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12日，清晨，大霧。

華城鶴洞橋附近發生車禍，一個腿腳不好的乞丐過馬路時被車撞死，交警從乞丐的貼身口袋里發現了幾袋冰毒。

1999年10月22日，晚上9點，華城海珠廣場人流穿梭，一個乞丐跪在霓虹燈下，他的面前有個鞋盒子，別人給他錢，他就磕個頭，不說話，他可能是個啞巴。啞巴的兩個孩子也都跪著，其中一個大點的孩子正撅著屁股向旁邊一個賣花的女孩擠眉弄眼。

有個穿西裝戴帽子的羅圈腿老人，也許是喝醉了，走過乞丐身邊時，像扔一張廢紙那樣隨手就扔到帽子里一百塊錢。老人走出很遠，聽到一聲尖叫，回頭一看，那啞巴乞丐正拿著錢對著燈照呢。

乞丐的兩個孩子蹦跳著說：“讓我看看，讓我看看上面的。”

他們聽說過有這么一種新版的紅色百元大鈔，現在，他們親眼看見了。

啞巴乞丐興奮地開口說話了，他說：“哎呀，老天爺，都摸一下吧，別搶爛了。”

旁邊那個賣花的女孩立刻追上去，對老人說：“等一下，您買花吧。”

老人打個飽嗝，瞇著小眼說：“怎么賣啊？”

女孩說：“八塊一束，不貴，花多好看。”

老人掏出一百塊錢說：“我全要了。”

“一共十二朵，九十六塊錢。”賣花女孩接過錢，厚著臉皮說，“別找了，我也沒零錢。”

老人說：“那不行，你得找錢，那個人是乞丐；你，你是一個商人。”

賣花女孩愣了愣，很快反應過來說：“我就是個賣花的，你等著，我到那邊換零錢。”

老人看著女孩拐過街角，不見了。

老人嘆息一聲，將花扔進了垃圾箱。

這個老人就是三文錢。

幾天后，三文錢又出現在海珠廣場，他對“啞巴”乞丐說：“給你一百塊錢，你幫我把這包東西送到環江路的賽迪娛樂城，回來，再給你一百塊。”

“有這好事？”乞丐問。

三文錢將一張百元鈔票放到乞丐面前的鞋盒子里。

“你咋不送？”乞丐問。

“我有事。”三文錢回答。

“到了那里，把東西給誰？”乞丐問。

“找霍老板。”三文錢說。

“包里是啥子東西？”乞丐說著，打開了帆布包，里面有兩塊磚頭，用報紙包著。

“就這個，”乞丐問，“兩塊紅磚？”

“是的。”三文錢回答。

犯罪分子運毒的方式一般采取人貨分離，找個傻瓜當替死鬼，即使被警方抓住也說不出上線是誰，在運送過程中，會有馬仔暗中跟隨，以防不測。毒販藏毒的方式更是千奇百怪，香港張偉藝將毒品藏在西瓜里，海南解風平將毒品藏在椰子里，上海人周某將搖頭丸藏在蠟燭里，云南人李某將海洛因偽裝成糯米藏在幾麻袋糯米里。

三文錢的那兩塊磚頭就是巧妙偽裝過的黃砒，黃砒只要進行再加工就成為4號海洛因。

在1999年春節嚴打期間，一個叫蔣衛東的實習民警在報告中寫道：華城市登記在冊的吸毒人員有3萬多人，實際吸毒人數至少在5萬以上，甚至更多。華城火車站附近肯定有毒販子的秘密窩點，他們利用乞丐、流浪兒童進行販毒，據線人舉報說這個販毒團伙的頭目是一個外號叫三文錢的人……

當局領導向蔣衛東了解情況的時候，蔣衛東卻失蹤了，像空氣一樣從人間消失了。這份報告后來引起了大案指揮部的重視。

距華城火車站僅數步之遙有一條街，叫作登峰街，密布著大量出租屋，很多外來人口就聚居在這里。

登峰街有一家富貴菜館，廳堂簡陋，不事裝修，然而卻天天爆滿，食客云集。

華城人好吃，天上飛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都能做成盤中美味。他們把賺錢叫作“揾食”，由此可見一斑。很多舊街陋巷都有美食所在，惠福東路有一家賣云吞面的小吃店是在地下室里，潮州巷有個賣鹵水鵝的把店開在了居民樓的樓頂，環市路上南海漁村的一條鐵殼船上有家海鮮餐館，若不是有人指引，這樣的店很容易就錯過了。

在20世紀80年代，華城還可以看到一種黑脖子的丹頂鶴，它們從黑龍江流域遷徙到南方過冬，因為華城人的捕食，這種鳥已經很罕見了。

富貴餐館最初經營一種蛇羹，這道名菜是用眼鏡蛇、銀環蛇、金環蛇、水蛇、錦蛇做成的“五蛇羹”，被野生動物保護部門勒令禁止之后，開始推出了新的招牌菜：叫花雞。

將黃嘴、黃腳、黃皮的三黃土雞剖洗干凈，用醬油、紹酒、精鹽腌制，多種香料碾末擦抹雞身，雞腹內雪藏炒好的輔料，兩腋各放一顆丁香夾住，然后用荷葉包裹，再裹上酒壇黃泥。地下挖一坑，不可太深，覆土，上面點明火烤一個多鐘頭，炭火烤半小時，叫花雞就做成了。

敲開泥巴，荷葉上油水汪汪，仍舊泛著淡淡的綠色，荷葉的清香撲鼻而來，雞肉肥嫩酥爛，膏腴嫩滑。趁著熱氣裊裊，香氣四溢，撕下一只色澤黃燦燦的雞腿，大快朵頤。若有三杯兩盞烈酒，定會豪氣干云，無論富貴貧賤，淋漓盡致，嚼得出虎狼滋味。

我們不得不說這叫花雞是最正宗的，因為老板以前就是一個乞丐，他就是大怪。

盡管菜館內店堂狹窄，又臟又差，但是每天都人頭攢動，生意奇好。店堂之后是一個院子，院內有一株饅頭柳，兩間廂房就是大怪和店伙計的住處。樹下擺放著幾條長凳，數張矮桌，賓客爆滿之后，就會坐在這里，甚至連菜館門前也擺了幾張桌子。

門前原先有一個銅做的招牌，后來被街上流浪的孩子偷走，吸引路人目光的是墻上貼著的四個歪歪斜斜的大字：乞丐免費。

這大概是唯一一家對乞丐免費的飯店，如果非要找出一個原因，那就是——老板就是個乞丐。大怪從來不掩飾自己做過叫花子的經歷，他給很多顧客都講過他那個吸血的兒子，他說：“我覺得自己是狗，現在我才是人。”人們對他的苦難經歷表示同情，對他的慈悲心腸表示贊賞。曾經有報紙電視臺來采訪這個好人，他拒絕了。他替政府發揚人道主義，替有錢的人施舍，他把善良向外敞開，把惡關閉起來。很多時候，美德只是一個盒子，包裝著罪惡。

這種慈悲只是一種表面現象，那些蓬頭垢面的乞丐出入餐館并不影響大怪的生意，因為他經營的不是飯店，而是販毒。只有真正“要飯的”乞丐才會到這里來接受施舍，最初大怪、三文錢、寒少爺只是將這些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組織起來，給他們劃分好地盤，每月收取保護費。1997年，三文錢不滿足做一個乞丐頭子，開始利用這些乞丐進行販賣毒品，給他們一些殘羹剩飯，然后讓他們運毒、出貨。這個菜館成為了一個隱蔽的毒品窩點。

1999年2月，那個叫蔣衛東的實習民警曾經來這里進行過兩次調查，第一次他買了一只叫花雞，什么話都沒有說；第二次，他又買了一只雞，走進廚房直接對大怪說：“老板，我想向你打聽一個人。”

“誰？”大怪問。

“三文錢。”

“不認識。”

“直說吧，我是警察，我懷疑你販毒，你最好識相點。雖然現在還沒掌握證據，我這也不是正式訊問，就是私下里和你聊聊。下次再來，我會穿警服來，你要聰明的話，就給自己留條后路，以后也算是立功表現。再問你一遍，三文錢在哪兒？”

“在你背后。”

蔣衛東回頭一看，卻什么都沒有看到。

藝術的眼光應該無處不在，并不是只有螞蟻和蚯蚓才可以看見地下的事情。一年后，登峰街舊房拆遷，從院內的樹下挖出了一具骸骨，從一個生銹的腰帶卡可以判斷出，死者是一個警察。

大怪站在院里那棵樹下的時候，會有異樣的感覺，他的腳下埋著一個死人。他用殺雞的手殺了一個人，他將那警察打暈，勒個半死，像殺雞那樣在脖子上割一刀，將血放入木桶，那木桶里本來有半桶雞血，慢慢地就注滿了。事實上，他一邊殺人一邊嘔吐，直到他把死者埋到樹下，他感到一種虛脫，心里還有一種恨意，他覺得自己剛剛消滅了全世界。

從那天開始，大怪常常做一個奇怪的夢，夢見自己的胳膊上臉上有很多密密麻麻蜂窩狀的小孔，從小孔里爬出肉嘟嘟的白蟲子。他并沒有感到恐懼，但也不是像以前那樣泰然自若，恐懼和坦然，他既不選這個，也不選那個，這便是他殺人后的選擇。

2000年8月21日，晚上11點，一個臉色蒼白的年輕人走進富貴菜館，他找張桌子坐下，大怪說：“打烊了。”

年輕人說：“我找人。”

“找誰？”

“三文錢。”

大怪看著年輕人，搖了搖頭說：“不認識。”

年輕人慢慢地拿起桌上的茶壺與一茶碗放置茶盤中，另一碗置于盤外。大怪看了看，表情有點詫異。年輕人又從鄰桌拿了兩個茶碗，將四個茶碗橫放于壺的左邊，第三杯倒滿水，端起來，遞向大怪。端的姿勢很奇特，右手拇指放在茶碗邊上，食指放在碗底，左手伸三指尖附著茶杯，大怪以同樣的姿勢接過茶碗，一飲而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