言定戰國之亂曰：‘定于一’，予言定中國之亂亦曰：‘定于一’，彼所謂一者，列國并為一統；予所謂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則國內更無競爭之余地，國本既立，人心乃安。撥亂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憲乃可得言也。世必有疑改為君主之后，未必遂成立憲者；予以為不改君主則已，一改君主，勢必迫成立憲。共和之世，人人盡懷茍安。
知立憲亦不能免將來之大亂，故亦放任而不為謀；改為君主以后，全國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憲之聲，必將群起，在上者亦知所處地位，不與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遞禪而來，乃由共和變易而成者，非將憲政實行，先以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應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為國本，舉國上下，必思妥定國本之法，則除立憲又無他術。在上者為子孫萬年之計，必圖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猶恃獨裁，斯皇室易為怨府，其道至危；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計，皆必以憲政為歸。故自此面言之，非君主不能發生憲政；自彼面言之，又非憲政不能維持君主也。
若謂立憲之制，君主不負責任，必非開創君主所能甘，是則終無立憲之望。不知凡為英主，必其眼光至遠，魄力至大，自知以專制之主，而樹功德于民，無論若何豐功偉烈，終有人亡政息之一日；不如確立憲政，使人存政舉者，人亡而政亦舉，所造于國家較大也。……
客曰：子言以君主立憲救國，于君主之利害，既詳言之矣，至言立憲，則應研究之問題亦甚多。自前清末年，以至民國，國中未嘗不行憲政，而弊端百出，為后世詬病者，其故何歟？
虎公曰：前清立憲之權，操于清室，然清室之所謂立憲，非立憲也，不過懸立憲之虛名，以召革命之實禍而已。前清光緒季年，皇室危機已著，排滿革命之言，充滿全國，及立憲黨崛起，發揮主義，實際進行，適大總統方掌軍機，知清室自救之方，無過于立憲者，即以此為其最大方針，隱然為全國立憲黨之魁，挾毅力以實行，雖僅有造端，而海內思望郅治。最初立憲黨之勢力，遠不及革命黨，及立憲有望，人心遂復思慕和平，冀此事之成立。革命黨之勢力，因此一落千丈。
使清室真能立憲，則辛亥革命之事，可以斷其必無；蓋立憲則皇族政治無自發生故也，乃天禍中國，大總統之計劃未行，而朝局以變，漳濱歸隱之后，立憲黨失主持之中堅，而與憲政極端反對之皇族政治以生，一面懸立憲之假名，為消極之對付；一面與皇族以實柄，為積極之進行，二者皆所以創造革命也。
皇族怙權弄法，賄賂公行，凡其所為，無一不與憲政相反，人民請開國會，無效也，人民請廢皇族內閣，無效也。立憲黨政策不行，失信用于全國，于是革命黨代之而起，滔滔進行，所至無阻。當時識者早已知之，立憲黨由盛而衰，革命黨由衰而盛，即清皇室存亡之所由分也。
果也，武昌一呼，全國響應，軍隊為其主力，而各省咨議局議員和之，議員中以立憲黨為多，至此亦不能不贊成革命矣！清室直至此時，始去皇族內閣，頒布《十九信條》，亦既晚矣，不可及矣！故終清之世，并未成立憲法，更無憲政利弊之可言，僅設資政院咨議局等以為之基，然以皇族所為，無異命之為革命之機關。西儒有言：‘假立憲，必成真革命’，清室乃欲以假立憲欺民，焉得而不顛仆？大總統當時奏對，即言‘不立憲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果哉此言，不求其中而竟中也！
至今頑固之徒，或曾附和皇族之徒，有謂前清之亡，亡于立憲者，是欲以皇族之罪加于立憲黨，立憲黨不任受也。故謂皇族不愿立憲，致釀革命之禍，則可耳；謂立憲不便皇族，致釀革命之禍，則其理何自而通乎？故予謂清室所謂立憲，非立憲也，不過懸立憲之虛名，召革命之實禍而已。
客曰：清室之事則然矣，民國元、二年中有《約法》、有內閣，有議會，似亦實行憲政，然國會之力萬能，**動皆違法，叫囂紛擾，舉國騷然，此種憲政，設令長存，國家亦豈有不亡之理？今子猶談憲政，國人已覺聞此名詞而生戒懼，是亦不可以已乎？
虎公曰：民國立憲之機，操于民黨，民黨之所謂立憲，亦非立憲也，不過借立憲之手法，以達革命之目的而已。予于民國元、二年中，每遇革命黨人，與之論政，亦多謂非用專制不能統一者，是明知中國程度決不能行極端之民權，乃所議《約法》，輒與相反，是明知之而故違之也，果何故歟？且即以初次《約法》而論，其施行于南京**時代者，尚在情理之中，因參議院將移北方，乃臨時加入內閣等制，及種種限制**條文。
及至后來，國會即據此以束縛**之一切行動，又何故歟？豈真心醉共和，欲行程度極高之憲政乎？非也，不過欲以此削減**之權力，使之不能統一全國，以為彼等革命之預備耳。合前后而觀之，自南京**取消之日起，以至湖口起事之日止，一切行為，皆此目的耳。不知者謂此為彼等立憲之宗旨，其知者謂此為彼等革命之手法。
人并未欲立憲，則但欲革命，而我乃以立憲誣之，并以此誣憲政，不亦冤乎！若云里面雖為革命手法，表面仍為立憲宗旨，究竟不能不謂為立憲，且不能不謂立憲之足以釀亂；不知此又非立憲之咎，而共和之咎也！設非共和，何能借口民權，定成此種《約法》；又何能以一國《約法》，全由民黨任意而成？更何能即借《約法》以預備革命，為競爭大總統之地乎？議者不咎根本之共和，而咎枝葉之憲政，是不知本之論也。
予嘗謂中國之共和，非專制不可，由此以談，尚何憲法、約法之足言乎？議初次《約法》者，亦非不知此義，不過知之而故為之耳。故予謂民黨所謂立憲，亦非立憲也，不過借立憲之手法，以達革命之目的而己，其功用與清室之立憲正同，所異者清室為他人預備革自己之命，民黨自己預備革他人之命而已。
客曰：然則子所謂立憲，不與前清，民國同乎？
虎公曰：然！予以為他日之君主立憲，有二要義焉：一日正當，所以矯民國之弊也；二曰誠實，所以矯前清之弊也。……
客曰：正當則國安，誠實則民信，前清與民國之弊皆可掃除矣。以此而行君主立憲，中國之福也，予雖愚蒙，敢不從教。
于是虎公之言既竟，客乃欣然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