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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授意鐵道守備隊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栽贓中國軍隊，以此為借口炮轟沈陽北大營，是為“九一八”事變。關外東北軍有16.5萬人，但受張學良不準抵抗的命令，除少數進行了自發抵抗，其余不戰而退。至1932年2月，日軍占領東北全境。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1927年日本召開“東方會議”，制定《對華政策綱要》，并由田中義一起草秘密奏折給天皇（即“田中奏折”），稱“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確立了“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分裂出來，自成一區，置日本勢力之下”的侵略方針。1931年3月，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發表《從軍事上所見到的滿蒙》，宣稱中國東北是日本“國防的第一線”，“對帝國的國防和國民的經濟生活有很深的特殊關系”。6月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聯合擬訂《解決滿洲問題方策大綱》，確定了武裝侵略中國東北的原則和步驟……
蓄謀已久，箭在弦上，“九一八”事變的發生是必然的，日本妄圖從此起步以稱霸亞洲。
城野宏 “九一八”事變是由板垣和石原兩參謀密謀的
大多數日僑已經嘗到侵略大陸的甜頭……他們不斷制造各種口實，以使侵略行為合法化。在國內進行煽動鼓吹，同時促使關東就動用武力進行侵略。而關東軍則由于外國，尤其是美國在虎視眈眈地注視著日本，很難以微不足道的理由行使武力。
這時，隨著抗日氣勢的高漲，奉天軍乘滿鐵警備力量薄弱之機，曾有在柳條溝附近的鐵路上放石頭，拔枕木道釘之類的惡作劇行為，以破壞鐵路運行。恰好在“九一八”當夜出現一次規模稍大的破壞列車運行的事故，關東軍以此為借口采取軍事行動。
此次“九一八”事變，是由板垣和石原兩參謀密謀的，除他們二人外，在關東軍內部則無一人知曉。只有在謀炸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上充當主角的河本大作，當時已成為浪人，讓他在事變中充當配角，即擔任與配合制造事件的滿鐵當局、出兵援助的朝鮮軍進行聯系等工作。此次事變共用經費350萬元，其中200萬元由滿鐵負擔，其余150萬元由吉林的熙洽付出。
事變發生當時，以本莊司令官為首的大部幕僚都在旅順，在奉天的只有板垣和花谷參謀，此外還有中央派來制止關東軍行動的建川少將，但當他到達之前關東軍已經開始行動。當時，由島本獨立大隊夜襲北大營，平田聯隊奇襲督軍公署。事前曾以演習的名義用火車從旅順運來的重炮設在日軍練兵場內，用以掩護上述平田聯隊和島本大隊的進攻。另一方面，第二師團主力由多門中將率領從遼陽趕到奉天集中；以關東軍司令官為首的幕僚也急忙從旅順趕到。駐長春的第二師團所屬長谷部旅團進攻寬城子的吉林軍，公主嶺獨立守備隊主力（約一個半大隊）奇襲南嶺的吉林軍，借以支援關東軍主力對奉天軍的攻擊。
張學良與王以哲等急忙退至錦州。東邊道的于芷山軍（約3萬）猶豫不決，遲遲不積極行動。只有黑龍江的馬占山軍沿洮昂線發起攻擊，于是，關東軍以部分兵力進攻吉林，以主力沿滿鐵線和洮昂線向哈爾濱、齊齊哈爾方面進攻，在雙城子和昂昂溪附近展開交戰，很快就將馬占山逐出齊齊哈爾；吉林方面的天野旅團在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情況下占領了吉林。關東軍的第一階段侵略行動至此告一段落。時值1931年10月末。繼而關東軍獲得來自日本國內的增援，便開始轉入第二階段的作戰。在此之前，日本認為在政治、經濟和財政方面的侵略基礎已經奠定，便從國內派來駒井德三和坂谷希一，分別擔任關東軍統治部長和副部長，并配備了以滿鐵經濟調查會為中心的大批滿鐵社員，以充實其陣容。此外，還命令大連稅關長福本順三郎接收大連、營口及安東稅關，以便為將來偽滿洲國的獨立打下基礎。
在“九一八”事件發生前后，3月和10月在東京相繼發生兩起陰謀事件。這兩次事件都未曾表面化而暗中了結，社會上一般不了解其真相。然而，它卻是不久發生“五一五”、“二二六”事件的預演，是使人們意識到日本正處于暴風雨前夕的事件。
在從1930年末到翌年初召開的日本帝國國會上，政友和民政兩黨仍然為了爭奪政權而相持不下。國會中的斗爭早已從口頭辯論發展為喧囂吵鬧，最后甚至將活蛇拋進會場，簡直是丑態百出。這使一般國民感到震驚，使有識之士無比憤慨。
這時，野心勃勃意欲躋身政界的宇垣一成，目睹國會腐敗墮落之現況，認為有機可乘，便妄想以整頓國會為借口，發動政變，解散國會，天皇授命自己組閣。除宇垣之外，還有在陸軍部內身居要職的人也懷有同樣野心。陸軍次官杉山元、軍務局長小磯國昭、參謀次長二宮治重（宇垣同鄉、岡山人）以及參謀本部第二部長建川美次等四人暗中集會，密謀行動方案。他們策劃首先唆使右翼暴徒闖入國會，制造混亂，其間軍隊發布戒嚴令予以鎮壓，然后以收拾時局為借口，煽起輿論，從而使天皇授命重新組閣，組成軍部內閣。
為實現這一計劃，原定由右翼法西斯浪人的巨頭頭山滿作為肇事的帶頭人，但他畢竟已年近九十，無力擔此重任。因此，又選定由滿鐵東京支社東亞經濟調查局局長、法學博士大川周明擔任這一角色。小磯國昭將大川召至官邸進行密談，委以重任。
大川周明一向同情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自己也經常身著黑襯衫而洋洋自得。其手下還擁有狩野、松波等拓殖大學出身的勇士型青年。當大川聽到這一建議后，毫無異議，立即承諾。同時，除自己同伙之外，還要糾集右翼團體大行會清水行之助一派，和以九州福岡為根據的水平社的松本某。
經過秘密策劃確定了行動方案。即在位于東京南北兩端的品川、上野和中央的銀座三處的百貨商店、松坂屋和三越點燃假炮，將警視廳的大部警官和警察吸引過來。利用這一時機，將襲擊國會隊伍的主力一分為二，扮作送葬行列，從山手和下町兩方面涌向國會。行動時間初步確定為3月上旬。
然而，小磯國昭對于大川周明的上述計劃稍感不安，因此便向河本大作透露了這一陰謀，就關于大川能否完成任務問題征求河本的意見。于是，河本立即拜訪大川，了解其準備情況，大川竟是得意洋洋，大言不慚，似乎宇垣即將奉命組成法西斯內閣，自己也將入閣占有重要的一席，語言輕率，一副如醉如癡的樣子。河本發現他完全是一個書呆子，一個書齋中的幻想家的形象，因而深感不安。幾天之后，河本在筑地的某酒館中進餐，忽然聽到隔壁有人酒醉后口吐狂言：“最近東京要發生一起大事件。”經查詢，河本發現該人就是大川周明。河本更加認為此人不可委以重任。而且，河本后來又得知當時大川每晚從一個酒館喝到另一個酒館，酒醉之后必定胡言亂語。河本繼而走訪了大川的門徒狩野敏等人，詳細了解實現陰謀的準備情況，當問到有無信心時，狩野等人雖然一向崇拜大川，但認為若要委以如此重任尚需考慮。同時，讓大行會一類的臭名昭著的右翼團隊參加這一行動更為不妥。狩野等甚至請求河本勸告大川放棄這一計劃。于是河本便拜訪小磯，反映了這一期間所獲得的消息。正值此時，宇垣從元老西園寺的心腹原田熊夫處得知，不久天皇即將下達組閣命令，所以最好不要采取世間傳說的那種非常手段。宇垣聞聽喜訊，心滿意足，已無意再將陰謀付諸實施。另一方面，執政黨自民黨內的安達謙藏雖任內相，但自知不負眾望，曾同宇垣暗中勾結。他以內相的職務之便，也獲得上述情報。所以大川等人的陰謀活動在社會上的部分人中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已經失去了實現的可能性。然而一旦要停止活動，大川等人又以已經著手準備為理由，堅決反對放棄計劃，這使小磯等人感到非常棘手。結果付給違約罰款，才遏止了這次陰謀。大川在日本戰敗后，曾作為甲級戰犯被送上國際軍事法庭，最后在法庭上發作精神病。
所謂10月事件雖同上述事件沒有直接關系，卻同“九一八”事件有關聯，是東京參謀本部的少壯軍官煽動東京衛戍地各部隊的青年軍官制造的一次事件。后來發生的“二二六”事件可以說就是這次10月事件失敗后再次發動的。
“九一八”事件是由板垣和石原二個極其秘密策劃的，因此關于這次事件的對策毫無定見，當事件發生后也始終無所作為，使關東軍一度陷于孤立境地。在這一情況下，以參謀本部的課長重藤千秋為首，有橋本欣五郎少佐、和知鷹次少佐、影佐禎昭大尉、長勇少佐、根本博少佐等骨干軍官秘密結黨，并糾集駐京各部隊的青年軍官，此外還吸收千葉縣和霞關的海軍航空隊司令小林省三郎少將作為其黨羽。揚言如果陸軍中央對于滿洲問題仍繼續采取消極態度，就要堅決在東京發動政變，用以威脅陸軍大臣南次郎和閑院宮載仁。
最初，上述以大川周明為首的右翼青年也曾經參加這一陰謀，但板垣和石原二人避諱軍部以外的人參加，因此完全由軍人結黨開始著手這一運動。其中，以橋本欣五郎和長勇二人最為偏激。他們主張無論中央是否支持關東軍，都要斷然實行革新。另一方面，關東軍內的板垣和石原等人建議，中央軍部已經援助我等，就無需再采取非常手段。但橋本等人拒不接受，強調堅決采取行動。他們連日在新橋、牛込等地的酒館中，晝夜狂飲，氣焰囂張。安達內相同參與這一活動的同鄉青年軍官有秘密聯系，從中得知這一消息。安達認為即便將此情況報告給警視廳，只靠警官隊恐怕也無能為力。正在他猶豫時，黨羽之一的根本博（戰敗時任蒙疆軍司令）偶然將這一秘密泄露給陸軍省人事局長岡村寧次，岡村立即向陸軍次官杉山元匯報。由于事關重大，陸軍首腦召開緊急會議，命令憲兵司令部將主要人物橋本、長、和知、影佐、重藤等人拘留，軟禁在箱根和千葉，從而使運動自消自滅了。但它卻構成了后來“二二六事件”的起因。
河本大作 少壯軍官們對華盛頓會議日本所獲利不滿，伺機侵略滿蒙
在華盛頓會議上，英美無視日本的“獨立與生存”，強迫使日本簽訂協約。同時，幣原的軟弱外交甘心接受這一協約，甚至連滿蒙權益也置于不顧。對此，日本不少國民表示不滿。尤其是熱衷于軍國主義的少壯軍官們，對于滿蒙這一“國防生命線”的被侵犯，忍無可忍，甚至有人認為不如伺機侵略滿蒙，將其納入我國的勢力范圍，以樹國家的百年大計。而持有上述思想者，多是日本國內參謀本部第二部（處理情報事務）的少壯軍官。其中有重藤千秋（大佐）、長勇（大尉）等人。在滿洲則有以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爾（中佐）為首，包括奉天特務機關長花谷正（少佐），以及所屬獨立守備隊的大部分青年軍官。而其中最有力者為板垣與石原二人，他們早已志同道合。首先，為了做好準備，他們指責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中將）對滿洲問題態度冷淡，鼓動東京中央軍部以本莊繁取而代之，然后一心等待時機的到來。由于萬寶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發生，導致日本國內輿論沸騰，他們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在此之前，位于奉天北郊附近北大營的柳條溝道口，多次由北大營的奉天軍士兵或堆石塊，或拔道釘，屢屢制造破壞南滿鐵路運行的事故。因此便選中了這一地點，于9月18日夜，派虎臺（奉天以北8公里）守備中隊破壞柳條溝的鐵路，就如同奉天軍士兵干的一樣。另外，還計劃利用中國人的密探炸毀太子河鐵橋，但被日本軍哨兵趕走，未能達到目的。
結果，只破壞了柳條溝的一座小橋，然而，它卻成為“九一八”的直接導火線，使事變發展擴大。而這一夜日本軍突然襲擊的部署是極薄弱的。計劃以一部分兵力（島本中佐率領的獨立守備第二大隊）襲擊北大營；以主力（由平田大佐指揮的步兵一聯隊）襲擊奉天城內的督軍公署。如果當時奉天軍敢于試圖公然抵抗，則敵我兵力相差懸殊，日本方面的夜襲必敗無疑。只有等待次日即19日由遼陽趕來的第二師團主力的到來，再次發起攻擊，那樣戰局就將再起波瀾，陷于復雜的狀態，決不會有幾天之內便相繼占領奉天、長春以及吉林的結果。當夜日本軍的唯一依靠就是兩門24cm榴彈炮，企圖以這兩門巨炮的炮火威嚇奉天軍。重炮是在約一個月以前從旅順要塞取下的備炮，通過鐵路運到奉天，待炮座、備附等完成后，便以奉天城內的督軍公署和北大營為目標進行瞄準演習，經過反復練習，掌握了在夜間看不到目標時進行射擊的各項必要的要領，達到了第一發可命中目標的程度。此外，9月18日傍晚，東京參謀本部第二部長建川美次少將帶著陸軍大臣和參謀總長的訓令來到滿洲。訓令的內容可能是告誡關東軍不
可輕舉妄動。當時為了參加檢閱正在奉天的板垣參謀，早已從國內參謀本部的同伙那里得知建川少將出差的密報。掌握這一情況后，他認為最好是在接到訓令之前采取行動。于是，當建川少將到達奉天時，由花谷少佐出迎，然后將建川帶到菊文飯店，勸他喝了烈性酒威士忌，使建川爛醉如泥。傳說建川是被上述24cm榴彈炮的炮聲驚醒的。本莊軍司令官等關東軍幕僚在遼陽結束了對第二師團司令部的檢閱（9月17日），暫時返回旅順。18日夜便得到奉天事件的報告，立即趕赴奉天，擔任全軍的指揮。在此之前，板垣參謀早已同石原議妥，以軍司令官的名義自行處理善后。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少將）毫無主張、定見，是一個只適合作副官的人，所以，在此次事變中，一切都由板垣和石原二人裁斷。石原頭腦縝密，是一位出色的參謀，這是人所公認的。但是他為人狷介，非統率之材。而板垣較之石原，渾厚大度，善于接納他人意見，秉性篤實，長于統御之術，具有足以彌補石原之不足的素質。兩人結合起來，共同處理“九一八”事變，因而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從帝國主義立場而言）。如上所述，就滿洲當地而言，確實取得很大進展，但其擁有的兵力除第二師團和獨立守備隊（四個大隊）之外，只有從朝鮮趕來增援的一個混成旅團。隨著展現的不斷擴大，兵力及軍需物資宣告不足，勢必要請求國內支援，這也是必然的結果。
然而，陸相南次郎和參謀總長鈴木操六對于關東軍的擅自行動深感不快，更談不到給予支援了。在這一形勢下，上述重藤、橋本等參謀本部的少壯軍官等，便策劃以10月18日為期，在東京舉行政變，占領陸軍省、參謀本部和警視廳，向宮城也派出一支部隊，擁戴天皇，發動“錦旗革命”。號召以東京衛戍部隊為首的靜岡、甲府、宇都宮等地軍隊參加革命，釀成事態嚴重的形勢。但上述計劃被同伙中的根本博泄露給人事局長岡村寧次，岡村又向次官杉山元告密。因此，在行動之前，以重藤為首的橋本、和知、長等人全部遭到憲兵逮捕，被監禁在箱根和千葉兩地。舉事計劃終成畫餅。但是，由于這一事件的發生，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的上層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使關東軍陷于孤立無援的境地似乎不妥。這時，荒木貞夫已代替南次郎任陸相，荒木給予關東軍以積極的支持和增援，使關東軍擺脫了后顧之憂，更加積極地從事侵略活動了。石原曾留學德國，研究國家社會主義，反對自由資本主義。滿洲建國初期，曾拒絕日本財閥涉足滿洲。日本財閥認為石原在滿洲，對他們大為不便，于是并唆使有關當局將石原調回國內，其后任安排了便于資本家操縱的小磯和岡村等人。尤其是滿洲國的高級職員都是由日本大藏、商工、內務等省的官吏擔任，他們認為只要是為了日本，就一切都好，不顧滿洲國人民的利益和幸福，引來日本財閥，使滿洲成為其口中的獵物，成為名副其實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東北的軍事作戰準備，是以參謀旅行的形式進行的
（我）任關東軍情報參謀期間進行特務旅行的地點及其目的（1926年4月至1929年4月)：
第一次旅行地點及旅行目的
1.旅行時間：1926年6月開始約一個月時間。
2.旅行地點：從旅順至長春滿鐵沿線的各主要地區，包括大連、普蘭店、瓦房店、蓋平、大石橋、鞍山、遼陽、奉天、虎石臺、開原、鐵嶺、公主嶺、長春、本溪湖、連山關、鳳凰城、湯山城、安東、大東港。
3.旅行目的：當時我剛剛從日本小倉步兵第十四聯隊長調任關東軍高級參謀，此行的目的是為了了解各地駐軍的勤務情況，并以情報參謀的身份對各地駐軍的情報業務進行視察。
4.視察的結論：各地駐軍士氣不振，我認為有必要采取措施，鼓舞士氣。決定對奉天、長春、大石橋、連山關等各主要地區駐軍進行特別教育。時間：1926年8月。地點：奉天滿鐵俱樂部。參加人員：駐奉天步兵第三十三聯隊，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四個中隊）準尉以上軍官，約50余人。主講人：河本大作（情報參謀、大佐）、后宮淳（滿鐵囑托、關東軍司令部中佐）、尾崎義春（關東軍參謀、少佐）。講話內容：日俄戰爭后，在滿蒙問題上，日本的外交毫無進展。美國的哈里曼曾企圖收買日本在滿洲的權益——滿鐵，經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的努力而予以制止。當時的參謀次長兒玉源太郎曾向第一屆滿鐵總裁后藤新平作如下指示：“日本在財政極度困難的情況下，以英國貸款向滿鐵投資一億日元。滿鐵是特殊會社，是日本開發滿洲的基礎，與印度的東印度公司具有同樣的性質。必須在對此有充分理解的基礎上從事經營。同時，這也是明治天皇的意圖。”因此，滿鐵不僅是日俄戰爭中軍隊流血犧牲換來的成果，也是多年來保全下來的日本權益，所以必須決心守衛滿鐵。進行上述講話，說明鐵道警備的重要性。
第二次旅行地點及旅行目的
1．旅行時間：從1926年9月下旬起約一個月期間。
2．旅行地點：哈爾濱、掖河、綏芬河、東寧、寧古塔。
3．參加人員：河本大作、川越守二（關東軍參謀部部員、大尉）。
4．旅行目的：（1）現地調查對蘇諜報網的部署是否合理，是否發揮作用。（2）現地調查該地區駐軍及日本僑民的實際生活狀況。
5．旅行后的結論：對蘇諜報網的配置雖不充分，但尚可完成當前任務。惟有諜報人員及經費均嫌不足。例如，綏芬河諜報機關等竟將香煙轉賣到蘇聯境內，以所得充作諜報經費。
6．主要諜報機關的情況：哈爾濱特務機關的機關長安藤鱗三大佐和神田正隆少佐反映：對蘇諜報網的人員不足，請求增加。這里很容易招收白俄諜報員，他們可以進入蘇聯境內。其次，諜報經費不足，也請求增加。當時諜報費為每年10萬日元，我根據該機關的要求，決定將諜報費增至每年12萬元。哈爾濱機關的主要任務是統轄綏芬河機關、海蘭泡機關和滿洲里機關等；直接指導海參崴諜報站和伯力諜報站。哈爾濱特務機關搜集到的情報有：海參崴新建航空倉庫；伯力設蘇聯黑龍江艦隊司令部。我指示哈爾濱特務機關，對東寧須嚴加警戒。掖河第一方面監視隊司令官上村中將反映，東寧地區的蘇聯對日作戰準備有變化，蘇聯在東寧地區設置兵營并增加兵員。在視察寧古塔地區過程中，根據我的親身調查，發現這里是糧食和木材的集散地，尤其在戰略上其地位更為重要。綏芬河諜報機關根據派往比金、伊曼、海參崴、奧克揚斯卡等地諜報員的報告得知，蘇聯在伊曼地區正在修復烏蘇里鐵路；比金地區正在修建兵營；在奧克揚斯卡預定修建航空隊倉庫。此外，還派人調查蘇聯飛機在零下30度時，仍能從該地區起飛的原因。后經查明，這并非由于飛機庫擁有保溫裝置，而是飛機自身具有電導保溫裝置，因此在零下30度的情況下也能起飛。
第三次旅行地點及旅行目的
1.旅行時間：1926年11月至1927年1月中旬。
2．旅行地點：齊齊哈爾、布哈圖、海拉爾、滿洲里、洮南、昂昂溪、鄭家屯、白音他拉、興安嶺。
3．參加人員：河本大作、后宮淳。
4．旅行目的：調查對蘇諜報網的情況。調查哈爾濱至滿洲里的北滿鐵路西部沿線各地駐軍及日本僑民的生活情況，對零下40度的該地區進行現地調查（供戰略研究）。
5．旅行情況：
（1）齊齊哈爾地區第二方面監察隊司令部，司令神崎少將。一般情況：黑河及孫吳對岸的蘇聯境內，專心開發森林，鋪設鐵路，對軍事作戰考慮不多。從對氣候風土的調查中發現，夏季蚊蟲甚多，嚴重妨礙軍事行動，作為對策，應準備防蚊用具，如蚊帳，防蚊面罩和手套等。
（2）布爾圖地區（蘇聯境內）該地區為蘇聯避暑勝地，有溫泉。
（3）興安嶺地區關于興安嶺作為對蘇作戰防御陣地價值的實際調查。……從地形而言，是在平地上山峰屹立，當敵軍進攻時，可以居高俯瞰。由于地勢險峻，雖步兵亦難以攀登，但防守一方同后方聯系時，地勢平緩。
（4）海拉爾地區第三方面監察隊司令部，司令為笠井大佐。笠井大佐曾乘坐汽車，從海拉爾出發調查興安嶺一帶地形，根據調查情況判斷，蘇聯軍的機械化部隊，即坦克群不可能攀登興安嶺。在軍事行動中，燃料供應有困難。當地一般以牛馬糞充當燃料，而在軍事行動中須使用扎賚諾爾的煤，這種煤含炭質水分較高，不適于機車使用，所以不能橫穿興安嶺。因此，從滿洲后方供應煤炭，就成為絕對必要的條件。
（5）滿洲里地區滿洲里情報機關：機關長五島大尉。赤塔和伊爾庫茨克方面容易搜集情況，內勒琴斯克方面由于地理的原因，無法進行調查。該情報機關還對蘇聯境內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情況進行調查。根據滿洲里日僑提供的情報和來自三河的奶油和奶酪數量增加，判斷蘇聯境內三河地區的移民正在增多。我指出該機關須對三河地區加強警戒和調查。
（6）昂昂溪地區昂昂溪諜報站是由一對日本人夫婦經營的旅館，主要任務是搜集有關蘇聯軍隊調動的情況。該旅館的主人是一日本退役曹長，是齊齊哈爾情報機關派遣的諜報員，后來隨同中村震太郎（特務大尉）橫穿興安嶺進行調查。
（7）洮南地區洮南滿鐵事務所（情報機關），事務所長為預備役陸軍大尉村田熊三。根據地質調查表明，由于當地為鹽堿地，所以降雨后也能采取軍事行動。
（8）鄭家屯地區鄭家屯滿鐵事務所（情報機關），事務所長菊田某。根據一般地形和地質調查，該地區土地肥沃，水質良好，宜于興修水利，農業有發展前途。大倉組在當地從張作霖租借土地，栽培麻類。
（9）白音他拉（通遼）地區從視察大倉組農場中發現，該地土地平坦，土質肥沃，水利發達，宜于發展農業。
第三次旅行調查的結論：1．增加對蘇諜報人員和經費，以加強對蘇諜報網；進一步加強對蘇聯境內三河地區產業及建設的急劇發展進行調查。2．通過對興安嶺地區的現場考察，掌握了該地區作為對蘇作戰防御陣地的實際價值，以及該地區兵要地志的實際狀況。3．日本軍為準備對蘇作戰的防寒被服和防寒設備必須齊備并加以改進。
第四次旅行地點及旅行目的
1．旅行時間：1927年2月初至2月中旬。
2．旅行地點：公主嶺、四平街、開原、鐵嶺。
3．參加人員：河本大作（關東軍司令部高級參謀）、奧村慎次（滿鐵經濟調查局經濟部部長）、谷川善二郎（滿鐵本社鐵道部次長）、宇佐美寬爾（滿鐵本社鐵道部部長）。
4．旅行目的：調查張作霖當局對滿鐵貨運的破壞情況。
5．發現的問題：公主嶺地區：張作霖當局在接近滿鐵站前附屬地的自己領土上，設稅務署，對滿鐵購進的土產品等物資課以重稅。因此，中國老百姓不得不拒絕向滿鐵提供物資。對四平街、開原、鐵嶺等地區視察的結果，情況與公主嶺相同。關于物資運輸的情況，同上一年同期相比，滿鐵的運輸總額減少60%。大鄭鐵路沿線地區：大鄭路（原稱打通路），是張作霖為了對抗滿鐵，修建的與滿鐵平行的鐵路。從大虎山車站至通遼車站間，乘火車視察了物資的集積情況。發現張作霖方面物資的集積和運輸同上一年同期相比增加一倍。沈海鐵路沿線地區：根據沈陽至海龍間的調查，張作霖方面同前一年同期相比，物資的運輸量增加30%。
調查后的對策：向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報告調查情況，今后滿鐵方面不再依靠中國方面運輸物資，決定將煤炭的年產量600萬噸增加到1000萬噸（擴大撫順礦的采煤計劃），從大連的甘井子運往日本，解決滿鐵的運輸問題，從而突破了由于張作霖妨礙而造成的運輸僵局。在1000萬噸煤炭中有400萬噸運往日本。日本投降時煤炭產量為2000萬噸，其中700萬噸運往日本。
我在此次調查中身著便服，自稱滿鐵員工，隱瞞真正身份。
第五次旅行地點及旅行目的
1．旅行時間：1927年8月上旬（約三天）。
2．旅行地點：錦州以西50公里的高橋鎮。
3．參加人員：河本大作、石原莞爾、川越守二。
4．旅行目的：根據東方會議決議解除張作霖軍隊武裝實行地點現場調查。
調查情況：高橋鎮在地形上作為解除張作霖軍武裝的地點最為有利。這里可以面向鐵路修筑側面陣地；同時在設置炮兵陣地
和進行聯絡等方面也都具備有利條件。負責解除張作霖軍武裝的第十師團長白井二郎陸軍中將和第十師團旅團長福島恪次陸軍少將也同時到該地視察，并向他們傳達了根據關東軍作戰計劃制定的具體實施計劃。
決定在未來的“滿洲問題”上起用溥儀
1929年10月，我因張作霖事件受到停職處分，住在日本京都稻荷的自己家中時，溥儀的翻譯墨田七郎帶著溥儀的親筆信和奉天張學良軍的模范團團長荒木五郎的介紹信，以溥儀代理人的身份前來拜訪我，并轉達了溥儀的要求。溥儀希望同我就滿洲問題的前途共同商討。為此，要求我能去天津和他研究今后雙方的聯系問題。
于是我便前往東京同軍務局長小磯國昭取得聯系。經他批準，決定由我前往旅順，同板垣征四郎（關東軍參謀）和石原莞爾（關東軍參謀）共同研究將來在處理滿洲問題時是否起用溥儀的問題。然后，我便以民間人的身份隨同墨田七郎一同前往天津。途中，在旅順同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進行了會談。通過會談，我們在以下三個問題上取得了一致意見：1．就溥儀的性格而言，不可能再投靠別人；2．由于溥儀曾經是清朝皇帝，因此在對外政策上阻力較小，有可能比較自然地對外進行偽裝；3．滿蒙的老百姓對溥儀懷有厚意和親密的感情。
根據以上三點，結論是決定在未來的“滿洲問題”上起用溥儀。但是我們三人又一致認為暫時只能讓溥儀做執政，而不能做皇帝。其理由是，如果讓溥儀從開始就做皇帝，那是皇族舊臣所求之不得的，但必將弊端百出。例如溥儀當上皇帝，他的妻子就是皇后，而皇后的弟弟必然成為皇族。同時，宮中的設備也需要耗費大量經費，謁見皇帝還需要有許多繁文縟節，為了省去這些麻煩，我同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共同研究決定，還是先做二三年執政為好。
到達天津后，在英租界的溥儀親戚家中會見了溥儀。參加會見的除溥儀和我以外，還有翻譯墨田七郎和溥儀的財政管理人朱某。會談的主要內容有：
1．關于打倒張學良問題。溥儀的意見是，希望能像打倒張作霖那樣打倒張學良，如果東北的實力派被推翻，對于自己去東北可能更為有利。我說：日本是否要打倒張學良，占領東北，還不清楚。能否按照你的愿望實現，也還是疑問。日本當局自有日本的滿洲問題處理方針。這一點希望你能清楚。
2．關于溥儀要求向日本提供機密費問題。溥儀提出，如果在東北舉事，想必需要大量機密費，自己有許多珍寶和毛皮，可以賣掉充當機密費。另外，你現在已從軍隊退出，恐怕在經濟上也有困難。我回答說，我是按著日本自身的想法和打算行事的，能否滿足你的希望與要求還是個問題。經費是需要的，但這是個很麻煩的問題。這樣，我拒絕了他關于提供機密費的要求。
3．關于將來日本解決滿蒙問題后，溥儀是否有意去滿洲問題。我說：將來日本如能順利地占領滿洲，你是否有意前往？溥儀說：我早已想去東北，正因為如此，我才派人去日本同你聯系的。
如上所述，溥儀進入偽滿洲國政權是由他主動同日本聯系的，而第一次交涉是由我進行的。
這次旅行我是由旅順到大連，再乘船到天津，住在天津市日本租界曙町的扶桑館。1929年10月，我從天津乘船返回大連，再乘火車去旅順，在車中恰好同前去旅順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相遇，我向他們匯報了在天津同溥儀會談的情況。回到東京后，又向小磯國昭匯報了同溥儀以及同板垣、石原會談的情況。
關東軍為制造“九一八”事變進行的準備工作
在政治方面，利用中村震太郎事件和萬寶山事件，在滿洲問題上大造輿論。關東軍要求滿鐵經濟調查局拍攝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的現場照片；又派滿鐵總務部長平島敏夫組織宣傳班，進行調查，利用調查資料在國內大肆宣傳，使輿論沸騰。當時的滿鐵經濟調查局長是田所恭次，滿鐵經濟調查局委員長是十河信二（十河在“九一八”事變后任滿鐵經調會委員長，當時無此調查機關）。同時，關東軍還和參謀部本部部員取得聯系，并約定，當滿洲事變爆發后，如果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對關東軍采取消極態度，便共同發動政變。
在軍事方面，1931年6月板垣征四郎說服陸軍省人事局長岡村寧次，于1931年7月任本莊繁為關東軍司令官，取代了菱刈隆。1931年8月，由旅順要塞重炮兵隊長川村奎三大佐將旅順要塞炮，兩門24厘米的榴彈炮運至奉天獨立守備隊的練兵場，瞄準奉天督軍公署和北大營，做好射擊準備，這對于“九一八”事變當時的戰斗行動具有決定性意義。
我在東北也參預了“九一八”事變的準備活動。1931年9月3日，參謀本部第二課課長重藤千秋要求我給奉天特務機關送去機密費五萬日元，并在奉天同板垣會見。1931年9月4日上午5時我從東京羽田機場出發，在朝鮮京城機場換乘，于當日下午5時抵達奉天。我立即赴奉天特務機關拜訪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但他不在，我便將重藤千秋委托交付的5萬日元給了副機關長花谷正，用以炸毀柳條溝和太子河鐵橋。這5萬日元是經重藤千秋從中斡旋，從東京赤坂區的一個股票商人藤田勇處借到的。藤田勇是重藤千秋的親戚，一共借了10萬日元，并約定日后侵略東北成功，以十倍的金額歸還他。后來，經我同藤田交涉結果，只還給他60萬元。
我在奉天期間，曾與板垣征四郎進行了會談。會談地點是奉天市琴平町的金六飯店。參加者有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和我共三人。會談決定，由我同滿鐵交涉，要求滿鐵在關東軍侵略東北時，要全力配合；其次，由我同朝鮮軍參謀神田正隆交涉，當關東軍在東北采取軍事行動時，朝鮮軍應不失時機地越境支援。
會談后，我于1931年9月8日下午從奉天機場出發，當天下午到達大連機場，下榻在大連大廣場的大和旅館。我在大連期間，曾到大連市星浦大和旅館會見滿鐵經濟調查局委員長十河信二，向他傳達了我同板垣、石原會談的結果，即關東軍為了打破滿蒙問題的僵局，決定以武力解決，這是為滿鐵尋找出路和打破滿洲日僑僵局的唯一辦法。而滿鐵的基層干部雖然對關東軍的軍事行動表示愿意積極配合，但上層干部態度消極，希望十河信二能爭取滿鐵總裁內田康哉，在關東軍采取軍事行動時，能及時地給予積極的配合。
1931年9月9日上午5時，我從大連機場出發，當日上午7時抵朝鮮京城機場。由于關東軍已于事前做好安排，朝鮮軍參謀中山蕃代替神田正隆參謀前來迎接并同我會談。我向他轉達了關東軍的意圖，即關東軍已決定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希望當關東軍采取軍事行動時，朝鮮軍能不失時機地越境出擊，不使關東軍處于孤立無援的地位。
1931年9月9日下午l時半，我從京城機場起飛，當天到達福岡，住在我的親戚、開業醫師高岡達也家中。9月10日乘火車從福岡返回東京，9月11日到達東京。當即赴參謀本部會見第二課課長重藤千秋，向他匯報了給奉天特務機關副機關長送去機密費五萬日元，以及同板垣、石原等會談決議等情況。
（中略）
我與參謀本部部員在東京共同策劃的10月事件：
1931午9月19日奉天的日本浪人甘粕正彥和奉天憲兵隊長三谷清，給東京的參謀本部第二課長重藤千秋發去電報，內容是：“我等已動手，東京同志健在否？”這封電報不是發給參謀本部的，而是發給“九一八”事件陰謀集團的一封私人電報。收到電報后，他們便在政友會議員三木武吉在東京牛込區若松町經營的松枝飯店舉行集會。經過分析，認為陸軍大臣南次郎和陸軍省對關東軍持反對態度，只有參謀本部第二部長建川美次對于關東軍是同情和支持的。于是會議決定要觀察和等待陸軍省和參謀本部改變對“九一八”事件的態度。當時，橋本欣五郎和長勇等人主張為了建立一個能支持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政府，應立即發動政變。
1931年9月末舉行第二次集會，地點仍在松枝飯店，新參加者有海軍航空司令小林省三郎。會議的內容是，由于“九一八”事變爆發后，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對關東軍一直持消極態度，所以決定于10月18日發動政變。會后四天，為了要爆炸陸軍省、參謀本部、警視廳，我去霞浦拜訪了航空隊司令小林省三郎，他卻說海軍航空隊現在沒有炸彈，態度消極，以致使爆炸計劃破產。
橋本欣五郎始終堅持發動政變，同駐東京的各部隊積極聯系；我也對近衛騎兵聯隊長小川正輔和近衛步兵第四聯隊第三大隊長田中信夫進行說服動員，以便在發動政變時，能順利地進入宮中。
但是，由于根本博中途叛變，將上述計劃向陸軍省人事局長岡村寧次進行了告密，岡村又報告給陸軍次官杉山元。杉山元命令東京憲兵隊于10月8、9日兩天逮捕了同“九一八”事變有關的人和參謀本部的幾名部員，分別囚禁在箱根、熱海和千葉等地。至此，政變以未遂而告終。當時，我之所以未被逮捕，是由于板垣和石原不希望此次事件牽連到陸軍以外的人，所以名單上可能沒有我的名字，我想這大概就是我沒有被捕的原因。不過，這次逮捕也只是為了壓制政變而采取的權宜措施，被捕的人只被拘留了十天便釋放了。
10月事件雖然未遂，但在其壓力下，經內務大臣安達謙藏呈報內閣總理大臣，于1931年12月13日內閣更迭，由荒木貞夫代替南次郎任陸軍大臣。
我就上述情況，即“九一八”陰謀集團被捕人員的釋放、陸軍大臣的更替以及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對關東軍態度的轉變等，同板垣和石原取得聯系，并詢問是否還有必要發動政變。板垣和石原回信指出，陸軍省對關東軍既然采取積極態度，就沒有必要再發動政變了。于是決定放棄發動政變的陰謀，這就是所謂的10月事件。（注：“九一八”事變前，河本由東京來沈陽給花谷正送“機密費”的時間，幾次交待不一致。）
動員滿鐵和朝鮮軍，在一旦有事時望能對關東軍給予積極的支援
“九一八”事變前夕，我正住在東京澀谷區園山家中。9月8日清晨，接到參謀本部重藤千秋（大佐）課長電話，要求我立即去參謀本部。當我趕到，重藤拿出用紙包著的5萬日元，并說，此事難以委托他人，特煩前輩代勞。要求我盡快乘飛機將此5萬日元親手送交奉天特務機關輔佐官花谷少佐。我以金額過大而抱有疑慮，詢問重藤可否電匯。重藤表示，為保密起見，必須親身攜帶。我預感到奉天可能正在策劃某種行為，當即承諾，著手準備9日飛往奉天。次日晨從東京出發，經大阪、福岡、京城（漢城），到達新義州后，因天氣原因飛機停飛，便改乘安東始發的夜車，于10日晨抵奉天，立即奔赴特務機關，將紙包的5萬日元親手交與花谷正少佐。花谷向我訴說了缺乏機密費等實情，表示十分感謝，將錢放在神壇上，合掌禮拜。我在奉天逗留數日，9月16日板垣、石原兩參謀出差來奉天檢閱軍隊，約我赴金六飯店聚餐。席間雖未公開說明“九一八”行動，但委托我在返回東京途中，要在大連和京城停留。在大連要動員滿鐵領導人，在一旦有事時望能對關東軍給予積極的支援。在京城，朝鮮軍參謀神田（中佐）定能前往機場迎接河本，屆時應督促其不失時機地越境支援關東軍。對上述要求，我立即表示接受。17日下午乘“鴿”號快車從奉天出發，當夜抵大連。次日，即18日晨赴位于星浦的大和旅館訪十河信二（理事），如實地傳達了板垣等人的意見。板垣等認為滿鐵中以部長為首的全體社員完全同意全面地支持關東軍，而只有內田總裁和江口副總裁的態度曖昧，希望十河能從中斡旋，使滿鐵領導人能對關東軍給予積極的支援。十河毫不躊躇地表示接受，并約定親赴旅順將同滿鐵領導人商談，結果向板垣、石原進行傳達。19日晨從大連出發，10時抵京城機場，神田中佐因出差不在，由中山大佐參謀代替神田出迎。當我問及朝鮮軍是否已經越境時，中山大佐的回答是，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尚在猶豫不決。我當即傳達了板垣等人的希望：必須盡快支援關東軍。并委托中山與神田配合，盡力說服林軍司令官。11時過，從京城出發抵福岡，當夜乘下關始發的快車，20日回到東京。
對上述罪惡的認識，我對“九一八”事變造成直接影響的配合行動是：（一）為奉天特務機關送機密費；（二）勸告滿鐵首腦，務必對關東軍給予積極支援；（三）督促朝鮮軍越境。這三項活動看來都不超過一個“帶信人”的范圍，但其影響去未必很小。由于這些活動，使關東軍增強了威力，支持了關東軍的侵略行徑，罪責不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