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芝是東漢名將鄧禹之后，于漢末時入蜀定居，但無人了解起用他。當時益州從事張裕善于相面，鄧芝請他給自己相面，張裕對鄧芝說：“你年過七十，會位至大將，并封侯。”鄧芝得知巴西太守龐羲好結交士人，便前往依附他。公元214年（建安十九年），劉備入主益州，鄧芝任郫（pí）城府邸閣督。一日，劉備經過郫城，和鄧芝交談后，感到十分驚奇，擢升他為郫令，后升遷為廣漢太守。任內清廉、嚴謹，頗有治績，于是入朝為尚書。鄧芝被諸葛亮出使吳國，孫權果然感到疑惑，不立即接見鄧芝，鄧芝便自己上表求見孫權道：“臣這次來也是為了吳國，不只是為了蜀漢。”孫權于是接見他，對鄧芝說：“我原本誠心想與蜀漢和親，但恐怕漢主年幼，國小而大勢困頓，如果曹魏乘虛進攻，不能保全自己，所以我感到十分猶疑了。”鄧芝答道：“吳、蜀兩國結合擁有四州的地方，大王您是有名于世的英杰，諸葛亮亦是當代特別杰出的人才。蜀有重險可固守，吳有三江可阻隔，結合這兩個長處，成為唇齒之邦，進可并力奪取天下，退可鼎足而立，這是自然的常理。大王現在若想委身向魏，魏必定要大王您入朝朝拜，最少也要求太子前往為質子，若不遵從命令，就有理由討伐，我國必定見有利而順流進發，如此，江南之地便不再是大王所有了。”孫權沉思甚久才說：“你所言甚是啊！”便與魏斷絕關系，與漢連和，派張溫前往訪問。
魏黃初五年（224）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余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今江蘇蘇州）人。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東吳有名的名士，作為中郎將出使蜀國，張溫臨走時，孫權對其說：“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故屈卿行。”張溫便告辭了。張溫即將返回時，文武百官都前往為他餞行擺宴。眾人到齊后，惟獨秦宓未到，諸葛亮幾次派人催他，張溫問：“他是什么人？”諸葛亮說：“益州的文人學者。”秦宓到后，張溫以能言善辯著稱，自號為“吳國第一嘴”。他入蜀后，自以為才氣無雙，伶牙無二，態度十分傲慢。張溫說：“秦大人，名稱學士，而心中未曾‘學事’”張溫又問：“您學習嗎？”秦宓說：“五尺高的孩子都學習，您又何必小看人！”張溫說：“先生既然夸下海口，說自己天文地理無所不知，那就讓我以‘天’為題來請教你吧！”說完，便問：“天有頭嗎？”秦宓知他要讓自己難堪，但憑自己淵博學識，自不肯讓他難倒。于是便答：“有頭。”張溫又笑問：“你說天有頭，那頭在哪一方？”秦宓說：“在西方。《詩經·大雅·皇矣》篇中說：上帝‘乃眷西顧’，據此推論天的頭在西方。”張溫接著又問：“天有耳嗎？”秦宓說：“上天居高而聽低。《詩經·小雅·鶴鳴》篇說：‘鶴鳴于九泉，聲聞于天。’天若是沒有耳朵怎么能聽見鶴叫？”張溫又問：“天有腳嗎？”秦宓說：“有腳。《詩經·小雅·白華》篇說：‘天步艱難’。沒有腳怎么能行步？”張溫又問：“天有姓嗎？”秦宓說：“怎么能沒有姓！”張溫說：“姓什么？”秦宓回答說：“姓劉。”張溫顯出驚訝之色問：“你怎么知道的？”秦宓說：“天子姓劉，據此知道。”張溫見這些問題沒難倒秦宓，就又突然問道：“太陽是出在東方吧？”秦宓答道：“太陽是出在東方，可到西方就落下去了。”張溫見沒難倒秦宓，紅著臉不再作聲了。這場論辯，張溫歪問，秦宓歪答。不僅將《詩經》中涉及“天”的句子信手拈來，而且寸步不讓，搶占主動地位。當張溫問及“天姓什么”的時候，他當即答“姓劉”，“天子姓劉，據此知道。”這看似談“天”，實際是抬高蜀國的地位，因蜀國皇帝是劉姓。這就等于明著告訴張溫，只有我們蜀主才是主宰天下的王，你還威風什么？然而，張溫也非等閑之輩，
他的“太陽出自東方”一問，其實也是貶低蜀國。因為吳國居東，蜀國位西。不料，秦宓反唇相譏：“雖然出自東方，可到西方就落下去了。”這場論辯以張溫的失敗、秦宓的勝利而告終，秦宓以雄辯的口才、淵博的知識，滅了對方的威風，長了本國志氣，也為后世留下一段佳話。張溫不得不佩服其口才說：“先生口才，在下佩服。”秦宓也回敬說：“先生也算吳國名辯，才華我今天也見識了。”張溫離蜀時候，諸葛亮又派鄧芝回訪吳國，孫權對鄧芝說：“如果天下太平的時候，兩個君主分別統治，不是很快樂嗎。”鄧芝卻對他說：“天無二日，地無二主。如果魏國滅亡之后，大王還未深識天命。那為君之人就各自去光大自己的仁德，為臣之人各自竭盡自己的忠誠，而為將之人則握棰擂鼓，爭戰才剛剛開始。”孫權大笑說：“您確實很真誠。”孫權在給諸葛亮的信中說：“丁厷言辭鋪張浮艷，陰化不能完盡；能和合兩國的人，只有鄧芝。”
鄧芝為了蜀吳兩國友好建立了良好關系。
就在張溫回到吳國時候，張溫之前向孫權引薦的暨艷，擔任選曹郎，官至尚書，負責官員選拔考核。暨艷看到蜀國與吳國通好，北方戰事平息，內憂卻在加劇。吳國的朝堂上多半是吳會豪門的子弟，很多還是靠著爺爺、父輩的勢力濫竽充數。暨艷對副手選曹郎徐彪說：”我們應該進行改革。”暨艷個性耿直、剛正不阿，喜歡以儒家的倫理道德為依據，所以平時容易得罪他人。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官吏考察(彈射百僚)，并以主公身邊地位最清貴的郎官為重點(核選三署)。暨艷的措施非常嚴厲，考察稱職的不到十分之一，不稱職的都被連降幾級，有“經濟問題”的全部改為“軍吏”。軍吏為下層小官，常與士大夫對稱。此舉引起了朝野上的震動不安，紛紛向孫權上奏，競相說暨艷專用私情愛憎，不根據公理辦事，為首的有陸遜、朱據等人勸阻暨艷：“天下未定，應以功補過，棄瑕取用，表彰清白者以激勵污濁者，足以阻止勸誡他們，如果一時間全部罷黜，恐怕會有后患。”孫權感到憤怒與不安，下令：“讓兩人自殺吧。”剛剛回國立功的張溫作為推薦人牽涉當中，又因自己在蜀國得到了諸葛亮的最高待遇，讓孫權很反感，于是以“溫宿與艷、彪同意，數交書疏”為理由，將溫下獄。孫權還下令說：昔令召張溫，虛己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兇丑，專挾異心……艷所進退，皆溫所為頭角，更相表裹，共為腹背，非溫之黨，即就疵瑕，為之生論……專炫賈國恩，為己形勢，揆其奸心，無所不為。不忍暴于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廝吏，嗚呼溫也，免罪為幸！”濡須督駱統對孫權這樣處理張溫，頗為不平，上表為溫申理，把孫權所加給張溫的罪名，一一辨駁。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今浙江義烏）人，年二十，就擔任烏程相，任內有政績，使得民戶過萬。又遷為功曹，行騎都尉。曾勸孫權尊賢納士，省役息民。后出任為建忠中郎將。凌統卒，統領其部曲。因戰功遷偏將軍，封新陽亭侯，任濡須督。稅征徭役繁多，加之瘟疫流行，民戶減少。駱統于是上奏說：“臣聽說君主治理國家，以占據疆土為強富，控制威福為尊貴，發揚德義為榮耀，永垂胤嗣為大福。然而，財物需要靠民眾生產，強盛依賴民眾力量，威權要借民眾勢力，福祚要仗民眾殖養，德行要借民眾興盛，仁義要賴民眾推行，這六個方面完全具備，然后才能順應天命、傳承福祥，保佑王族鞏固國家。《尚書》有言：‘百姓沒有國君就不能相互安寧，國君沒有百姓就無法開疆辟土。’推理來討論，就是百姓因君王治理而安定，君王因百姓幫助而立國，這是不可變更的法則。如今強敵尚未消滅，天下尚未安定，三軍有無盡的戰爭，江邊有不懈的警備，賦稅征調，一向積累苛煩，加之瘟疫造成的死喪禍災，郡縣空虛，田野荒蕪
。聽到所轄城邑的報告，百姓的戶口日益減少，又多是殘老之人，少有青壯之夫，聽到這種情況之后，為臣心中如火焚急。思慮考究其中原因，主要怪于小民不明事理，他們既有安土重遷的習性，而且又因先后出外當兵的人，活著的就生活困苦沒有溫飽，死了就拋尸露骨不能歸葬家園，故此他們更加眷戀故土，害怕遠行，把出門遠行看得與死亡一般可怕。每次征調勞役，那些貧窮人家負擔沉重的人先被派送。稍有財產的人，就出家中錢財來行賄賂，不顧傾家蕩產。輕率剽悍之人就逃亡深山險惡之地，與盜匪為伍。百姓困苦虛竭，饑號愁躁，憂愁煩躁就不安心生產，不安心生產則更加招致貧窮，更加貧窮則生活毫無樂趣，故此口腹餓急了，那奸邪之心就萌生，而叛逆的人也越來越多。臣又聽說在民間，如果家中生活不能勉強自給的話，生下兒子，大多不去撫養，就連那些屯田兵士，因為貧困也有很多人拋棄孩子。上天送育這些孩子，而作父母者卻將他們殺害，既擔心這種情況會冒犯天地、撼攪陰陽，又想到陛下開創的國家乃是無盡功業，強鄰大敵不是一下子可以殲滅，邊疆防守不是個把月可以撤除，而民兵不斷減損，后生者不得養育，這不是堅持長久年月，最終取得成功的好情景。國家有百姓，猶如船行水上。水平靜則船安穩，水攪動則船不安，百姓雖愚但不可欺騙，雖弱但不可強壓。所以圣明君主都重視他們，是因為禍福由他們所決定，故此作君主者要溝通與百姓的信息，以便根據時事民情來制定合宜政策。當今官長居于接近百姓的職位，但他們卻以辦事周到為能事，向他們所取的超過目前國家的急需，很少有人再能以恩惠來治理，符合陛下上天有覆蓋大地般的仁義，布施勤勉體恤民情的仁德。官吏的政務、百姓的習俗，日益頹敗，漸至衰微，其勢不能再推延過久。治病要趕在病情未惡化之前，除患要趕在禍患未擴延之際。希望陛下能在日理萬機的繁忙中抽出一點空閑，留神深思，補救不足，深謀遠慮，撫育剩余之民，增添人財之用，使國家事業與三光（日、月、星）同輝，與天地等齊。為臣駱統這個大愿能夠實現，也足以死而不朽了。”孫權深受感動，對他的意見特別重視。駱統的反駁，孫權所怪罪張溫的事則是占不住腳的，但是張溫也同意暨艷的做法，孫權只好新帳舊賬一起算。暨艷最初的推薦者，是做了31年吳郡太守的朱治，丹陽朱氏也是江南豪族。朱治從孫堅的時代起，就跟孫氏合作了，連孫權當上孝廉，還是他舉薦的。就在暨艷案發的那一年，朱治病死了。據說孫權一向很敬重他，到頭來卻對他有點不滿。為什么不滿？僅僅因為他推薦了暨艷嗎？這個原因我們不得而知。后六年，張溫被孫權棄用，病卒。暨艷死了，東南豪族的官二代、官三代們可以官復原職了，但別高興得太早，給張溫的判決書是怎么寫的：你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何圖兇丑)，專門和我過不去(專挾異心)？張溫和暨艷不同，出身于吳中望族張氏，雖然暨艷是他引薦的，他也支持暨艷的整肅運動。
張溫的失敗，并非他做的不對，只緣他敢同不良現象作斗爭，所以引起了力量大、人數多的保守派的反對。至于暨艷銳意改革的失敗，也是同樣情況。當暨艷不計個人得失，毅然要沙汰貪鄙時，著名大臣陸遜、朱據、陸瑁等都曾勸阻，認為事情辦不通，且會招致禍患。暨艷只從刷新政風考慮，而不顧個人安危得失。所以張、暨的失敗只能說明：（1）孫權統治集團暮氣已深，雖志于改革之士亦無法有為；（2）《三國志》卷55《陳表傳》言：“后艷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可知暨艷不僅不是壞人，并且還為正人君子所同情；（3）張溫、暨艷之遇禍，再次說明到了孫權統治的后期，孫權在用人方面的優點已逐漸由缺點所代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