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5年，張遼以八百步卒逆襲孫權，繼而打敗孫權親自率領的十萬大軍于逍遙津（合肥境內），從而解除了合肥之圍的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此戰直接擊潰了孫權親自斷后的后軍，差一點生擒孫權。
決議
曹操在出征張魯前，派護軍薛悌送函到合肥，寫到“賊至乃發（賊軍到時就打開）”，在大軍壓境之際，張遼等便打開曹操之函，寫到：“若孫權軍來到，張、李兩位將軍出城迎戰，樂將軍守城；護軍薛悌不要出戰。”因雙方兵力懸殊，諸將都對此指示感到疑惑。本來張遼、李典二人不睦，曹操為了防止戰中二人間隙至于不利之境，于是命令樂進守城接應。是時，張遼說：“曹公正率軍在外作戰，等他率領的援軍到達時，孫權軍必定已攻破我們。所以教函要我們在敵軍集結完畢前反過來攻擊他們，先挫折敵人的氣勢，以安定軍心，然后可以順利守城。成敗之機，就在此一戰，各位有何疑惑？”
李典聽到這話，感慨地說：“此為國家大事，就看你的計謀定得如何而已，我豈能因私下的恩怨而忽略公事呢？”于是當夜張遼就在七千人中募選死士，選出了八百人。殺牛宴饗將士，預備次日的大戰。
交鋒
第二天凌晨，張遼披甲持戟，帶著這八百人殺進孫權初到尚未整陣的部隊，張遼帶隊沖進了東吳軍鎮營裏，親自殺了數十人，斬了兩將，并且高喊著：“張遼在此！”敢死隊直沖進孫權主陣，孫權大驚，不知該如何，退到小土丘上，以長戟指向四周防衛蜂擁而上的曹軍。張遼在土丘下吼著，要孫權有種下來決一死戰。孫權不敢有所舉動，后來等局勢稍穩一看，張遼軍也不過數百人而已，就下令其它在外的軍隊從后面把張遼這些敢死隊圍起來，圍了數圈不讓他們有機會逃跑。[3]
張遼看局勢不對，連忙率左右將士突圍，殺出一條血路。張遼與左右數十人殺出重圍后，回頭一看，其馀陷在重圍的戰士們高喊著：“張將軍難道要丟下我們不管了嗎？”于是張遼又再領著這數十人，殺進包圍幾層的東吳軍，把其它人帶了出來。東吳軍人人都被張遼軍震撼到，沒有人敢抵擋他們。從凌晨戰到中午，吳軍將士原本高昂的斗志都萎靡下去了，張遼遂領軍回城，整備守城事宜。而曹軍初戰告捷，軍心大振，將領們對張遼也心悅誠服。
孫權大軍到齊后（除賀齊領著三千解煩軍留在逍遙津南岸未到），就展開了攻城作戰。誰知合肥城在以前的楊州刺史劉馥的積極建設下，城墻高又堅固，木柱石頭等防御器材一樣不少。諸將連續強攻了十幾日都打不下來，呂蒙、甘寧等人一時也都想不出什麼破城之計，此時東吳軍中疾疫流行，再打下去也沒什麼意義，孫權只好下令班師。[5]
反攻
東吳各兵團接獲命令就依次各自退去了。張遼在城上看著吳軍退去，卻發現孫權主陣押於后面，其余部隊都已先行出發了。東吳軍部隊散退，孫權身邊正是兵力最少的時候，機會豈可錯過。
逍遙津是南肥河上面的渡口。原來孫權要諸軍先退，然后本陣自逍遙津口渡河南撤，此時北岸只剩孫權及呂蒙、凌統、蔣欽與車下虎士一千馀人。張遼立刻與李典、樂進率合肥城守軍出城襲擊。
孫權看到合肥城步騎齊出，心知不妙，趕緊派人去將前面已撤退的部隊叫回，無奈那些部隊已上路一段時間，一時還趕不回來。全軍右部督凌統帶著親衛族眾三百人與曹軍展開激烈血戰。甘寧拉弓拼命射箭，看到東吳軍戰士人人戰志消靡，于是大聲責問鼓吹手為何不吹號擂鼓。鼓吹手聽命，便擂鼓吹號，東吳軍聽到，士氣為之一振。
在混戰中，督禁衛軍的陳武不幸戰死，宋謙、徐盛都負傷往后退，潘璋這時正好在他們后面，便馳馬上前，斬殺了宋謙、徐盛的后退士兵兩人。原本往后退的敗軍看到這種情形，盡皆回到自己崗位戮力死戰。
凌統親衛護著孫權來到逍遙津渡口，發現橋已被曹軍破壞，剩下兩邊延伸的橋板，中間有一丈多的地方沒有橋板可供依托。孫權親近的官員谷利，要孫權持著馬鞍，然后讓馬后退，再飛縱向前，谷利在后面用鞭抽馬，以助馬勢。孫權就這樣連人帶馬的飛到南岸。南岸有賀齊的三千兵馬在那邊接應。賀齊將孫權安置好了，就領著解煩軍殺進戰局，拾到了徐盛因負傷而丟掉的長矛。
凌統護送孫權突圍到津橋，看著孫權安全的到了南岸，又回身繼續再戰。身旁的左右親兵一一戰死，凌統也多處負傷。后來認為孫權應該沒安全顧慮了，才準備離開戰場。但是橋已被曹軍破壞，各條通路也被曹軍封鎖，凌統只好披著戰甲潛行，回到東吳軍所在。孫權這時已上船，看到凌統回來，十分驚喜，趕緊找人幫凌統更衣換藥。凌統因他的親族眾們沒有人活著回來，很是傷感，孫權用衣袖幫他擦淚，安慰他說：“公績（凌統字），亡者已矣，只要你還活著，還怕會沒有人嗎？”回去之后，孫權果然給凌統以前兩倍的部隊。
張遼不知孫權已退走，問投降的東吳士兵，剛有個紫色胡須、上身長腿短、善于騎射的人是誰，東吳降卒說那就是孫權。張遼與樂進在戰場上遇到，談到這事，說早知道就急追他，搞不好就抓到，曹軍聽了皆大為嘆恨。
等東吳軍都撤出了，孫權在船上與諸將飲宴，賀齊在席間涕泣而道：“至尊（當時東吳將士如此稱孫權）身為人主，應當持重，今天這樣的事，差點全盤皆沒，部下們都震驚萬分，希望您能以此為終身之誡！”孫權起身謝賀齊，說必定會謹記在心。
張遼、樂進、李典這次以七千人大敗東吳十萬大軍，曹操大為嘆賞，封張遼為征東將軍。李典增加采邑三百戶。樂進并前功增邑五百，共一千兩百戶，分出五百戶封一個兒子為侯爵，樂進升至右將軍。此戰江東將領陳武身死孫權親自主持葬禮，并要陳武兩個愛妾殉葬，凌統、潘璋拜為偏將軍，蔣欽遷蕩寇將軍。這戰對孫權集團的影響可不小，盡管東吳的兵力損失還未像夷陵之戰對蜀漢那樣，對國力造成破滅性的大打擊。但俗語有云“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孫權親愛的陳武是役戰死；凌統英年早逝恐怕也與合肥之戰有關。《岳麓書社》印的《三國志》就采納《建康實錄》的記錄，把凌統的壽命更正為二十九歲，也就是合肥之戰后的兩年。因為《三國志．駱統傳》記錄他在夷陵之戰前，代領已亡的凌統之部曲；再加上二十年期間，東吳的著名戰役也沒有凌統參戰的身影，這益證二十九歲才為事實。
在戰略層面方面，孫權曾問呂蒙應是北伐還是西向，呂蒙回答若取得徐州，將要應付報復的曹操精銳騎兵，不如西取荊州，憑藉自身水軍輔助守城，根本不需要關羽。不論合肥之戰發生于這番建議之前還是之后，一定會對孫權集團產生巨大的震蕩：曹操主力遠在漢中，無救援下，張遼區區七千余步騎，加上合肥城，也能粉碎孫權十萬大軍的攻勢，何況曹操本人親率大軍呢？至于和劉備集團交戰，取三郡的過程就輕松太多，取荊州的戰略方向重新被考慮。建安二十四年呂子明白衣渡江，遠因不能說與合肥之戰完全沒有關系。
合肥之戰不但影響漢末三國，也為后人作為參考的經典戰例并加以運用，北宋的王文郁就是一例：“夏人圍蘭州，數十萬眾奄至，已據兩關，李浩閉城拒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眾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眾心，然后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續資治通鑒．卷77．宋神宗元豐六年》
戰后張遼更被曹操遷作征東將軍。是曹操生前的唯一一個外姓三征，另外兩位是宗親的征南將軍曹仁和征西將軍夏候淵。的盧當日跳檀溪，又見吳侯敗合淝。退后著鞭馳駿騎，逍遙津上玉龍飛。
此次戰役的經驗和教訓：1、張遼能以
區區七千人，大破十余倍之吳軍，其在戰前的準備謀劃，戰中的審時度勢，執行的堅決徹底，都將防守戰術發揮到極至，可謂以弱敵強的經典戰例。此次戰役，曹軍勝在三個方面：
其一是料敵機先。曹操二次兵臨合肥，雖仍勞而無功，但有了詳細查看地形的機會，預測了孫權將來用兵的必然態勢，故能根據守城各將的關系和特點，預為布置。對其教令，《通鑒》胡注云：“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與戰”；而孫盛評曰：“至于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后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斯言是矣。
其二是靈活善戰。張遼不僅對曹操的戰略指導思想能夠融會貫通、大膽用兵，在執行中還能夠靈活機變、拼死力戰。其充分理解士氣對交戰雙方的重要性，即守城時不能一味死守，而應攻守兼雜，使敵來的不暢、攻得不順、退的不便，真正體現了防守戰術的精髓，連曹操也是“循行遼戰處，嘆息者良久”。
其三是戰備完善。早在官渡之戰時，曹操就表劉馥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張遼等人屯合肥數年，也早有所準備，故孫權屢攻不下。
2、赤壁戰后，孫權親臨前線十一次，以此次的形勢最好，但也敗得最慘。雖說對比劉備夷陵戰敗的元氣大傷，東吳僅僅損失了陳武和數千兵，還沒到傷筋動骨的程度，但在心理上的影響是巨大的，以至于張遼抱病隨曹丕南征時，“權甚憚焉，敕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可見張遼成了孫權心中的夢魘。此次戰敗，主要有二個原因：其一是驕忽輕敵。孫權自恃人馬眾多，而合肥守兵寡少，來時不備，去時無防，連續遭到兩次襲擊。先挨當頭一棒，挫了銳氣，再遭銜尾一擊，差點蹉跎，致使大好形勢白白流失，甚是可惜。
其二是恃勇好戰。此戰之所以會產生那么大的后果，是因為兩次遭襲都有孫權在場，且勢如危卵。早在第一次圍合肥，孫權就想率輕騎突敵，張纮諫曰：“夫兵者兇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眾，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原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孫權雖納纮言而止，但沒予以重視。故賀齊涕泣再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原以此為終身誡”。血淋淋的教訓，總是易于接受，“大慚！謹以克心，非但書諸紳也”。
血賤逍遙津一役，不光是造就了張遼的絕世名將之譽，其更深遠的影響還在于使東吳君臣重新考慮國家戰略思想。《呂蒙傳》“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正是這種轉變的體現，故在曹操于次年再度出兵濡須之際，孫權派都尉徐詳見操請降，魏吳修好，開始注目勢力暴漲的劉備，集中精力計謀趁機奪回荊州。逍遙津之戰的勝利對曹魏來說意義十分重大，這是因為合肥是曹魏在江淮一帶極其重要的戰略要地，“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則可以西問申、蔡，北向徐、壽，而爭勝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則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也因此，曹操對此戰中立下重大功勞的張遼倍加看重。公元216年（建安二十一年）曹操進攻東吳路過合肥時，還專門到沿著張遼奮戰過的地方走了一遍，每到一處“嘆息者良久”。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