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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限制和約束作戰手段和方法，減少戰爭的殘酷性，從19世紀起，國際社會締結了許多戰爭條約，以1856年的《巴黎海戰宣言》、1899年的《海牙公約》和1907年的《海牙公約》和1949年的《日內瓦公約》最爲著名。戰爭法規原則其中包括：禁止使用具有過分傷害力、造成極度痛苦的武器和作戰方法；禁止使用背信棄義的作戰手段和方法；不得以平民和民用物體爲攻擊對象，也不得攻擊已喪失戰鬥能力的戰爭受難者；對戰俘和平民應予以人道待遇，不對其施以諸如殺害、虐待、酷刑及肢體傷害等暴力行爲……
在長達十多年的對華野蠻侵略戰爭中，日軍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慘痛的災難，也嚴重踐踏了戰爭法的諸多規則。戰爭法條約保護喪失作戰能力的戰俘，不能把戰俘作爲一般罪犯虐待。侵華日軍喪心病狂，在這方面屢屢犯禁，突破底線……
長島玉次郎，曾領導日本奉天憲兵隊山城鎮分隊組成“長島工作班”，專門從事破壞中共地下組織和東北抗聯第一軍的工作。
我利用欺騙和威脅，誘降殺害抗日分子
我所進行的誘降工作，都是在日滿軍警武力討伐、僞滿行政機關經濟封鎖、僞滿協和會欺騙宣傳的密切配合下進行的，其主要手段如下：
一、選定誘降工作地區，限制出入，封鎖日常生活必需品流入，以此配合誘降工作。
二、利用僞滿基層組織進行誘降工作。這一任務我交給僞滿警察署督促進行，爲使督促者努力工作，作爲手段我向上級機關提出對督促者晉級、免職、轉職、表揚等意見，由上級機關實施。同時採用欺騙、威脅、強迫等手段，利用僞鄉長、屯長去誘降，如不幹即將其交給僞警察或憲兵予以鎮壓。
三、將特別搜查班、僞滿警察署、憲兵隊等，故意逮捕的從事過抗日活動的當地住民，用欺騙的手段救出來，然後對其進行欺騙、威脅，加以利用。
四、用贈送金錢、物品，對日常生活給予優待。保證將來身份等欺騙手段，對被誘降部隊的人員進行收買，然後令其混入俘虜或誘降目標部隊中，進行蒐集情報或從事誘降活動。
五、向目標部隊派遣擾亂分子，或通過父母、兄弟、友人等關係，對其成員進行收買。
根據上述的準備工作，在認爲誘降條件成熟時，即通過屬民送去勸降書，如答應，我就用保證生命安全，編入僞滿軍警部隊，願回鄉者發給證明書、路費等條件去交涉……對拒不投降者，則襲擊其據點，予以逮捕或槍殺。
茲將犯罪經過供述如下：
1936年11月，我在柳河孤山子河南地區，對東北抗日義勇軍司令老長青、趙思明等70人進行誘降工作，我以答應他們改編成僞軍的欺騙條件，將他們誘降後，指使駐孤山子的僞滿軍顧問駒井中佐率150名僞軍，對其解除了武裝，關押在孤山子。（這70人日後被日軍全部槍殺。）
……
1937年2月，我率領兩名工作班員、數名密探及菅原警長等5名僞滿警察，由農民帶路，包圍襲擊了中共柳河縣委五道溝據點。但縣委書記馮劍英等3人，開槍應戰後突圍脫逃。我命令不要射殺，要追擊逮捕。結果一直追到黃昏，他們跳入柳河與清源縣境的河中逃到了對岸。我認爲跳入寒冷的水中追擊將會發生凍傷，影響行動，於是決計不再追捕，返回了五道溝。
在前述追擊戰的當天夜晚，被監視的一名中國人被捕，他供稱中共柳河縣委書記馮劍英的妻子，因凍傷行動困難，於是他用爬犁給送到了柳河縣城西門外的中國農民家中。我得到這個消息後，立即派翻譯和兩名密探，乘汽車趕到現場，將馮劍英的妻子金某（朝鮮人，22至23歲）逮捕，結果從她那裡得到了如下情況：在五道溝受襲擊逃跑的3人中，除馮劍英外，還有中共柳河縣委組織部長郭喜明。
兩日後，由於朝鮮村民告密，好不容易逃到朝鮮人村莊的馮劍英被清源縣警察分所逮捕。我又將逃往東豐縣的郭喜明逮捕。
我回到山城鎮後，首先解除了對馮劍英的監禁，並將翻譯都南植的房子倒出來，讓馮及其妻子居住，然後派都翻譯和廉翻譯夫婦負責給其治療凍傷，進行說服。以此誘惑、瓦解馮劍英夫婦的革命意志，然後讓其供述了中共柳河縣委的組織，並讓他做了工作班員。根據馮劍英的自供書，我決定鎮壓中共柳河縣委的3個支部和6個救國會，對27名中國人、朝鮮人進行了逮捕。
1937年3月，我通過住民將馮劍英的欺騙信交給了紅軍
後方隊長四海山，以投降後改編成僞軍等欺騙條件誘降了24人，解除武裝後交給了山城鎮憲兵分隊關押。（這24人日後全部被槍殺。）1937年4月，山城鎮警務編制委員會召開會議，決定將中共柳河縣委組織部長郭喜明等18人，游擊隊幹部、戰士等34人，全部屠殺。將馮劍英及妻子金某移交通化憲兵分隊，由長島工作班利用。
1937年7月，在遼東省興京縣將東北義勇軍首領120人誘惑投降。1937年8月，在興京縣永陵街以南將東北義勇軍首領等290人誘惑投降。
1937年12月，我指揮兩名憲兵和黑崎貞明游擊隊長等80人，共同對遼寧省桓仁縣老人溝的東北抗日聯軍軍需部據點發動進攻，交戰結果，將約30名抗聯戰士射殺。
1938年2月，我率工作班在桓仁縣年毛山東部，配合獨立守備隊步兵第六大隊的中隊長小原大尉等150人，將中共南滿省委負責人李東日、青年部長小劉等16人射殺。
1938年4月，在本溪縣鹼廠地區，我率工作班在黑崎貞明大尉指揮下，與黑崎游擊隊80人共同把東北抗日聯軍第一師師長程斌等40人包圍，我去與程師長交涉：（1）保證生命安全；（2）改編成僞滿武裝部隊。在我的誘降欺騙和武力壓迫下，程斌等投降，被收容在鹼廠工作班。以後程斌又將各地的110名部下欺騙投降。以上程師長等150名投降者，在辦理完投降手續後，其中100人被送往通化警務廳，編成程警察大隊。
1941年2月，在樺甸縣夾含皮溝地區，我命令第一工作隊特設隊長魏德誠等120人進行搜索，發了一支約有15人的抗聯小部隊，交戰結果，將其中東北抗聯副軍長兼南滿省委負責人魏拯民等6人射殺，魏拯民的頭被送到了吉林討伐司令部（魏是病故），屍體扔到了現場。
兒玉篤二，日本宮崎市人，曾任通遼憲兵隊長。
審訊中將石油倒到俘虜來的抗日軍人頭上並點著火
（1938年9月）從平谷回來的時候，當走到三岔口地方時，發現了約2000名抗日軍，於是我們從後面包圍了上去，這次作戰，估計打死了抗日軍10名，打傷20名，得槍20枝，驢1頭，俘虜馬伕1名，帶路的僞警察1名。
10月份前後，在馬伸橋西門外不遠的北辛莊一帶，參加戰鬥的是三團和五團，戰鬥一開始就很激烈，抗日軍邊打邊退，此仗估計抗日軍被打死30名，傷50名，我們得90多枝槍，牲口12頭。當天下午，我們從馬伸橋返回薊縣時，剛出西門就和抗日軍發生了戰鬥。在山炮轟擊下，抗日軍撤退。此仗估計打死抗日軍50名，打傷80名，沒有得到武器。後聽密探說，打死了很多抗日軍，並有一個大官。
10月份，三團和五團在北辛莊附近迂迴到抗日軍的後面，將50多名抗日軍包圍在山間殲滅，然後繼續追擊撤退的抗日軍，估計此仗抗日軍被打死80名，傷30名。
11月份，我們在玉田縣境的一條河邊，發現對岸有抗日軍在活動，於是開炮攻擊，抗日軍撤退後我人即追擊，以後抗日軍無影了。搜索時我在山腰中看見一名抗日軍戰士臥在地上，隨即掏出手槍將其打死。這次估計打死抗日軍戰士3名，打傷5名。
可能是10月份，在返回薊縣時路過一片無人區，在裡面抓住了一名中國青年，審問中他沒有任何證件。這時軍醫在他身上注射了兩次空氣，結果他沒死，我命令一名軍屬用軍刀將他砍死。我還將戰鬥中俘虜的一名抗日軍馬伕和一名僞警察拉到邦均鎮審訊，審訊中將石油倒到他們頭上點著，但沒有燒死，第二天將他們帶回薊縣。幾天後我又帶他們到石川上尉那兒，共同又抓了4箇中國人，我親手砍了兩個，其他4人由石川和我部下分別用軍刀和刺刀殺死。
11月我在馬伸橋附近逮捕了一名抗日軍戰士，軍醫要做手術實驗，我同意了，結果給他割了盲腸。11月上旬的一天，我帶一箇中隊去馬伸橋以南的一個村莊去搜查，發現一家只有一個婦女和一個四五歲的小孩，炕上有一個槍套，經審訊她什麼也不講，於是我召集全村人來訓話，並令巴特金倉上等兵把這個女人槍殺了，還燒了她的房子，小孩可能也被燒死了。當時這個婦女已經懷孕，她可能是抗日軍的妻子。
杉下兼藏，曾任日軍混成第九師團衛生隊第一中隊第一小隊第一分隊長軍曹。其人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殺戮記錄可稱爲南京大屠殺的“示範”。
我決心在上海勿論老幼都要殺掉，因
此訂了在上海要殺害100名中國人的計劃
1932年2月我任日軍混成第九師團衛生隊第一中隊第一小隊第一分隊長軍曹時，於同年2月侵入上海。在復旦大學我看到日本天皇御用菊紋被踏在地下，當時我覺得這樣侮辱我們，我決心在上海勿論老幼都要殺掉，因此訂了在上海要殺害100名中國人的計劃。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犯了如下的罪行：
1932年2月3日，這是我們到上海的第一天，我任日軍第九師團衛生隊第一中隊第一小隊第一分隊長步兵軍曹，當天下午駐紮在上海市外天樂寺，聽到南方某村打來兩粒子彈，當時中隊長林下令讓我們射擊約15分鐘。因未到該村視查，傷亡不詳。
1932年2月5日，我與山本曹長到上海復旦大學宿舍後邊一老百姓家中，企圖掠奪東西，發現兩個小孩藏於牀下，我親自將一約7歲男孩摔死，將屍體投入河中。另一名由山本曹長帶走，如何處理我不瞭解，可能殺害了。同日在上海江灣鎮時與十九路軍混戰中，我親自用刀刺死十九路軍戰士5名，並令部下刺死15名。
2月6日在上海江灣鎮陣地與十九路軍交戰時，我親自用軍刀刺死十九路軍戰士3名，命令部下刺死8名。
2月7日在上海復旦大學內，將約300冊書籍燒燬。
2月8日在上海江灣鎮與十九路軍交戰時，親自用軍刀刺死5名，命令部下刺死了10名。
2月19日於江灣鎮陸家橋吳淞路東側，正在看日軍三十六聯隊在該村放火時，由此村跑出5個小孩，我用手打了其中4名，後將一約6歲的男孩摔死投入火中，其餘皆向賽馬場逃去，未加追逐。我親自摔死一名，我部下是否摔死我不瞭解，如果有的話，我亦應負責任的。
又於2月21日在上海江灣鎮北16公里之白楊村南，我命令部下森田上等兵用槍打死失去聯絡的十九路軍中士1名。
2月22日在上海白楊村南側河岸運輸傷兵時，發現有十九路軍傷員3名，我用腳將他們踢下河淹死。
2月24日我率領我分隊士兵28名到江灣鎮北方支援日軍作戰，我命令部下射殺十九路軍戰士15名。
2月25日於同一地點命令部下射殺戰士十幾名。
2月26日奉第三十六聯隊第十一中隊長之命，帶領部下20名向江灣北之陣地與十九路軍作戰，俘獲俘虜3人，親自刺殺一名，其餘二人由部下殺死，並掠獲輕機槍6挺。
3月1日於大場鎮南約一公里小廟中收集傷兵時，發現十九路軍女兵兩人，我用軍刀將其殺死。在崔家橋戰鬥中殺死十九路軍戰士一名。次日又於大場鎮、真茹鎮間公路旁的竹林子內，我擔任斥候長，親自用軍刀刺死十九路軍傷兵3名，命令部下刺死15人。向前走發現傷兵12名，親自刺死2人，命令部下刺死10名。再向前我又刺死3名，命令部下刺死15名。在此日共殺死50餘名，我親自殺死8名。
3月4日爲了做飯我帶領部下20餘人，將南翔鎮一家院內房屋門窗傢俱衣箱全部破壞燒掉，又將一商號的醬油等3000餘斤全部撒在地上，並命令士兵隨便掠奪，我掠白洋10元。
3月9日在真茹鐵路北側修築工事時，發現十九路軍傷兵3名，我用刀刺死。同時在真茹北車站公路上運送傷兵時，發現負重傷的十九路軍2名，我命令部下將其投入黃浦江中。
3月13日我參加修築工事時，在真茹國際廣播電臺2000公尺通往鐵路的散兵壕內，發現有5名負傷的十九路士兵，我親自刺死於壕溝中。
3月15日任第九師團第七聯隊第一大隊衛生隊步兵曹長，在真茹鐵路南側修築工事中，刺死十九路軍傷兵5名。同時在真茹鎮西街遊玩中，在一家民房內掠取了四幅千年前的古畫，帶回日本共賣200元。
3月16日在真茹鎮北方1公里修築工事時，發現十九路軍5名傷兵藏於民家，我命令松田上等兵用手榴彈集體炸死。
3月19日至4月15日又在真茹鎮國際廣播電臺附近殺死十九路軍傷兵十幾名。
4月20日在大場南約一公里的陣地內，日軍混成第九師團爲了拍照在上海會戰的戰況，將60名俘虜和老百姓僞設成戰鬥情況，並有飛機助戰轟炸。當時我代理小隊長指揮作戰，共打死10名。其餘50名由其他小隊殺害，具體情況不詳。只知拍照印8萬冊以上，送回日本進行宣傳。
4月20日至5月10日，先後三次在上海吳淞路用手槍威脅強姦妓女3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