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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后，絕大部分日本軍隊解除武裝后被遣返回國。而日本人和閻錫山秘密協議，將一部分日軍留在山西，參加對中共軍隊的作戰，“防止山西赤化”，是為日軍“殘留”。其意圖“日本寄存武力于山西”，等待新的世界大戰一起，“山西立刻就是日本重新向大陸發展的前進基地”。此項任務是日軍第一軍司令澄田賚四郎、山西產業株式會社社長河本大作等共同策劃組織的。
1946年閻錫山曾兩次征用日軍部隊。1947年殘留日軍改編為 “暫編獨立第十總隊”（后改稱“太原綏靖公署教導總隊”），參與中國內戰。此外有日本軍人“就地復員”，以偽造技術人員身份和名冊的辦法，進入太原鐵路局、晉北礦務局、西北實業公司等經濟實體。當時安插在山西經濟、政治、情報、文化等組織機構的日本殘留軍人和僑民，連同家屬，總數在萬人以上。
然而事與愿違，殘留日軍隨同閻錫山節節潰敗。1949年太原解放前夕，澄田賚四郎在閻錫山安排下潛回日本。河本大作等又策劃成立山西礦業公司，妄想繼續殘留，最終被捕。日軍的殘留人員之后被遣返。
日本戰敗后意圖“復興皇國”的軍國主義夢想，最終破滅。
河本大作 我個人的企圖是，懷柔閻錫山，孤立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削弱抗日陣營
(日本對閻錫山所進行的誘降工作又稱“對伯工作”。最初，此陰謀活動是由閻宜亭從中牽線，他稱閻錫山為伯父，于是當時日本侵華的中國派遣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決定以“伯”字作為秘密代號，稱“對伯工作”；另外，由于閻錫山號“百川”，也是一種諧音。)
1941年7月，第一軍司令官巖松義雄，關于決定日本軍和山西軍實行合作問題，以不要求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在“安平會談”中當場作出答復為條件舉行會談。但是，在會談過程中，參謀本部部員田中隆吉和第一軍參謀長花谷正要求閻錫山就合作問題立即作出決定，閻錫山一言未發，拂袖而去，“安平會談”從而破裂，以失敗告終。
當時，田中隆吉和花谷正將巖松義雄和閻錫山在“安平會談”會場上握手的照片洗印了100多張，用第一軍的飛機運往重慶，從空中散發，借以離間和挑撥蔣介石和閻錫山的關系，但未收到任何效果。
1942年7月至9月間，第一軍司令官巖松義雄委托第一軍參謀長花谷正動員我協助恢復對閻錫山的誘降工作。于是，1942年9月我便出于恢復對閻錫山誘降工作的政治目的來到太原，就任山西產業株式會社社長。當時我已不擔任滿炭理事長，正在大連家中閑居。
1942年9月下旬，我就任山西產業株式會社社長后，立即委托曲憲南給閻錫山帶去我的致敬信和我從大連帶來的兩簍蘋果。一個月以后，曲憲南帶著閻錫山的復信回到太原。閻錫山在信中表示了“希望將來能互相合作”的意愿，并回贈了一匹絲綢。
在恢復對閻錫山工作的同時，我和花谷正（第一軍參謀長）、笹井寬一(第一軍參謀)三人，為了加強對閻錫山的工作，起草了關于成立“三委員會”的草案，送交閻錫山，并征得其同意。山西軍當即表示將派王乾元、彭士弘、梁綖武參加“三委員會”。
“三委員會”的組織情況
政治委員會：日軍方面：花谷正（第一軍參謀長）、笹井寬一（第一軍參謀）；山西軍方面：蘇體仁（偽山西省省長）、梁綖武。
軍事委員會——日軍方面：花谷正（第一軍參謀長）、笹井寬一（第一軍參謀）、官內某（駐臨汾六十九師團參謀長）；山西軍方面：王乾元（中將）、張文炤。
經濟委員會——日軍方面：河本大作（山西產業株式會社社長）、尾崎長八（山西產業株式會社經理課長）、三輪隆美（山西產業株式會社銷售課長）；山西軍方面：彭士弘、曲憲南、賈英云（山西產業株式會社總務處長）。
上述三委員會設在太原市東華門19號第一軍司令官公館。委員會的經費由雙方共同負擔。各委員會的分工及任務如下：
政治委員會：1．為了加強對中共的政策，日本軍占領區的l5名主要縣長由閻錫山指定，經“三委員會”批準任命。2．為了加強對中共的政策，山西軍向日本軍占領的城市中派遣特務，以鎮壓和逮捕共黨員和進步的愛國分子，并摧毀其地下組織。日軍則使山西軍派來的特務潛伏到各工廠、礦山的各個部門，揭發共產黨員和地下工作者。
軍事委員會：1．為了使對中共的軍事行動順利開展，山西軍和日本軍通過協商劃分駐地，以防止發生沖突。同時，為了防止中共軍進入山西軍管區和日本占領區，又確定了雙方的警備地區。2．日本軍同意部分山西軍進駐臨汾以東的浮山縣，并將汾河以西，臨汾經孝義至文水一線以西地區定為山西軍地區。3．日本軍向山西軍無償援助山炮及彈藥。第一軍占領區同中共軍作戰時，須聽取由“三委員”任命的偽縣長的意見。
經濟委員會：1．彼此交流物資，加強經濟合作。強化對中共地區的經濟封鎖，促使其經濟崩潰。2．在物資交流方面，山西軍要求日軍提供棉花、紙張、煙草及日用雜貨。日本軍要求山西軍提供銅、硝石、水銀、硫磺等。3．根據山西軍的要求，日軍提供生鐵制造機2臺，中國人技師2名，送往吉縣，幫助山西軍生產武器和彈藥。
1944年5月，為了讓閻錫山就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我訪問了當時的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東條英機。正值東條去緬甸出差，只會見了企畫院總裁鈴木貞一和滿洲重工業株式會社副總裁吉野信次。我向他們陳述了蘇體仁委托我說明的對閻錫山工作的具體對策，并要求他們在東條回來后向他轉達。
閻錫山的意圖是，不愿意以第一軍司令官作為談判對手，而是希望同駐南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直接交涉。閻錫山希望得到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位置，從而掌握華北軍事和政治的實權。
我的企圖是，讓在軍事和政治兩方面都富有經驗的閻錫山就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就可以排除以往汪精衛政權對華北進行軍事指導的必要性，從而強化華北的軍事和政治統治。曾經向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傳達了我同東條英機的交涉內容，請求他同意開展對閻錫山的工作。但這時已是太平洋戰爭末期，因而未收到任何效果。
1945年3月，梁綖武提出要了解南京政府的意圖，我給駐南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的柴山參謀長寫了一封信，介紹梁綖武前去南京。梁綖武此去南京的目的是了解日本軍方有關太平洋戰爭局勢的內部情況，這是閻錫山的政治策略，因此交涉未獲任何結果。
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對于閻錫山極為反感，支持王克敏就任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因此“三委員會”的工作毫無進展。
至于我個人的企圖是，希望通過對閻錫山工作，懷柔閻錫山，然后再使白崇禧擺脫蔣介石的制約，從而孤立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利用白崇禧和閻錫山等非嫡系部隊，削弱抗日陣營，以利于日本軍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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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海忠之，日本京都府人，曾在東京稅務署及大藏省任職，后被派往偽滿洲國任國務院經濟部次長、總務廳次長，掌握實權，參與制定政策。1945年被蘇軍俘虜。
古海忠之、城野宏等 日本軍在同閻錫山的歷史性勾結基礎上，企圖在山西保存實力，等待卷土重來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然而，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卻違背投降命令，勾結國民黨反動派，企圖繼續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敵，在中國戰場上的全部日本軍拒絕向中國人民解放軍投降。“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命令所屬全軍，“必須向國民政府投降，一切武器、物資和設施交國民政府軍，不許交給八路軍”；同時，還暗中命令，“如果將武器交八路軍，將依法懲處。八路軍若強行收繳，可以用武力抗抵”。
一、“八一五”以前日本軍和閻錫山的關系
1940年第一軍參謀長田中隆吉根據誘使閻錫山投降日本帝國主義、共同消滅八路軍的陰謀，通過大矢正春等人聯系，同閻錫山建立關系，開始進行交涉。他們推測，基于“七七”事變前日本帝國主義同閻錫山間的關系，這一計劃很有可能實現。
閻錫山一向主張實行“山西門羅主義”，實際上他將山西置于蔣介石國民政府的統治之外，極力奠定山西省的軍事和經濟基礎，以便使山西省實現自給自足，從而自立。為此，閻錫山從日、法、德等國引進設備和技術，在省內開辦了從鋼鐵廠到紡織廠以及其他輕工業等一系列工廠，特別是引進以大倉礦業為中心的日本技術人員和機械，同日本壟斷資本之間關系極深。“七七”事變爆發后，閻錫山派出部下蘇體仁、靳瑞宣等人代表自己到天津，同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進行交涉，企圖以山西保持中立為條件，不讓日本軍攻入山西。然而，在中國人民中燃起的抗日烽火粉碎了閻錫山的陰謀。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對于山西的富源也早已垂涎三尺，企圖全部據為己有，于是侵略軍便攻占了山西。
后來，田中隆吉調任日本陸軍省兵務局長，但仍來太原，指導上述交涉。華北方面軍司令部的諜報謀略機關茂川公館也設在太原，第一軍又另設晉中公館，作為這一交涉的聯絡機關，甚至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也曾前來太原指導交涉。因閻錫山又名伯（百）川，便將這一誘降活動稱之為“對伯工作”。閻錫山環顧周圍形勢，很難下定決心公開投降，但又企圖從同日本軍的交涉中獲益，便派部下曲憲南為代表潛入太原，負責同日本軍聯系；同時，他又迎來日軍代表林龜喜，待若上賓，同日軍保持聯系。林龜喜是大倉礦業會社的社員，自“七七”事變前即同閻錫山有密切交往。通過上述交涉，1941年第一軍司令巖松義雄在汾陽會見了閻錫山的代表、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和騎兵第一師師長趙瑞；1942年又在汾陽縣遙羅村（據河本大作1953年7月28日筆供為孝義縣安平村）會見了閻錫山本人，并簽署協定，其內容包括日閻兩軍停止交戰；對八路軍采取共同行動；雙方不越過現有的占領區界線。于是，閻錫山派其妹夫梁綖武赴太原駐在，負責同日本軍聯系。根據上述協定，第一軍所屬的三十七師團和四十一師團也都分別同其正面的山西軍簽署現地協定；劃定界線，并在設有師團司令部的運城和臨汾分別設聯絡處。
其后，根據上述協定開始采取各種共同行動。過去有日本駐軍的浮山和安澤兩縣接納山西軍的一個軍，與八路軍相對抗。由日本軍操縱的山西省傀儡政府，任命閻方派來的人員為兩縣縣長以下干部。閻錫山又派出靳瑞宣等人在日本軍的領導下開展活動。第一軍指示山西省傀儡政府，任命靳瑞宣等人為省政府干部，使日閻合作進一步具體化。1943年末，閻方又派出40多名行政干部，在山西省傀儡政府內宣傳“日閻合作，共同反共”，并被任命為八路軍勢力強大的五臺、交城、沁縣等縣縣長和其他地方干部，作為日本軍的爪牙，向八路軍和中國共產黨進行攻擊。1942年2月，閻錫山讓第一師師長趙瑞和第二師師長楊誠以投降的形式率部投靠日軍，日軍將其編成“山西剿共軍”，開入上黨道一帶，作為日本軍的傀儡部隊進攻八路軍。1944年日本軍任命趙瑞為山西省保安副司令，掌握全省保安隊，與閻軍共同對抗八路軍。1945年，日本軍由于武器彈藥不足，不能向保安隊提供充分補給，于是便由閻軍向交城、文水等縣的保安隊補給人員、武器和彈藥，相應地由日本軍向閻軍提供棉布及其他工業品。
閻錫山責成其心腹、日本留學生出身的徐士珙創立“亞洲民族革命同志會”。徐士珙在孝義縣城內設辦事處，向日本軍占領地區內的日軍官兵、僑民和華北交通會社社員等投寄信件，打著“中日兩國人共同驅逐英美，防止赤化，讓亞洲人掌握亞洲”的招牌，使日本人靠近閻錫山，號召日本人支援閻錫山的反共反革命活動。當日本敗局已定時，這一活動更加猖狂，數名日本人到孝義會見徐士珙，徐向他們宣傳說，“即或日本戰敗”，日本人也無須擔心，凡與閻錫山合作的人都將受到“同志”式的待遇。他的話產生了一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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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軍在上述同閻錫山的歷史性勾結基礎上，企圖在山西保存日本軍，等待日本帝國主義的卷土重來。
二、殘留運動的開始與“特務團”的編成
山西的第一軍也同樣不甘心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投降。他們始終與人民為敵，不想把掠奪來的“獵物”交還人民，堅持進行垂死掙扎。然而，8月10日，朱德總司令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出擊，解除日軍武裝。太原市由第一軍直接掌握的兵力只有一個步兵大隊、櫻部隊的一個中隊和若干特種部隊。第一軍司令部命令當時正出動至山西省中部地區進行搶糧作戰的山西省顧問輔佐官城野宏（顧問輔佐官是以軍囑托身份接受第一軍司令官指揮）火速將由其指揮作戰的山西省保安司令部直屬機動部隊八個大隊帶回太原。第一軍參謀巖田清一將城野宏召至司令部，對他說：“軍的意圖是必須阻止八路軍接收太原，要使閻錫山速來太原，接收第一軍所屬部隊和警備地區。但是，閻的先遣部隊尚在文水附近，不可能立即到達，而八路軍為了接收太原，正在向西山方向前進。為此，保安司令部須展開直屬八個大隊的兵力，守在西山一帶，阻止八路軍前進。”8月l7日第一軍司令官澄田睞四郎又命令偽山西省長兼保安司令王驤警戒西山一帶。為破壞八路軍的接收進行了一系列的部署后，澄田便派巖田清一赴陽曲縣小店鎮，同閻錫山的先遣部隊楚溪春部隊聯系，使之火速進入太原。
繼而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來到太原，澄田派巖田和城野與趙承綬交涉，并商定將駐大同的坂本兵團和大同的日僑撤至太原。當時，巖田向趙承綬提出保證，將盡全力支援閻軍，將所有部隊的武器，物資和設施交給閻錫山。
8月末，閻錫山回到太原，第一軍參謀長山岡道武到平遙出迎，在第一軍直轄的櫻部隊的護衛下乘汽車進入太原城。在車中，閻錫山向山岡道武提出：“不能將這樣的部隊（指櫻部隊）給我嗎？”山岡回答：“可以考慮。”
閻錫山回到太原后，立即派省防第二軍軍長趙瑞為代表，與第一軍交涉日本軍殘留問題。閻錫山指名由巖田清一擔任第一軍代表。此外，根據趙瑞的要求，以會議需要絕對保密為理由，由自“八一五”前即有密切關系的城野宏擔任翻譯。城野宏在“八一五”前任偽山西省顧問輔佐官時，曾負責根據日閻合作協定派來日本軍和傀儡政府工作的閻方人員的教育和配置，同時，又從閻軍接受保安隊人員和武器的補給。因此，一直同閻軍有密切聯系。而且，他同保安司令部的最高負責人、副司令趙瑞之間關系也很深。因此，閻錫山回到太原的第二天便召見城野，要求他繼續給予合作。于是，便在太原市東緝虎營山西省保安司令部的軍官宿舍開始了為期一周的談判。
最初，閻錫山提議將第一軍全部改編為閻軍，巖田回答說：“日本軍是天皇的軍隊，所以不能只以司令官的意志將其改編為閻軍，但是可以采取適當的方法滿足貴方要求”。在談判過程中，巖田和趙瑞每天都分別向澄田和閻錫山匯報當天談判經過，接受指示，再開始第二天的談判。這樣，經過一周談判，確定下述方案：1．日本軍調查志愿參加閻軍的官兵，以“就地復員”的方式，使之成為“復員完畢”的個別人，閻軍再以采用“個別人”的方式組建日本人軍隊，納入閻軍的指揮系統。2．閻錫山方面對參加閻軍的日本軍人給予優待。3．在日本軍主力復員回國前（滯留山西期間）負責訓練閻軍。
上述談判成立后，閻方的代表改由閻錫山的妹夫、山西省政府秘書長梁綖武擔任，繼續進行有關具體工作的交涉，決定的事項相繼付諸實施。作為交涉和執行的機構，在太原市海子邊成立第二戰區長官部合謀社，由梁綖武任主任。合謀社的主要任務是閻錫山和第一軍就殘留部隊的組建、日本軍的接收、武裝解除和遣送回國等問題進行協商。換言之，它是閻日合作，強化武力，堅持反共反革命的參謀部。遇有重大問題，山岡道武和趙承綬來合謀社進行商談，其他有關殘留的具體工作，則由巖田和梁綖武協商決定。合謀社干部由第一軍派出，第一軍經理部主計科長加藤嘉之助任總務組長；第一軍宣傳班長長野賢任文化組長；山西省顧問輔佐官城野宏任軍事組長；田中忠三郎任經濟組長。總務組將從大同撤至太原日僑的六百多個行李包裹，借口沒有貨車無法運輸，以每個聯銀券3萬元的低價收購，轉手以5萬元法幣賣出（當時1元法幣可兌換3元聯銀券），獲利2400萬元，以這一詐騙手段獲得殘留活動的資金。經濟組接收了原第一軍司令部的宴會廳——太原亭等，為殘留官兵開設娛樂場所。而真正使殘留活動具體化的核心機構則是軍事組，軍事組擁有數十名宣傳員，在日軍和日僑中開展有關殘留運動的宣傳，實際上是吸收殘留人員組建日本人部隊。文化組則成立日本人的樂團和劇團，制造有利于殘留的氣氛。
閻錫山回到太原的第二天便將日本僑民召集到省政府禮堂開會。他在講話中指出，將負責保證日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并號召日本人殘留山西，進行合作。
梁綖武、巖田和城野宏在合謀社中共同商定了日本軍殘留活動的方針。那就是，組建日人的殘留部隊，只靠軍人和軍隊是不可能扎根持久的，參加者也會猶豫不決。為了使軍隊殘留，還必須有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商人、以及娛樂場所、文化設施、醫療設施、學校、適合日本人的生活必需品（如酒、醬油、黃醬、豆腐、點心、藥品等）的生產者和設備，以及作為結婚對象的婦女等殘留。為此，在向軍隊開展宣傳的同時，也在僑民、會社、工廠內加強殘留宣傳，全面展開了殘留運動。
然而，要想將眾多的、各種現實的利害矛盾關系錯綜復雜、遭到前所未有的戰敗打擊而無所適從的人們聯系起來，形成一種殘留勢力，就必須制定殘留的“政治理論基礎”，給“殘留”披上一件煞有介事的“理念”外衣，不僅使殘留者本人確信自己反對一般人回國的潮流，而采取“殘留”這一新的行動，乃是高尚的行為，而且使他人也能如此看待。為此，由城野執筆寫了題為《日本人的立場》的小冊子，第一軍參謀巖田清一命令第一軍司令部印刷所印出，散發給所屬部隊和日本僑民。城野又指揮合謀社的宣傳員奔赴四面八方，根據上述小冊子的觀點進行殘留宣傳。其主要內容是：“由于戰敗，日本被外國軍隊占領，喪失了獨立。恢復獨立，復興祖國是我們的責任。戰后的中國已成為亞洲的主要力量，對于日本問題有很大的發言權。我們有條件借助中國的援助復興祖國。我們現在身居中國，閻錫山熱烈希望日本人給予合作，并保證向日本提供援助。凡希望實現祖國獨立復興的愛國志士，都應決心殘留山西，同閻錫山攜手合作！”
在這面招牌的背后，存在著策動殘留的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真實意圖。他們認為，如果由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則不僅日本侵略者的一切勢力必將被徹底趕出中國，而且再次發動侵略也將極為困難。只要由閻錫山統治山西，則日本不僅可以向這里輸出資本，而且技術和商品也可以向山西傾銷。另一方面，日本亟需的煤炭、鐵及其他山西的豐富的工業資源也將源源不斷地運往日本。尤其是煤炭等無與倫比的豐富礦產資源可以滿足日本的全部需要。只要強有力的日本軍隊成為閻錫山的支柱，同中國共產黨相抗衡，日本人在閻錫山面前就會有強大的發言權。再同殘留在各工廠、礦山的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活動結合起來，就可以在經濟上確保山西成為日本的殖民地。這樣，利用山西作為日本的原料供應地和資本、商品市場，使喪失了朝鮮和臺灣的日本，在經濟上獲得恢復和發展，重建大日本帝國、君臨亞洲。同時，在政治上，戰后的世界出現美蘇兩大勢力的對立，沖突是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一旦爆發，美國肯定將借助日本的力量對抗蘇聯，重新確立往日的統治態勢。如果現在留在山西一支強有力的日本軍，到那時就會立即成為日本派遣軍的先遣部隊而發揮重大作用。這就是為了復興祖國，重建大日本帝國而殘留山西的意義和作用。山西的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夢想著保存并復活日本軍國主義，以便再次侵略中國，進行了上述陰謀策劃。城野根據山岡、巖田等日本軍首腦干部的這一陰謀計劃，又寫出題為《日本建設諸問題》的小冊子，只發給從事殘留活動的干部，以便統一思想、推動第一軍的活動。
合謀社的宣傳員深入到日本軍、會社和僑民中去，利用“復興祖國”的口號進行號召，宣傳上述“殘留理念”，推動殘留活動。在第一軍司令部中，有目標地個別動員日本軍部隊長或其他軍官、對士兵群眾則進行煽動。號召華北交通會社警務段和青年隊、婦女隨軍文職人員，以及山西產業會社的青年社員參加殘留。這些人在戰爭期間都是以“盡忠報國”、“皇國臣民”、“效忠天皇”、“愛國”為唯一招牌的人，現在又向他們灌輸如果是愛國者、只有殘留山西才是自我犧牲的愛國行動的思想，再打上一副新的精神枷鎖，把基于各種各樣目的和欲望而行動的日本人，引向唯一的殘留道路上來。
有人不想放棄在山西從中國人民手中掠奪的財產；有人想乘動亂之機，獨樹一幟大發橫財；有人還想保持昔日日本軍官的地位和生活；有人認為現在立即回到戰敗并遭到破壞的日本，生活無著，暫時看情況再說；有的被定為戰犯，為逃避處刑而焦慮不安：也有人因同中國婦女結婚而不想回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而這一切不可告人的欲望，卻可以用“復興祖國”這一漂亮的外衣掩蓋起來，使留在中國的行動正當化，作為“愛國者”自欺欺人。對于這些長年接受天皇制和軍國主義教育，被錯誤的愛國主義思想所毒害的人們來說，在“復興祖國”這一號召面前，為回國而感到某種內疚，于是便違心地參加了殘留的行動。同時，在帝國主義分子宣傳“理念”的同時，還以物質利益為誘餌，使之更易于決心殘留。閻錫山委派梁綖武為負責人，成立中國人宣導組，在日本軍的各隊中巡回宣傳說：閻錫山衷心希望日本軍殘留、并給予優待。閻方制定的《留用日籍軍人優待辦法》規定“晉升三級（如日本軍的少尉可晉升為少校）；士兵全部享受軍官待遇；全體殘留日軍可分到宿舍，住在營外。合同期限為2年，合同期滿愿回國者，閻方可負責安排回國；可以向日本匯款，家屬也可來中國”。第一軍將上述《辦法》發給所屬各部隊，并命令“閻錫山如此優待日本人，各兵團應不辜負閻的期望；使更多的官兵‘自發’地參加殘留。‘志愿’殘留者可采取‘就地復員’的方式履行復員手續，為其參加閻軍提供方便和幫助”。于是，有相當多的日本軍官兵“復員”，并參加當地的閻軍。也有的來到太原，進入合謀社或其他部隊和團體。而合謀社再將他們派回原來所在部隊，動員其他人殘留。
市井之間出現了許多野心家，有人想乘動亂之機成為一方首領，也有人想借機大發橫財。這些人麇集太原，開設飯店、咖啡店，有的勾結閻方干部經營工廠，開辦商社。還有的野心家利用閻錫山渴望獲得日本人軍隊的心理，不參加第一軍系統，而獨樹一幟，組建軍隊，借機向上爬。如原青島特別市警察專員、投降前夕應征入伍來到山西的一一四師團預備少尉吉谷敦雄，勾結徐士珙，策劃組建“鐵道護路總隊”，這是一個以護路為任務的部隊。對于那些不是軍人又無其他謀生手段的日本人來說，是一種極其便利的殘留形式。閻錫山認為這一設想有利于使更多的日本人殘留，便向徐士珙撥出組建經費，由古谷負責招募隊員。并命令合謀社在向第一軍開展工作的同時，還要積極組建護路總隊。巖田清一和城野宏從當地僑民中的青壯年男子基本上都經過軍事訓練的實際情況出發，認為將他們集中起來組成殘留日本軍更為有利和容易，暫時利用這一形式使更多的日本人殘留下來，將來再納入統一的日本軍指揮系統。于是便派原獨立混成第四旅團的大隊長、戰敗時任陽泉煤礦工警隊長的藪田大尉以該礦工警隊為中心，召集陽泉的日本人，成立護路第五大隊。又派原五臺縣合作社顧問井上義雄召集社會上的一般日本人成立護路第二大隊。此外，以土木業者成立土木工程隊；以原華北電電會社的日本人為中心組成通訊隊。古谷憑借徐士珙對他的信任，利用同一般的日本人和原所在部隊的關系，組成護路第四大隊。這樣，護路總隊擁有四個大隊，兩個專業隊，共1300人。由趙承綬任司令，第一軍司令部部附中佐、原綏靖軍指導部長藤本秀雄任參謀長，實際上是該部隊的指揮官。合謀社又成立日僑職業介紹所，網羅第一軍的復員兵和從大同撤至太原的日本僑民，成立省訓團、特訓團等部隊。還派宣傳員赴北京和石家莊，宣傳閻錫山對日本人的優待和殘留理念，引誘當地的日本人來山西，參加特訓團或護路總隊。
原第一軍參謀部的文職人員指田國福，同閻錫山的特務頭子梁化之相勾結，網羅數十名日本人成立“資源調查社”，以調查資源為名，利用原日本軍的情報網，秘密搜集解放軍和中國共產黨的有關情報，向閻錫山提供鎮壓人民的材料。只要是為了“反共”，日本人和閻錫山可以輕而易舉地勾結起來。指田派部下日本人混入殘留的日本軍中，偵察日本人隊員的動向，如發現有人對閻錫山不滿，或對共產黨表示關心，便被當成間諜，向梁化之告密。為此，有數名日本人被梁化之的“特種警憲指揮處”逮捕處決。
也有人投靠蔣介石的情報特務機構——軍統，充當特務。以辻宗盛為首的數名日本人曾參加軍統系統的特務組織，并領到電臺，向戴笠提供情報。
在巴結閻錫山的同時，認為也有必要討好蔣介石，以便從各個方面打入中國，建立再次侵華的基礎。這就是策劃山西殘留的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如意算盤。巖田和城野通過趙瑞的介紹，秘密會見了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統計局代表張中將。張說：“從日本宣布投降之日起，你們就成為我們值得信賴的朋友，從那一天開始，我們的斗爭目標就再也不是日本，而是蘇聯了，對蘇戰爭和第三次世界大戰已迫在眉睫。我們和美國正在進行這方面的準備。為此，你我要共同攜起手來！”巖田還應張的要求，交付了閻錫山收繳第一軍武器的有關文件副本，并約定雙方今后將進行合作。事后，巖田向山岡匯報了會見經過，并說：“從國民黨的動向來看，其攻擊目標是中共和蘇聯，如加以利用，日本人就將成為和國民黨擁有共同敵人的盟友，可以乘機鞏固日本在中國的基礎，使之成為日本再次侵略和統治中國的橋頭堡，制造重新控制中國的機會。閻錫山統治的山西固然是我們的一個強有力的立足點，但是沒有必要把自己局限在這一個地方，應該向全國各地發展。蔣介石也希望同日本人合作，所以我們的殘留大業定能成功。”于是，殘留運動便更加肆無忌憚地開展起來了。
策劃殘留的日本帝國主義分子、軍首腦的頭腦也更加膨脹，他們認為，北京和天津雖然沒有像山西閻錫山這樣的條件，但是還有大批日本人，尤其有首腦人物，他們必定也在設法使日軍東山再起，對此有必要加以利用。如果在中國各地都殘留一定數量的日本人，利用他們同中國人的舊關系，可以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建立第三勢力，通過它向國民黨施加壓力，使之親日，也就是和日本聯合起來對抗蘇聯和中共，那時，日本就可以大舉進入中國。所以，要以山西為據點，作為中國各地殘留日本人的支柱，從而在中國保存日本的勢力。自“八一五”前即同中國漢奸集團關系密切的城野宏根據上述方針，利用日本軍首腦企圖制造第三勢力的愿望，吸收原偽山西省政府宣傳處長褚孝雙進入合謀社，參加殘留運動，為日后的陰謀活動做準備。巖田則將太原陸軍聯絡部的吉川少尉派往北京，與華北交通會社總裁宇佐美寬爾取得聯系，并籌備成立山西殘留軍的北京聯絡站。宇佐美當時同原華北交通會社警務局長池上中將和原新民學院院長佐藤中將策劃糾集華北交通會社的鐵路警察隊，成立擁有3萬兵力的護路總隊，其中安插1000名日本人掌握實權，但這一陰謀因預定任該總隊司令，自稱是國民黨地下工作員的榮耀中將被孫連仲的第十一戰區逮捕而宣告破產。接著，原中國聯銀總裁坂谷希一和第三坦克師團長山路秀夫又陰謀策劃，準備將駐北京的日本軍第三坦克師團改編為中國軍隊，以這一武力為基礎策動國民黨北平辦事處處長馬漢山，搞起京津冀東地區自治獨立。但是，最初表示同意的山路秀夫愈來愈感到不安而產生動搖，正在猶豫不決之際，美軍和中央軍到達北京，第三坦克師團被解除武裝，這一陰謀也以失敗告終。
于是，宇佐美又與山西的殘留日軍相呼應，以黃河治水工程為名，向蔣介石提出了關于留下十萬日軍作為屯田兵，以阻止八路軍人員前進，并向華北輸送日本的技術和人員，建立對共作戰軍事基地的計劃。
在山東也有部分日本人參加了國民黨軍隊，在對共作戰中培養日本勢力。
有消息稱，在滿洲也有部分日本人混入由原滿洲國軍改編的蔣介石軍隊中。關于由日本軍俘虜制造的所謂“通化事件”也被夸大宣傳，給人造成一種為保存日本勢力，似乎在整個滿洲正在掀起一場運動的印象。
企圖重新掌握山西的第一軍，關于上述動態雖然沒有準確的情報，但是想象肯定有類似的活動。每當這些零星的消息傳來，便立即成為殘留宣傳的話題，制造一種似乎中國各地的日本人正在遙相呼應、共同行動的氣氛。
炸死張作霖的主謀、原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任山西產業社社長而來到山西。根據其經歷，他在日本軍首腦中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閻錫山一回到太原，河本便迎合閻的心理，對各工廠、礦山大肆吹噓，山西產業換上閻記招牌，改稱西北實業公司，河本任總顧問，依然大權在握。他手下的日本人技術人員骨干仍然原封不動地留在工廠、掌握核心的設備和技術。河本認為只要有軍隊作后盾，山西的資源仍然為我所有。于是，他便鼓勵和推動第一軍組建殘留軍隊。原獨立混成第三旅團的高級參謀今村方策大佐，也在河本的煽動下堅定了殘留的決心。
無論在日本軍中，或者在一般僑民中，圍繞殘留與否的問題，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自己希望殘留的人，想盡可擴大同伙，罵不殘留的人是非愛國者，似乎只有自己才是愛國者。青年軍官們聚集在大街上的咖啡店里，有人說應該殘留；有人說必須回去重建祖國，互相爭論不休。
抗日戰爭結束后，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5日發表《關于目前時局的宣言》。8月28日毛澤東親自到重慶就實現國內和平進行談判，并忠實地執行了協定。而蔣介石卻立即撕毀協定，秘密命令部下將領準備進攻解放區。閻錫山認為同中共之間毫無妥協的余地，如果妥協，便意味著他在山西作為專制皇帝地位的末日來臨。蔣介石為了贏得時間將自己的軍隊從大后方運往前線，所以表面上同意簽署協定，而暗中卻利用火車、美軍的飛機、艦只向滿洲、河北、山東大批運送兵力。閻錫山并不希望國民黨軍隊進入山西，因為那將對他在山西作為專制皇帝的存在構成威脅，因此，為了同中共相抗衡必須壯大自己的力量。而這種力量又近在眼前，那就是日本軍。所以，閻錫山迫切希望將日本軍據為己有，用于反共內戰。
第一軍根據最初同閻錫山達成的協議，開始訓練閻軍。從所屬各兵團抽出官兵，組成包括各兵種的教官隊，以笹沼傳少佐為負責人，對集中在太原城南省訓團的閻軍進行訓練。當開始訓練時，閻錫山曾親自到省訓團，聽取日本教官負責人的匯報，并作了指示。日本軍方面由參謀長山岡道武出席集會，也作了指示。擔任教官的日本軍官兵，享受特殊的伙食標準和工資，受到優待。閻錫山還說，如果受訓的中國官兵不服從日本人教官的領導，可以按照日本軍隊的方式“打嘴巴”，并將這一“指示”傳達到所有部隊。它既是對日本人一旦參加閻軍將受到何等優待的實際宣傳，同時也是日本軍判斷閻錫山對于日軍殘留究竟有多大誠意的一種試探。
當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摸清了閻錫山的“誠意”之后，野心更加膨脹。閻錫山也希望在現有的基礎上更大規模地組建日本殘留軍。山岡全面地接受了閻錫山的要求，命令巖田制定《特務團編成計劃》。計劃該團由司令部、七個步兵團、特種部隊、醫院和生產機構組成，兵力約15000人，擁有相當于日本的一個完整師團以上的裝備。在該團所屬的各師團和旅團中各組建一個步兵團：司令部從各兵團選拔官兵，組成一個步兵團；原日軍各特種部隊分別組建殘留軍特種部隊。在此之前已經組建的護路總隊等日本人部隊，在特務團成立后，全部編入，成為特務團的一個團。上述內容經巖田和梁綖武協商決定，并由第二戰區司令官閻錫山向第一軍下達編成命令，然后付諸實施。
當時，第一軍司令官澄田睞四郎被重慶方面指定為戰犯，不可
能公開出面，便由參謀長山岡代理操持一切。日本軍的高級干部，對于殘留問題是從兩個角度進行考慮的。一個是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基于其帝國主義者的本性，企圖利用這一機會在中國保存日本軍隊的實力，為卷土重來打下基礎。雖然由于對能否成功信心不足，每個人的積極程度有所不同，但是，總之“非干不可”，作為天皇的忠臣，殘留是理所當然應該采取的行動，在這一點上沒有異議。即便有的人由于個人或家庭的原因希望盡早回國，但也不能公開反對殘留，最多也只能說，“殘留是件好事，我也希望參加，只是國內家屬生活實在困難，希望能讓我回去”。另一種則是千方百計逃避戰犯的罪名。尤其是看到以澄田為首的幾個人被定為戰犯，并被收容后，心懷鬼胎的他們便設法迎合閻錫山，為之立功，以便使自己不被定為戰犯。這也是他們積極動員日本軍殘留的因素之一。
山岡在上述形勢下，認為有必要摸清日本軍內部，特別是準備作為殘留軍骨干的青年軍官們的意圖，并進行煽動。11月，在原日軍高級軍官的集會場所——第一軍司令部聚星閣，召集各隊青年軍官，舉行“傾聽青年軍官意見”的集會。會上山岡聽取了尉官級軍官的殘留決心，并說：沒有堅定的決心，殘留是不會成功的。企圖借機物色意志堅強的人。同時，山岡又在第一軍參謀長室和城野共同研究當自己的國家被他國占領后，如何才能擺脫占領國羈絆的問題，又舉出當普魯士的斯卡因和格涅茲諾被拿破侖占領后，普魯士軍曾由俄國保存和培養等歷史上的先例。山岡還考慮到殘留日本軍的統率問題。他向城野說，殘留軍隊即便組成，已不再是天皇的軍隊，如不明確建立這支軍隊的真正意義，就不可能再一如既往地將這一日本人軍隊牢固地團結起來，加以統率，所以必須加強政治思想教育，使全體隊員具有一定的政治信念。要效仿蘇聯的紅軍政治部，在殘留軍中設政治部。并將這一任務交給城野宏。在戰敗后的日本軍中，士兵群眾對軍官的不滿日益強烈，官兵之間尖銳對立。例如獨立混成第三旅團第六大隊長笹沼少佐，竟被士兵隔著軍官俱樂部的墻壁從外面捅進刺刀刺中；又如該旅團第七大隊副官百瀨中尉，在追趕從軍營逃出的部下士兵時，反被逃亡者擊斃；還有一一四師團渡邊中隊的士兵們，在屋頂上架設機關槍，包圍了軍官室，要求給予士兵自由。在上述形勢下，山岡為選拔殘留者而絞盡腦汁，并苦心研究對策。應詛咒的戰爭終于結束了，廣大士兵迫切希望早日回到故鄉，全家團圓，重新過和平的生活。然而，日本軍國主義者卻要把他們繼續趕到以中國人民為敵的罪惡的戰爭中去。
另一方面，運城的第五獨立警備隊攜帶全部武器到陽泉集結，中途在侯馬鎮附近遇到八路軍，八路軍要求交出武器，日軍與之交戰，并強行通過。第一一四師團也攜帶全部武器撤出臨汾到榆次集結。山西東南部，日本軍仍繼續同解放軍交戰。
1945年末，閻錫山撕毀同中國共產黨的和平協定，以龐中將為司令官帶領二萬士兵向晉東南進攻解放區，被解放軍包圍，龐中將被打死，全軍潰滅。趙承綬軍趕往救援，企圖再次進攻晉東南。趙承綬要求正在太谷以南集結的獨立步兵第十四旅團長元泉馨給予支援。元泉馨以整個旅團參加作戰進攻解放軍。在沁縣，該旅團的布川大隊給解放軍以重創，受到趙承綬表彰。省訓隊、特訓團的日本人部隊和第六護路總隊也參加了這次作戰，尤其是特訓隊，在解放軍正面展開多次白刃戰，戰斗進行得十分激烈。山岡等人認為只要是同八路軍作戰，即或是閻錫山的命令，也可以同以前一樣地干。
山岡道武于1946午1月飛往北京，就組建特務團問題征得華北方面軍司令部的同意，然后返回太原。從此組織日本軍殘留部隊有了“合法”地位，于是更加肆無忌憚地開展起來了。
山岡在北京期間，經方面軍渡邊參謀介紹，會見了數十年來一直是“中國浪人”的后藤武，后藤利用迷信團體“宏光普濟會”，陰謀策劃糾集部分日本人進入五臺山，煽動華北的佛教徒進行反共，山岡同意接納后藤武一伙來山西。1946年2月后藤武來到山西，經合謀社斡旋成立五臺工程隊，后藤從北京帶來的日本人和受迷信蒙騙的中國人去忻縣，準備進入五臺山。
第一軍在獲得華北方面軍的批準后，于1946年1月末，在太原原第一軍司令部禮堂，召集所屬各兵團、部隊的軍官、下士官、士兵代表共200余人，舉行“特務團成立大會”。會議由山岡主持，巖田和西山兩參謀就部隊組建問題作了具體指示，城野根據《日本人的立場》作了有關“殘留理念”的報告。巖田說：“組建特務團是我軍為了復員回國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它具有后衛尖兵的作用。因此，組建特務團決不是違法的和違背復員命令的行動。”提出了以第一軍命令和指揮系統可以組建特務團的“依據”。于是，于1946年2月，第一軍根據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命令，下令所屬部隊按預定計劃組建特務團。由于各兵團都有組成一個步兵團的任務，所以在部隊內設特務團組建室，以志愿殘留的軍官為負責人進行組建工作。
第一軍司令部開始著手組建特務團司令部和直轄第一團。總指揮官預定由第一一四師團長三浦三郎擔任，在編成表上是這樣公布的：司令部由原第一一四師團的太田黑參謀和軍司令部的巖田清一參謀任高級參謀，分別負責訓練和后勤工作。但是三浦三郎和太田黑仍留在榆次的師團司令部，沒有到達太原，因此一切內部事務由巖田一手包攬。特務團司令部占據了工程司街1至4號的建筑物，離開原第一軍司令部機關開始工作。由原第一軍司令部的軍官組成了參謀部、副官部、經理部、軍醫部和獸醫部。城野遵照山岡的指示，為成立政治部而進行政治煽動，著手準備開展政治思想教育。原來合謀社軍事組的人員和工作全盤編入政治部，遷至工程司街1號。
山岡道武在特務團之外還成立了軍事顧問部，負責指導全體閻軍。司令部還責成加藤嘉之助成立生產團，接收第一軍的各工廠，為殘留人員生產必要的生活物資。此外，根據閻錫山的提議，集中日本人青年成立了士官學校。閻錫山曾向山岡和巖田說，這是為了保持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傳統，山岡和巖田當然樂于接受。巖田從各隊選拔青年入學，并將太原日本中學教員和田武士派往石家莊，將準備從石家莊乘車回國的中學生募集來太原，又以畢業于陸軍士官學校的宇野大尉為教育隊長，成立了陸軍士官學校。為了將來對蘇作戰，將俄語列為必修課。
各兵團組建特務團的工作進行得并不順利。由于一一四師團人數多，素質好，所以司令部以該師團為重點，決定成立兩個團。巖田曾派城野出席該師團的“特務團組建會議”，根據上述要求說明“殘留意義”，進行煽動。政治部又向該師團的各隊派出數名宣傳員，發現志愿殘留者，便利用他們再說服其周圍的官兵殘留。說什么“只有殘留者才是愛國者”，從思想上進行威脅，強行拉人入伙。正值此時，南京的日本總軍司令部派來宮崎參謀聯系有關復員事宜，他向太田黑參謀說：“留在這種地方，沒勁！算了，算了！”于是，太田黑便打算回國，并提出不再參加特務團的組建工作。但當宮崎在第一軍司令部聽到巖田說明必須組建特務團的理由之后，又被說服，表示同意，便回到南京去了。當然，南京方面從此也就表示默認了。然而，太田黑對組建工作放棄不管，卻給師團帶來極大的影響，工作陷于停頓狀態、無法進行。于是巖田便告訴城野，無論如何要使太田黑回心轉意。城野便派永富博之等人去威脅太田黑。永富去了之后，將太田黑痛打一頓，讓他保證協助組建特務團，并派他到各部隊巡回動員官兵殘留，結果在榆次和平遙各組建一個團。
獨立步兵第十四旅團的旅團長元泉馨給司令部發來電報，要求“派得力的宣導員協助組建特務團”，于是政治部派出今泉等人到各隊進行動員。同時，以布川大尉和住岡大尉為中心，以暴力威脅部下，組成第六團，在太谷集結。
獨立混成第三旅團高級參謀今村方策大佐決定殘留，他說他控制著以大隊長為首的干部，所以沒有問題，接受了組建特務團的任務。該旅團根據第一軍的命令，召開隊長會議，發布旅團命令，以1500人為目標，開始組建工作。決定從各大隊分別抽出230人，以自愿“留用”的形式履行復員手續。今村反復說明組建特務團的必要性，并提出對今后生活待遇的保證，進行誘騙。但士兵們卻輕易不肯上當，以致組建工作遲遲沒有進展。于是，便開始采取強制手段，指示各中隊必須有20%的人殘留，由中隊長負責進行“個別動員”。所謂“個別動員”，就是逐個威脅，但仍然湊不夠數。中、小隊長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只好自己“申請”殘留。今村方策和大隊長菊地修一都是宮城縣人，二人利用同鄉關系指名殘留，同時，還作為殘留者的婚配對象留下一些婦女隨軍文職人員。強制、利誘，種種卑鄙惡劣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好不容易拼湊了1200人，成立了第七特務團，集結在原平鎮。
由各部隊選拔出1300人，于2月末組建第一特務團，集結在太原城南，由原第一軍直轄炮兵隊長后閑少佐任團長。原第五獨立警備隊在陽泉成立了第四特務團。
在大同，由原坂本兵團參謀長林豐大佐任總隊長，成立大同總隊，下設三個大隊。與之有聯系的日本商人和技術人員也都決定殘留。大同煤礦的干部荒本章，曾是滿鐵社員，是滿洲青年同志會（滿洲青年聯盟）的領導人，曾因涉嫌“二二六”事件入獄，是一個法西斯軍國主義分子。他被滿鐵派來大同煤礦從事掠奪，日本戰敗后，要將這座好不容易搶到手的煤礦還給中國人民，他死也不甘心，于是便絞盡腦汁策劃種種陰謀。正值此時，他得知日本軍殘留的陰謀，正中下懷，不禁大喜過望，他說：“日本絕對不能放棄這樣好的煤礦，如果日本軍留下作后盾，我死也要守住這一礦山。”便同合謀社派至大同的宣傳員合謀，煽動日本軍內的青年殘留，自己也帶領部分技術人員留下。結果實現了約500名日本軍的殘留。
上述由日本軍改編的部隊為“長久之計”，將多年來從中國人民手中掠奪的糧食、金條、銀元和鴉片等隱藏起來。一一四師團將價值約1億元的面粉、地毯、鴉片、銀元等物資運至特務團司令部，以備來日之用。獨立混成第三旅團組建的第七團僅在撤往忻縣時運走的糧食就足夠全團吃三年，另外還有數十萬銀元。
合謀社還集中了日本人醫生，成立共濟醫院，為殘留者施行醫療。原第一軍軍醫部長兵頭軍醫少將被閻錫山聘用為川至醫專顧問。以片桐博士為首的同仁會的醫師也都被閻錫山的慈惠醫院收納。
此外，在戰爭期間以因受憲兵追捕而逃來閻錫山處的日本人相澤天民等人為核心，利用徐士珙的亞民會，使若干日本人殘留。
曾在北京建設總署任水利建筑專家的谷口工學博士也通過蘇體仁聯系來到山西，進入產業科學研究所。還企圖將原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的總務廳長沼田不二男召來山西，曾派人太北京同沼田聯系，但未能成功。曾在北京經營公寓的住谷某聽說日本人在山西受到優待，也想借機獨樹一幟，經過徐士珙的聯系，網羅數百名北京和天津的日本人，帶來山西，成立“特別警察隊”。此外，還有些日本人直接參加了四十九師、機關槍團等閻軍部隊。
如上所述，日本人又重新在太原市內飛揚跋扈。中國的人民群眾雖然反對日本軍殘留，但是那將遭到閻錫山的武力鎮壓。榆次的特務第三團，以解放軍前來進攻為借口，發放武器，迅速武裝起來。第六、第七兩團，繼續使用原有武器，保持全部武裝，各團開始對當地閻軍進行訓練。這樣，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再次拿起武器，勾結閻錫山鎮壓中國人民。
為了將青年人留在山西，還動員日本婦女殘留，作為其結婚對象。巖田和菊地首先勸誘第一軍司令部的女文職人員殘留。這時，第一軍的高級副官恩田忠錄大佐表示反對，立即讓她們登上回國列車。恩田曾長期在山西任特務機關長，自恃同山西省長蘇體仁是密友，而且，在殘留問題上，通過蘇體仁的斡旋，閻錫山也最重用自己，結果卻被“乳臭未干的巖田”占了上風，自己遭到冷落，一氣之下便采取了上述反對行動。于是巖田向閻錫山的高級參謀張文炤說：“這種人的存在將會成為殘留工作的絆腳石。”張文炤便將恩田定為第二戰區戰犯并監禁起來。
1946年3月特務團改稱“工程隊”。因為在向重慶的國民政府報告時，如果日軍原封不動地殘留山西，固然可以得到蔣介石的允諾，但它將成為中共攻擊的材料。因此，全部作為技術人員，納入西北實業公司所屬各工廠的殘留人員名冊，向國民政府提出了書面報告。
1946年4月，軍事調停三人小組來太原。當時，國民黨將大軍運往前線進攻中國共產黨還需要時間，因此，于1946年1月10日公布停戰協定，美國派參謀總長馬歇爾調停中國內戰，而實際上馬歇爾的任務是支持蔣介石發動內戰。但是，由于蔣介石的主力尚未到達前線，如果立即開戰，將對蔣不利，因而才四處調停，其部下的一個小組來到太原。所謂三人小組，是由美軍、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三方代表組成的，所以閻錫山也無法拒絕中共代表來太原。該小組在太原發現閻錫山未免太明目張膽地重新改編日本軍，便要求閻錫山解散特務團，盡快使日本軍全部復員回國。閻錫山無奈，只好讓第一軍表面上下達解散命令，而梁綖武和巖田卻暗中策劃殘留日軍的辦法。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認為，事到如今，豈能輕易放棄。迫在眉睫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乘機東山再起，侵略中國，確保山西富源和市場，所有這一切癡心妄想，他們不會輕易放棄，企圖死抱不放，為實現其罪惡目的而繼續進行垂死掙扎。山岡在工程同街3號司令部召集全體司令部人員，在宣布“解散”的同時，又說“凡自愿殘留者，本軍不予限制”，制造一個殘留的借口，第一軍司令部又將這精神傳達給各兵團。山岡說：“這樣一來可以將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淘汰掉，留下的都是精華，反而更好。”
巖田和梁綖武經過密商決定，以自愿殘留的形式由日方處理完畢，閻方向國民政府的報告就可以說，特務團已經解散，全部回國。然后再將殘留者全部改成中國名字，編入新的部隊，作為中國人部隊的中國人進行登記，這一原則確定之后，實際上必須有指揮機關和部隊，而作為高級指揮官的現役日本軍人又不可能輕易地采取自愿就地復員的形式，于是，山岡又想出一條“妙計”，讓高級指揮官以照顧戰犯的名義留下。當時，在南京和北京也都成立了“戰犯世話部”，留下參謀級的現役軍官照顧獄中戰犯，為他們向獄中送東西等。山岡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這一“世話部”。他在“解散”特務團的同時，便成立了第一軍的“戰犯世話部”，并親任部長，以戰犯聯絡人或證人等名義留下數十名現役軍官，作為殘留日軍的骨干，并征得美軍司令部的同意。在山岡之下，以原第一軍參謀巖田清一少佐、第七特務團團長今村方策大佐、大同總隊隊長林豐大佐、副隊長五味少佐、閻軍通信網的領導者原電信第九聯隊長杉野俊三郎大佐、原第一軍司令部部附剿共軍指導部長閻軍護路總隊參謀長藤本秀雄中佐、原第一軍直轄炮兵隊長后閑章次少佐，原大隊長赤星久行少佐、市川軍醫大尉等人為首，包括大尉以下的數十名司令部軍官，以“合法”形式殘留太原。山岡則成為閻錫山的軍事顧問，利用上述一批人，全面領導閻錫山的反革命軍事活動。巖田在為閻錫山充當參謀角色的同時，直接掌握和運用殘留的日本軍。其他成員按照山岡和巖田的計劃分別進入閻軍的領導中樞，對閻軍進行訓練。這樣確保了高級干部的殘留，但是還必須留下部隊。三人小組無論如何不會長期留在太原，只要在他們離去之前，將部隊隱藏在不為其發現的地方就可以。其間，如果同中共開戰，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于是，巖田指示各隊長將部隊隱藏起來。原在太原市南門外的第一團，重新任命小田切正男為指揮官，藏在市東郊的陳家峪；原在榆次城內的第三團藏到汾河以西的彭村；原在太谷城內的第六團由于全部沒有家屬，被收容在太原南營盤的兵營中，偽裝成中國軍隊；第七團在原平，因距離太原較遠，問題不大；第四團和陽泉的護路第五大隊合并，熊谷中尉等部分官兵編入當地的第十總隊張國棟團。閻方說，護路總隊與日軍復員無關，三人小組也未提出其他異議，便保留下來。由于各團都接到了“解散命令”，以致許多人要求回國，放棄殘留。這已在意料之中，對此，一方面由政治部派出宣傳員，要求“為了祖國復興，要排除萬難，堅決殘留”，根據山岡“殘留精華”的方針進行煽動；同時，各隊干部對于那些已被選中殘留而又要求回國的隊員，進行毆打、威脅，強制殘留，最后使約3500人殘留山西。
西北實業公司的日本人，在河本大作“保證前途”的誘騙下，各工廠、企業共有約500人決定殘留。
第七團以今村為首，人數雖然只剩l50人，但今村是根據保證干部的方針進行選拔的，所以兩名大隊長和中隊長以下軍官，以及曹長、軍曹等下士官大多殘留下來。今村兼任駐忻縣的閻軍第十九軍參謀長，負責訓練第四十師，準備進攻解放軍，堅持與中國人民為敵，參加反革命內戰。
三、保安總隊的成立和參加反革命戰爭
1946年5月，根據1945年12月制定的《特務團組建計劃》中同閻方的協定，對殘留日本人部隊進行整編。三人小組已離開太原，認為形勢已趨于平穩，于是殘留日本軍也準備公開參加反革命戰爭。如上所述，特務團是以日本軍的人員和指揮系統組成的，而護路總隊、五臺工程隊和特別警察隊則都是利用社會上的野心家，吸收非現役日本軍的日本人，由日本軍暗中操縱拼湊起來的。對于這些干部而言，只有部隊才是擴張自己勢力，克扣隊員薪餉和供應物資而借機發財的資本，一旦納入日本軍系統，自己便不可能再稱王稱霸。因此，對于整編表示強烈反對。然而，他們只不過是閻錫山的雇傭兵，同和閻錫山有直接協定并以其權力為后盾的第一軍的實力無法抗衡。
總司令趙承綬和梁綖武代表閻錫山同巖田、今村、城野聚集在太原，就整編問題進行磋商，最后決定，由于巖田將對整編后的部隊進行指揮，不能不成為眾人怨恨之的，因此不參加整編會議，而由今村和城野出面強行整編。在合謀社召開整編會議，今村和城野強行決定特務團和護路隊的各隊合并，成立“山西省保安總隊”，設司令部，由閻錫山任司令，巖田以高級參謀的名義掌握實權。堅決反對整編的特別警察隊，被趙承綬命令解散，其人員被編入各隊。保安總隊采取大隊建制，各大隊配備山炮，可以獨立作戰。共有第一至第六大隊和工兵隊以及通訊隊。這樣，殘留軍采取了由單一的指揮機構領導，隨時可以參加內戰的體制。
1946年7月，蔣介石撕毀了同中國共產黨的停戰協定，向解放區發起全面進攻。因為他們認為美國的飛機和艦只已將蔣介石的軍隊運至東北和華北，做好了發動內戰的準備。于是，閻錫山也乘機進攻解放區，今村擔任閻軍十九軍和四十師的戰術指揮，并派菊地大尉等數人負責對進攻崞縣的四十師秦良驥團進行戰術指導。然而，解放軍立即反攻，崞縣縣城很快解放，菊地等人被俘。菊地欺騙解放軍指揮員說：“我可以去說服今村等人投降。”他被釋放后逃回原平，將其親眼所見的解放軍情況報告給今村，繼續參加反革命戰爭。寧武、繁峙、代縣等也相繼解放，原平危在旦夕，以今村為首的保安第二大隊和四十師都逃進忻縣城內，憑借城墻阻止解放軍一二○師的進攻。這樣日本殘留軍也在忻縣直接參加了中國反革命內戰。
閻錫山為了救援忻縣，親自率領兩個軍趕到陽曲縣高村；保安總隊也派兩個大隊參加，作為閻錫山的直屬衛隊；在汾陽縣三泉鎮方面，各大隊也分別抽出一個中隊，由藤本中佐指揮參加閻軍進攻解放軍。部隊立即暴露出舊日本軍的本性，到處搶掠農民的家畜和家禽。在保安總隊中，巖田是高級參謀而不是指揮官，所以，不便以他的名義下達命令，直接指揮部隊。因為如果由巖田任總隊指揮，而第二大隊長今村原是巖田的上級，也不便對其進行指揮。于是，為了僅在作戰期間指揮除第二大隊以外的其他各隊，成立了第二縱隊司令部，由巖田任司令，這是一個只有頭沒有軀體的指揮機構。同時，還將第八九十總隊等由日本軍占領時期的舊保安隊改編的部隊也由該司令部調遣，以便閻日軍協同作戰。
忻縣戰斗告一段落，總算未被攻陷。8月，閻錫山南下，從壽陽方面進攻解放區。巖田以第二縱隊的名義指揮四個保安大隊進攻壽陽南方的景尚村，殺傷了解放軍的政治指導員等，但立即遭到解放軍的反攻，第三保安大隊長大庭孝一、副大隊長小川龜吉戰死，部隊傷亡嚴重，不得不敗退逃回太原。
在大同方面進攻的閻軍遭到解放軍的反攻，大同城被包圍。林豐帶領大同總隊督戰楚溪春指揮的閻軍，堅持頑抗一個月，解放軍暫時實行戰略轉移，閻軍大肆宣傳獲勝，蔣介石向林豐頒發了干城勛章。
作戰方面由巖田負責，山岡開始對閻軍進行訓練。山岡派赤星久行為閻錫山的干部訓練團負責人，由保安總隊各大隊派出教官，受赤星指揮，對閻軍軍官施行日本式的軍事教練。“八一五”前，赤星曾在石家莊附近任大隊長，巖田請求閻錫山將赤星定為“戰犯”，派出山西軍的憲兵，將已經在天津的赤星“逮捕”，并帶到太原。山岡全面訓練閻軍，使之成為日本軍式的法西斯軍隊，用以進攻解放軍。在干訓團、親訓團中訓練閻軍軍官。訓練閻錫山組建的相當于日本軍甲種師團的親訓師。閻錫山還命令今村和巖田從保安總隊抽調日本人軍官和下士官組成教官隊，對閻錫山的士官學校，即青年軍官訓練教導團和通信教育隊、炮兵訓練團、參謀教育隊、參謀訓練隊、侍衛隊、深造班、沖鋒大隊等進行訓練。此外，還為了將來成立機械化部隊，山岡建議閻錫山搜集舊日本軍的坦克和裝甲車，組成機甲隊，任命赤星為司令。山岡正式成為閻錫山的軍事顧問，在閻錫山辦公室的隔壁設顧問部，解答其有關軍事方面的咨詢，并提出有關訓練、作戰、編成等各種建議。1947年2月，閻錫山將司令部推進至平遙，指揮進攻解放軍的汾孝作戰，山岡也來到平遙，指導該戰役。
殘留日本軍盡管吹牛說“只要日本軍出動，八路軍就不在話下”，但在壽陽以南卻被打得大敗而歸。于是殘留日軍內部出現內訌，有人說：“那是巖田指揮錯誤造成的，應該讓更有實戰經驗的元泉出來指揮。”結果抬出了原獨立步兵第十四旅團長元泉馨少將，任保安總隊副司令，負責實戰指揮。元泉自1946年末即同趙承綬相勾結，在組建特務團時，希望任殘留日軍的總指揮，而山岡卻將元泉視為自己的競爭對手，到處說元泉的壞話，加以排斥，結果元泉未能進入特務團。于是，元泉以自己旅團的布川大隊為骨干組成第六團，參加特務團，元泉本人帶領旅團司令部的三浦參謀等人成為趙承綬第七集團軍的顧問。元泉出任副司令后，立即起用了遭到巖田排擠而蟄居在第一大隊內的城野宏，讓他成立研究部，以恢復原來的政治部。于是，城野便發行《周報》及其他日文報紙，在各隊中開展政治宣傳“為了日本的復興與建設，必須堅持同閻錫山合作，確保山西”，驅使隊員參加反革命戰爭。
人民解放軍在蔣閻軍的進攻面前，不斷發起反攻，平均一個月全殲蔣閻軍一個旅。最初，日閻雙方都企圖盡可能將殘留日軍用于訓練閻軍，以避免損耗，但事實并不能如愿以償。進入1947年后，山西野戰軍（從1946年10月保安總隊改稱山西野戰軍）連續出動，進攻解放軍。如2月的汾孝戰役、3月的西山戰役、4月的文水戰役、5月的陽泉戰役等。在歷次作戰中，殘留日軍均作為閻錫山的衛隊或趙承綬的預備衛隊，在后面對閻軍進行督戰。即便如此，在汾孝作戰中機甲隊司令赤星負傷；在人民解放軍解放陽泉的戰斗中，第五大隊全部被俘。如此每次作戰都有傷亡，而又苦于日本人隊員沒有補充來源。如果退出戰斗，專門從事訓練，又不利于利用當時的緊張局勢，加強在閻錫山集團中的發言權，從而擴充日本人的勢力。最后還是確定了參加作戰，進一步依附閻錫山的方針。為此，準備通過以下兩項措施補充殘留日軍隊員。一是以中國人隊員補充兵力；二是從日本國內招募義勇軍來中國。1946年末，城野將自合謀社時期以來的部下五城邦一派往天津，設法開辟同日本的聯系渠道和設置聯系據點，但未能成功。于是又命五城從天津經青島回日本，在國內具體交涉派遣日本義勇軍問題，但以后無聯系，不了了之。
1946年5月，閻軍在陽泉作戰中敗退，壽陽以東地區全部解圍，太原的東部側面也遭到強大的聶榮臻部隊的威脅。閻錫山急忙找來元泉和山岡，問他們：“解放軍是否將立即攻打太原？”元泉回答說：“尚不至于，但必須爭取時間進行準備。”并責成城野起草題為《時局轉換方策》的書面意見，提交閻錫山，這就是關于招募20萬日本義勇軍的計劃。閻錫山根據這一計劃派徐士珙赴日本，研究有關經費、運兵和同美國占領軍司令部進行交涉等問題。同時，徐士珙還帶著索回“七七”事變后日本軍從太原火藥廠搶運回國的機械設備的任務經上海去日本。
用中國人隊員補充殘留日軍的方案，實際上是曾有過掌握和操縱偽軍經驗的城野的主意，是他和巖田共同向閻錫山提出建議的。決定首先在第一三四大隊中進行試點，日本人同中國人的比例，第三和第四大隊是一比二，第一大隊是一比三，根據這一指標開始招募隊員。以日本軍時代的保安隊、工警隊和華北交通會社警務段的隊員為中心，各自通過其舊關系招募隊員，擴大部隊，組成作戰軍。閻錫山認為日本軍最值得信賴而依靠他們，他親自宴請澄田睞四郎、三浦三郎、山岡道武、河本大作等日本人高級干部，在自己的照片上親筆寫上贈“某某同志”的字樣送給他們；作為新年禮品贈以重金，通過種種手段進行籠絡。而當日本殘留軍的勢力一旦發展到相當強大時，他們便占據太原市運動場，周圍坐滿了手持太陽旗的日本人啦啦隊，舉行各隊間的棒球比賽；或借用市內所有的劇場舉行文藝演出。元泉等人說：“閻錫山算是什么東西！等我們強大了，山西就是我們的！”他們緊緊追隨閻錫山，歸根結蒂，其目的不外是重新武裝侵略中國，再次進行占領。
四、改編為十總隊和招募日本義勇軍的陰謀
擴大了的日本人部隊，元泉因同巖田發生沖突辭去副司令，改由今村方策任總指揮，組成作戰部隊。元泉認為巖田利用第二縱隊進行瞎指揮而導致內訌，經過一場大爭吵，元泉提出辭職，城野和巖田又重新稱霸。由于害怕元泉一派的隊伍分裂出去，致使殘留的軍勢力分散，便同第二大隊今村的親信菊地修一策劃，將今村從忻縣拉至太原，由今村組建十總隊，并任司令。大隊改為團建制，司令部掌握作戰指揮、人事、給養等一切大權；解散了第二縱隊司令部，從而加強了殘留日軍的統一領導，進一步為閻錫山的反革命戰爭推波助瀾。第二團從忻縣遷往太原，整個總隊集結在太原周圍。
蔣介石軍隊于1946年10月占領張家口，11月召開國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蔣介石任第一任總統。由于殘留日軍隊員都是以中國姓名上報國民政府的，所以山西野戰軍也分到國大代表名額，選舉時指定某部隊投某人的票，按要求制定名單上報，當然不必去投票站投票，國民大會的代表就是如此產生的。蔣介石要求駐南京、上海、重慶的中共代表撤回延安，繼而派出軍隊，占領延安。蔣介石親手封鎖了通往和平的道路，企圖將內戰進行到底，從而消滅中國共產黨。然而，它卻促使民族資產階級倒向了中共一邊，加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統一戰線。
1947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全國人民發出了“打倒蔣介石，建設新中國”的號召；中國共產黨宣布實施土地改革。農民獲得了土地，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自己的真正保衛者，便堅決支援解放軍。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對于中國形勢的實質卻視而不見，過份地相信閻錫山和日本殘留軍的武力，妄圖以其武力壓服中國人民。
十總隊成立后，除了繼續采取以訓練閻軍為重點的體制之外，又面臨一個自身隊員的訓練問題。由于中國人隊員的增加，必須使所有日本人隊員都掌握小隊長以上的指揮能力和技術。為此，對日本人加強了戰斗指揮訓練。同時，為了培養未來的指揮官，又集中青年隊員成立新生塾，實際上就是陸軍士官學校的復活。中國人隊員的增加也給閻錫山帶來了煩惱，他認為，日本人不通漢語，無法掌握中國人隊員的思想動態。而中國客觀形勢的發展，在閻軍士兵中造成極大影響，持有進步思想，反對閻錫山的封建統治，期待中共解放者日益增加。結果，有的逃亡，有的在戰場上不戰而降，指揮官愈來愈不能信賴自己的部下。于是，閻錫山便命令整軍委員會主任王靖國，對240名“政衛教官”施行特殊訓練，派往十總隊同日本人合作。所謂“政衛”，即“政治衛生”的簡稱，也就是徹底清除隊內的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具體作法是派特務偽裝成普通隊員混入隊內，竊聽士兵的談話，發現有人對閻錫山的統治稍有不滿，便當眾宣稱該人是共產黨，如本人又拒不承認，當場讓眾人用棍棒毆打，直至打死，這就是所謂的“亂棍打死”。閻錫山企圖以這一殘酷的手段，恫嚇進步士兵，使之屈服于其統治。閻軍的所有部隊中都配備政衛教官，各隊中每天都有人被“亂棍打死”。而且，這一作法也同樣用于一般的老百姓。1948年5月，十總隊在太谷縣作戰期間，根據小閻村地主分子的告密，逮捕了一名被說成是共產黨的六十多歲的老太太，由于她是土改中的積極分子而遭到地主的怨恨。在十總隊司令部人事參謀唐果上校（王靖國派至十總隊的政衛教官頭子）的指揮下，司令部直轄小隊和第四團的一個營將老太太層層包圍，“亂棍打死”。
然而，群眾在鎮壓面前并未屈服。文水縣云周西村的中國共產黨候補黨員、十七歲的少女劉胡蘭，被綽號“大胡子”的閻軍營長逮捕，在村民和親人面前遭到嚴刑拷打。“大胡子”指著鍘刀說：“你若不交出組織，就鍘下你的頭！”劉胡蘭說：“豈能讓你們這群人砍頭！”說著，自己鉆進鍘刀下將頭鍘下。閻軍官兵見到這一慘絕人寰的場面，人人不寒而栗。而殘留日本軍卻誤以為中國人隊員將因害怕鎮壓而對日本人俯首貼耳。1948年1月，第一團政衛教官宋光先以“共產黨分子”為名逮捕了以機槍連連長為首的20余人，送交整軍委員會，其中有數人被“亂棍打死”。各隊被捕并被送交整軍委員會者多達一百數十人，其中數十人慘遭殺害。這樣，對老隊員經過“肅正”后再重新補充新隊員。通過閻錫山實行的“兵農合一”的征兵制度，從文水、交城等9個縣強征3500名隊員，其中有16歲的少年，也有50歲的老人。抓來后開始進行訓練，這些人在閻錫山的專制統治下，長期遭受殘酷剝削，身體極度虛弱，因此在訓練中不斷有人因不堪折磨而病倒。各團的軍醫全部是日本人，他們對于中國人隊員輕易不予治療，等到病情嚴重時，便投以毒藥，毒死了事。
通過十總隊的成立，雖然實現了殘留日本軍的統一，但到了1947年9月，大批日本人又開始遣返。因為，當初閻錫山“留用”日本人時，曾約定負責安排回國，所以日本人一旦提出回國要求，閻錫山也不能不采取措施放行。而對于殘留軍的首腦們來說，這就意味著隊員的減少和自身勢力的被削弱，于是，便采取種種手段制止隊員回國。政治部加強欺騙宣傳，頻繁地召開座談會、報告會，在《周報》和月刊雜志《晉風》上連篇累牘地宣傳國際形勢，說什么“日本國內正鬧糧荒，回去了也只能是為了糊口而疲于奔命”，“蔣介石軍隊即將勝利，共產黨即將被消滅”、“美蘇沖突迫在眉睫”，“大日本帝國重建之日已為期不遠”，“如今再厚著臉皮回去，有何面目對待死去的戰友”等等。他們利用封建的義氣或眼前的利害進行誘騙和威脅，種種卑劣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然而，無論怎樣強詞奪理，事實終歸是事實，閻軍節節敗退，殘留日軍成為閻錫山和殘留日軍頭子們實現野心的犧牲品，為中國的反革命內戰賣命。因此，要求回國的人依然有增無減。干部們罵他們是“膽小鬼”、“懦夫”、“國賊”，甚至加以毆打。結果，第二團的豬狩軍曹用手槍、伊藤上等兵用手榴彈自殺身亡，以死亡進行抗議。1948年3月，再次出現回國高潮，今村認為重復以往的欺騙手段已不可能奏效，便同閻錫山策劃公布了“破格改善待遇”的辦法。辦法規定：為了使留在日本國內的家屬安心，除現行工資外，另發家屬津貼，將級軍官每月30美元、校級12美元、尉級8美元，全部以美元支付，設法匯回日本。同時，還規定香煙發放實物，另配給石棉布，其中包括家屬部分。但是，今村仍不放心，佯稱太谷附
近有解放軍活動，便帶領全軍出動，直到遣返開始的前四天，才在作戰地點通知各團隊調查“有無志愿回國者”，當然已來不及了。今村明知如此，便在侵入榆次南方解放區時，讓各隊以昔日日本軍的獸性，從家畜到糧食搶掠一空，算作各隊的“收入”，村莊被破壞得一塌糊涂。
在上述情況下如果有人仍然堅持回國，則威脅其生命而加以制止。如第一團團長小田切正男大罵：“絕不能讓那些拋棄同志，現在還要回去的叛徒們活著”，并指使他豢養的流氓和打手們揮舞大刀，進行恫嚇，只“批準”老弱病殘者回國，其余一律不予遣返。在第四團，以“儆戒叛徒”為名，將一個要求回國的人活埋。第二團成立“獨三旅會”，第三團成立“神州疾風隊”，第四團成立“亞民會”，各團分別利用反動的秘密結社，以暴力扼殺隊員的回國愿望。
1948年2月，十總隊正式更名為教導總隊，但其內容實質并無變化，只是增加了一項將各團的中國人隊員一律培養為下士官的任務。閻錫山在日益高漲的日僑俘回國趨勢面前，命令徐士珙利用“亞洲民族革命同志會”（簡稱“亞民會”）加強同日本人的合作。以早已同徐士珙相勾結的古谷敦雄為中心，從1947年秋開始積極進行亞民會的機構改組和發展會員活動，十總隊的隊員集體入會，借以加強在政治上的相互勾結，連名稱也改成適合日本人口味的“亞洲文化會”。以該會名義舉行文藝演出，以緩和氣氛；邀請河本大作等人講演，煽動繼續殘留山西，為閻錫山效力。閻錫山責成亞民會所屬機構“產業技術研究社”出版日文報紙和月刊雜志《晉風》，向日本人宣傳閻錫山的反共理論。亞民會還讓回國者組織亞民會的日本支部，從日本國內支援閻錫山。
殘留山西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迫不及待地要從日本國內招募義勇軍。十總隊政治部長城野派總務科長小川光于1947年9月回國，企圖使其在日本國內掀起支援山西殘留日軍的“國民運動”，他們寄希望于日本的反動分子和野心家。然而，當時是片山內閣時期，政府又當別論，日益覺醒的反對復活軍國主義的人民群眾對此當然不屑一顧。于是，政治部又同留在北京、天津、青島、濟南、上海、沈陽、張家口、杭州、海南島各地的少許日本人取得聯系，向他們投寄《周報》等反動報刊，宣傳山西的日本殘留軍投身反共反革命戰爭的“意義”，呼吁向山西提供支持和援助。并于1947年末，派松本廣瀨赴北京、天津，準備設立同日本國內聯系的據點。
宇佐見（美——下同）寬爾在北京策劃的實行“京津冀東獨立自治”的陰謀遭到失敗后，宇佐見將部下富永順太郎等數人“推薦”給南京國防部，成立北平第二工作隊（后改稱北平電訊支隊），截獲和破譯蘇聯的密碼電報，企圖在國民黨內建立一個日本人的地盤。宇佐見本人也在北平滯留一年，后因走投無路，便借口在日本成立“日中技術協會”向中國輸送技術人員而回國。富永通過截獲密碼電報，到處散布蘇聯正在進行備戰，說什么“蘇聯的貝加爾湖一帶有原子工廠”，“在遠東設有軍需工廠和空軍基地，堪察加已實現戰時體制化”等等。同時，還勾結國民黨政府國防部第二廳的魏大銘，鼓吹美蘇即將開戰。
在舊日本軍中被稱為蘇聯密碼破譯權威的大久保大佐和華北方面軍司令部參謀部第二課的情報人員橫山中佐，從日本偷渡來南京，混入國防部，成立研究室第六組，截獲蘇聯的密碼電報。他們企圖利用蔣介石，打著國民黨政府機關的招牌，在日本國內成立一個由日本人操縱的截獲蘇聯密碼電報的情報機關。所有這一切，都是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為準備對蘇聯作戰而開展的活動。
美帝國主義吸收日本人村崎進入美國駐北平領事館工作，該人的妻子是美國人。村崎被利用同留在中國的日本人取得聯系，進行偵察活動。村崎通過太原派來北平的聯絡員松本廣瀨，委托今村在太原為其設立聯絡據點，今村接受了這一要求，但最后未能實現。
今村和城野根據松本的報告，發現從天津同日本取得聯系是困難的，于是又計劃從上海開辟一條從日本招募義勇軍的路線，并派永富博之去上海。當時，原一一四師團長三浦三郎交給永富一封寫給張國利的介紹信，指示永富使張成為其有力的合作者。張國利是國民黨高級干部張嘉璈之子，在日本留學期間，曾受到三浦的“關照”。張嘉璈曾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主任，是接收東北的全權代表，也是國民黨內經濟決策的元老，在經濟界頗有實力。張嘉璈同國民黨海軍司令桂永清關系密切，他表示要通過桂永清爭取海軍支援，為之搞到船只。此外，自稱是黃郛之女的黃節文，主持所謂慈善事業的兒童福利社，實際是宋美齡系統的特務情報機構。黃節文同永富接觸后，建議永富利用兒童福利社建立日本人的活動據點。并同永富策劃設法使關押在上海等地監獄中的日本人戰犯獲釋，參加進攻解放軍的反革命戰爭。
如上所述，國民黨及其他中國的反動政治陰謀家和野心家立即同日本帝國主義結合起來，支援他們對中國的侵略行動。
當時，留在上海的日本人約有500人，主要是醫生和技術人員，也有曾長期住在中國的商人等。日僑會長山田秀三是曾同孫中山有過交往的山田純三郎之子，同國民黨有很深的關系。當永富到達上海時，山田秀三以受蔣介石委托回國招募日本義勇軍為名，已回日本。新聞記者林俊夫參加國民黨組織的亞東協會，宣傳“亞洲人的亞洲”，為日本人同蔣介石共同反蘇反共制造輿論。他們還同永富策劃，直接同蔣介石結合，招募日本義勇軍，為中國的反革命戰爭推波助瀾。
今村還寫信給原關東軍參謀片倉衷和議員大石倫治等人，請求他們為招募義勇軍助一臂之力，但未獲得答復。
山岡道武經常同北京和南京的日本聯絡部取得聯系，從中對形勢作出判斷。原總軍副參謀長今井中將還留在南京，北京還有華北方面軍的笹井參謀，他們都借用照顧戰犯的名義，互通聲息，交換情報。太原的“戰犯世話部”也改稱日本太原聯絡部。
山岡還同住在太原的德國人翁格爾和幾名瑞典人接觸，企圖利用他們同日本聯系。翁格爾曾在日本居住過，當時是天津某商社的太原駐在員。
山岡認為，關于招募日本義勇軍問題，如不同美軍司令部疏通便無法解決。閻錫山也認為只有依靠山岡和三浦三郎等“大人物”才有可能實現招募計劃。于是，便委托山岡從日本招聘軍事顧問和教官。山岡于1948年5月回國，行前，山岡對城野說：“關于招募日本人義勇軍問題，回國后還需同閻錫山秘密聯系協商，請你制定一份通信用的暗號。因為還必須同美軍司令部交涉，所以編制暗號時，也要將這一因素考慮進去。”城野制成一式兩份暗號，一份交山岡，另一份根據山岡的指示，交給閻錫山的高級參謀張文炤。同時還約定，有關義勇軍在中國登陸后的一切運輸、給養等事宜，全部由張文炤負責安排。山岡還將十總隊參謀長菊地修一找到自己房間，說：“我將家屬安頓好之后，盡快回來，不過根據情況（指關于招募日本義勇軍的交涉）或許拖延一段時間。其間用于聯系的暗號已經制定，張文炤處有一份。”又說：“今后八路軍的攻勢有可能越來越猛烈，如果太原淪陷，可到太原附近農村行醫，重新爭取民心，形成一旦有機會就能夠潛入的態勢。”山岡還將一本記載同閻錫山迄今為止全部交涉內容的日記交給菊地，并命令他：“萬一太原失陷，必須立即銷毀。”做好上述安排后，山岡便動身回國了。山岡將多年來掠奪中國人民的財物換成黃金，鑲成金牙，重得連嘴都張不開。他本人和他同行的部下還將黃金藏在鞋底和紐扣里帶回日本。
三浦三郎也在同一時間回國了。最初，三浦被安排任特務團總指揮，但他遲遲不到任，閻錫山便派徐士珙前去說服三浦殘留山西。正值此時，一個曾駐臨汾、與三浦同名同姓的中尉受到村民控訴，而該人早已調離山西，于是便利用這一情況，指定三浦為戰犯而加以扣留。因為，閻錫山雖然渴望有三浦之流的高級指揮官留在山西，但作為中將師團長又不可能以“自愿”的方式“就地復員”，于是便采取上述手段將其留用，因此，雖以戰犯名義扣留，但不僅不關入監獄，反而住進太原一流的住宅，有專用汽車和司機，配備副官、廚師，以至照顧生活瑣事的侍女。每逢新年或其他節日，閻錫山必宴請戰犯，待若上賓。澄田睞四郎也是如此，毫無例外。其間，三浦負責為閻錫山訓練憲兵干部，后來又成立“蒲顧問部”，任軍事顧問，曾制定榆次防衛計劃，對駐榆次部隊進行戰術指導等。1948年5月，閻錫山委托三浦回國招募適當的舊日本軍人來太原充當軍隊指揮官，并就當前對策征求意見。三浦責成城野起草了題為《一般形勢判斷》的書面意見提交閻錫山，其中包括從日本招募50萬義勇軍的計劃和成立國際反共組織“防共政務局”的建議。三浦對城野說，“此行或許會能成功，我將盡力而為，你要和今村齊心合力，將太原防守到底。”然后便回國去了。就在他們為招募日本義勇軍而瘋狂奔走期間，解放軍以破竹之勢開始進攻，十總隊主力在晉中戰役中被擊潰，陰謀終于破產。
五、殘留日軍的崩潰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陜西召開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題為《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報告指出：“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其后，解放軍以不可阻擋之勢解放了大批城市和鄉村。山西南部的運城、臨汾等城市也相繼解放。1948年6月，由徐向前率領的解放軍先頭部隊到達平遙附近，閻錫山只剩下了太原周圍和平遙以北的晉中平原地區。從1947年秋季，閻錫山在這一地區開始了殘酷的搶糧活動，向各軍下達指標，以當年日本軍的野蠻手段掠奪糧食。十總隊的第三團除掩護閻軍搶糧外，還于1948年春進占了榆次南部和太谷。這里曾經是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的地區，而這時，離開鐵路一公里以外已無人居住。所有村莊都化為一片廢墟，田里長滿雜草，成為荒野。在閻錫山罪惡的專制統治下倍遭苦難的晉中人民，衷心歡迎解放軍的到來，竭盡全力給予支援。結果，閻軍被徹底孤立，得不到群眾的幫助，連解放軍的情報也一點都拿不到。相反，解放軍對閻軍的動態卻了如指掌，最后，閻軍被個個擊破，以致全面崩潰。
閻錫山的第61軍在平遙附近遭到嚴重打擊，趕去救援的12000名親訓師也被包圍，遭到全殲。趙承綬的第七集團軍，以第三十二軍、第三十四軍和第十九軍的一個師，以及炮訓團等數萬兵力趕往晉中，遭到徐向前軍3個縱隊的打擊，逃進祁縣城內，據城墻展開激戰。深感情況不妙的閻錫山，終于下令，命十總隊主力出動。今村留下部分教官和新兵，傾巢出動趕往祁縣，從6月打到7月，最后，趙承綬全軍在太谷以北的西范村被人民解放軍包圍全殲。十總隊除司令官今村等少數人僅以身免外，幾乎被全部消滅。元泉馨也在此次作戰中被打死。戰死的還有第一團團長小田切正男、第四團團長增田和第六團團長布川直平，第三團團長住岡義一被俘。
在作戰期間，十總隊隊員家屬要求救出在西范村附近被圍困的十總隊，于是巖田便以留在太原的軍官和中國人新兵組成“巖田挺身隊”，支援十總隊主力突圍。而實際上，巖田只在榆次附近佯動，根本不向包圍十總隊的解放軍靠近，這是巖田和今村長期矛盾的結果。1948年春，巖田及其親信、十總隊副官處處長長野賢企圖瞞著今村去北京。巖田想要將掠奪中國人民的財物藏在北京，以便在萬一的情況下逃跑，1947年末曾為此將長野賢派去北京。當時長野在北京會見了一個自稱原是軍醫的日本人吉村，吉村同號稱宋美齡女秘書的黃節文相識。他們在長野面前大肆吹噓說：“我們正在奉蔣介石密令進行工作，準備將留在東北長白山中的十萬日本軍招來。”關于長白山中留有日本軍的事，在報刊中早有流傳，長野聽到吉村的話便信以為真，回到太原后，匯報給巖田。巖田也很感興趣，認為如果將這支日本人部隊拿到手，可以進一步擴張自己的勢力，于是，1948年春便請求張文炤為他準備飛機去北京聯系此事。不料，臨行前被今村得知消息，今村暴跳如雷，將巖田和長野叫來，一面用軍刀的刀背打他們，一面痛罵他們是“要絞死日本人的賊”，逼巖田自殺。嚇得巖田連連道歉，抱頭鼠竄而去。在今村來太原之前，巖田在保安總隊和野戰軍中曾一手遮天，而今村來了之后，自己卻遭到冷遇。因此，巖田一直對今村懷恨在心。由于上述原因，當今村被圍時，巖田只是表面上以“救援”為名組成“巖田挺身隊”，并親任司令，而實際上遠遠地徘徊在榆次附近，敷衍了事。當得知今村等人逃回太原時，便立即撤回太原。
在晉中作戰中，十總隊再次暴露出舊日本軍的獸性，對在溫李青村俘虜的解放軍傷員進行拷打后，再殘酷殺害。在鄭莊，掠奪農民的家畜，闖入家人外出逃難的農家，以修筑陣地為名，將民房一一拆毀。
閻錫山集團內部也不斷發生內訌和糾紛。趙承綬在被包圍之前，企圖退至徐溝縣一線，形成太原防線。當時，一面壓制解放軍的先頭部隊，一面安全后撤。然而，當趙軍退至徐溝時，第八集團軍總司令王靖國的第七十師從側面切斷了通往太原的退路，使趙軍無法撤退。王靖國又利用在閻錫山身邊工作的條件，使剛剛到達徐溝的趙承綬軍再次向太谷縣出動。結果，趙軍的退路被解放軍切斷，全部被包圍，全軍六萬人覆沒。
在上述作戰過程中，今村命令政治部長城野從前線返回太原，為了使留守隊員和一般日僑不發生動搖，宣傳“前方正在打勝仗”，以加強后方補給。城野命令經理處長小林正孝用飛機向前方運送彈藥和糧食；還召集日僑和隊員家屬開會，謊稱前方一直在打勝仗，絕無問題。正值此時，十總隊全軍覆沒，消息傳來，日本人大驚失色，紛紛申請回國。逃回太原的今村見此情景，便急忙動員城野、菊地和第二團團長相樂圭二等干部設法制止日本人回國。他們威脅說：“事到如今，再厚著臉皮回國，對得起死去的戰友嗎？”又以“改善待遇”相誘騙。但大勢已去，回天無力。于是，又以殘兵敗將重建十總隊，進行垂死掙扎。由于除相樂圭二逃回外，其余團長全部戰死或被俘，因此，只好將原來的第一和第三團合并，成立步兵第一團；第二和第六團合并，成立步兵第二團；第四團和小羽根隊合并，成立炮兵團，著手整頓和訓練。然而，這時解放大軍已兵臨太原城下，9月開始了總攻的前哨戰。
蔣介石見太原已危在旦夕，便將三十軍的兩個師和其嫡系的八十六旅空運太原。三十軍和十總隊共同進入東北部陣地。三十軍軍長黃中將認為應該停止這一毫無意義的內戰，便暗中同解放軍談判，決心起義。孰料原來和黃中將共同策劃起義的副軍長兼政治委員龐某中途叛變，并向閻錫山告密。閻錫山立即逮捕了中將和解放軍代表，用飛機送往南京。二人到達南京后，當即被蔣介石殺害。黃中將遇難后接任三十軍軍長的龐某，太原解放后被解放軍俘獲，受到了正義的裁判。
河本大作受閻錫山的委托，企圖從日本招聘生產大炮的技術人員。徐士珙帶著河本寫的介紹信去日本，準備簽訂雇傭合同，將技術人員帶回山西。但是，任何人也不會到大軍臨境指日可下的太原來。于是，徐士珙又在曾殘留山西后來回國的舊日本軍人中奔走，動員他們重返山西。1948年11月，張文炤說：“徐士珙來電報說，已同太田黑參謀等二十余人簽訂合同，一兩個月內就將到達太原。”今村等人得知后大喜過望，立即在部隊中大肆宣傳，以鼓舞士氣。
由于從日本招聘不到技術人員，河本便決定模仿日本軍的九四式山炮，由西北實業公司的兵工廠進行生產，裝備閻軍。閻錫山借助這數百門炮，聲稱要搞火海戰術。
山岡于1948年5月回國后，原第一軍司令官澄田睞四郎終于摘掉戰犯的帽子，正式任閻錫山的最高軍事顧問。實際上，原來雖說是戰犯，但也同三浦三郎一樣，根本未被收監，不僅住進太原的豪華住宅，配有副官和廚師，而且還以原大同軍人會館的年輕女招待為妾。出入乘坐專車，有時還坐車去汾河釣魚，經常是閻錫山宴會上的主賓。殘留日本軍干部和隊員也一如既往地以軍司令官相待。澄田在晉中戰役大敗之后，便意識到下一步該輪到太原了。作為軍事顧問的當務之急，便是制定太原的城防計劃。于是，他親自巡視了太原周圍陣地，又命令今村進行偵察，然后將擬定的城防計劃提交給閻錫山，并說，幾年之內沒有問題，極力為閻錫山打氣。
今村將挽回局勢的希望仍然寄托在招募義勇軍的夢想上，他同城野策劃，派其部下副官處處長矢田茂回國，網羅其同伙的地痞流氓，不拘人數多少盡快送來太原，企圖以此鼓舞隊員的士氣。然而，這種垂死掙扎已無濟于事。當解放軍開始正式進攻后，十總隊進入太原東北方的要地，即牛駝寨陣地，從9月18日至l0月中旬展開了激戰。在英勇的解放軍進攻面前，十總隊的傷亡日益增加。為了奪回被解放軍占領的高地，甚至使用了舊日本軍留下的毒氣彈，高地也未能攻下。今村將指揮所推至最前線，親自使用手榴彈進行督戰，一名中國人隊員被認為后退而遭槍殺。但以菊地、相樂為首的干部基本上全部負傷或戰死，最后，不得不退至陳家峪。部隊已不可能再進行步兵戰斗，于是，將全隊改編為炮兵隊，進入黃家墳陣地，拼命地對步兵隊員進行炮兵訓練。為了給隊員們打氣，收買閻錫山的部下，借用太原城內所有劇場招待隊員看戲，或請演出團體到前線進行慰問，或由今村親自召集隊員進行“鼓勵”。雖然用盡了一切手段，無奈大局已定，不得不考慮到太原失陷后的問題。今村提議選出仍有戰斗力者用飛機運往蘭州，同蔣軍共同繼續抵抗解放軍，并開始確定人選。城野認為武裝戰斗已無能為力，便成立亞東通信社，企圖帶領政治部的一伙人去北京，同日本保持聯系，以期東山再起。巖田在太原防衛炮兵指揮處指揮炮兵向城外盲目打炮，繼續進行垂死掙扎。
1948年末，在解放軍準備總攻期間，戰場稍顯平靜。美國《芝加哥論壇報》的兩名記者來到太原，要求會見今村。今村在家中接見他們，并說：“防止共產黨統治中國，就可以防止日本赤化，我們是為了保衛日本而戰。希望能通過你們使美軍當局了解這一情況，并向我們支援武器，特別是通信器材、火焰噴射器和炮彈等。”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言必稱祖國，把自己打扮成愛國者，實際上卻向美帝國主義搖尾乞憐，乞求施舍。今村還建議閻錫山，請求陳納德的航空隊轟炸太原周圍的解放軍。
蔣介石的部下、陸大校長徐永昌曾于1948年秋來太原視察。今村與之會見時，大肆吹噓晉中戰役前以中國士兵和日本指揮官組建部隊的經驗，并建議從日本將舊軍人作為義勇軍招募來中國，配合中國士兵堅持反共戰爭。
所有這一切垂死掙扎和陰謀策劃，都絲毫不能動搖解放軍鐵桶般的包圍，僅憑借幻想像老鼠一般東逃西竄的殘留日軍的末日已經來臨。進入1949年，天津、北平相繼解放，大同總隊全員被俘，太原已成為華北地區的一個孤島。充斥著閻軍和三十軍的太原城內，陷入悲慘的深淵，反動軍隊必然伴隨著掠奪。士兵的蠻橫、盜竊、吃飯不付錢和強奸等，日夜都在襲擾著市民。法幣貶值，如同廢紙。國民政府宣傳幣制改革，重新發行金元券，但又立即暴跌。軍隊、政府機關及其人員以這些無兌換價值的紙幣掠奪人民財物。今天拿到的錢，明天就只值幾分之一，買不到糧食和副食品，大商人借機囤積居奇。過去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家，現在也不得不以豆餅充饑。市民不分男女一律被趕去修筑陣地，青年被抓去當兵。連狗也都被吃掉，餓殍遍地。
閻錫山派飛機運軍糧，由于機場在解放軍炮兵的射程之內，不能著陸，只好空投。饑餓的市民、懷抱嬰兒的母親、老婦和孩子們在機場外，跑到落下的米袋旁，想要拾起撒落的米，閻軍發現后立即用機槍掃射，一律打死。閻錫山的特務頭子梁化之利用特種警憲指揮處逮捕數千名共產黨員、嫌疑分子、進步的民主主義者、學生等一切不滿閻錫山統治和反對內戰的人，嚴刑拷打，慘酷殺害。在城內經常逐戶搜查、嚴禁夜間通行，到處是一片恐怖氣氛。而另一方面，閻錫山的高級干部們仍然過著酒池肉林的糜爛生活；今村輪番宴請以蘇體仁為首的閻方處級干部，讓隊員的妻子陪酒，任憑侮辱玩弄，今村個人每月用于游樂的費用多達一千塊銀元。
十總隊政工處（原政治部）收買了閻錫山的御用報紙《陣中日報》的記者，連日發表十總隊在牛駝寨陣地“奮戰”的報道，以爭取閻錫山對十總隊的繼續信任。然而，閻錫山卻置部下于不顧，于1949年2月，借口同蔣介石磋商太原防守問題，乘飛機逃往南京。在此之前，他以購買新式武器為名，將多年來殺害山西人民，搜刮積累的金條運走。接著，副司令長官楊愛源也逃離太原。原第一軍司令官澄田睞四郎在閻錫山走后，也乘飛機逃跑。他以命令、利誘和威脅等種種手段將部下留在山西，以他們血的代價，自己在閻錫山面前“立功”，現在又成為“無罪”之人。他在太原被圍困期間，曾到病床前慰問十總隊的重傷員，贈送蛋糕，表示感謝，并鼓勵他們要繼續戰斗。而轉過身來，就將再也沒有利用價值的部下拋在即將毀滅的城中，一個人乘飛機逃跑，經南京、上海回日本去了。這些日本青年，如果正直地生活，本來可以為世人作出貢獻，而卻成為澄田、山岡等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實現日本帝國主義卷土重來陰謀的犧牲品而被殺害了。而且，為了實現這一陰謀，無數的中國人民也流血、犧牲、破產，家鄉化為一片灰燼。
考慮到太原市民的苦難，解放軍曾多次交涉和平解放太原。然而，在閻錫山逃走后，接替指揮全軍的孫楚卻拒不接受。特務頭子梁化之對解放軍關于和談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并叫囂“徹底抗戰”。1948年10月，第八總隊長趙瑞起義，參加解放軍。閻錫山的干部們為此變得更神經質，孫楚把軍刀和手槍親手交給各部連長以上干部，并授權他們：“如果發現有人投降或后退，當即格殺勿論”。閻錫山的總參謀長趙世鈐，以影響射擊為借口，將太原南門外的民房放火燒光，在隆冬季節里，許多人無家可歸，凍餓而死。
如上所述，太原的末日已經來臨，十總隊終于無法堅持，從黃家墳陣地撤回城內，躲在司令部里。解放軍寫信給今村、城野和巖田等人，動員起義，而他們卻拒不接受；而且還將大炮擺在市內街道上，揚言“周圍都是八路軍，只要發射就會打中”，進行盲目射擊。
1949年4月24日拂曉，解放軍開始發起總攻，東北角城墻被突破，太原城在一個早上便被解放了。十總隊在原第一軍司令部、日軍鎮壓山西的大本營、當時仍是十總隊司令部的復興樓全部被俘。閻軍總指揮孫楚等人被活捉，梁化之和閻錫山的“五妹子”在地道中服毒自殺。統治山西長達40年之久的“土皇帝”閻錫山的老巢終于被搗毀；與之相勾結，妄圖復活日本帝國主義的日本侵略者的最后掙扎也隨之而徹底破產了。
附 日寇投降后偽十總隊的情況（趙承綬）
（趙承綬，山西五臺縣人。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晉綏軍骨干將領，曾任晉綏軍騎兵司令。抗日戰爭時期曾任第七集團軍總司令等職。后被閻錫山任命為太原綏靖公署野戰軍總司令，1948年晉中戰役中率軍投降。）
1946年2月，閻錫山全部留用日寇之目的，被軍調三人小組所阻止，乃采取給日寇進三級、加雙餉的手段，進行個別爭取，成立合謀社。由日寇元泉馨、巖田、城野、長野、加藤及趙承綬、梁綖武、徐士珙、張文炤、楊叔衍等積極進行爭取工作。
先成立護路司令部，司令趙承綬、副司令元泉馨、高級參謀巖田，參謀處長藤井、政治主任梁綖武、副主任城野、后勤處長廣末（1948年回國）、副官長長野（晉中戰役陣亡）、涉外課長遠谷、軍醫處長吉川。以日寇鐵路工程人員之一部，約一百人編成工兵營，營長藏富、內川。以日寇通信人員三十余人成立通信隊，隊長日裏。由巖田、梁綖武發動之日寇司令部直屬小部隊，及軍佐、軍屬人員，及居留民約七百人，編成護路第一大隊，隊長小田切，駐陳家峪。由張文炤發動之日寇忻縣及大同退回之一部人員約一千人，成立護路第二大隊，隊長今村，駐忻縣。又由張文炤發動之日寇駐榆次之三浦師團及僑民等三百人，成立第三大隊，隊長大庭，先駐萬柏林，后駐榆次晉華街。由城野、梁綖武發動之日寇鐵路警務段約三百余人，成立第四大隊，隊長古谷，駐太原。由梁綖武發動日寇陽泉礦井隊及礦工約三百人，成立第五大隊，隊長藪田，駐陽泉。元泉馨由其舊屬部隊內發動約五百余人，成立第六大隊，隊長布川，駐太原縣。
護路各大隊之編制如下：計炮兵隊一（山炮四門或兩門），重機槍隊一（重機槍六挺），步兵隊三。1946年10月間，偽護路軍司令部改為偽山西省保安總司令部，機構均未變更。所屬護路大隊，均改為團。
1947年8月間，偽保安總司令部改為野戰軍總司令部，所屬留用之日寇部隊均改為十總隊（又名教導總隊）。總隊長今村，政治主任城野，參謀長先是相樂，后是菊地，最后是早坂，參謀處長三浦，最后佐藤，軍需處長廣末，后小林，副官處長加藤，軍械處長廣義，軍醫處長吉川。工兵營長——藏富、內川。通信隊長——日裏。軍一團團長——菊地——相樂——早坂。軍二團團長——布川——石塚。教一團團長——小田切。教二團團長——永富。教三團團長——古谷。
日寇留用部隊參加歷次戰役的概況：
1946年2月，東沁線戰役，日寇元泉旅團之一部，在來遠參加作戰。
1946年4月間，駐陽泉之偽護路第五大隊配合偽十總隊，到平定岔口村作戰，偽張國棟團被我解放軍包圍，即將被殲滅，適該隊趕到，經激戰后，張團始行脫圍。又配合偽十總隊，到蔭營、河底搶糧二次，10月間到平定以南宋家莊一帶“掃蕩”二次，1946年配合偽四十六師到盂縣搶糧一次。
東沁線戰役后，閻錫山以日寇汽車司機人員編成機甲隊，司令韓文彬（死），副司令赤星（日寇），其編制及作戰情況如下：一、坦克十四輛；二、裝甲汽車六輛；三、山炮一連（四門）；四、卡車四十輛（運輸步兵等用）；五、山炮連連長渡邊（日人）；六、機甲隊共有日寇25人，主要充坦克司機及教官。七、1947年1月汾孝戰役，1948年7月晉中戰役，該機甲隊均參加作戰。在汾孝戰役時，赤星、渡邊均為閻錫山效力，表現勇敢，將炮運在最前線使用。此役赤星臂部負傷，渡邊陣亡。
汾孝戰役閻錫山進駐平遙指揮時，偽護路大隊除忻縣之第二大隊與陽泉之第五大隊外，其余四個大隊均由巖田統一指揮，給閻任警衛部隊，隨閻到平遙，擔任城防，并由巖田任平遙城防司令。汾孝戰役后，各大隊仍歸原防訓練。
1946年6月，巖田率護路第一三四共三個大隊，統一指揮趙瑞之八總隊，在正太路段遷、蘆家莊以南地區，與我解放軍作戰，第三大隊大庭陣亡，部隊損失甚大。
1946年10月間，我解放軍圍攻忻縣時，今村率部統一指揮，頑固抵抗，延長了閻軍盤據忻縣的時日。閻認為他防城有功，即將所留日寇由他編為十總隊。
閻錫山留用日寇之各主要干部的罪惡概況：
一、澄田睞四郎，系日寇最后一個山西派遣軍司令官。日寇侵華前期，他任師團長，在我華中地區指揮作戰，十分殘暴，我華中人民受害最深。日寇投降后，我華中人民多次對他提出控訴，列為戰犯，他為得到閻的庇護，為閻在留用日寇中，起著重心維系的作用。
二、山岡道武，是日寇最后一任山西派遣軍參謀長，在日本任參謀多年。日寇投降后，他與閻錫山見面最多，感情最好，任閻的高級顧問及親訓團軍事主任，為閻整訓部隊，訓練干部。
三、元泉馨，系日寇最后駐長治的旅團長。他最贊成閻錫山留用日寇的政策，首先接受了閻的委托，由他所轄的旅團里發動成立了護路第六大隊，以后他即充任野戰軍副總司令。野戰軍歷次作戰，以他策劃最多，出力最大，并建議閻為留用日寇在太原、榆次專設妓院，蹂躪我婦女甚多，在晉中戰役為閻送命。
四、巖田清一，系日寇山西派遣軍司令部的少校參謀，與閻在太原辦事處的梁綖武熟悉，由梁綖武向閻爭取，擔任野戰軍司令部的高級參謀，在發動日寇接受閻的留用，成立護路大隊的過程中出力很大。取得了閻的信任后，指揮護路大隊直接參加作戰多次，尤其是在段遷、蘆家莊以南地區戰役后，因陣亡團長一人，損失甚大，力圖報復，在該地區見人即殺，見物即搶，見牛羊即拉。并曾任閻錫山親訓團將校隊隊長，兼炮兵指揮處總督導官、青年團總教官、炮訓處處長。解放太原時任雙塔寺地區的炮兵總指揮官，并曾勾結梁綖武侵吞勝利物資為數甚多，并在梁綖武處寄存銀元寶十五個、碎銀子若干、銀洋七千余元。又侵吞日寇司令部之大煙土若干，與毒品走私犯丁大勇等勾結制賣毒品。日寇投降后，日軍司令部除接收外，剩余的物資均由巖田及其部下廣末占有，一部賄賂了梁綖武，一部供給了戰犯澄田、三浦、山岡等，一部由他和廣末分贓。元泉想以副司令的資格染指，今村想拿總隊長的資格分肥，均被巖田拒絕，引起了留用日寇內部的明爭暗斗。
五、城野宏，日本東京帝大畢業，見習士官，任運城日寇特務機關宣傳部長，后任日偽省公署輔導官，并歷任民政廳，警務廳、保安司令部聯絡官。日寇投降后，經粱綖武、趙瑞的介紹，任偽護路軍司令部、保安總司令部、野戰軍司令部、十總隊總隊部政治部主任。該犯一貫擔任特務及組織工作，在閻所留日寇中起著政治上領導的作用。
六、今村方策，系日寇駐原平旅團的炮兵上校參謀長，由張文炤、粱綖武的爭取，他吸收了一部分日寇官兵成立了護路第二大隊，任大隊長。因忻縣戰役為閻出力很大，在護路各大隊編為十總隊后，任總隊長，率部隊參加作戰。太原被圍后，為閻指揮炮兵作戰。
七、三浦三郎，系日寇駐運城師團長，日寇投降被列為戰犯，閻力予庇護，留為己用，以后閻將他遣送回日本，給閻發動志愿兵，走后永無消息。
八、河本大作，日本侵華的積極分子，與土肥原同時在中國做特務多年，曾主持皇姑屯炸死張作霖事件。退役后，拉攏日本財閥，又得到日本青年軍人的擁護，在偽滿洲國任滿炭公司負責人。花谷正到太原后，調他來太原任山西產業株式會社總辦，將山西煤鐵、棉花、皮毛等物資盜竊甚多。日寇投降后，任閻西北實業公司總顧問及日本僑民會會長，在閻留用日寇技術人員中起領導作用。
九、加藤嘉之助，偽十總隊副官處長，曾任新絳縣警務指導官（劉挺、劉祺最清楚他的歷史，劉挺現在我軍一九八師政治部服務，劉祺現在太原解放印刷所任統計員）。在十總隊時，曾逼死本部人事科打字員杜敏(女)，先強奸、后逼死，在本市東緝虎營七十二號院內（劉挺、劉祺知道）。并將歷次作戰被俘受訓后放歸之俘虜四十余人，送閻返干團，非刑拷打，重做炮灰。
由1946年底開始，日寇在閻炮兵充任炮兵訓練團的教官情況如下：一、日寇炮兵參謀大隊長松原，任少將總教官，1948年7月晉中戰役陣亡。二、中隊長北川，任上校教官，1946年守沁縣城時，打死我解放軍很多。三、中隊長吉本，任上校教官，1948年回國。在祁縣東觀鎮任日寇炮兵中隊長時，該部經常向當地要女人奸淫。四、炮兵中隊長藤井，任上校教官，1948年回國。五、中隊長中原，任上校教官。六、曹長西澤，任少校教官。七、曹長內竹，任少校軍醫教官。其余尚有日寇炮兵中下士官及兵共23人，充任上尉、中教官，有五六人是日寇軍佐，亦頂教官名義辦理事務。以上情形至1947年底為止。1947年底炮兵訓練團改屬偽親訓團炮兵隊，日本人充炮兵隊及一二三四聯隊長及連長，訓練從閻炮兵中調來的各級干部。又，親訓團所屬獸醫隊的情況，日寇獸醫松田任隊長，下用日寇伊藤等四人。
閻留用日寇炮兵人員收到如下效果：一、會使用日寇留下的武器、器材，并能維修。二、射擊方面可以統一指揮。三、統一測地，在太原四周實施過一次。四、獸醫方面馬騾衛生、管理及馬騾防疫工作。五、1947年汾孝戰役均由日寇隨炮兵參加作戰，在戰場上表現最勇敢，統一指揮，射擊準確。尤以在晉中戰役中，松原自告奮勇突圍，并組織突圍部隊，因此在突圍時陣亡。六、日寇中原充任侍衛隊總教官，率日寇十余人充當教官，給閻訓練炮兵連及射擊刺槍等技術。七、又，閻以十余人及軍犬、軍鴿一部，成立軍鴿、軍犬隊，曾利用軍鴿通訊。
（本章完）